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早期行事探究_王辉斌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2卷2000年第3期(总第90期)王维早期行事探究王辉斌(襄樊学院中文系,湖北襄樊　441053)摘要:王维开元年间的行止主要有:1.王维与祖讠永曾在开元五年、十五年、十九年、二十二年过从四次。

2.王维被贬济州后,曾任职曲阜一带,于开元十三年春正月获赦还长安。

3.开元十四年夏,铨选后的王维被调任“淇上”,于赴任途中曾还家一次,被后人定为伪作的《休假还旧业便使》一诗,即为王维写于是时。

关键词:唐代文学;王维;订交洛阳;被出济州;汶阳归客;休假告归;家贫禄薄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744(2000)03-0019-04 本文所谓王维生平中的“早期行事”,是指他开元三年(公元715年)远渡黄河入京至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擢任右拾遗间整20年的一段历史事实。

对于王维此期的行事,研究者们或众说一词,或殆若聚讼,令人无可适从,因而颇需重新考察。

所以,本文旨在就王维在此期与祖讠永的交往时次,贬鲁与离鲁的实况,以及补选与告归等史况作一具体探索,并就有关问题与陈铁民《王维新论》略作商榷。

一　与祖讠永的交往实况祖讠永是王维在开元年间的重要交游之一。

关于二人的交往概况,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有如是记载:“(祖讠永)少与王维为吟侣,维在洛州,寓官舍,赠祖三(祖讠永行三)诗,有云:`结交二十载,不得一日展。

贫病子既深,契阔余不浅。

'盖后流落不偶,极可伤也。

”对于辛氏的这一记载,陈贻火欣《唐诗论丛·王维生平事迹初探》、陈铁民《王维新论·王维年谱》,以及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等,均从而不疑。

如陈铁民《王维年谱》即认为:开元九年(公元721年),王维贬济州途经洛阳,曾与祖讠永相聚,四年后的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祖讠永及第后授职齐州以东,于洛州与王维再晤。

另《王维新论·王维生平新探》还认为,王维在“八、九岁即与咏(应作讠永)相识”,若以王维生于公元701年计之,则是文乃将王维与祖讠永初次订交的时间系在唐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前后。

如此,综“年谱”与“新探”则为:王维与祖讠永在开元年间先后过从三次,其时间分别为景龙二年、开元九年、开元十三年。

由于《王维新论》的这一结论,是建立在《唐才子传》所载的基础上的,而《唐才子传》此载又乃为误,故《新论》的结论亦误。

《王维新论》的错误首先表现在《王维生平新探》认为王维与祖讠永初识于唐中宗景龙年间的说法,纯为臆测所致。

这是因为,当时只有“八、九岁”的王维,是根本不可能从其家乡(今山西永济)远渡黄河到洛阳或者长安与祖讠永相识的。

而据王维《过秦皇墓》题下的一条“自注”可知,王维自其家乡至京师长安,乃在他“时年十五”的开元三年。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则是,从现存的全部祖讠永之作可知,祖讠永一生的足迹是不曾到过王维的家乡即今山西省晋南一带的,此则表明,王维与祖讠永的初交地也不可能是在王维的家乡。

所以,《王维新论》对王维《赠祖三讠永》中的“结交二十载”以及《喜祖三至留宿》中的“早岁同袍者”之笺释,都是不足取的。

其次,《王维新论》中的《王维年谱》据《赠祖三讠永》一诗,认定祖讠永曾至济州与王维过从一时的说法,亦无可成立。

其原因在于,“年谱”的这一结论,一则是承袭了《唐才子传》的错误记载,另则为轻信了《赠祖三讠永》题下“济州官舍作”的自注。

而《唐才子传》之所以作如是记载者,关键亦是以这条“自注”为依据的。

其实,这条“济州官舍作”的所谓“自注”,并非出自王维手笔,而是后人妄为。

这是因为,开元十三年在济州任司仓参军的王维,如确实是在“济州官舍”写了此诗并于诗中记载了他在是年已与祖讠永“结交二十载”,就表明他与祖讠永初识时只有五岁。

而如前所言,王维与祖讠永在“八、九岁”时订交既不可能,那么五岁之说就更难以令人置信。

此为其一。

收稿日期:2000-05-15作者简介:王辉斌(1949-),男,湖北天门人,襄樊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19—其二,此诗所述写的时令明确为秋,而王维在开元十三年的春正月即已离鲁(详后)。

