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全球化时代与中国文化的再出发

全球化时代与中国文化的再出发---------------------------------作者：陈立夫陈秀惠任何一种学术思想能否推动历史前进、造福人类，绝不是一代或两代人所能盖棺定论的，它需要较长时间的实践检验。

我们生活在知识飞速增长和扩展的时代，既要汲取外来的一切有益的知识，又不能排除本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传统文化。

福建社会科学院陈务忠先生对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先生的访谈，值得一读。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节录了其中的一部分。

陈秀惠：身处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相当痛苦，作为社会一员，他们深感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屈辱，多么希望民族复兴的百年夙愿能提升为强烈的国家意志。

然而作为文化人，他们又不忍看到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被延伸为国人之间的优胜劣败，国与国尚且需要抑强扶弱的和平正义，怎么能将西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羊吃人”变为现实中日见猖獗的人对人是狼?陈立夫：中国人首重“人兽之辨”，故我国的心性之学特别发达。

在中国文化里，“平天下”的过程比“天下平”的理想更伟大，因为“过程”展现了一个博厚配地、高明配天的文化道统，中国文化因为拥有传承千年的文化道统而悠久，悠久的中国文化因为拥有“德本”灵魂而崇高。

所谓“德本”，即以仁义道德为本，在孔孟学说的元典文本“四书”中，有257个“仁”字，130个“义”字，187个“道”字和105个“德”字，我国的仁义道德没有像宗教那样将人性神化，也没有像达尔文主义那样将人性兽化，千百年来行之有效地教化国人的行为方式以符合普遍的道德规范。

梁漱溟先生称“中国文化为世界文化之早熟者”，有卓见也。

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人类进化应以互助为原则，我们配合此一时代以复兴中国文化，谁日不宜?陈秀惠：“四维八德”，中国人以忠孝为根。

“忠”的偏颇在“文革”中登峰造极，“君为臣纲”的造神运动令东汉的《白虎通》也瞠乎其后，“孝”呢?孝不见了。

在全部传统道德中，孝是被最彻底删除的一个德目，取而代之者日“尊老”，但味同嚼蜡的“尊者”二字怎么可能涵盖巍巍乎大者的孝道呢?既然父母的养育之恩从昊天罔极的“孝”跌落到文明行为的“尊”，社会风气也就从无可无不可的尊老变成忘老，又从可无可不无的忘老变成贱老，老人甚至连子女“常回家看看”都成了奢求，他们还能说些什么?有一位20世纪50年代的老八路，当年参加战斗曾用枪杆子将日寇赶出国门，55年后的他却被不肖子孙用棍棒赶出家门，老人与我谈起国盛家已破的痛是锥心刺骨的，如今“锥心刺骨的痛”在我们身边是经常发生的。

过去总以为老人的“坟墓”在西方，安享晚年的“天堂”在我国，曾几何时中国家庭也开始与国际全面接轨，似乎几十年来我们用以批判西方社会的全部文字突然可以一字不改地适合国情了。

在进入老龄化时代的今天又徒增多少不该有的社会问题。

陈立夫：道统立孝，政统倡孝，在中国的全部传统道德中，孝是千年道统和历代政统相互耦合得最好的一个德目。

尧舜是王天下，尧帝法天以成其大，舜帝以大孝著称，二人都是集道统和政统于一身。

我国“以孝治天下”的政统源自春秋的葵丘(今河南兰考)之会，诸侯称霸，春秋无义战，齐桓公召各路诸侯会葵丘盟誓，盟约的第一款以“诛不孝”为先，可见无论是王天下或霸天下都要倡孝。

政统首倡孝道者为汉武帝，魏晋时代鉴于孝道式微开始明确提出“以孝治天下”，以后虽有沿革，也为历代政统所承奉不违。

孔孟教孝，言“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孟子·告子下》)，这也是春秋葵丘之会的深意所在，我国的民族生命和文化生命能够持续不坠的原因，乃在一个孝字。

由于政统和道统的合力推崇，故孝道始终厚植域中，成为最有民意基础的德目。

中国人不讲孝，也就枉为中国人，所以中国家庭以孝为齐家之本，而不同于西方家庭首重夫妇之爱。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家庭之建立，虽出于夫妇之结合，然仁之本不源于夫妇之伦，而源于父子兄弟二伦之孝悌。

父母对子女之爱始于子女初生，终其一生，而夫妇之爱，一般始于20岁左右。

且夫妇之关系，在今日工商社会中近似契约式的两性相悦，爱中有欲，非为纯爱，一经婚变，情爱即可中断，非如孝能以持久不匮之情爱扩展至无穷尽也。

再则入可以不婚嫁，然不能无父母，故以孝为爱之基础，家庭最为稳固无虞。

我国的孝道与农业社会联系在一起，与大家庭联系在一起，随着竞争激烈的工业社会来临，孝道基础动摇，其内容可有损益，但不能没有孝，人人都有弱势的晚年，关心老人的今天其实就是关心自己的明天，这很公平。

谁忤逆孝道，谁就仵逆千年天下，这个道理连江湖黑社会也明白，所以我希望文明社会的每个人都能肩负一份继往开来的责任，“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陈秀惠：我国先哲有说人心善恶之机与天下治乱之机相通，然而“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知法犯法顶风作案的势头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有说“天大地大，抓到是你大，抓不到是我大”，市场经济下既然连良心都可以拍卖，天下还有何事不可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不错的，问题在于当初富起来的是什么人，又通过什么手段致富?如是这些人的致富过程是不道德的，那么致富结果对绝大部分人而言就是一种伤害；如是这些人的致富结果得到肯定，那么致富过程就会被许多人效仿；如果这些人可以脸不改色心不跳地跨过道德门槛迅速致富，那么迅速致富原来如此简单就会刺激更多的人跨过门槛而不再有道德困惑。

