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双重面相
历史趣谈：双面张作霖 日本傀儡还是不乏气节的野心家？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双面张作霖日本傀儡还是不乏气节的野心家？
导语：“在东北，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逐渐在吉林、黑龙江两省扩展地盘，它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植下，成为直皖之间举足轻重的势力。
”这是人民教
“在东北，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逐渐在吉林、黑龙江两省扩展地盘，它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植下，成为直皖之间举足轻重的势力。
”这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第四章第二节《军阀割据下的中国政局》中对张作霖的评价——反动军阀、封建军阀也是长久以来贴在张作霖身上的标签。
事实上，被日本扶植成为“东北王”，又在皇姑屯被关东军炸死，这些与日本错综难明、纠葛不清的恩怨，正是张作霖一直饱受争议的原因之一，也是长久以来学界、民间争论不休的焦点——痛斥其卖国的有，为其辩护的也不少;有人认为他是日帝的傀儡，也有人认为他是不乏民族气节的野心家。
骑在墙头，哪边强就往哪边倒
1980年出版的《张作霖》一书在当时被认为是第一本“较为系统、详细的张作霖传记”，而在这本书的《前言》中，作者东北师范大学的常城教授如此描述自己记述张作霖一生的目的：“使人们特别是青年同志们具体了解旧中国军阀黑暗统治的一个侧面。
”
书中记录了1912年1月，当时是奉天巡访营前路统领的张作霖访问日本驻奉总领事落合的情景。
在会面时，张作霖表达了与日合作的愿望，他对落合说：“我深知日本在满洲有许多特权，日本如果对我有所吩咐，我一定尽力而为。
”
而在自己的一篇名为《张作霖是怎样在东北称王称霸》的论文中，常城表示“骑在墙头看哪边强就往哪边倒”是张作霖壮大自己的一贯策略。
生活常识分享。
张作霖手黑
龙源期刊网
张作霖手黑
作者：张明常
来源：《作文通讯·初中版》2012年第02期
张作霖参加某个大型宴会。
席间，有几个日本人突然提出让张作霖当场赏幅字画。
张作霖明知这是故意刁难，但又不好拒绝，只好满口答应。
他令人拿来了笔墨纸砚，挥笔写了一个“虎”字，然后落款：“张作霖手黑。
”盖上大印，得意地望着大家。
那几个日本人面面相觑，不知何意。
细心的秘书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漏洞，于是他连忙贴近张作霖身边低语：“您把‘手墨’写成了‘手黑’，应该在‘黑’字下面加一个‘土’。
”张作霖一瞧，也愣了，但他非常镇定，马上就有了主意。
他故意呵斥秘书：“难道我不知道‘墨’字下面有个
‘土’吗？因为日本人想要的就是中国的土地，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怎么能让他们把土带走呢？这就叫‘寸土不让’！”语音刚落，满堂喝彩。
那几个日本人这才明白过来，越想越没趣，只好悻悻退场了。
张作霖针对自己的错字，巧妙地结合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既挽回了自己的面子，又抨击了敌人，可谓一箭双雕。
练习
现代京剧《杜鹃山》中，队长雷刚学写字：“打土豪，分田地。
”一位战友说：“土豪的‘豪’字怎么少了一条腿？”雷刚仔细一看，风趣地说：“__________。
”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你知道雷刚说话的内容吗？。
历史趣谈：张作霖不为人知的一面 曾破格提升顶撞他的门房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张作霖不为人知的一面曾破格提升顶撞他的门房导语：张作霖对自己人护犊子，对日本人可就不客气了。
东北军两名士兵无故被日本查道兵打死，事后日方赔给士兵家属每户120元了事。
张作霖听闻大怒张作霖对自己人护犊子，对日本人可就不客气了。
东北军两名士兵无故被日本查道兵打死，事后日方赔给士兵家属每户120元了事。
张作霖听闻大怒，下令东北军：“碰到日本查道兵就打，我也有钱。
”东北军得令后很快打死了12个日本兵。
张作霖是个标准的大老粗，口头禅“妈拉巴子”向不离口，但他却并非蛮不讲理。
有一次张作霖和他的智囊杨宇霆为一件事争论起来，张生气了，随口秃噜一句“妈个巴子”。
