《用“科学技术学”替换“自然辩证法”的再思考》张功耀

用“科学技术学”替换“自然辩证法”的再思考张功耀被我们称之为“自然辩证法”的这一门学科，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自从它在我国草创以来就存在着许多争论。

其中，两次定名都采取了折中方式。

1956年国家制定12年科学发展规划时，用的是“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

198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这个学科重新定名时，用的是“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尤其是近几年来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我们对它有了更明确的认识：“自然辩证法”是以科学技术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群，相当于西方国家的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即“科学技术学”。

这意味着，经过学术界同仁多年来矢志不移的探索和呵护，我们终于在“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属性和学科内涵研究方面，进入了一个瓜熟蒂落的收获季节。

笔者在2003年用“科学技术学”与“自然辩证法”相互加括号说明的样式编写出版了教材，成了第一个“摘桃子”的人[1]。

但是，笔者并不想把“加括号”的样式进行到底，而是希望在更多的学界同仁自觉地收获这一成果的基础上，达到“去括号”的学科建设改革目标。

以科学技术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群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对应于宗教形成了宗教学，对应于教育形成了教育学。

从宗教活动到宗教学，从教育活动到教育学，经历的文化积淀和演变时间都比较长。

与宗教和教育相比，科学技术活动明显是一种后生的文化现象。

但是，科学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是如此的重大，以至于很快就形成了以科学技术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技术学学科群。

它涵盖了以科学技术为研究对象的所有研究，包括科学技术的哲学研究和历史研究。

这个表述似乎引起了学界同仁的某些误解。

笔者已经注意到了一个带疑惑性的提法：“科学技术哲学究竟要走向何方？”[2] 其实，这个疑惑是不必要的。

产生这个疑惑的缘由，无疑是默认了“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相互加括号说明样式的天然合理性。

只要我们放弃这种“天然合理性”的默认，科学技术学是可以在学科分类意义上包括科学技术哲学的。

这意味着，无论科学哲学，还是技术哲学，都将在“科学技术学”替换“自然辩证法”之后继续沿着它既定的目标前进，不存在任何走向何方的问题。

甚至，“自然辩证法”还将继续以“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学”的名义继续发展下去。

但是，正如“资本论”不能替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样，“自然辩证法”也不能替代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学”。

中国学者开展科学技术学研究是比较早的。

与西方学者不同的是，我们一直在“自然辩证法”的名义下从事着这项工作。

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活动特点，龚育之同志在1996年较早地把“自然辩证法”描述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论”[3]。

但是，自从我们把“自然辩证法”更名为与“科学技术哲学”相互加括号说明的样式以后，我们自己限定了自己的学术视野，把原来包罗多种学术方向和内容的“大口袋”（于光远语），缩成了仅限于哲学的“小口袋”。

事实上，科学技术的哲学研究只是我们这个学术团体中的部分工作，不是全部。

贺天平和郭贵春在2003年联合在《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过一组统计数据表明，1981年至2002年，我国几个主要“自然辩证法”学术刊物发表的关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文章所占比例不到四分之一。

[4]这就足以证明，把“大口袋”缩成“小口袋”既不符合我们的学术传统，也不符合我们的学术实际，而要重新回归到“大口袋”，就必须从“科学技术哲学”扩大到整个“科学技术学”。

由于科学技术学具有了以科学技术为研究对象的独特学科内涵，这就使科学技术学具有了独立的“学科群”特征。

这个“学科群”特征是于光远同志最早阐明的。

他还最早指出过，其中许多“不属于哲学”[5]。

事实上，与宗教学可以在学科分类意义上包括宗教哲学、宗教社会学、宗教文化学相类似，科学技术学的studies，也完全可以在学科分类意义上包括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社会学、科学技术文化学等等的研究。

鉴于此，曾国屏同志一直倡导，在科学技术强力影响人类社会的今天，将这一学科群从哲学二级学科的地位下提升并独立起来。

[6]显然，实现这个设想，无论对于推动我国知识的全面进步，还是对于重振“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雄风，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为什么要对“自然辩证法”更名？既然“自然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学”，保留“自然辩证法”作为它的学科名称又有何不可呢？众所周知，“自然辩证法”来自恩格斯一本未完成书稿的名称。

