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史学三长
试析刘知几的史学编纂理论及思想
试析刘知几的史学编纂理论及思想【摘要】:《史通》是刘知几的史学理论著作，集中体现了他的史学理论成就。
书中对各种史书体裁、体例等都有详尽的论述，反映了他的历史编纂学理论及思想。
文章总体分三部分：关于选材的理论；关于史书体裁体例的评论；关于编纂的理论几部分。
主要通过对《史通》编纂理论与方法的理解，试着探讨他的历史编纂学的理论及其史学思想。
【关键词】：刘知几；《史通》；编纂学；史学思想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唐代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人，是唐代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
《史通》是他私下整理历年所写的札记而撰成的著作。
刘知几一生著述颇丰，但大都失传，只有《史通》流传至今。
刘知几从理论上对文献编纂进行颇为系统的论述、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编纂原则。
他对文献编纂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也有开创之功，其史学思想影响深远。
下面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其史学编纂理论及思想进行分析。
一、关于选材的理论刘知几很注意在史书编纂过程中对于史料的精选。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
’是知史文有阙,其来尚矣。
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补其遗逸者哉?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
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①他认为精选史料，不只在于能区别史料的精华和糟粕，还在于史家之肯割爱。
他在《断限》篇中引了陆士衡的话“虽有爱而必捐”，来说明这一意思。
关于“用晦”他指出，晦与显的区别在于：“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
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
”②在《史通·补注》中提到，史料在精而不在多。
要想“取信一时”,“传诸不朽”就应该像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所做过的那样，“征求异说,采摭群言”③。
将笔记、小说中的神怪故事或道听途说、街谈巷议之言,不加考证地视为信史史料,写入史书之中，刘知几是坚决反对的；对于谱牒一类的史料,他主张研究核实后也可使用。
刘知几这种审慎的科学态度,无疑是正确的,也表现了他对“子不语怪、力、乱、神”④以及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原则的维护。
试论刘知几 史通 对班固 汉书 的评论
试论刘知几史通对班固汉书的评论试论刘知几_史通_对班固_汉书_的评论19997试论刘知几《史通》对班固《汉书》的评论《史通》“缕祈条分, 如别黑白, 一经决摘, 虽马迁班固几无词以自解免。
亦可云载笔之法家, 著书之监史矣。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史评类・史通条》《第八八卷) 。
《史通》作为我国史学上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 能得到后人如此高的评价, 想来其作者刘知几亦可自慰, 当不必再(史通・自叙》) 的担忧有“恐此书与粪土同捐, 烟烬俱灭《了(以下凡引自本书者, 皆不注书名, 只注篇名) 。
上述评论可算是封建社会时期人们对《史通》的权威性评论。
其中虽也有其精当、中肯之处, 但在我们今天看来, 仍不能视为最后盖棺论定的定论。
本文就刘知几《史通》对班固《汉书》的评论, 来分析评论刘知几史学思想的的得失, 以期达到较客观地认识《史通》的目的。
同时, 这也有助于我们对班固《汉书》刘知几在《自叙》也, 盖伤当时载笔之士, , , 统。
, , 炎人伦, 总括万殊, 《史通》的动机和他论史评史的基本原则, 那就是要通过“辨其指归”、“殚其体统”, 使史家明确修史的目的, 严格遵守史书的体例, 做到惩恶劝善, “上穷王道”、“下扌炎人伦”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统治服务。
这虽然也反映了刘知几的一些思想局限性, 但从理论上来讲, 仍旧是无可厚非的。
这一基本原则贯穿《史通》全书, 是此书的精义所在, 也是刘知几评论班固《汉书》的基本原则。
一个历史评论家在评史论书时, 是否能做到不虚美, 不隐恶, 首要的条件是他评论的态度是否严谨、公正。
刘知几在这方面是应该受到称许的。
他认为对抑扬、褒贬之事应当审慎:“此乃得失禀于片言, 是非由于一句, 谈何容易, 可(浮词》) 他反对不慎欤! “《“以彼所长, 而攻此所短; 持此之(杂说下》) 的片面做法是, 而述彼之非《。
史学概论
1．唐代刘知几著的《史通》总结了我国封建社会前期史学的发展；清代章学诚著的《文史通义》总结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史学的发展。
2．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家是司马迁。
3．历史的基本属性是客观实在性。
