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复习整理

科举制的评价积极意义：①科举制度的创立和实施，削弱了地方豪强士族的势力，使封建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权收归中央，有利于消除地方和中央在选官方面的腐败，改变了自秦汉以来以荐举为主的官吏选拔制度，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②通过科举考试，向整个地主阶级开放仕途，有利于笼络人才，缓和矛盾，扩大统治阶级的基础。

③科举制度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推动了教育和科技文化的发展。

消极影响：①明清时实行八股取士，极大地束缚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压抑了科技的发展，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是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的文化因素。

②其弊端的出现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极端强化的产物，并非考试制度本身。

唐太宗的统治思想1、以隋亡为鉴，以民为本，与民休养生息2、重贤任能，虚怀纳谏。

唐太宗认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知难治。

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

为政治国的首要条件在于选贤任能；3、君臣关系上的共治。

唐太宗充分吸收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艺术地处理君臣关系。

在唐太宗看来，“天下安危”与人臣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臣是君的“耳目股耾”。

要想国家安定，政权稳固，君臣应该“义均一体”，“同心协力”。

4、宽刑简法，缓和社会矛盾。

5、开放的民族政策。

唐朝由盛转衰的原因1、封建王朝的前期，统治者重视经济的发展，是其兴盛的重要原因。

而后期的统治者则忽视经济的发展，过重地掠夺人民，使经济遭到破坏。

另外王朝后期的土地兼并也是激化社会矛盾的重要原因。

2、前期的封建统治者多能励精图治，政治清明，一定程度上能维护人民利益，阶级矛盾较为缓和，为其兴盛创造较好的政治环境。

后期，则往往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尖锐，直接导致王朝的衰落甚至灭亡。

3、文化方面，前期的统治者往往注重加强思想控制，为巩固其统治服务。

另一方面，文化专制也激化社会矛盾，到王朝后期成为不稳定因素。

4、军事方面，王朝前期多采取一定的军事措施保卫边疆巩固统治，为其兴盛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后期则常因穷兵黩武而削弱国力，加重人民负担激化社会矛盾。

可以结合各个朝代的史实深入思考。

唐宋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与影响原因1、北方长期战乱，南方相对安定，为南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2、.北方大量劳动人民为了躲避战乱而南迁，充实了南方的劳动力，并且带去先进的工具和技术。

3、政治中心的南移（如南朝、南宋），加快了南方的开发。

南方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

4、南方自然条件好，适合农业发展。

影响1、对我国交通贸易的影响。

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造成了南方沿海城市的迅速发展，海上交通和运输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2.对人口分布的影响。

人口的转移一定程度上致使了经济重心由北向南迁移，而经济中心的南移又反过来促使了北方人民进一步南迁。

南方的人口迅速膨胀，我国南部、东南部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长3.对人才教育的影响。

4、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经济重心的南移，使我国各民族更好地融合在了一起，北方人民的南迁，使游牧民族和汉族有了更深更广泛的交流和合作，促进了民族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发展。

5.对南方环境的影响。

南方一些地区的过度开发,如“放火烧荒、围湖造田”等，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生态环境，影响可持续发展。

唐朝经济繁荣的原因1、隋唐初期的皇帝，都相对贤明。

他们调整统治政策，实行了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

隋唐初期都沿用了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分别实行了租调制和租庸调制；唐中后期又实行了相对合理的两税法。

2、隋唐时期，国家统一、强盛，交通发达，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比较畅通；前期统治者推行轻摇薄赋、劝课农桑的政策，中外经济交往频繁。

3、农业、手工业发展有较快发展。

4、商业较前代更繁荣，交通便利，有统一货币和固定的交易市场——市。

出现长安、洛阳商业大都会和扬州、益州、广州、汴州等商业都市。

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及其影响措施1、集中兵权与整顿军队。

2、行政机构和权限的调整3、集中财权4、完善科举制度影响：进步性：加强了中央集权，使藩镇割据的基础得以铲除，从而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消极性：过分集权也带来严重的恶果：政府机构重叠，官员冗滥，财政开支庞大；军队作战指挥不灵，战斗力下降；地方上财政困难。

这些因素给北宋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

“冗官、冗兵、冗费”。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及启示原因①变法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强烈反对（主要原因）②指导思想上偏重于理财，且新法实行过于急进。

③宋神宗在变法的后期动摇及其死后司马光任宰相，废除了新法。

④在变法过程中，用人不当，出现了新法危害百姓的现象。

⑤指导思想有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

启示第一，一场改革的成功必须顺应历史潮流。

第二，改革要兼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必须争取广泛的社会基础。

第三，改革要从实际出发，科学决策，循序渐进，避免急功近利和顾此失彼。

第四，改革必须培养大批人才，造就一支良好的干部队伍，同时注意吏治的清廉和保持内部的团结。

第五，改革者必须同保守势力作坚决斗争。

第六，改革者应提高自身的修养。

元朝统一后四等人的划分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政策贯穿与元朝的法律与各项制度中，构成其统治的一大特征。

元朝的蒙古统治者根据不同的民族和被征服的先后，把全国各族人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

在权利和义务方面，差别对待，元朝的法律条文体现了民族压迫的特征。

在政治上，元朝的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南人实行多方面的限制，即便是作为他们的统治各族人民有力支持的汉族地主阶级，也会死处处防范，只给予极为悠闲地参政机会。