事实上，一个恰当的书籍名，并不一定就是一个恰当的学科名。

与《自然辩证法》相比，《资本论》具有更完整、更确定的理论体系。

但是，我们并没有用“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名。

理由很简单，《资本论》并没有反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思想。

显然，《自然辩证法》也没有反映“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学”的全部思想。

既然如此，不管恩格斯是否使用过“自然辩证法”做他未完成手稿的书名，用“自然辩证法”做学科名的理由也不是很充分的。

从术语学的角度讲，一个好的学科名应该满足如下条件：1、学科名称应该高度概括这一学科的学术内涵和外延。

“自然辩证法”侧重于“自然界的辩证法”。

这恰恰是我们最不能谈论的一个领域。

在另一方面，科学技术本身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军事学、教育学、美学、文化学、宗教学问题，却是我们一直在谈，而且谈得很有成效的学术领域。

“自然辩证法”这个术语概括不了这些内容。

反过来，“科学技术学”却可以包括“自然界的辩证法”，因为，所谓的“自然界的辩证法”并不能在超越科学技术本身去讨论，而应该透过现有的科学技术成果去总结和展望。

否则，所有关于“自然界的辩证法”的讨论都毫无意义。

2、学科名称不应该带有意识形态偏见。

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哲学、教育学、等等，都是不带意识形态偏见的学科名。

也只有不带意识形态偏见的学科名，才能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世界文明进步的一切成果，才具有真正的学科意义，才能与国际学术界的术语体系相协调。

显然，“自然辩证法”没有满足这个条件。

3、学科名称不应该事先限定其研究方法。

“自然辩证法”这个学科名称事先限定了“辩证法”作为研究自然界的唯一方法。

这个被限定的方法至今没有摆脱黑格尔思辨哲学那种模式化的倾向。

无论是对自然界的研究，还是对科学技术本身的研究，我们首先应该倡导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不应该作茧自缚，作茧自缚是没有出路的。

根据这三个学科命名的基本准则可以判定，不难发现“自然辩证法”不是一个好的学科名，更改它是学科发展的必然。

尊重传统，面对现实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看，以“科学技术学导论”替换“自然辩证法概论”，既尊重了我们这一学科的传统，又充分考虑了当前这一学科发展现实。

这也是笔者主张以“科学技术学导论”与“自然辩证法概论”相互加括号说明出版教材的充足理由所在。

首先，“科学技术学”替换“自然辩证法”更加符合我们的学术传统。

我们的学术传统源自1936年于光远、艾思奇、章汉夫、孙克定、钱保功、李光等先生共同发起成立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会”。

此后的1940年，吴玉章任会长、于光远任干事，在延安成立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

这两个学术团体所使用的名称都是“自然科学研究”（natural science studies）。

如果我们把技术也纳入其中，就成了“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这正好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技术学”。

可见，用“科学技术学”替换“自然辩证法”，实际上恢复了我们以往的学术传统。

其次，用“科学技术学”替换“自然辩证法”更加便于国际学术交流。

关于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的翻译，国内曾经有过一些争议。

在主编《科学技术学导论（自然辩证法概论）》的时候，笔者依据汉语的习惯主张把它译成“科学技术学”。

稍微有些眼光的都知道，以科学技术为对象的种种研究，在西方国家已经基本成形，而且每所大学都有。

有作为program（培养计划）的，也有作为course （课程）的。

70年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引起的社会震荡越来越明显，这类课程和研究计划尤为受到重视。

笔者1996年10月在德国参加了“欧洲科学技术研究协会”（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EASST）的学术年会，他们的学术内容与我国的“自然辩证法”完全相同。

开放的中国应该自觉融入国际社会之中，而不应该长期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

用“科学技术学”替换“自然辩证法”既尊重了我们的学术传统，又可以使我们更加直接而有效地与国际社会交往，这样的学科名称改革，利国利民，我们何乐而不为呢？[1] 张功耀，科学技术学导论（自然辩证法概论），中南大学出版社，长沙，2003年。

[2] 黄瑞雄，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到底应走向何方[J]，哲学动态，2004（8）。

[3] 龚育之，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96年，第24页。

[4] 贺天平、郭贵春，回眸历史慨而慷[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3（3）。

[5] 于光远，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南昌，1996年，第557页。

[6] 曾国屏，论走向科学技术学，科学学研究〔J〕，北京，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