4．人类历史最基本的内容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
5．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产生的条件是：文字和历法。
6．我国史书体裁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是：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和章节体。
7．注释有自注和他注两种。
8．历史学的理论体系有三个部分组成：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史学方法论。
9．中国历史科学的开创者是李大钊，奠基人是郭沫若。
10．唐代刘知几提出史才需有三长，即才、学、识；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即“著书者之心术也”。
近人梁启超归纳为“史家四长”。
11．历史学的产生经历了三个阶段：远古传说阶段、简单的文字记录、历史著作。
12．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是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概论。
13．引证包括直接引证和间接引证。
14．一般认为，我国历史学产生的标志是《》的成书。
15．历史认识检验的途径有：社会实践的检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历史的相互检验。
16．史书的序有全书的总序和各篇章的两种。
17．中国历史纪年的方法主要有：年号纪年法、干支纪年法、民国纪年法和公元纪年法。
18．史书标题的设计，一要，二要简明。
19．就哲学范畴来看，历史观主要有两种，即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
20．史德指史学工作者治史的目的和态度，我们提倡无产阶级的史德，即不为强暴所曲，不为名利所动，不为、恩怨所扰。
1．唐代刘知几著的《》总结了我国封建社会前期史学的发展；清代章学诚著的《文史通义》总结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史学的发展。
2．我国第一篇比较全面系统的史学评论文章是南朝刘勰的《》。
3．以历史人物的活动为线索，来编排叙述史事的史书体裁，称为体。
4．人类历史最基本的内容是。
5．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产生的条件是：和历法。
6．郭沫若所著的《》，是我国第一部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中国历史发展全过程的著作。
刘知几与章学诚史学思想比较
刘知幾与章学诚史学思想之比——《史通》与《文史通义》读书札记刘知幾与章学诚同为中国古代的史学大家，他们的史学思想代表了当时史学发展的最高水平，其代表作《史通》及《文史通义》则是两人思想精髓的体现，他们的史学思想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与繁荣。
章学诚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刘知幾的思想，因此两人的思想在史学批判理论、史家修养理论等方面存在诸多共通，但同时两人又在史识与史德、史法与史意及史书编纂等地方各有其独到的见解。
一、史学批判理论的共通之处在中国古代史学批判发展历程中，刘知幾奠定了古代史学批判的理论基础，而章学诚则完善了史学批判理论，使其更加理论化、系统化。
因此，他们的史学批判思想存在着共通之处，表现在:一、注重秉笔直书，讲求实事求是。
刘知幾在《直书》和《曲笔》篇中总结了历代史家两种截然相反的“直书”与“曲笔”操守，他本人倾向于撰述能够“秉笔直书”，反对“文过饰非”。
他强调史家写史要有“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的“实录”精神（《史通·直书》）。
在史书文风上，他强调贵在“质朴”，切不可“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史通·载言》），否则就会在写作时失实，导致以文害事。
章学诚继承和发扬了刘知幾这种“秉笔直书”的修史之法，并强调史学“实事求是”的重要性。
章学诚强调史家应“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文史通义·史德》），即在史书的书写中应尽量尊重客观史实而不要过分地掺杂个人的主观臆测成分。
二、强调史学的现实功能，即“经世致用”。
刘知幾在修史过程中一直坚持着“以史为鉴，以史辅政，以史教化”的立言宗旨。
他说：“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史通·曲笔》），同时又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
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
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史通·直笔》），他坚信史书的记事载言，能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
刘知几及其史通
刘知几及其史通唐朝出现了史学史上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著有史学评论著作《史通》。