陈立夫：我在美国生活了19年，这19年可不是白活的。

西方的优胜劣败当然很刺激，以利为目的的竞争怎么可能不刺激?因为刺激，于是刺激制造新的刺激，第一找女人(WOMAN)，第二找酒饮(WINE)，第三找成功(WIN)，刚“3W”之美国生活方式也。

然而天天需要刺激的社会能说是一个健康社会吗?竞争可以产生动力，但它是一把双刃剑，你既然接受了它，也就同时接受了由此带来的全部结果，包括为竞争所制定的游戏规则，这就是法治。

国内许多人太迷信西方的法治，以为法治一定比中国历史上的德治更进步，这就把因果关系弄颠倒了。

例如美国的爱迪生，有人统计这位伟大发明家的一生有三分之二时间是在法院和法庭斗争中度过的，发明难不住他，然而涉及发明专利的无穷官司把他缠得筋疲力尽，“如果能再次转世人间，我就绝不再当发明家”，这就是爱迪生的临终遗言。

所以，法治首先是无奈，因为竞争激烈不得不如此，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法治的竞争就是无序的竞争，法治是竞争的内在要求，不是个人喜欢或不喜欢所能转移的，故竞争的社会一定走向法治的社会，这也是一条铁原则。

中国在历史上一开始就走德治的路子，尊黄帝为“入文初祖”。

孔子讲历史，因为文献不足，故删书从尧开始，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

天佑中国，历史上有尧、舜、禹三大圣君，连续降生，连续禅让，为国家奠定公、诚、仁、中、行之五大德基，形成文化道统和德治政统。

五百年后，经汤与伊尹的先后努力，道统为之复兴，德治_义上轨道。

再五百年，历史几乎重演，文、武、周公三大伟人又连续降生，连续当政，大道之行也，复能行健不息。

五百年后，孔子降生，认为夏尚忠，殷尚质，“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故孔子的思想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其最高政治理想就是王天下，从德治走向无为而治，故子日：“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

中国历史上的德治给今人留下什么有益的启示呢?第一，德治不是不要法，“无为”的前提是“无不为”，但是不管法治也好，“无不为”也好，最后还是要回到德治的路子上来，法治本身不是目的。

就说“无为而治”的舜吧，虽有好生之德，以仁治民，但他对于作奸犯科者亦必绳之以法，故舜法天之垂象，制五刑以示人，定四罪以明教化，然后可刑期于无刑。

社会需要法治，但不能为法治而法治。

德治因深孚众望，民信之，服之，爱之，进而归之矣。

第二，法治不是目的，为政之道最后还是要回到德治的路子上来，那么德治又是为了什么呢?德治是让人知耻，德治本身也不是目的，故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西方社会的法律条令多如牛毛，实际上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君子怀刑”不去犯罪，“小人怀惠”(《论语·里仁》，上同)却可以与政府玩猫捉老鼠的游戏而自鸣得意，西方的恶律师为了不义之财也可以助纣为虐玩弄法律，因为任何法律都有漏洞可钻，这就是矛盾原理，天下没有无坚不摧的矛，也没有固若金汤的盾，矛、盾相长，“民免而尢耻”，法治社会的最大弊端即在于此。

德治社会则不然，它讲的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讲什么“法网恢恢”，法网如果恢恢，需要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不但有负面影响，而且未必能将作奸犯科者一网打尽。

什么是“天网”?在儒家学说里，“天”有三种重要的说法，一种是物质的天，如《易经》的“仰则观象于天”，这是很科学的。

另一种是超物质的天，称为“天神”。

“天”最大量的说法是指精神的天，或日心性的天，属于哲学概念，故不同于道教和佛教，没有宗教色彩，更不是怪力乱神的迷信。

“天网”理念使人“有耻且格”，对平治天下非常有效。

千百年来历代政统的德治实践表明，无耻小人可以触犯法网，但不敢不敬畏“天网”，政府再多的威慑力量也比不上诸如“天地良心”、“天经地义”、“天造地设”、“天公地道”、“天诛地灭”、“天地共诛”这些由民心编织而成的“天罗地网”。

第三，历代政统有乱世用法、治世用儒的现象，然而不管怎么用，千年道统最后总会把国家拉回德治的轨道。

前面说了，法治不是目的，而德治也不足目的，德治让人知耻是为了教化，其本身也不是目的。

人有了羞恶之心，道德才能发生作用，“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

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孟子·离娄上》)，所以德治的终极目的是“人之为人”的教化。

西方的法治源于性恶说，视人人为小人，然而无耻小人每时都在产生；德治的基础是性善说，相信人心可以竟日迁善，其出发点在教不在诛，从而在源头上铲除无耻小人得以产生的条件。

如季康子问政：“如杀无道，以就有道，如何?”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故德治贵在身教，“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

孔孟认为君主最能以身教民的楷模首推夏禹和周公，前者治水在外八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于己则恶衣恶食，卑宫室，拜嘉言；后者忧勤国事，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日夜思虑，无非为民，幸有所得，坐以待旦。

“政”者“正”也，右边一个“文”字，讲的就是“郁郁乎文哉”，因为“周尚文”(崇尚文化)，所以孔子对剧公至为敬仰，睡觉也梦见他。

中华五千年，就数周朝以德开国气魄大，以德治国的气魄则更大，故能上下八百年，历史上的大汉(约四百年)、盛唐(约三百年)和强明(约三百多年)也不错，至于万世一系的暴秦以法治国，焚书坑儒不到15年，已经“坑灰未冷山东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