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与章学诚历史编纂学思想的比较
春秋笔法与“史蕴诗心”——以刘知几、章学诚为例
… …
风结习， 于诗则概信为征献之实录， 于史则不识有梢 空之 巧词 ， 只知 诗具 史 笔 ， 解史 蕴 诗 心 ¨ 。 由此 ， 不
我们暂 以《 春秋 》 法 为基 点 ， 结 合 刘 知 几 、 学 笔 并 章 诚 的相 关 论 述 ， 以窥 钱 先 生 所 谓 “ 蕴 诗 心 ” 大 史 之
“ 字” 省 的典 范 ， 并寄 望于史 书 “ 之 又省 ” “ 之又 省 、玄
为这 五例 “ 古 人 作 史 时 心 向神 往 之 楷 模 ， 精 竭 乃 殚 力， 以求 或 合 者 也 ”３叭， 指 出 “ 史 书 之 撰 作 而 ＿ 并 儿 就
言 ， 五例 ’ 一 、 、 、 ‘ 之 二 三 四示 载 笔 之体 ， 而其 五示 载
夫国史之美者， 以叙 事为工。而叙 事之 工
收稿 日期 ：０ ９ １ — ８ ２ ０ — ２ １ 基金项 目：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 目“ 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 ” ０ Ｘ ＷＯ Ｏ ， （８ Ｚ Ｉ ） 湖北省 教育厅 ２０ ０ ８年度人文社会 科学 研究重点项 目 “ 春秋笔法与中国阐释学” ２ ０ ｄ ８ ） （０ ８０ ２ 。 作者简介 ： 张金梅 （９ ４ ， ， １７ 一） 女 湖北 黄梅人 ， 文学博士 ， 士生导师 ， 硕 副教授 ， 主要研究方 向为中 国文化与文论 。
晦 ， 而成 章 ， 而不 污 ， 恶 而 劝 善 ” 婉 尽 惩 。钱 钟 书认
刘 知几所 论 “ ” “ ” 即是 “ 春秋 》 简 、省 ， 《 五例 ” 之 “ ” 微 。在刘 知 几 看 来 ， 春秋 》 贵 于 省 文 ” “ 约 《 “ ，文 而事 丰 ” 是 “ ， 述作之 尤美 者也 ” 同时 ，春 秋》 。 《 也是
刘、章史学比较之三题
知 几 对 通 史 的 批 评 ，是 受 其 重 ‘ 法 ’ ‘ 录史 观 ’ 决 定 的 。 ［（ 许 冠 三 认 为 ：《 通 ・六 家 》 以《 记 》梁 武《 史 》 “ 史 的 记 所 ”２ ］ “史 尝 史 、 通 与 元 魏 《 录 》 书 为 例 ， 出通 史 ‘ 月 遐 长 ’所 载 不 能 不 ‘ 据 旧记 ’ 以致 ‘ 罕 异 闻 ， 饶 重 出 ’ ‘ 史 以 降 ， 类 尤 深 ， 使 科 三 指 年 ， 多 ， 事 语 。 通 芜 遂 学 者 宁 习 书 本 而 怠 窥 新 录 ’ 因而 认 为 撰 修 通 史 ， ‘ 而 无 功 ’ 业 ， ‘ 者 所 宜 戒 ’ ” ］ 可 见 ， 知 几 提 倡 断代 史 的 修 。 乃 劳 之 为 述 。口（ 刘 撰 ， 于通 史 撰 述 则 持 消极 态 度 。 对
几 力 主 断代 为 史 ， 通 史 修 撰 持 消 极 态 度 ， 受 名 教 思 想 的 影 响 ， 示 出 一 定 的 保 守 性 。 由 于 时 代 变 迁 ， 术 的进 步 ， 学 诚 对 是 显 学 章 的 通 史 论 述 彰 显其 求 新 之 意 ， 为 “ 面 总 结 中 国 史学 理 论 的 最 后 一 个 杰 出 的古 代 史 家 ” ［ 做 全 ， ７ 章学 诚对通史 修撰存 在的 问
第 ２ ３卷
第 ３期
长春工业大学学报（ 会科学 版） 社
Ｊ ｕ ｎ ｌｏ ａ ｇ ｈｕ ｉ ｅ ｓｔ ｆ Ｔｅ ｈ ｏ ｏ ｙ（ ｏ ｉｌＳ ｉｎ ｅ ｉｉ ｎ ｏ ｒ ａ ｆＣｈ ｎ ｅ ｎ Ｕｎ ｖ ｒ ｉｙ ｏ ｃ ｎ ｌ ｇ Ｓ ｃ ａ ｃ ｅ ｃ ｓ Ｅｄ ｔｏ ）
彰 显 史 学 的 价值 。虽 然 重 视 通 史 ， 氏 并 未 轻 易 否 定 断 代 史 撰 述 ， 反 章 学 诚 持 中立 态 度 ， 少 是 不 排 斥 断 代 史 的修 撰 ， 本 章 相 至 他 人 也 曾 有重 修《 史 》 宋 的计 划 ， 后来 由 于 种种 原 因 未 曾 实 现 。此 外 章 学 诚 还 提 出 了综 合 体 史 书 的设 想 ，斟 酌 古 今 之 史 ， 定 文 “ 而 质 之 中 ， 师 《 书 》 意 ， 以迁 《 》 例 ， 则 尚 之 而 史 义 通左 氏 之 裁 制 焉 ， 以救 纪 传 之 极 弊 ， 好 为 更 张 也 ” ｌ（ 章 学 诚 设 想 用 一 种 新 所 非 。６ ］ 的 综合 体 ， 通 《 汇 尚书 》《 、史记 》《 传 》 种 体 裁 的优 点 ， 弥 补 纪 传 体 史 书 的缺 陷 ， 种 设 想 尽 管 在 乾 嘉 时 期 未 被 学 界 所 关 、左 三 来 这 注 ， 为 以后 的通 史 撰 述 体 裁 的 进 步 提 供 了 一 个 新 的 理 论 凭 籍 ， 但 为后 来 的综 合 体史 书体 裁 的 确立 奠定 了理 论 基 础 。 刘 知 几 和章 学 诚 关 于历 史 编 纂 的 主 张是 多 方 面 的 ， 是 “ 通 ” “ 代 ” 是 二 者 的历 史 编 纂 的 旨趣 所 在 。相 对 而 言 ， 知 但 会 与 断 ， 刘