其三,祖讠永在开元十二年及第[1]后是否授官,尚值怀疑,因为据《旧唐书·王翰传》可知,开元十四年前后的祖讠永乃为一“文士”而非已“解褐”。

其云:“(张)说既罢相,出翰为汝州长史,改仙州别驾。

至郡,日聚英豪,从禽击鼓,恣为观赏,文士祖讠永、杜华常在座。

”据两《唐书·张说传》,知张说罢相在开元十四年四月,则王翰出为汝州长史即应在是年四月或稍后。

而《全唐诗》祖讠永集中有《汝坟同仙州王长史翰闻百舌鸟》、《寄王长史》二诗,又可佐证。

这说明,开元十四年四月及其后的祖讠永,乃是在汝坟与仙州(均在今河南)一带的。

若如“年谱”所言,祖讠永及第后即被授官齐州(今山东济南)以东,且其又言唐制规定六品以下官四考为一任,那么,开元十四年前后的祖讠永就不应以一“文士”的身份,“常在座”于王翰的仙州长史府。

由此可见,《王维年谱》所持之祖讠永及第后授职鲁中云云,也是难以立足的。

根据以上三点,可知所谓的“济州官舍作”之王维“自注”,乃是完全靠不住的,而《王维年谱》的结论为误,也就甚为清楚。

王维的《赠祖三讠永》诗既非写于济州(今山东茬平),而祖讠永及第后又不曾任职鲁中,那么,“年谱”关于王维与祖讠永在开元十三年曾相晤于济州的说法,自然也就站不住脚了。

而其据此提出的王维《喜祖三至留宿》与祖讠永《答王维留宿》均写于开元十三年的济州,以及据祖讠永诗中“四年不相见”相推,认为二人在开元九年曾会晤于洛阳云云,亦均因此而全误。

另,《王维年谱》认为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卷十四《送别》一诗,乃系王维写于济州并与祖讠永相关者,亦为错误,盖因“年谱”惟一的依据,就是《万首唐人绝句》将此诗之题作《齐州送祖三》。

现既已知王维在济州期间根本不曾与祖讠永过从,则《绝句》之作是题乃不可据信,自是极为明白。

那么,王维与祖讠永在开元年间的交往实况又究竟如何呢?根据对二人各自诗作及其行踪的考察,可知在开元二十三年王维任右拾遗前,他们共有过四次过从。

按王维《赠祖三讠永》诗中的“结交二十载”,表明二人在“二十”年间至少乃有两次相交,即初次的订交与王维写此诗的是次再会。

而王维《喜祖三至留宿》与祖讠永《答王维留宿》二诗,亦表明了二人在此期间有过两次会晤,其一为祖讠永留宿王维家中的那一次,其二为祖讠永诗中所言“四年不相见”即是次的四年前的一次。

但祖讠永留宿王维家中的这一次,又非为王维写《赠祖三讠永》的那一次,这是因为,前者的时令为“积雪带余晖”,后者则是“落日照秋草”,二者季节明显不同。

由此又可知,祖讠永《答王维留宿》中的“四年不相见”之“四年”前的祖、王相见的“那一次”,亦非王维写《赠祖三讠永》的那一次,更非二人初次订交的那一次。

如上所言,王维远渡黄河入京乃在他“时年十五”的开元三年,而其集中的《哭祖六自虚》诗,又表明他在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已由长安到了洛阳[2],则与“家于洛阳”的祖讠永结交“同袍”之“早岁”,就当在本年前后。