在科举中，即使是这样的一条无足轻重的仕途，也体现了种种的民族间的不平等。

在此制度中，汉族儒士在元代政治上的出路是很窄的。

明朝极端君权的形成①改革行政机构。

中央废中书，罢丞相，设殿阁大学士，权力集中于皇帝，解决了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关系；地方废行省，设三司，地方集权于中央，解决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②设厂卫特务机构，严格控制臣民，解决皇帝与臣民的矛盾。

③实行“八股取士”，禁锢思想、文化，用这种方法处理皇帝与知识分子关系，达到其控制知识分子的目的。

④实行封王削藩政策，解决了皇帝与皇族内部的矛盾。

⑤迁都北京，解决中央与边疆的关系。

中国历来周边的威胁主要在北方。

因北方的游牧民族向往中原发达的经济、文化，故经常南下，威胁中原王朝的统治。

因“靖难之役”子孙相残，成祖迁都北京，有天子镇边之意。

两宋时期的商业繁荣1、北宋建文以后，消除了晚唐，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的局面，社会经济得以正常发展，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为商业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政府逐渐放松对商品交易的限制，从唐代后起，市坊严格分开的制度逐渐被打破。

到宋代，店铺已可随处开设买卖时间也改日中为市的限制，早晚都可经营。

3、宋代市场上虽然仍然使用金属货币，但在北宋时，四川益州的富商开始发行纸币“交子”，纸币的发行使用便利了商业活动的进行，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4、两宋时的水陆交通便利，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

表现1、两宋时期商业繁荣首先表现为城市商业繁荣（出现商业大都会）2、边境贸易繁荣，海外贸易发达，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

明朝土地兼并带来的危害土地兼并是封建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地主土地私有制和地主阶级力量增强的表现。

土地兼并对封建统治、国家财政的震荡是不言而喻的。

它使国家控制的土地失额严重。

土地兼并给社会带来严重危害：①大批自耕农失去土地，或成为田庄的依附农民，或成为流民；②使社会矛盾激化，不利于社会安定，也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徭役的征发；③土地兼并严重激化社会矛盾：一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二是封建国家与地主的矛盾。

评价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充满了进取性、开拓性与大无畏的精神，对于一贯重视陆路、轻视海权的中国历史与传统而言，其意义更加难能可贵。

并且，郑和下西洋始终坚守和平、平等、自律原则，不以大欺小，不恃强凌弱，这与后来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唯利是图、掠夺性、残暴性相比有天壤之别。

因此，郑和下西洋充分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王道外交”的特征，即亲仁善邻、以德行仁、以大事小、协和万邦、悦近来远。

但与此同时，郑和下西洋所体现出来的“纯粹王道”也有不足和局限：首先，行动缺乏明确而切实的战略目标选择与实际利益考量。

郑和下西洋以宣扬明朝的和平友好理想为主要使命，重义轻利，厚往薄来，对有效维护国家现实利益功效有限。

其次，明朝派郑和七下西洋，耗资巨大，有劳民伤财之嫌。

郑和下西洋花费多，收益少；送出去多，拿回来少，并未给明朝带来足够实际利益，反而造成巨大物资浪费，导致后来国库空虚。

再次，受明朝封建制度限制，郑和下西洋仅限于对外宣扬和平，没有也不可能带来海外贸易与商业的持久发展，更不用说导致明朝的近代化与资本主义发育，因为在“天朝礼治体系”之下，商品交易和国际贸易是不受重视和鼓励的因此，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应采取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来评价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既要充分肯定其和平无私精神，也应反思其不计得失、好大喜功与劳民伤财之误。

戚继光抗倭即民族英雄戚继光抗击日本海盗骚扰的斗争。

十四世纪初叶，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战，争权夺利。

在战争中失败了的一些南朝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的海盗活动，历史上称之为“倭寇”。

明初开始，倭寇对中国沿海进行侵扰，从辽东、山东到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上，岛寇倭夷，到处剽掠，沿海居民深受其害。

戚继光(1528-11-12－1588-01-05) 汉族，明代著名抗倭将领、民族英雄、军事家、武术家。

嘉靖三十四年（1555）调浙江，任参将，积极抗御倭寇。

他鉴于卫所军有不习战阵的弱点，恳请获准后亲赴“俗称慓悍”的义乌招摹农民和矿工，组织训练一支3000多人的新军。

他治军有方，教育将士要杀贼保民，严格军事训练，“教以击刺法，长短兵选用”（《明史》卷212《戚继光传》），排演自己创制的鸳鸯阵。

由于新军将士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被誉为“戚家军”。

嘉靖四十年，倭寇焚掠浙东，他率军在龙山大败倭寇。

继之在台州地，扫平浙东。

次年率6000精兵援闽，捣破倭寇在横屿（今宁德东北）的老巢。

嘉靖四十二年再援福建，升总兵官，与刘显、俞大猷分三路进攻平海卫（兴化城东），“斩级二千二百”。

次年春，相继败倭于仙游城下，福建倭患遂平。

嘉靖四十四年又与俞大猷会师，歼灭广东的倭寇。

东南沿海倭患完全解除。

清朝的对外交往与闭关锁国“闭关锁国政策”指严格限制对外交往的政策。

它的内容主要包括：对来华的外国人的商务活动，居留期限和场所，活动范围、中外交往等做出限制，设立公行制度，独揽一切进出口贸易的权力，限制对外贸易。

“闭关锁国政策”是落后的闭塞的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封建统治者在简单再生产的磨盘上转圈，在自给自足的庄园里昏睡，既不了解世界大势的发展，也不依赖商品的进出口，自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卖货物一通有无”“闭关锁国政策”是清朝统治集团的民族狭隘性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