刘知几与章学诚的史家修养理论比较研究
第 ３ 卷 Ｏ
第 １ 期
Ｖｏ ． Ｏ Ｎｏ １ 【３ ．
刘知几 与章学诚的史家修养理论 比较研究
董传 岭
（ 菏泽 学 院 社 会科 学 系 ， 山东 菏 泽 ２４ １ ） ７ ０ ５
摘 要 ： 国 古 代 史 学 理 论 大 家 刘 知 几 、 学 诚 均 提 出 了 有 关 史 家 修 养 的 理 论 ， 知 几 认 为 史 家 我 章 刘 应 具 备 “ 、 、 ” 章 学 诚 在 继 承 刘 知 几 史 家 修 养 理 论 的 基 础 上 ， 一 步 提 出 “史 德 ”， 富 和 发 展 才 学 识 ， 进 丰 了 史 家 修 养 理 论 。 刘 知 几 、 学 诚 均 重 视 “ 、 、 ” 但 刘 知 几 最 重 “ 识 ” 章 学 诚 尤 重 “ 德 ” 章 才 学 识 ， 史 ， 史 。
学 、 ” 还 应 当强调 “ 德 ” 识 ， 史 。学 界 对 章学 诚 “ 史德 ”
研究 取得 了 一些 成 果 ， 就 他 们 史 家 修养 理论 的 但
比较 研究 尚付 阙如 。对刘知 几 和章学诚 的史 家修 养 理论 进行 比较研 究 ， 仅使 我 们 认 识他 们 史 学 理论 不 的异 同 ， 能深 刻理 解史家 修养 理论 ， 还 对我 国当代 史 学 发展也具 有 重要借 鉴意 义 。
发展。
学 的贡献 》 一文 中就 曾说 ： 清 代学 者 章 学 诚 曾谈 到 “
的‘ 德 ’ 实 已 寓 于 刘 氏 的 ‘ 识 ’ 中 ”３ 。其 史 ， 史 之 ｌ
实， 仓修 良先 生在 １ ７ ９ ９年 撰 文《 史 德 ” “ “ 、 史识 ” 》 辨 也 曾指 出 ：德 ” 识 ” 于不 同概念 ， “ 与“ 属 章学 诚 的史德
刘知几与章学诚史学思想比较
刘知幾与章学诚史学思想之比——《史通》与《文史通义》读书札记刘知幾与章学诚同为中国古代的史学大家，他们的史学思想代表了当时史学发展的最高水平，其代表作《史通》及《文史通义》则是两人思想精髓的体现，他们的史学思想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与繁荣。
章学诚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刘知幾的思想，因此两人的思想在史学批判理论、史家修养理论等方面存在诸多共通，但同时两人又在史识与史德、史法与史意及史书编纂等地方各有其独到的见解。
一、史学批判理论的共通之处在中国古代史学批判发展历程中，刘知幾奠定了古代史学批判的理论基础，而章学诚则完善了史学批判理论，使其更加理论化、系统化。
因此，他们的史学批判思想存在着共通之处，表现在:一、注重秉笔直书，讲求实事求是。
刘知幾在《直书》和《曲笔》篇中总结了历代史家两种截然相反的“直书”与“曲笔”操守，他本人倾向于撰述能够“秉笔直书”，反对“文过饰非”。
他强调史家写史要有“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的“实录”精神（《史通·直书》）。
在史书文风上，他强调贵在“质朴”，切不可“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史通·载言》），否则就会在写作时失实，导致以文害事。
章学诚继承和发扬了刘知幾这种“秉笔直书”的修史之法，并强调史学“实事求是”的重要性。
章学诚强调史家应“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文史通义·史德》），即在史书的书写中应尽量尊重客观史实而不要过分地掺杂个人的主观臆测成分。
二、强调史学的现实功能，即“经世致用”。
刘知幾在修史过程中一直坚持着“以史为鉴，以史辅政，以史教化”的立言宗旨。
他说：“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史通·曲笔》），同时又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
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
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史通·直笔》），他坚信史书的记事载言，能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
