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心理视域下的官员腐败研究_孙卓华

在当代，腐败已然是各国政府共同面临的问题。

在国际透明组织公布的包括175个国家或地区的《2014年贪腐印象指数》报告中，2/3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得分都低于50分，大多数国家在反贪腐方面的进展非常有限。

现有关于腐败问题的研究多是从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角度进行探究，其中以经济学角度居多，循此经济逻辑制定的预防腐败的措施执行起来效果并不明显。

在我国，从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价值观的扭曲、心理的腐化堕落是导致一些官员最终在腐败之路上积重难返的根源，但目前对行政心理与官员腐败关系的研究甚少。

而且，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梳理发现，现有官员腐败的研究多以思辨性研究为主，实证研究相对较少。

思辨性研究多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官员腐败的原因、腐败的预防解决之策上，而为数不多的实证性研究则是将研究对象集中在省部级官员上，对其他层级、数量较多的官员缺乏足够的关注。

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现有涉及不同行政级别腐败官员忏悔文本的科学抽样，对腐败官员的个人特征、腐败原因、心理蜕变过程进行分析，以探究行政心理与官员腐败的关系，从行政心理角度为预防官员腐败提供相关参照。

一、本研究的设计随着我国反腐力度的加大，近年来落马的腐败官员非常多，从普通科员到省部级高官，均有涉及。

各级监察部门纷纷开设“忏悔录”栏目，以警示其他官员。

本研究选择将正义网（ ）“贪官忏悔录”作为信息搜集的来源。

该网站“忏悔录”的来源为《检察日报》，因此，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可以得到保障。

截至2013年11月30日，该栏目自2006年9月创办共有腐败官员“忏悔录”300篇，通过对文本进行编码抽样，按照10%的抽样比例，抽取样本30份进行研究。

研究内容包括腐败官员的个人特征、心理蜕变过程。

（一）腐败官员的个人特征根据样本的整体情况，将职务级别区分为乡科级、县处级、厅局级、省部级。

为对样本主体的生活状况、心理背景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对幼时家庭、仕途、初始工作表现、案发工作单位逐一进行考察。

（二）心理蜕变过程心理学意义上的心理过程通常是指心理活动、心理变化的发生发展过程。

本研究根据腐败官员在忏悔文本中的陈述，收稿日期：2015-11-29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虚拟社会中公民修养与社会担当研究：基于公共责任的视角”（14CZZJ05）；山东大学（威海）教改项目“国家公务员制度通识教育选修课内容改革研究”（B2014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邻避设施决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完善与路径”（14BSH020）作者简介：孙卓华（1971—），女，山东滕州人，法学流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行政文化、公共治理研究；李强楠（1992—），女，河南平顶山人，硕士研究生，从事行政文化研究。

行政心理视域下的官员腐败研究◎孙卓华（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山东威海264209）◎李强楠（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济南250100）摘要：导致官员腐败的因素较多，其中行政心理因素是一个关键因素。

为了探寻官员腐败的行政心理变化，运用实证研究方法，从“正义网”反腐板块中随机抽取30份腐败官员的忏悔录作为样本，对腐败官员的职务级别、成长背景、工作环境等个人特征进行定量描述分析，探究官员腐败的心理原因，对其前腐败、腐败初、腐败中、腐败后及案发后等心理蜕变过程进行研究，发现这一群体腐败的心理变化规律，并从行政心理角度探究预防官员腐败的措施，以期能够引起公共行政领域对行政心理的重视，从而有益于我国公共行政的完善。

关键词：公务员管理；官员腐败；心理蜕变；行政心理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460X （2016）02-0032-06行政论坛２０１６年第２期总第１３４期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ＴＲＩＢＵＮＥ３２DOI:10.16637/ki.23-1360/d.2016.02.006对腐败官员的心理蜕变过程进行一定程度的划分，以帮助我们对官员腐败的过程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知。