梁启超说：“自有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
”（《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一、刘知几的生平(661——721年)刘知几，字子玄，人称刘子玄。
徐州彭城（江苏徐州）人。
从11岁读《左传》始对史学发生兴趣，17岁以前读完了唐朝以前的历史。
20岁（680年）中进士任为获嘉县主簿，管文字档案。
做此小官，不求升迁达19年，一心研究史学。
官位虽未升，学术成就越来越高。
39岁调京城长安，与编《三教珠英》(三教:儒、佛、道，珠英：精华、典故。
)一千三百卷。
42岁任著作佐郎，始为史官，后又任著作郎，从此至卒，一直做史官，其间只有短期的去职。
所以，其一生从11岁以后五十年一直学习和研究历史。
任史官就有二十年。
在任史官期间与朱敬则等撰《唐书》80卷，他本人还写过《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睿宗实录》。
他的主要代表作《史通》，是其研究史学的成果。
二、《史通》的内容与特点《史通》原有52篇，失传3篇，现存49篇。
其中《内篇》36篇，《外篇》13篇。
此书四十九篇共83，000多字正文和原注9000多字，总计不到十万字。
《内篇》是其著作的主要内容，有系统，各篇之间有关联。
《内篇》主要讲历史编纂学，《史通》的主要贡献在《内篇》、在历史编纂学。
《外篇》无系统，各篇之间无关联，似杂论。
主要讲史官和史书的沿革，杂评过去史书的优劣得失。
古人著书常分内篇、外篇，并以内篇为主、外篇为辅。
关于《史通》的内容，瞿林东先生有十分精到的阐述，见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P127、《中国简明史学史》P45、《中国史学史纲》312。
“《史通》以《六家》、《二体》开篇，从史书的内容和形式上阐述了史学的起源；以《史官设置》、《古今正史》勾勒了史学发展大势，以《杂述》概括了史学的多途发展。
这五篇，是对史学发展之历史的清理。
“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
“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史德，是清人章学诚明确提出的，在其名著《文史通义》中，有《史德》篇，专门论述这个问题。
他说：“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
章氏提出这一点，是对唐朝人刘知几史才三长论的补充。
所谓史才三长，就是史才、史学、史识。
刘知几说：“夫有学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
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
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
对于史识的内含，刘知几没有明白说出，只是说“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
事实上这里面包含了史家的道德因素。
章学诚在肯定刘氏理论的前提下，感觉意犹未尽，“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于是就提出来“史德”。
何谓“史德”？章学诚说，史德就是“著书者之心术”。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提出“史家的四长”，把“史德”排在第一位，这就是“史德、史学、史识、史才”。
史德之提出以及置于最重要的地位，这是历史认识和史学家的自觉意识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
史德的概念虽然到清代才被提出来，但在中国悠久的史学传统中，却是一直被特别强调的，只是所用的词汇有所不同而已。
先秦时期，孔子称赞晋太史董狐“书法不隐”。
汉朝班彪、班固父子表彰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提出“素心”说：“析理居正，唯素心乎！”唐朝刘知几在《史通》中有《直书》、《曲笔》专篇，对直书予以表彰，对曲笔予以无情地鞭笞，爱憎分明，充满激情。
明朝胡应麟有“公心”之论：“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
有公心焉，有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
从书法不隐、实录到素心说、直书论、公心论，无不与史学家（历史研究者）的道德有关。
强调史家的道德修养，从现代历史认识论来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史学史名词解释1
名词解释《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
西晋武帝太康年间，汲郡人不准盗掘魏襄王墓，得竹简数十车，后经荀勖等人整理、研究，得书16种75篇。
其中《纪年》13篇，记载了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至周宣王后，则特记晋国历史，晋被三家瓜分后，又特记魏国历史，记至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年）。
由于司马迁写《史记》时没有看到该书，所以该书可以帮助我们订正《史记》的某些错误。
《洛阳伽蓝记》：作者杨（阳）衒之，北魏北平人。
该书共5卷，以记洛阳伽蓝（梵语佛寺）兴废沿革为线索，记载了洛阳城内外55所寺庙的情况、内容涉及到洛阳城市规模、外商来京贸易及各国风土人情，道里远近等情况。
可算作是一部中国古代城市地理史。