刘知几与章学诚历史编纂学思想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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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 ｌ 期 ２卷第 ０年０ ４ 月 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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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代 史籍分为记 言体 （ 尚书》 ）记 事 体 （ 春 秋》 ） 《 家 、 ≤ 家 、 编年 体 （ 左 传》 ） 国别 体 （ 国 语》 ） 通 代 纪 体 《 家 、 《 家 、 （ 史记》 ）断 代纪 传 体 （ 汉 书》 ） 《 家 、 《 家 六家 ， 一 一 考 镜 并
把握从 史籍 分类 入手 ， 以探 讨 史书 体 裁体 例 为重点 ， 并 由“ 家” 二 体 “ 由“ 体” “ 传体 ” 在 《 六 而“ ． 二 而 纪 ， 史通》 中 以十 当大 的篇幅详细探讨 丁史 书体裁 和 史书编 纂 ， １ ｊ 尤其
学诚 关 于 古代 史 籍 的划 分
史 书 的 体 裁 和 体 例 是 历 史 编 纂 学 中 两 个 最 基 本 的 概 念 ， 知儿 和 章 学 诚 对它 们 的认 识 是 建 立 在 刘 古 代 史 刘 籍 的 划 分 之 上 的 “ 家 二 体 ， 刘 知 几 对 古 代 史籍 的 六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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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刘知几的史学编纂理论及思想
试析刘知几的史学编纂理论及思想【摘要】:《史通》是刘知几的史学理论著作，集中体现了他的史学理论成就。
书中对各种史书体裁、体例等都有详尽的论述，反映了他的历史编纂学理论及思想。
文章总体分三部分：关于选材的理论；关于史书体裁体例的评论；关于编纂的理论几部分。
主要通过对《史通》编纂理论与方法的理解，试着探讨他的历史编纂学的理论及其史学思想。
【关键词】：刘知几；《史通》；编纂学；史学思想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唐代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人，是唐代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
《史通》是他私下整理历年所写的札记而撰成的著作。
刘知几一生著述颇丰，但大都失传，只有《史通》流传至今。
刘知几从理论上对文献编纂进行颇为系统的论述、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编纂原则。
他对文献编纂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也有开创之功，其史学思想影响深远。
下面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其史学编纂理论及思想进行分析。
一、关于选材的理论刘知几很注意在史书编纂过程中对于史料的精选。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
’是知史文有阙,其来尚矣。
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补其遗逸者哉?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
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①他认为精选史料，不只在于能区别史料的精华和糟粕，还在于史家之肯割爱。
他在《断限》篇中引了陆士衡的话“虽有爱而必捐”，来说明这一意思。
关于“用晦”他指出，晦与显的区别在于：“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
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
”②在《史通·补注》中提到，史料在精而不在多。
