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诗词人文解读第四周

韩愈对柳宗元、刘禹锡的文学成就 ,应该说是逐步加以肯定的 .但是韩愈和柳宗元、刘禹锡在人格上具有明显的差异。

韩愈作于永贞元年（805年）九月的《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七员外翰林三学士》这首诗歌曾经追叙过自己被贬官阳山令的一个原因，其中特别提到说，韩愈以为自己贬官的原因是上疏言事以及刘禹锡、柳宗元的泄密。

他所上的这三个学士就是王涯、李建和李程，我们说韩愈在贞元十九年（803年）就贬到阳山了，远离朝端。

因此说韩愈跟永贞革新其实不应发生关系。

但是韩愈的诗文中却有多篇涉及到永贞革新，而且对王叔文集团是大肆地诋毁。

贞元十九年前后，志在革新的王叔文开始关注到御史台。

当时的御史台中丞是武元衡，监察御史有刘禹锡、柳宗元、韩泰、韩愈、李程等等。

这一批人跟王叔文集团都发生了或大或小、或正或反的关系韩愈之所以没有加入王叔文集团，并对永贞革新颇多偏见成为反对派，有几个原因，韩愈不是经常自称韩昌黎嘛，昌黎，特别要提自己的郡望，就说明我是出生高门啊，你们这些东南文士都是出生寒门，所以我不屑与你们合作。

贞元年间，韩愈在董晋的宣武节度使做幕僚，任观察推官，而当时俱文珍就是监军，可见二个人的人事关系是非常好的。

后来俱文珍将要赴京师的时候，韩愈还作了一首诗《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送给他，对俱文珍是吹捧备至。

这种吹捧显然的是出于私心，官迷韩愈还是出于自己仕途的考虑比较多。

韩愈贬官是在贞元十九年（803年），而作《永贞行》的时候已经过去三年了。

这个时候韩愈重提旧怨，显然的有几个方面的考虑。

哪些考虑呢？宪宗即位之后，一反旧政，韩愈可能觉得这个时候有出头的希望，但是要想回朝，就必须得到宪宗也就是旧派人物的欢心。

而要得到这些旧派人物的欢心，最简便而最有效的方法，应该是大骂永贞革新集团，其中李程是受王叔文集团排斥之人，因此在诗中特别提到刘禹锡、柳宗元这二个人，我们说韩愈真是用心良苦。

因为韩愈跟李程、柳宗元、刘禹锡在贞元十九年的时候，都曾经任过监察御史，其后分道扬镳，这个时候李程是翰林学士，身居要职，韩愈写诗寄给他，目的也是想通过他来引荐入官，所以他在诗中特别写到刘禹锡、柳宗元，是想表明我韩愈跟刘禹锡、跟柳宗元是划清界限的、这个时候刘禹锡由屯田员外郎贬连州刺史，在被贬的途中又改为朗州司马，经过江陵的时候，刘禹锡跟韩愈曾经相会过。

这个时候刘禹锡是罪臣，跟刘禹锡的交往，会产生一定的政治风险。

所以韩愈这个时候写诗，明显的是要为自己洗刷清白。

韩愈跟刘禹锡江陵相遇的时候，曾经当面说“以不幸相悲”——你这个被贬是非常不幸，我感到很悲痛。

但是到了他作《永贞行》的时候又背后指责，我们可以发现韩愈这个人人品是不怎么地表里不一。

因此我们说，从韩愈写的这首《永贞行》可以发现，韩愈跟刘禹锡、柳宗元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微妙的，我们再来看韩愈写的另外一篇文章，就是《柳子厚墓志铭》。

因为韩愈不是反对迎佛骨而被贬到潮州吗？其实后来过了一年，元和十五年，韩愈又被谅以袁州，《柳子厚墓志铭》就是韩愈在谅以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在这个地方做刺史的时候写的。

韩愈在《祭柳子厚文》里面说，也就是说什么呢？我不是真心要给柳宗元写墓志铭，但是你命我，我也没办法。

可见韩愈自己也没有把柳宗元看作是知己所以刘禹锡请求韩愈为柳宗元撰写墓志铭，对韩愈来说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不过韩愈终究是写了。

《柳子厚墓志铭》主要写柳宗元的三个方面，前面写政事，中间写友情，最后写文学。

这些政事方面，韩愈对柳宗元的政治活动是一概否定。

在这篇文章里面，韩愈有一段有名的感慨。

他说：“呜呼！士穷乃见节义。

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徵逐。

”这一段文字对世道人情剖析可谓鞭辟入里，但是，这种人生感慨似乎不应处于韩愈之手。

为什么呢？因为韩愈所批评的这种现象，正是他自己所作所为。

元和十二年十二月，韩愈随裴度去平定淮西，回朝之后因为功劳授刑部侍郎。

可谓大权在握。

第二年正月大赦，刘禹锡就上书请他施以援手，韩愈没有丝毫反应。

到了长庆二年（822年），刘禹锡任夔州刺史，赴任途中写诗寄给任兵部侍郎的韩愈和中书舍人的白居易，但也没有什么结果。

由此可见“落陷穽不一引手救”的人，非韩愈而谁啊？正是你韩愈嘛。

还有，韩愈写《永贞行》的时候，刘禹锡、柳宗元正在被贬，一月之中，由掌权的
朝臣贬为刺史再贬为司马，政治打击异常巨大，这个时候如果能够给予安慰，这不是作为旧友应该做的事情吗? 可是刘禹锡赴任途中专门拜会韩愈，以其旧日同在风宪之故。

可是此时韩愈不但不加以同情，反而写《永贞行》来谩骂他们，这不是“反挤之又下石焉”又是什么呢？韩愈不就是做“落井下石”的事吗？所以我们说，韩愈虽然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文起八代之衰，但人品方面的的确确也有很多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