杨噌地一下站起，说：“你骂谁！”张知口误，马上作揖赔罪，说：“这是咱的口头话，一个不留心溜出来了，敢是骂谁！”有次讲武堂的学生毕业，邀请张作霖前往致辞。
参谋们早就拟好一篇讲稿让他背熟。
典礼当天，张作霖步上讲台，乍见台下黑压压一片，全场鸦雀无声，竟紧张起来，才背出开头一句：“作霖戎马半生，饱经忧患”，接下来就忘词了。
僵持半晌后，张作霖突然破口大骂：“妈了个巴子的！我原来背得很熟，但看到你们，一高兴竟都忘了！”张作霖说话粗，却并不办粗事。
他曾规定：大帅府重地，午夜一过，任何人不准出入。
某夜张本人晚归，门房以过了时间为由拒绝开门。
张无法，只得绕到后门进入。
第二天，张作霖召见门房，破格升他去当看守所所长。
门房表示自己不识字，做不来官。
张不以为然，说：“那好办，给你找个识字的当秘书。
”每逢孔子诞辰纪念，张作霖便会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然后跑到各个学校去，向老师们打躬作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生活常识分享。
简述张作霖对日交往中的民族意识
简述张作霖对日交往中的民族意识作者：沙培来源：《北方文学》2017年第17期摘要：张作霖作为奉系军阀首领，挑起国内争端，给民族和人民帶来灾难。
对日交往中，为保全奉系和追逐权力，采取过妥协退让的政策，但也有抗争，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
关键词：张作霖；对日交往；民族意识张作霖称霸东北、掌控北京政府时，为维护地位，与日本关系密切。
他对日策略随着自身地位的变化逐渐变化。
起初為了日本的支持，对日妥协，被打上亲日派的标签。
但他并非是完全亲日，在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的问题上，采用“外柔内刚”的灵活策略进行抗争，妥协与抗争并用[1]，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利益。
一、对日妥协毋庸置疑，奉系与日本的关系复杂，为了利益，相互利用。
从政初期，张作霖明白日本的侵略意图，但为了统治东北，着意依附日本，对日妥协。
向日本开放东北口岸，给予日本财商界开发、建厂、贸易等多方面的便利[2]，为日本侵略东北创造了便利。
在日本刻意制造的冲突中，张作霖选择退让。
如“郑家屯事件”，张作霖对日持抵制态度，但他只是暗中进行抵制，仅仅是去信敦促北京政府与日本强硬交涉，表面上仍与日本交好。
张作霖清楚日本对东北的控制能力和与日本合作的重要性，明白日本将他作为侵略东北的棋子，但因利益大于矛盾，尽管内心排斥日本，也不得不与日本进行斡旋。
张作霖的妥协行为，违背传统的民族意识。
但综合张作霖的对日活动，我们不难发现其对日妥协可能并非本意，只是面对日本强大压迫时，一种权衡利弊得失的选择，与日本比较，张作霖的地位是脆弱的[2]，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只能选择妥协。
所以他的民族意识不够纯粹但不能否认。
二、对日抗争张作霖不想做日本的傀儡，他将加强自身实力、摆脱日本的控制作为对日外交的目标。
张作霖多次镇压反日爱国运动，但在1917年“宽城子事件”中，面对日本的6项无理要求，张作霖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抵制态度，拒绝了日本的无理要求[1]。
他出兵镇压日本支持下的蒙匪巴布札布叛乱，维护了民族利益。
浅析张作霖对日本的认识及态度变化轨迹
Vol.39 No.5Oct. 2018大连大学学报JOURNAL OF DALIAN UNIVERSITY 第39卷 第5期2018年10月浅析张作霖对日本的认识及态度变化轨迹崔峰龙，高智强（大连大学 东北史中心，辽宁 大连 116622）摘 要：中国东北由于战略地位特殊，再加上资源丰富，地广人稀，土壤肥沃，因此近代的东北亚成为东西列强相互角逐、争夺权益的中心舞台。
在近现代中日外交关系史上，东北则始终成为矛盾焦点；张作霖作为当时东北奉系军阀头目，他的崛起、称霸与覆没直接关系到他对日本的认识变化，而他对日本的认识及态度变化又直接影响日本对华政策及其个人命运。
本文主要以奉系军阀张作霖对日本的认识及其态度变化轨迹为线索，通过分析日本“大陆政策”出笼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是蓄谋已久，以及日本侵略势力渗透东北后张作霖是如何依靠日本实现自己的枭雄之梦，最后却又是如何与日本决裂而遭到非命之祸进行详细阐明。