要想“取信一时”,“传诸不朽”就应该像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所做过的那样，“征求异说,采摭群言”③。
将笔记、小说中的神怪故事或道听途说、街谈巷议之言,不加考证地视为信史史料,写入史书之中，刘知几是坚决反对的；对于谱牒一类的史料,他主张研究核实后也可使用。
刘知几这种审慎的科学态度,无疑是正确的,也表现了他对“子不语怪、力、乱、神”④以及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原则的维护。
中国史学史参考书目
20、梁启超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创立 《学术前沿》2004年第五期
21、略论中国古代史书的体裁和体例 《 中国当代教育》2004年第三期
22、刘勰历史编纂学思想刍论——《文心雕龙·史传》读后
《红河学院学报》2005年第一期
23、梁启超史学思想研究回望 《社会科学评论》2005年第三期
三 历史思想──关于天人关系和古今变化的理论
16、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研究 《求实》2003年第6期
17、从偏激到理性：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 《华文精颉》2003年第五期
18、中国古代纪传体史书编撰三题 《天府新论》2003年第四期
19、论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红河学院学报》2004年第一期
28、杨绪敏主编《中国历史要籍研究资料辑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
29、周文玖著《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30、周文玖著《史学史导论》，学苑出版社2006年
31、罗炳良著《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32、罗炳良著《清代乾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
一 史学史的性质
二 史学史的任务
三 史学史的内容
第三节 中国史学史的分期和特点
第四节 学习和研究史学史的意义和方法
一 意义
二 方法
三 参考书
上 编 史学的创立与传统史学的发展
第一章 史学的初创时期──先秦史学
第一节 史学的源头
一 反映人类最早的历史记忆与历史意识的传说
28、明清史学史研究的力作——读《万斯同与〈明史〉修纂纪年》
《红河学院学报》2007年第三期
《史通》与《文史通义》史学编纂思想之比较word资料3页
《史通》与《文史通义》史学编纂思想之比较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与汗牛充栋的各类“国史”?p“正史”、“别史”、“野史、”“杂史”相比，史学理论著述之稀少可谓凤毛麟角。
严格说起来，传统史学中真正意义上的史学理论与批评专著只有两部书，那就是刘知几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
在中国史学的灿烂星河中，《史通》和《文史通义》这两颗“孤星”虽然不免有“殊我同类”之寂寞，但它们却绝不黯然失色。
相反，恰恰因为它们稀少而弥足珍贵，更因为它们思想体系的博大精深而发出耀眼夺目的光辉。
《史通》与《文史通义》对各种史书裁体、体例的流变和得失都有详尽的论述，集中反映了刘知几和章学诚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下面我从两方面进行论述。
一、关于史料范围的扩大在史料的搜求上，刘知几主张博采，即广泛的收集资料，他说：“盖珍裘以集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
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家，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1。
这说明广泛搜集史料是编撰史学巨制的基础工作。
先秦典藉《尚书》与《春秋》，用今天的标准来定性，前者为档案史料汇编，后者属编年体史书，都是研究古代史的珍贵史料，但在封建时代，这两部书却被奉为儒家经典，享有独尊的地位。
而刘知几却以忠于史学的态度和足够的勇气，把《尚书》与《春秋》从经的神圣地位拉了下来，与《史》、《汉》等平列，统统视之为史学源流，打破了甲经与乙史，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封建社会中，是一般人士所难以做到的，甚至还要毁其为离经叛道。