作者写洛阳佛寺的兴废，实际上反映了北魏王朝的兴衰。
其中记载了高祖迁洛活动等，可补《魏书》、《北史》之缺。
裴松之：字世期，河东闻喜人。
曾任东晋殿中将军、员外散骑侍郎。
南朝宋文帝时任中书侍郎。
文帝以《三国志》过于简略，乃命裴松之作注。
裴氏花了三年时间完成此注。
裴注重点不在训诂名物，而在史料的补缺与纠谬，引用的书达200多种，搜集资料十分广博，其注文近于原著数倍。
裴注被誉为南北朝三大名注之一。
“史才三长论”：是唐代著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提出的著名史学观点。
所谓“史才三长”，包括：史才、史学、史识。
所谓“史才”，是指写史的能力；“史学”是指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史识”是指对历史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能力。
他认为，作为史官，三者不可缺一，三者中间以“史识”最为重要。
《世本》：原本15篇，记事从黄帝开始，讫于战国末年。
有《帝系》、《王侯谱》、《卿大夫谱》、《记》、《世家》、《传》、《氏姓》、《居》、《作》、《谥法》等。
其中《帝系》记帝王传授的系统；《王侯谱》、《卿大夫谱》记诸侯、卿大夫世系；《氏姓》记录当时所有的姓氏；《居》讲建都情况；《作》记录一些事物的发明情况及其历史；《谥法》记谥号的含义。
其中《世家》、《传》等对《史记》体例的形成具有启迪的作用。
刘知几原文_翻译及赏析
刘知几原文_翻译及赏析刘知几（661年-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
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举进士。
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
长安三年与朱敬则等撰《唐书》八十卷，神龙（705年～707年）时与徐坚等撰《武后实录》。
玄宗先天元年（712年），与谱学家柳冲等改修《氏族志》，至开元二年（714年）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四年与吴兢撰成《睿宗实录》二十卷，重修《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
刘知几生平家学渊源刘知几出生于一个世代官宦之家，书香门第。
他的曾祖刘珉为北齐唯阳太守，祖父刘务本为隋留县长。
知几的从祖父刘胤之“少有学业”，在隋时即与信都丞孙万寿、宗正卿李百药为“忘年之友”。
唐高祖武德年间为信都令，曾与国子祭酒令狐德棻、著作郎杨仁卿等，一同撰成国史和实录，并因之授封阳城县男。
刘知几的从父刘延佑进士及第，颇有文名。
刘知几的父亲刘藏器在高宗时为侍御史。
监察御史魏元忠很称赞刘藏器贤能，高宗也打算提升他为吏部侍郎，因遭魏玄同的反对，便放他出为宋州司马。
其执法如山，无所阿私，言词抗直，不畏权贵，甚至敢于批评当朝天子“用舍由情”、“失信”。
刘知几有两位胞兄，长兄知柔，仲兄知章。
知柔“性简静，美风仪”，与知几俱以善文词知名，在官也有善政。
累迁工部尚书、太子宾客、封彭城县男。
据李邕《刘知柔神道碑》云：“公春秋七十有五，以开元十一年六月十五日遇疾，薨于东都康俗里之私第。
”依此推断，知柔当生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比知几长十二岁。
李邕称颂知柔先人“莫不都长忠方，简质贞亮，业行优绝，政理殊尤”，赞美知柔“立年博达，典学为海；懿文为林，镇重为山，幽静为骨，清谈事约，言遣理深。
谦常后身，俭不逼下”，且“仪形硕伟，风神散逸”。
知几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那年，其父五十有四，知柔一十有三。
他生长在“鼓簧史撰，柱石邦家”的官宦之家和书香门第里，整个家庭氛围的习染，使刘知几的童年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1|、刘知几是盛唐时期杰出的史学批评家，刘知几认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尤以史识最为重要。
所谓才，是指史家应有的才具，即在考核史料、叙述史事编纂技巧方的能力。
所谓学，是指史家志有的学问，即要掌握广博的史学知识及其它有关知识，掌握充分的史料。
所谓识，是指史学应有的见识，即辨明是非，有正确的见识、观点，还包括疾恶扬善、秉笔直书的品德和胆识。
在分析研究以往史书的基础上，提出了编写史书的一些原则。
认为一部良好的史书“以实录直书为贵”，记载史实应该“善恶必书”，“不掩恶，不虚美”，不能“饰非文过”，“曲笔诬书”。
内容只应记“事关军国，理涉兴亡”的大事，不应记“州闾细事，委巷琐言”。
人物要有选择，不能“愚智毕载，妍媸靡择”；要“区别流品”，给予正确的评价。
体例要“详求厥义”，谨严合理，做得名实相符，不能“名实无准”。
搜集史料，不仅要“徵求异说，采摭群言”，还要细心鉴别，“明其真伪”。
叙述史实，应以“简要为主”，要“文约而事丰”，反对“虚加练饰，轻事雕彩”。
记述人物的语言，要用“当世口语”，“从实而书”，不要“怯书今语，勇效昔言”。
对于符合这些原则的《左传》和不为一般人所重视的两部史书（宋孝王《关东风俗传》和王劭《齐志》）屡予表彰，备加赞誉，体现了他不同于流俗的“史识”。
在《惑经》篇中批评《春秋》“巨细不均，繁省失中”，“真伪莫分，是非相乱”，指出《春秋》不过是一部“菁华久谢”的陈籍。
《疑古》批评《尚书》和《论语》；指出《虞书》赞美尧“克明俊德”，能识别大才大德，是编造出来的“奇说”；尧、舜禅让的美谈，是捏造出来的“虚语”，总之，他认为。
“远古之书，其妄甚矣”，不能轻信。
对古书中所载的鬼神、祥瑞、迷信等等的批判，更是不遗余力。
2、才、学、识“史才三长论”