关键词：张作霖；奉系军阀；大陆政策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95(2018)05-0011-06收稿日期：2018-01-22作者简介：崔峰龙（1963-），男，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东北亚史和近代中朝（韩）关系史研究。
高智强（1991-），男，大连大学硕士生，主要从事中朝（韩）交流史研究。
一、蓄谋已久、蚕食东北日本对中国东北觊觎已久，尤其是明治维新时期天皇睦仁在《安抚万民之宸翰》中明确提出日本基本国策就是“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
”[1]随之，日本朝野上下主张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思潮迅速蔓延。
在理论上最具代表性的是西乡隆盛的“征韩论”、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和德富苏峰的《大日本膨胀论》；在行动上最有代表性的是平冈浩太郎、头山满、荒尾精及内田良平等人主导组织“玄洋社”，并秘密展开大陆浪人的非法活动。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大陆政策”在形成过程中，日本大军阀山县有朋扮演极其重要角色。
简述张作霖对日交往中的民族意识
语言简述张作霖对日交往中的民族意识沙 培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摘要：张作霖作为奉系军阀首领，挑起国内争端，给民族和人民带来灾难。
对日交往中，为保全奉系和追逐权力，采取过妥协退让的政策，但也有抗争，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
关键词：张作霖；对日交往；民族意识张作霖称霸东北、掌控北京政府时，为维护地位，与日本关系密切。
他对日策略随着自身地位的变化逐渐变化。
起初为了日本的支持，对日妥协，被打上亲日派的标签。
但他并非是完全亲日，在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的问题上，采用“外柔内刚”的灵活策略进行抗争，妥协与抗争并用[1]，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利益。
一、对日妥协毋庸置疑，奉系与日本的关系复杂，为了利益，相互利用。
从政初期，张作霖明白日本的侵略意图，但为了统治东北，着意依附日本，对日妥协。
向日本开放东北口岸，给予日本财商界开发、建厂、贸易等多方面的便利[2]，为日本侵略东北创造了便利。
在日本刻意制造的冲突中，张作霖选择退让。
如“郑家屯事件”，张作霖对日持抵制态度，但他只是暗中进行抵制，仅仅是去信敦促北京政府与日本强硬交涉，表面上仍与日本交好。
张作霖清楚日本对东北的控制能力和与日本合作的重要性，明白日本将他作为侵略东北的棋子，但因利益大于矛盾，尽管内心排斥日本，也不得不与日本进行斡旋。
张作霖的妥协行为，违背传统的民族意识。
但综合张作霖的对日活动，我们不难发现其对日妥协可能并非本意，只是面对日本强大压迫时，一种权衡利弊得失的选择，与日本比较，张作霖的地位是脆弱的[2]，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只能选择妥协。
所以他的民族意识不够纯粹但不能否认。
二、对日抗争张作霖不想做日本的傀儡，他将加强自身实力、摆脱日本的控制作为对日外交的目标。
张作霖多次镇压反日爱国运动，但在1917年“宽城子事件”中，面对日本的6项无理要求，张作霖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抵制态度，拒绝了日本的无理要求[1]。
他出兵镇压日本支持下的蒙匪巴布札布叛乱，维护了民族利益。
论张作霖的“两面派”对日外交
论张作霖的“两面派”对日外交
张欣
【期刊名称】《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1(000)003
【摘要】张作霖在称霸东北期间，对日外交呈现出互为利用特点。
他既想得到日
本的实力支持．又怕背上“卖国”的骂名，于是采取了对日“两面派”外交，主要表现在：对袁世凯签定的“二十一条”始终持抵制态度：打算以欧美势力钳制日本，表现出摆脱日本控制的自主欲望，最终导致利用与反利用的矛盾激化。
张作霖的“两面派”外交的结果，既维护了奉系军闽本身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
【总页数】6页(P102-107)
【作者】张欣