章学诚继承了前人对经史观的认识成果，在《文史通义》中第一句话便开宗明义的说“六经皆史”，在其它许多篇章中章学诚又反复论述强调“六经皆史”、“六经皆器”、“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等等，认为经原本是史，所以“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
“史之原起，实先于经。
《周官》外史掌三皇书帝之书，仓颉尝为黄帝之史，则经名未立，而先于史矣。
”“六艺皆古史之遗，后人不尽得其渊源，故觉经异于史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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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与章学诚历史编纂学思想的比较Ξ□ 白 云 摘 要 《史通》和《文史通义》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理论著作,集中体现了刘知几、章学诚的史学理论成就。
二书对各种史书体裁、体例的流变和得失都有详尽的论述,较完整地反映了两人对历史编纂学的认识,对今天的历史编纂学研究与实践仍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 刘知几;章学诚;《史通》;《文史通义》;历史编纂学;思想中图分类号 K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128(2002)05-0020-06 唐代刘知几和清代章学诚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史学理论家,《史通》和《文史通义》集中体现了两人的史学理论成就,刘知几《史通》注重“史法”(史书形式和内容)的探讨,而章学诚《文史通义》侧重“史意”(史学思想和功能)的阐发,但二书对各种史书体裁、体例的流变和得失都有详尽的论述,集中反映了两人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本文即以二书为中心对刘知己、章学诚的历史编纂学思想略作探讨比较,以期有助于理解和借鉴两位大师的史学理论成就。
一 “六家二体”与“记注撰述”:刘知几、章学诚关于古代史籍的划分史书的体裁和体例是历史编纂学中两个最基本的概念,刘知几和章学诚对它们的认识是建立在对古代史籍的划分之上的。
“六家二体”,是刘知几对古代史籍的划分,侧重于史书形式和内容的把握,其《史通》即以《六家》、《二体》开篇,总括古代史籍。
《六家》篇云:“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
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
[1](六家)认为古代史学是发展变化的,史书体裁是不断演进的,他把古代史籍分为记言体(《尚书》家)、记事体(《春秋》家)、编年体(《左传》家)、国别体(《国语》家)、通代纪传体(《史记》家)、断代纪传体(《汉书》家)六家,并一一考镜其源流发展、宗旨意趣和利弊得失,认为“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于此矣”。
“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六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
[1](六家)于是专门设《二体》篇,对二体(编年、纪传)衡长论短,认为二体“互有得失”、“各有其美”,“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当“并行于世”。
[1](二体)刘知几把二体看作正史,视为古代史学之大宗,“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1](二体)另外,又在《杂述》篇中列了偏记、小说等十种,①一一阐明其源流和史学价值。
“六家二体”(含《杂述》)基本括尽了古代史籍,浦起龙说“《六家》举史体之大全,《二体》定史家之正用”[2](二体),后世学者如张孟伦、苏渊雷、张振佩等均赞同此说。
但不少学者多讥刘氏的史籍分类或过于琐细、或标准不一、或未括尽古代史籍等,②有些苛刻刘知几。
