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运作与经济繁荣(易宪容)

!"国际经济评论"##$%&’(")*+,-./012+3"###456278.*+96.21:8.;<=>/-<?.27;+?@2AA-+;1<*+9@*:;<*0;1<B;,<*<2.1C;:1%6-D0;1C89D=E*1;,E22F15G)8AD8.2H <C868.18-1E22F1I.2-:%权力运作与经济繁荣———评奥尔森的《权力与繁荣：超越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专制》"易宪容政府权力运作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一向为理论界讨论问题的焦点，诺斯的“政府悖论”指出了政府既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经济衰败的原因。

但诺斯仅把其原因泛化为一般制度安排，泛化为既得利益集团利益冲突。

但就政府对经济繁荣的影响而言，制度安排的结构如何？制度的产生与重建、制度变迁与演化如何？等等，诺斯并没有细化及回答之。

现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奥尔森3)%/012+4则以理性抉择为基础重新架构了政府如何影响经济繁荣的新理论。

最新出版的《权力与繁荣：超越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专制》3"###年版，以下简称《权力与繁荣》4是奥尔森在去世前完成的最后一本大作，其中主要内容涉及：为什么有些类型的经济会趋向繁荣，而另一些类型的经济则陷入衰败之境？为什么有些政府会促进经济发展，而另外一些政府又会阻碍经济发展？还有，苏联经济体制解体后，为何市场体制并没有使它繁荣起来，反而陷入长久衰退的困境？等等。

其实早在奥尔森风行世界的大作《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国家兴衰探源》中，其基本思想早已讨论得淋漓尽致，只不过没有具体细化罢了。

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都会看到，任何制度的产生与重建，主要是经由群体的集体行为来完成的。

如全盘重新安排资源和权力结构的革命运动，在既定秩序下寻求利益再分配的改革运动，为某集团利益的街头游行与抗争，以至压力团体在政府中的游说活动，等等，莫不由集体行为来完成的。

那么，群体何以能协调一致行为呢？传统的理论认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目标的群体，正如一个人一般，自然会以实际行为追求其目标的实现。

特别是在民主自由的社会中，每一项利益都可以汇集、组织起来，在政府架构下争取各自的利益。

政府因此只是各种利益冲突的仲裁者，政府的政策则只是反映了各种利益力量的均衡。

但事实上，并不是每项利益都有得以组织起来的机会与条件。

首先，并不是每一个群体都有平等的资源和能力。

例如，人数较少、资源丰富的中产阶级就要比环保运动团体有较好的组织条件；如果占优势的群体垄断了权力工具，如新闻媒体或甚至教育制度，那么不合乎其利益的主张就没有机会表达出来。

也就是说，在同一群体中有些意见能够表达出来，有的则不能；而有相同利益的人，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也不一定能组成一个群体。

这正是奥尔森在《集体行为的逻辑》中提出并要解答的问题：为什么有些群体可以组织起来，有些则否？奥尔森认为，群体的利益通常是一种公共物品3:-D0;,?2294，即只要是群体中的一分子，不论他对其群体利益有否贡献，他都能享受其用。

特别是在一个人数众多的大群体中，每一位成员的贡献是微乎其微的，它的贡献大小根本不会影响公共物品的运作。

因此，对每一位个别成员来说，最理性的行为是，自己不贡献任何劳力或财力，而坐享其成。

所以，如果每一位成员都如此思考的话，其行为结果就是没有一人贡献一己之力，出现群体都不利的“纳什均衡”。

正因为群体成员这种理性思考，使得许多群体不容易组织起来；即使有些群体组织了起来，但也因为这种状况而没有凝聚力或很快地解散。

特别在大团体中，情况更是如此。

也就是说，如果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那么他所选择的应该是“搭便车”，而不参加组织或运动。

可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却有形形色色的团体被组织起来，甚至大型的团体被组织起来，不少民众卷入到各种各样的运动中。

奥尔森认为，可以用两个原因来说明这种现象。

一是国家暴力的强制，如国家强制性的征税、征兵；二是“选择性的诱因”，即一些组织根据成员的书评偏好、性向及习惯向他们提供一些利益和福利，以吸引团体成员参加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工人消费合作社等。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缺乏政治力量干预的情况下，人类很难协同行动以实现对全体有利的目标。

反之，人类社会通常需要政府的权威及法令的强制，才能免于陷入因人们搭便车而造成的全体损失的困境。

这也是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本旨意。

在霍布斯的《利维坦》中，他主张，在自然状态下，由于缺乏政治权威或法律合约的约束，个人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会导致每一个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

这就使得人的生存处在不确定性与危险之中。

为了改变这种状态，实现和平，人必须放弃他在自然状态下的权利。

可是，在缺乏政治权威的自然状态下，有什么方式来确保人们都能放弃自己的自然权利呢？如果一部分人不愿意这样做，照样横行霸道，而另一部分人却遵守放弃自然权利的约定，那后者不是受害无穷吗？如果以博弈论的语言来说，在缺乏权威的强制下，每一个人都无法确知他人是否会采取合作的态度。