【作者单位】漳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福建漳州363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5
【相关文献】
1.张学良的对日外交析论——以“皇姑屯事件”“中村事件”中对日外交策略为中心 [J], 王铁军
2.浅析张作霖对日本的认识及态度变化轨迹 [J], 崔峰龙;高智强
3.张作霖主政奉天初期对宗社党的打击与对日交涉研究 [J], 赵菊梅;
4.张作霖主政奉天初期对宗社党的打击与对日交涉研究 [J], 赵菊梅
5.张作霖崛起奉系初期的对日政策 [J], 赵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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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
作者： 潘喜廷
出版物刊名： 学习与探索
页码： 136-142页
主题词： 张作霖;日本国;日本帝国主义;东三省;日本侵略;满蒙;九一八事变;北京政府;反日;南满铁路
摘要： <正> 张作霖统治东三省期间,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以镇压人民反日斗争,换得日本对他的支持,积极充当日本侵略“满蒙”的工具,使日本侵略野心逐渐得以实现。
一九三一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占领东北三省,长达十四年之久,这是和张作霖勾结日本,引狼入室分不开的。
张作霖与日本有勾结和利用的一面;也存在着冲突和矛盾的一面。
这种矛盾到后期表现极为突出。
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日本炸死张作霖,就是这种矛盾激化和发展的必然结果。
现就张日关系的问题,谈谈看法,欢迎批评指正。
一、张作霖成为军阀,是日本侵略“满蒙”政策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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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双重面相作者：张文俊申晓云来源：《历史教学·高校版》2009年第04期[摘要]奉张崛起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奉张集团的早期发展，获得日本大力支持。
张作霖随着实力增强，与日关系趋于紧张，彼此呈现一种双重面相，而非单一地张“亲日”，或日本支持张，双方关系充满妥协与斗争。
[关键词]奉张集团，日本，中日关系[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8-0038-05张作霖称霸东北，问鼎中原，掌控北京政府。
这一辉煌历程，除了张作霖才识过人之外，更多在于张获得日本支持。
但张作霖并非完全亲日，在事关民族主权问题上，张作霖运用灵活策略抵日，往往取得事半功倍之效，导致双方积怨加深，日本侵占东北阴谋破产。
实际上，张作霖与日本关系呈现一种双重面相，非简单“亲日”所能描述。
1905年12月12日，中日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3款，附约12款。
其中附约规定：将奉天省内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等，吉林省内长春、吉林、哈尔滨等，黑龙江省内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等，共16个城镇开埠通商；中国军队不得进踞日本驻兵界限20华里以内；在营口、奉天、安东划定日本租界；安东至奉天铁路由日本经营和改建。
此约签订致使南满成为日本势力范围。
张作霖意识到要想立足东北，需取得日本支持。
1912年1月26日，张作霖拜访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向日本示好，但受到日本冷落，没有达成所愿。
随后，日本政局变动，寺内正毅上台组阁。
张作霖曾与寺内正毅在朝鲜有过接触，觉得寺内正毅是其壮大势力的契机，便极力争取日本支持。
张作霖为获得日本好感，在东北排斥异己时，首先得到日本首肯，并聘用日本顾问，表示对日亲善。
张作霖在东北崛起之际，正是日本侵略势力在东北急剧发展的年代。
他要想称霸东北，就需要日本或明或暗的支持。