开元五年,王维十七岁,以此勘之“结交二十载”,乃为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

但开元二十四年的秋天,王维一则已在长安任右拾遗,另则其当时的情况也不是“契阔余不浅”,故据此可知,“结交二十载”之“二十”,乃是举其成数而言。

所以,《赠祖三讠永》诗的作年,应在王维未为张九龄擢任右拾遗的开元二十二年前后,其作地则在长安。

王维开元五年在洛阳与祖讠永初次相交,据其《哭祖六自虚》诗,当与祖自虚其人不无关联。

这是因为,此诗既述写了王维在开元五年前后与祖自虚的笃密交谊,又明确交待了二人过从之地为洛阳,而祖讠永不仅为洛阳人,且又排行第三,则其与排行第六的祖自虚很可能为从兄弟关系。

对于祖讠永访王维于家中且被留宿的那一次,拙作《王维婚姻问题四题》[3]一文,已考订在开元十九年春的长安,以此勘之祖讠永《答王维留宿》诗中的“四年不相见”,可知二人在此次之前亦即此次的“四年”前的那一次“相见”,乃为开元十五年。

是年,王维已任职“淇上”。

值得注意的是,淇上与祖讠永“常在座”于王翰长史府所在地的仙州甚近,则二人的此次相会,很有可能就是在“淇上”一带。

综上,可知王维与祖讠永在开元年间即开元二十三年前过从四次的具体概况为:二人初次相交在开元五年的洛阳,第二次聚晤为开元十五年的“淇上”,第三次再会为开元十九年的长安,第四次在开元二十二年,其地亦为长安。

二　贬鲁与离鲁的历史真实王维贬鲁,事在开元九年的秋天。

其前,任太乐丞未久的王维,与著名史学家刘知己的长子时为太乐令的刘贶,均因“黄师子事”案而遭贬谪。

据《旧唐书·刘子玄传》,知刘贶被贬时刘知己曾亲自出面“诣执诉理”而未果,这说明唐廷知对此案的处理是极为严厉的。

正因为如此,故王维在离开长安之际,于《被出济州》一诗中,写下了“纵有归来日,多愁年鬓侵”的句子,以表明他对这一处理的心有余悸。

但数年后的王维终于“归来”长安了,并且他还在途经广武时写下了《寒食汜上作》一诗,以表明他的这次“归来”是如何的不易。

诗云:“广武城边逢暮春,汶阳归客泪沾巾。

落花寂寂啼山鸟,杨柳青青渡水人。

”值得注意的是,王维此次的被贬既为济州,撰之情理,他本应自称“济州归客”,然诗中却明明白白写为“汶阳归客”,其中原因何在?要弄清楚这一问题,首先得对“汶阳”有所了解。

按“汶阳”系西汉所置县,治所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北齐废,隋开皇四年改鲁县又置,至开皇十六年则又改为曲阜县,治所移至今山东曲阜市。

《隋书·地理志》对此有详载,兹不具引。

由是而观,可知王维在—20—《寒食汜上作》中自称为“汶阳归客”,实际上就是“曲阜归客”之谓。

考高适《奉酬北海李太守丈人夏日平阴亭》诗有云:“寄书汶阳客,回首平阴亭。

”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于“汶阳客”注云:“时高适在汶阳,故云。

”此则表明,只有身在汶阳者才可称为“汶阳客”,而王维既作如是称,则其曾一度至汶阳可知。

但王维的是次至汶阳,并非为他遇赦后还长安时之途经,因为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两《唐书·地理志》可知,唐代由济州经郓州、陈留、洛阳至长安,其全程为1920里,而由济州绕道兖州、曲阜至长安,其全程为2500里,以王维当时急切盼归的心情言,他是肯定不会放着近路不走而取道远途以还长安的。

这样看来,王维于《寒食汜上作》诗中自称“汶阳归客”者,所表明的应是他在“被出济州”后,又曾由济州再贬“汶阳”。

对于王维的这次再贬,谭优学《王维生平事迹再探》[4]一文,虽然已曾涉及,但其认为乃系“转官吴越”则不的。

其原因在于,潭文的“转官吴越”说既与“汶阳归客”不符,又极为牵强地将卢象集中的《别弟妹》二首归为王维斯时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