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变量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调整

政策变量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调整李强2012-10-1 16:13:25 来源：《河北学刊》(石家庄)2007年5期第46～51页【作者简介】李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084李强（1950—），男，北京市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结构与社会问题研究。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的改革是不断用政策来修正制度或体制。

改革就是对政策、法规和体制的调整，这种调整最终体现为人们利益关系的变化，用分层理论表述则最终体现为调整社会分层结构。

当代中国的政策调整自改革开放以来分为两个重要时期，一个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一个是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后。

当前政策调整的趋势，明显地增加了公平方面的政策变量，试图使社会资源的配置向普惠的方向调整。

但从2007年算起，尚需要三十三年才能将中国调整成一个中等收入层为主体的社会分层结构。

所以，对社会结构的调整，需要做长时期的努力。

【关键词】政策变量/社会分层/改革/社会结构近些年来，学术界对当代中国社会分层问题作了多方面调查与研究，披露了一些事实和数据。

当前，需要深入探索的是，影响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因素究竟是什么？何种因素在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一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社会，由于这一特征，中国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对于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

其实，在按照常规运作的、制度稳定的国家，政策变量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力十分有限。

稳定的制度是长期奉行某种政策的结果，而制度一旦稳定下来，要想改变它则是不太容易的。

但是，中国的情况有些特殊。

新中国成立五十八年来，始终处于革命、改革与试验之中，制度或体制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迁。

在制度不稳定的情况下，政策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

我们的所谓改革，就是不断地用政策修正制度或体制。

所以，当代中国社会的特点是政策可以改变社会结构。

比如，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社会分层结构；而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则大规模地改变了中国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也是政策改变社会结构的一个特例。

在当时“左”的政策引导下，大部分的党政当权者都被打倒了，这就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

这一时期，不仅政治结构变化巨大，经济分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笔者曾经做过一个家庭经济史的研究，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财富和收入明显地向社会下层转移。

无论是测算基尼系数还是分析财产收入分布，这一时期是新中国五十八年来贫富差距最小的时期，财富、收入的均等化程度达到了最高水平。

所以，我历来认为，不能笼统地提缩小贫富差别，财富和收入的均等化并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

如果贫富差距越小越好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贫富差距最小，收入分配的均等化程度最高。

如果采用五等分法测量的话（即将全部人口按收入高低均分为五组，每一组占20％的人口，这就可以分为最高的、次高的、中间的、次低的和最低收入等五组），测量数据表明，在1949年至1966年这段时间，最低收入组得到全部收入的比例一般为6％～7％，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最低收入组得到全部收入的比例为9％～10％。

尽管“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策改变了收入和财富的分布，但所有富有理智的人都会认为，用这样的手段来缩小收入差别绝不是一件好事，而是一场灾难。

既然在当代中国的场景下，政策可以改变社会分层结构，那么，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就必须考虑，这样的政策变量对社会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对资源和财富在居民中的分布将会造成何种结果？更进一步说，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形成怎样一种社会分层结构，在目标明确以后，又应当用怎样的政策变量影响社会分层结构？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的目标较为强调均等化，比如土地的平分。

1956年，中国城市房屋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住房均等化。

当时，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自有住房占有很高的比例，据统计，北京为53.8％，上海为66％，南京为61％，济南为78％，苏州为86％。

按照当时的政策，一个家庭除自住房屋以外，其他房屋一律交由国家管理，后来就变为公房了。

政府将这些房屋非常廉价地租给城市里没有房屋的家庭，该政策实施的结果是城市房屋居住极大地实现了均等化。

这一政策与今天的政策相比，区别真是太大了。

根据最近的调查，中国城市年收入超过11万元的高收入群体中，40％以上的人拥有两套以上住房，其中22％的人未来一年内还打算买房。

设想，如果按照1956年的房改政策的话，这些人的另一套房子就要交由国家管理了。

当然，当今的政策取向与 1956年的政策完全不同了，所以，拥有两套以上住房的人也就大可不必担心了，特别是2007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大家更可以放心了。

在城市住房这个问题上，《物权法》的取向不是简单地均等化，它从法律的角度固化了有房产者的所有权利益。

法律是制度的一部分，所以，《物权法》会比较持续地、长久地塑造新的社会分层结构。

比如，仅从房产这一点看，有钱人可以合法地拥有很多房屋。

如果房价又处在暴涨时期，那么，拥有房屋人的财产就会加速扩张，而没有房子的人与这些人的财产差距就会急速加大。

而这种变化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分层结构。

比如，韩国就有这样的倾向。

首尔人告诉我们，首尔由于一些年来房价暴涨，结果就形成了两个阶级，有房子的阶级和没房子的阶级，有房子的阶级都是富人，没房子的阶级都是穷人。

于是，人们提出疑问：这合理吗？我们要建设的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那么，究竟什么是公平正义呢？对于公平正义的理解，在理论上有很大的变化。