日本经过分析研究，也认为其欲扩展东北势力，必须全力扶持张作霖，才能实现其在华利益。
日人后藤新平在《日支冲突之真相》一书中讲到：“张作霖并无宦途履历，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而在满洲，则有特殊之势力与地位，张离满洲则无地位，盖以满洲为其唯一之势力范围也。
张氏心中惟有权势利欲，别无他种知识。
彼认日本在满洲有绝大势力，反对日本，于彼不利，倾向日本，于彼有益。
如果利用此特殊之地位，照其心中所认识者而行，则张氏将为满洲专制之王，而日本亦得利用张氏，在满洲为所欲为。
”日本欲以完全控制满洲，需获得中国地方实力派的配合与支持，他们选择了张作霖。
可见，二者各有所图，在一定条件下，使其政治上达成某种妥协，互相勾结利用。
1920年直皖战争期间，张作霖与直系联手倒皖，皖系战败，奉系势力便向关内扩张，但遭到直系抵制，直、奉关系趋于紧张。
因直系背后有英美支持，张作霖也亟须外援，随之主动加强与日本联络。
不过，其时日人扶植重心为掌握中央权柄的皖系，皖系既倒，奉系与日本很快亲密起来。
1920年11月，张作霖派亲信于冲汉到日本活动，找到日本首相原敬，以取得进一步联系。
原敬在日记中记载说：“事实上是张企图以日本为背景来扩张势力，而我们为了在东三省发展，有给张以优遇的必要。
双方利益不谋而合。
事情就是如此。
”张作霖在准备与曹、吴摊牌之前，又派他的日本顾问可野中佐去跟日驻华公使小幡通气，以争取日人支持。
1921年5月17日，日本内阁作了《关于对张作霖的态度》的决议，表示愿意支持张作霖，并巩固其在东北统治，但又不希望他进入中央政界。
第一次直奉战争前，日本政府内部就援张问题出现分歧。
1922年1月9日，日本外相在一封密电中说：“如援张，日本则冒很大风险。
提供武器一事，不会不在外部泄露，如此事被揭露，日本不仅召来张的政敌，而且召来中国国民和世界舆论的非难和反对，影响我国外交立场。
英美方面为对抗日本对张的援助，又援助吴佩孚，进而出现日、英、美对峙的形势。
有必要甘冒这种风险而援张吗?”但迫于国内舆论与军部压力，日本政府以间接或不为人知的方式，暗中扶持奉张集团。
张作霖借助日本力量，大肆扩展军备，开始了与直、皖等北洋实力派的角逐。
通过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资源，使其一方面取代皖系角色，成为日本在华代言人；另一方面，其势力也由东三省向京津扩展。
张作霖入关不久，与日矛盾日趋尖锐。
日本原以为支持张作霖取得北京政权，其一定顺从日本，解决多年来悬而未决的“满蒙悬案”。
张作霖则认为稳掌北京政权，仅靠日本支持是不够的，必须取得更多国家支持。
所以，张作霖采取“以夷制夷”策略，借助英美势力，牵制日本，以减轻日本压力。
1924年，张作霖不顾日本反对，成立东北交通委员会，开始筹建东北铁路网。
先后以自行筹款方式，建筑了奉海、吉海、打通等路，还准备建筑葫芦岛港，企图通过自建铁路，把奉、吉、黑以及内蒙连接起来。
以葫芦岛做吞吐港，在南满铁路沿线设卡，征收货物税等，用以限制日本利用南满铁路对东北财富的掠夺。
这一作法，无疑是张作霖试图“摆脱日本控制和干涉的倾向”。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与张作霖矛盾升温，双方摩擦不断。
其时奉系表面上看似强大，内部危机重重，新、老两派斗争严重。
老派主要为张作霖的绿林兄弟，所谓“老伙伴”，如吴俊升、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
新派指以张学良为核心的“陆大派”(因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而得名)少壮人物，如郭松龄、魏益山、李景林、刘伟、范浦江、刘振东等。
奉系还有一派为“士官派”，以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人物为核心，如杨宇霆、姜登选。
杨宇霆资格老，主意多，同时深得老派信任，又掌握着奉系主力部队，与日本关系密切，被视为奉系内部“亲日派”。
但郭松龄派是奉军中较有头脑，怀有远大抱负之人，他们掌握奉军精锐，但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并未得到理想地盘，又受杨宇霆等人排挤，致使郭、杨矛盾激化。
郭松龄经常抱怨：“邻葛用那么多留学生，把东北的事情都弄糟了。
”此外，郭松龄还仇视张作霖与日本订立密约。
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联合冯玉祥，通电倒戈反奉。
战争刚开始，郭军进展顺利，势如破竹，11月27日通过山海关，30日改称国民军。
12月15日，奉军兴城战败，张作霖失去控制。