“六家二体”论的重要理论贡献在于:一是刘知几以发展的眼光来考察史书体裁体例的发展变化,对隋唐以前的史书体裁、体例进行了全面总结,贯穿着“通识”观念,是《史通》一书的基本精神;二是刘知几用“区分类聚”、“考辨源流”的方法,把“类”与“流”结合起来,从史体流别上去探讨中国古代史学的主流大势,抓住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本质和特征;三是刘知几对古代史学的把握从史籍分类入手,并以探讨史书体裁体例为重点,由“六家”而“二体”,由“二体”而“纪传体”,在《史通》中以相当大的篇幅详细探讨了史书体裁和史书编纂,尤其 第4卷 第5期 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V ol.4 N o.5 2002年10月 Journal of Mengzi T eachers’C ollege Oct.2002Ξ收稿日期:2002-05-30作者简介:白 云(1965-),男(彝族),云南建水人,云南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宣传部,副教授,主要从事史学史及史学理论研究。
云南蒙自661100是纪传体史书的体例和编纂经验,这是十分重要的。
“史书体裁不仅仅是史家对于史书表现形式的选择,它也反映着史家对于历史的理解和认识”[3](P49),凝聚着史学家丰富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甚至是核心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也是史书体裁辩证发展的历史。
可见,刘知几对中国古代史学的把握是深得中国古代史学的精神的。
与刘知几从史书形式上划分史籍不同,章学诚是侧重于从史书的性质和作用上去把握古代史籍,将史籍区分为“记注”和“撰述”两大门宗。
他说:“《易》曰:‘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
间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
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
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
”[4](书教下)章学诚不仅以记注(资料汇编)和撰述(独见之著)来概括古今史籍,而且以“方智”、“圆神”来说明两类史籍的性质和基本要求,揭示出“记注”的特点在于保存资料,故其贵博取广搜,赅备无遗;“撰述”的特点在于史义,即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故贵抉择去取。
章学诚所说的“方”,是指体例的严整有序,使之能够储存、容纳尽可能完备的历史知识;“圆”,是指体例上的灵活变化,使之能够充分反映史家的历史认识。
[3](P721)记注体“方”是“藏往之学”,撰述例“圆”是“知来之学”,这是章学诚对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功能的认识。
章学诚还以“方智”、“圆神”去认识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变化,得出了“神奇化臭腐,臭腐化神奇”的理论,“有所得者即神奇,无所得者即臭腐”,认为“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
[4](说林)极富辩证认识,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提出了他“独到的总结中国史学发展的方法论,是他在史学理论上的创新之见”[3](P721-722)。
同时进一步阐述了记注与撰述“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4](报黄大俞先生)的关系,“神以知来,学者之才识是也;知以藏往,学者之记诵也。
才识类火日之外景,记诵类金水之内景也;故才识可以资益于人,而记诵能受于人,不能授之于人也。
然记诵可以生才识,而才识不能生记诵”[4](杂说),两者性质不同,作用也不一样,但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著述譬之韩信用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二者固缺一不可”。
[4](报黄大俞先生)只有记注制度详备了,才可能比较客观全面地完成记录时事的任务,撰述也才可能不受义例所拘而“因事命篇”。
记注是撰述的基础,撰述是记注的发展和结果,二者是密不可分的。