1979年改革开放以前，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理念认为，财产、财富、收入的“均等化”是合理的、是公平正义的。

1978年，邓小平提了一个重要口号：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树立了一种新的公平正义概念，即公平正义不等于均等化，有贫富的差异，仍然可以是公平正义的。

从1979年以来，改革持续了二十八年。

改革就是对政策、法规、体制的调整，这种调整最终体现为人们利益关系的变化，用分层的理论说，最终表现为调整社会分层结构。

二当代中国的政策调整自改革开放以来分为两个重要时期，一个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一个是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后。

1992年以后，中央在政策上作出了比较大的调整，仅就国有企业的改革来看，出台的政策就包括：破“三铁”、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优化组合、抓大放小，等等。

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新的政策的引导下，城市里面的住房、医疗、养老、就业四大体制均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样重大的改革，自然会改变资源在人群中的配置，从而影响社会分层结构。

中共十六大以后，中央在大的政策和理念上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一个是科学发展观，一个是和谐社会。

中央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要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这样一种新的政策取向当然也会影响资源配置，并最终改变社会结构。

社会学界曾从多种角度分析了这一时期的变化。

比较流行的观点从市场转型的角度来解释，认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计划经济主导的社会，经济等资源的配置不是由市场完成的，而是通过政府组织进行管理和调配，如房屋是分配的，工资主要由国家来调整，等等，形成了以“平均主义”、“均等化”为特征的收入分配结构。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逐渐引入了市场机制，经济等资源的配置主要是由市场来完成。

市场主张优胜劣汰，自然会产生很大的不平衡和分化，资源获得的差异逐步拉开了距离。

也有社会学家指出，中国的市场体制还处于初建阶段、还很不完善，实际上，市场只是分配的一个环节，在市场体制完善的国家，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还有多个环节，如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机制，等等，它们参与分配的再调节，最终实现平衡发展。

所以，中国目前的问题并不在于引入市场机制，而是市场体制还有待于逐步完善。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界在社会分层问题上提出了四大理论。

第一种是十阶层理论。

陆学艺等研究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分化表述为阶级、阶层的分化，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分化为十大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研究者将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作为区分的三个标准。

我们知道，组织资源的说法是来自美国社会学家赖特，他认为，组织资源相当于一种权力的东西，在社会主义国家尤为重要。

组织资源就是干部的级别，谁的控制权力大谁的地位就高。

陆学艺等研究者认为，在这三种资源中，组织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好比马克思所说的经济所有权具有决定性意义）。

所以在这十个阶层中，国家干部的位次最高，究其原因在于执政党和政府组织控制着整个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

但是，究竟应当将哪一种资源放在分层标准的最重要位置，这是在社会分层研究中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很难一下子得出结论。

比如，中国当前的巨富阶层占有财产和经济资源，尽管没有国家干部那样的职位和权力，但他们的财产可以合法地传给子女，而组织资源是不能由代际继承的。

所以，究竟哪一种资源在社会分层中最重要，还需要作深入探讨。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总结出可以作为社会分层标准的资源竟有十种之多。

人们选取哪一种资源作为首要资源往往与其政治目的有关，常常是为某种政治理论服务的。

十阶层理论的第二个结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从原先的金字塔型逐渐向橄榄型转变”。

但是，如果细心考察人数和比例就会发现，这一变化并没有那样快，这十个阶层，无论人数还是比例仍主要集中在偏低的社会位置上，全社会仍旧是金字塔型结构。

如果仔细考察每一个阶层内部成员的话，就会发现，其内部成员的贫富和经济地位的差异也很大。

第二种是“社会断裂”理论，由清华大学孙立平提出。

该理论认为，断裂是结构型的，造成社会断裂的原因是社会的急剧转型和市场转型，由于转型太快，很多社会阶层都被淘汰或抛弃了，比如，企业的失业下岗阶层等弱势群体。

该理论所讲的断裂是多方面的，包括国企改制中的断裂、城乡结构的断裂、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断裂、文化的断裂等。

该理论认为，由于“多个时代的社会成分共存在一个社会之中”，导致的社会断裂是全方位的。

在这里，贫富分层也被解释为是一种断裂的关系。

但是，如果社会真的断裂了，那么社会岂不就瓦解了？如果仔细考察该理论，研究者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预测并非都是悲观的，他们对于社会转型也有乐观的估计，该理论更多地是对社会的一种警告。

第三种理论是我在前一阶段时间所提出的“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

我这样说是源于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的职业数据。

通过数据分析可知，中国的总体社会结构既不是“橄榄型”，也不是“金字塔型”，而是一个倒过来的“丁字型”。

我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进行测量，发现在全国就业人口中有一个巨大的处在很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该群体内部的分值高度一致，在形状上类似于倒过来的“丁”字的一横，而“丁”字的一竖代表一个很长的直柱型群体，该群体由一系列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上的阶层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