奉张部分人士认为大势已去，准备向国民军投诚。
张作霖也一面做好出逃准备，一面向日本求援。
郭松龄滦州起义时，杨宇霆曾亲赴大连求助关东军，同时王永江也与日本驻奉总领事吉田接洽，希望能够出兵，稳定东北局势。
郭松龄攻占锦州时，派殷汝耕为代表，到旅顺同日本关东军交涉，协商通过南满铁路，并使用满铁火车运兵。
张作霖得知此消息后，即刻到沈阳满铁事务所，同日本关东军司令官代表谈判，签订密约。
密约内容为：1日本臣民在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均享有商租权，即与当地居民一样有居住和经营工商业权利；2周岛地区行政权移让；3吉敦铁路的延长，并与图们江以东的朝鲜铁路接轨和联运；4洮昌道所属各县均准许日本开设领事馆；5以上四项的详细实施办法，另由日中外交机关共同协商决定。
双方交换条件：日本阻止郭军通过满铁沿线，必要时日本关东军出兵保护张作霖，维持省城治安，给张作霖等要人提供避难场所等等。
事实上，日本政府十分关注奉系内讧，但因币原外相坚持“不干涉内政”的方针，日本保持中立。
日本首相加藤认为，郭张两军纷争，是中国内部的个人斗争，张作霖输也好，郭松龄赢也罢，跟日本没有关系。
政府将在绝对不干涉主义下，静观其变，假若其结果将危害到日本的特殊利益时，才要采取适当处置。
日本社会人士力主出兵，政府却无出兵借口，并担心影响中日关系发展。
随着奉张节节败退，日本社会援张声浪高涨，日本当局态度随之发生转变。
经过权衡利弊，日本决定支持张作霖，帮其平息内乱。
11月30日，满铁社长曾亲自致电日本外相，“如果对张作霖晓以机宜措施，其颓势的挽回，未必不可能，尤其我国应对之予以有形或无形之支持。
再者为形势更趋好转，毋庸赘述，我国在东三省占有特殊地位，当此之际，采取机宜措施使其地位不被动摇，是为卑职现负之职责，以此特烦阁下焦虑之缘由也。
尔后之事暂行搁置，深信支持张作霖抵抗为当务，除此之外别无他策”。
日本当局对郭奉战争的态度是谨慎的，意识到时局的重要性，既想支持张作霖，又怕张作霖失脚受到牵连，因此也作了多手准备。
当时日本分析张郭各自利弊，主张多管齐下，“世事多变；进、退、喜、忧，无论何人恒难逆赌”，“倘使郭松龄一时握得政权，但作为东三省之当事者，其在才智、力量、资望、阅历、人缘等方面终难堪当其任。
诸如吉林、黑龙江省等必将独立，可以想象不能一如既往推行统一政策”。
如张作霖不能力挽残局，日本只好将赌注放在王永江身上，劝告王永江“不论奉天实权者为何人，唯凭依其实力调处整个东三省，遍施威令以防北方俄国进入。
即使大势不利，张总司令无可奈何暂行下野，贵省长要留任到底，为利济时艰。
不胜切望尽瘁努力之至，此举不只是为了东三省，且对保持远东局势，实有裨益”。
同时，日本又与郭军接洽，满铁对运送中国士兵做了新决定，“当断定郭松龄权力确定之后，采取与对待张作霖所属部队同样之办法，以郭松龄所属部队为合法政府之正规军，允其武装运送，而张作霖部队则须解除武装，否则不予运送”，但因郭不愿出卖东北主权与日交易，导致日本转向支持张作霖，以双方签订密约为条件，关东军助张消灭郭军。
事件平息后，日本多次逼张答应郭松龄事件中所许之承诺，但张却借词推托，不予给以积极回应，致使日本与张关系紧张，且日本愈益认识到张作霖对日的两面性。
1927年6月，日本“东方会议”专门讨论北方政策时，吉田茂总领事认为：“1东三省目前维持现在之制度组织，对我方虽然方便，但我方如过度置于张作霖之命运如何，则不可。
张作霖自身如有支持自身之力量，加以支持固然为好，但如其自身已无支持之力量，而我方仍加以支持，则有百害而无一利。
换言之，亦即张作霖之命运，一任张自身之力量，乃极紧要之事；2我在满蒙之发展依仗张作霖政权之好意帮助而实现之政策，乃不可之事。
在满洲保有租借地、铁路、附属地行政权、驻兵权、矿山以及其他条约上诸种权利之日本实力，并非何种微弱之物。
过去我方政策经常忘却此点。
过度想讨取张作霖之欢心好意，反而有为张作霖所乘而不能达到目的之倾向。
”从吉田茂的言论看出，日本对张态度发生转变，其也在玩弄两面手法。
为了实现满蒙利益最大化，日本需要获得奉张大力支持，最好其能听命于日本，唯其马首是瞻，但张作霖并非其完全中意之人，越来越表现得不太驯服，以致张作霖与日本关系恶化。
最终，日本采取极端方式，谋杀张作霖，试图扶植新人，代其完全控制东北。
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一直为历史之谜，真正肇事者当时并未捕获。
1946年，河本大作在远东国际法庭承认，谋杀张作霖是他与关东军所为。
日本杀害张作霖究其原因为何?村冈军司令官讲：“有害于维持满蒙的治安者，应即时解除其武装。
如果不肯解除武装，侧断然阻止其进入东北。
尤其是南军，绝对要阻止其插足东北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