如果我采取合作态度放弃自然权利，别人却不合作，那么我无异置自己于死地，这是不理性的。

如果我“搭便车”，让别人放弃自然权利，我则违反约定，这是我最理性的行为。

可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理性思考，那必然导致对群体最不利的结果：战争。

因此，为了保障人类放弃自然权利之合约的有效性，以便达到和平之境，社会需要一个共同的权力，置于所有人之上。

这个权力必须具备足够的权威和武力，以强制所有人遵守。

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秩序必须依赖政府的权力，依靠法律的强制才得以达到。

建立社会秩序如此，建立市场秩序亦然。

在现代，科斯则从交易费用的角度讨论了政府在市场交易中的作用。

按照斯密的洞见，由于社会的专业化分工，人们能够在市场的交易中获得比较利益，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

但科斯认为，市场的任何交易都是存在成本的，由于市场交易成本的存在，可能形成对市场有效交易的障碍。

当市场交易成本足够大时，人们只好把交易放入到组织内进行。

这就是现代企业或政府产生的缘由。

不过，奥尔森认为，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其实是一种乌托邦。

首先，要计算出交易成本对具体的经济活动的影响是十分困难的；其次，任何社会组织，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并不是交易成本分析的结果，否则为什么会有大量的无效率的组织存在。

如果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理性的当事人必然会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科斯谈判的均衡点，但无论是市场或组织内都存在交易费用的，对政府运作，不仅要从自愿交易中，也要从强制与权力的角度来理解。

权力运作对经济的影响与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正由于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性，这也就使得政府成了社会经济繁荣必不可少的条件，但为什么有些政府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另一些政府则只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呢？政府权力与经济繁荣的关系如何呢？在《权力与繁荣》一书中，奥尔森认为，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是：一方面，对所有的个人权利必须清晰明确地界定并使之具有安全性，合约能够公正有效地执行；另一方面，不存在对私人权利的掠夺。

奥尔森注意到，这样的条件在尊重个人权利的民主社会中是能够达到的。

这也是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的政府类型的基本特征。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一些小团体中或在某种孤立的市场环境中即使不存在界定清楚的产权，合约也能够有效地执行，但在现代复杂的市场体系中，如果没有政府权力的运作，这样的情况则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会存在种种障碍与困难。

因此，如果没有由尊重个人权利的民主制度所提供的约束条件，要想发展起值得信赖的产权制度及合约的有效执行是不可能的。

在这里，奥尔森详细地展开了自己的政府理论。

奥尔森既不同意极端的自由主义，即社会经济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来运作，政府对经济活动影响或干预降到最低程度时，自由民主的政治系统才可能产生；他也不赞成传统的计划经济及福利国家。

他认为，在一个大的组织)如国家*中，有些财富或劳务具有一种特性，即当团体中有人拥有它时，其他所有人都可以分享。

这一类的财富或劳务天生不适合于市场价格机制，因为靠市场是无法提供大家可以分享的公共物品的。

许多政府劳务显然具有这种公共物品的性质，而这类的公共物品也只能由政府来提供。

不过，当政府提供这种公共物品时，经济自由有可能因此而受到限制，而妨碍社会经济发展。

例如，如果要改善国防、改革国家的司法制度等，公民的经济自由就可能由此而降低；还有，个人的消费自由也因为政府的增税而降低。

因此，政府对社会经济的作用与影响，并非在于如何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而在于所提供的公共物品是否能够保障民众的经济自由，是否有利于市场的扩展。

在此基础上，奥尔森创立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概念，即“市场扩展性政府)+,-./0,12+/30432256/-3+/30*”。

它是指有足够的权力来形成和保护私人产权、有效地执行合约、形成对掠夺个人权利的约束，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

这一概念具有十分广泛的应用基础：如从法院的胜任和合约的执行，到政府日常的财政开支或教育机会的问题等，都可用其概念给予详尽的分析。

“市场扩展性政府”包括了两个基本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个人权利的有效保护及清楚的界定。

从以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尽管个人权利通常是经济发达国家才能承受的一种奢侈品，但它也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特别是在复杂的交易中获得收益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尤其是，只有所有的经济当事人，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有权公正有效地履行他们所选择的合约时，市场经济才能充分地发挥它所具有的全部潜能。

而合约能够公正有效的履行又必须以个人权利得到有效保护和清楚界定为基础。

而且，这种个人权利并非是自然赋予的，而是社会或政府设计的结果。

如果没有政府的保护，个人所拥有的就仅仅是资财而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财产。

一个社会只有能够保护和清楚界定个人权利时，人们才有动机去进行生产、投资和从事各种互利交易，社会经济才得以繁荣。

所要求的第二个条件是，一个繁荣的市场不存在任何对个人财产的掠夺。

在霍布斯的“原始丛林”中，在某种极权统治下，在传统的计划经济里，以及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地方，这种掠夺到处可见。

但是，在个人权利得到较好保护、经济发达的社会中，对个人权利掠夺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这种掠夺往往是通过制定书评国际经济评论!""#$%&’(%某种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的法律、对某些经济事务的管制，以及通过卡特尔来固定价格或工资的方式来进行的。

如果一个社会的财富被少数人攫取，如果一个社会的创新被窒息，如果市场价格机制的运作被扭曲，那么这个社会的经济一定会没有活力而僵滞。

这是在东西方都曾发生过的事情。

当然，这两个条件并不能完全保证出现完善的市场、社会创新的充分利用、资源的有效配置及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

但离开了这两个条件，社会经济繁荣决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