“史才三长论”是刘知几在史学理论上的最大贡献之一。
他认为：“史才须有三长”，“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
”（《旧唐书》卷一0二《刘子玄传》）不具备这“三长”，就不能算是优秀的史学家，不应担负史官的重任。
实际上也是对研究历史的要求。
孔、孟、班、范等人论史，都曾提出过“文”（指语言文字）、“事”（指史料史实）、“义”（或曰“意”，指思想观点）的概念，并论及其间的相互关系。
刘知几则以史才、史学、史识对这三个方面作了概括，考察的内容也更全面、具体、充实。
这在中国封建史学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创见。
所谓史才，包括选择、组织史料的能力和书写记事的技巧。
它要求做到“善择”、“辨疑”、“考伪”，认为“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应该“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叙事》）。
《史通》中专有《因习》、《邑里》、《言语》、《浮词》、《叙事》、《模拟》、《书事》、《核才》、《烦省》等篇论史传之文。
所谓史学，包括考察问题时所征引的史料以及历史知识，它强调“采摭zhi群言”，主张把所有历史著述都作为取材的对象。
《史通》中则有《采撰》、《补注》、《杂述》等篇论史学。
所谓史识，包括分析历史事件和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态度。
它重视辨善恶、明是非、寓褒贬。
《史通》中的《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ze》、《人物》、《暗惑》等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史识。
刘知几认为这是搞好历史必不可少的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但三者当中，他又最注意“史识”，认为史才、史学都离不开它。
刘知几提出“史才三长论”，成为后世公认的名论。
3|、比如写一篇史学论文。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曾指出，史家要有才、学、识三长。
史学工作者的才、识、学如何表现，它就是通过论文（论著）表现出来得。
先看史识。
所谓史识，就是对历史的见识、见解，或者如梁启超所说的“历史家的观察力”。
通过对历史的研究，你能有所发现，这就说明你的见识高。
一篇史学论文，反映了作者对这个历史问题的看法，这就是史识。
史识高不高，眼界开阔不开阔，论文是最好的反映。
再看史学。
所谓史学，就是学问，你的学问精不精，知识面宽不宽，围绕这个问题上下左右
的知识你掌握不掌握，通过一篇论文也完全可以反映出来。
最后看史才。
所谓史才，就是研究历史的才华，语言表述的才华，通俗说就是写论文的技术，主要是指文章的结构和语言的文采，文字是否优美、流畅，这都是史才，一篇论文完全能反映作者的史才。
4、一提到史学家的修养，人们自然会想到中国历史上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章学诚等的论述。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曾提出，作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
史才，不仅指天才和才气，主要是指文才、文采，即古人所谓的“辞章之学”。
有了好的题材和思想，文字表达不出来，或表达得不清楚，也是枉然。
因此，作为一个史学家必须善于用文字来叙述、论证史实。
历史上凡是“良史”，其著作莫不具有文采，这是大家公认的。
然而，如果刻意追求文采，以文害意，也是不可取的。
史学不同于文学，前者是用简洁、准确的文字，叙述活生生的史实；后者则是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史学，是指学识，我理解主要是指专业知识。
史学的面很广，既要有中外历史知识的雄厚基础，又要在专门从事的专业方面有深厚的造诣。
因此，学识主要是解决好博与专的问题。
所谓“博”，是指在学习和研究中，应具备广博的知识基础。
有关史学各门的基本知识，甚至包括对与史学有关的学科，如哲学、文学、语言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均应有所涉及和了解。
“专”，就是指具有本专业方面扎实、雄厚的基础，及对现阶段本专业研究状况的了解。
只有将博与专结合起来，才能在研究专业的问题时，结合广博的知识，融会贯通，左右逢源，站得高，看得远，取得高水平的成果。
博与专两者又不可偏废，它们是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的。
史识，就是识见，义理；即是以科学的史观作指导，来分析大量可靠的史实，然后得出科学的结论。
这就是所谓的史与论的关系问题。
不能“以论代史”，而要“论从史出”。
也不能只研究史料，掉进故纸堆里。
而要对历史有自己的观点。
即“识见”。
三才中以「史识」为最难，但也最重要，因为有才无识或有学无识，都不足以成为优秀的史家。
总之，一个能兼有“三长”的史学家是很不容易的。
总之，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在充分肯定史学的作用和地位，明确史学的研究方向，促使史家注意历史观和历史编纂学等方面，构成一个体系，从而完成了确立封建史学理论的历史使命。
它奠定了我国史学理论的基础，刘知几的史学思想丰富了我国的史学园地。
对后世的历史编纂学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