章学诚关于“记注”与“撰述”的区分以及二者辩证关系的论述,对当今历史编纂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是有启示和借鉴意义的。
二 “求名责实”与“史不拘例”:刘知几、章学诚关于史书体裁体例的评论对史书体裁体例的研究和评论,是刘知几《史通》一书的重要内容和最大特色,一是提出了“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
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的著名理论。
[1](序例)把史书体裁体例看得和国家大法同等重要,前无古人;二是对唐代以前的史书体裁、体例进行了总体把握,尤其《六家》、《二体》、《杂述》等篇,总结了关于古代史书体裁体例的理论体系,也是古来第一人;三是详细论列了当时最流行的纪传体史书的体例。
可以认为,刘知几对我国古代历史编纂学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和清理。
更应注意的是,刘知几将中国古代哲学上的重要范畴“名与实”引入史学批评,用来揭示史书形式与内容、名称与实际的关系,提出“名以定体,为实之宾,苟失其途,有乖至理”的理论,[1](题目)认为实是第一位的,名是第二位的,名由实来决定,这是有其重要理论贡献的。
其一,强调“名实相允”,要求体例的严整划一,对规范史书体例、规范史书编纂有积极意义;其二,纠正了史籍中名实不副的现象,比如:批评《吕氏春秋》(吕不韦)、《楚汉春秋》(陆贾)“惟次篇章,不系时月,此乃子书杂记,而皆号春秋”,《魏略》、《梁史》“巨细毕载,芜累甚多,而俱榜之以略”,都是“名实不副”[1](题目)。
又批评“班固撰《人表》,以古今为目。
寻其所载也,皆自秦以往,非汉之事。
古诚有之,今则安在?”[1](题目)但在实际操作中,刘知几往往以“求名责实”、“考名责实”、“循名责实”作为考察史学发展和评论史学的基本方法,凡事总是先定其名,再责其实,即总是先确立一个标准,界定其内涵、性质,然后再以此为尺度去衡量评论对象,检验其是否名副其实,拘守类例、拘泥于成法,缺少灵活变通,强求事实迁就概念,是不足取的。
刘知几《史通》在评论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称谓等时都运用了“求名责实”的方法,先定其名,再责其实,运用得广泛而熟练,有悖于自己“名以定体,为实之宾”的理论。
这是与刘知几浓厚的封建“名教”思想相联系的。
章学诚虽也受到名教思想的影响,但其对史书体裁体例的认识和评论要比刘知几高明和进步,他提出了“史不拘例”的评论方法和原则。
《文史通义・书教上》开篇即言:“《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
而三皇无闻焉。
……以三王之誓、诰、贡、范诸篇,推测三皇诸帝之义例,则上古简质,结绳未远,文字肇兴,书取是以达微隐、通形名而已矣。
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不得如后史之方圆求备,拘于一定之名义者也。
”认为上古简质,不具体例,反不会为例所拘而能“因事命篇”。
又云:“惟意所命,不必著为一定之义例,斯《尚书》之所以经世也。
”[4](书教上)表达了作者“史不拘例”的愿望和批评方12○白 云 刘知几与章学诚历史编纂学思想的比较22 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2.5/历史学研究○白 云 刘知几与章学诚历史编纂学思想的比较32篇,斯亦载笔之缺典也。
夫作史而不论前史之是非得失,何由见其折中考定之所从”[4](湖北通志检存稿・前志传),所以反复倡议修史宜设《史官传》。
实际上,历代纪传体史书多设有史家传,但除《汉书・司马迁传》、《后汉书・班固传》等能做到家学具存外,各史家传多以叙述生平经历为主,是典型的人物传记,难以明了史学法度、家学渊源、师承传授。
尤其设馆监修制度以来更是湮没无闻。
因此,章学诚主张设立《史官传》,“略仿经师传例,标史为纲”。
“依类为编,申明家学,以书为主,不复以一人首尾名篇”[10](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即以史书著述为经,传承流别为纬,阐明史学的渊源流别、作史的家学法度,探讨史学发展的脉络和规律,以嘉惠来学。
这种主张很有价值。
另外,章学诚还提出“定著别录一编”,“以治纪传编年二家之史”的主张。
他认为“纪传苦于篇分,编年苦于年合”,在史篇中单独列“别录”一编,标举一代的大事并将本书中的有关篇名附注其下,“冠于全书之首”,“次于本书目录之后”,“俾览者如振衣之得领,张网之挈纲”,这样就可避免纪传“篇分”而编年“年合”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