腐败官员从最初的光环环绕到最终身陷囹圄，其心理经历了一系列变化，大多数官员一开始并非穷奢极欲，他们在腐败之前多有拒腐的经历。

因此，“前腐败心理”阶段主要考察官员在腐败堕落之前是否有拒腐经历；“腐败初始心理”主要指官员在初始腐败行为中的心理表现；“腐败中心理”主要指官员在多次收受贿赂或贪污公款后发生腐败行为时的心理表现，这里的“腐败中”侧重指当腐败行为多次发生，行为主体对腐败行为的看法和心理活动；“腐败后心理”的产生具有一定程度的复杂性，多数腐败官员尽管腐败行为多次发生，在腐败中可以做到心安理得，但是由于腐败官员身处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对其仍有一定的规范作用和法律的震慑力，使得部分官员腐败后的心理发生了变化,让人们看到法律和主流价值观的作用；“案发后心理”则主要指腐败官员落马后的心理表现，几乎皆为悔恨心理。

二、研究结果分析（一）腐败官员个人特征的分析1.职务级别。

因样本来源于《检察日报》，揭露出来的案件多是近年来各地监察部门查处的腐败案件，从腐败官员整体的职务级别分布来看，乡科级、县处级、局厅级均有涉及，在这30份样本中，其中乡科级官员8人，占样本总量的26.7%；县处级官员13人，占样本总量的43.3%；厅局级官员9人，占样本总量的30%。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省部级高官特有的地位、权力和影响力，使得人们对省部级官员的腐败尤为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位于省部级职位序列以下的厅局级、县处级、乡科级官员的腐败，事实上，基层官员的腐败消极影响很大。

2.幼时家庭。

幼时家庭对个人成长具有重要影响。

通过样本中已知的信息，对腐败官员的幼时家庭进行分析。

在已知的16人中，幼时家庭为农民家庭的有12人，占有效样本的75%；幼时家庭为工人家庭的有3人，占有效样本的18.75%；干部家庭为1人，占有效样本的6.25%。

按照社会心理学的观点，认知主体原有的经验，尤其早期的经验对主体的社会认知、行为方式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1］。

幼时家庭的贫寒和生活的苦难赋予这些官员超出常人的努力程度和生存意志，使得他们可以在后来的工作中坚韧，进而脱颖而出。

然而，幼年的贫寒和苦难也让他们对生活的匮乏怀有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恐惧和焦虑，这也使得这些官员在获得权力、占有经济上攫取利益的机会时不能有效地约束自己。

3.仕途境况。

在这30份样本中，其中仕途顺利的有28人，占样本总量的93.3%；仕途一般的有2人，占样本总量的6.7%。

因此，绝大多数腐败官员在早期的仕途发展中比较顺利。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他们丧失对腐败堕落的警惕。

而且，从涉案金额看，样本中10万元以上不到100万元的占样本总量的43.3%，100万元以上不到1000万元的占样本总量的40%，1000万元以上的占样本总量的16.7%。

多数腐败官员表示，由于仕途中缺少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自己收受贿赂的数额经历从少到多、从小到大的过程，倘若可以提前被有效监督，自己可能不会在腐败路上走得这么远。

4.案发工作单位及职位。

在这30份样本中，案发时在政府工作的有12人，占样本总量的40%；在政府职能部门工作的有11人，占样本总量的36.7%；在国企和学校工作的分别有3人，各占样本总量的10%。

其中，在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工作的占到样本总量的76.7%。

这表明，腐败官员中来自政府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占大部分；在对忏悔文本进行整理编码的过程中发现，多数官员是单位的一把手，缺乏监督是他们走向腐败的重要原因。

5.工作表现。

在这30份样本中，其中，初始工作表现非常出色的有29人，占样本总量的96.7%；初始工作表现一般的1人，占样本总量的3.3%。

绝大多数官员到案发，一直在工作方面表现很出色。

一些人错误地认为“自己为国家做了很大贡献，贪点是在情理之中的”，有些官员甚至认为“凭自己在工作岗位上的突出贡献，即使被发现受贿，国家也不会给予太过严厉的处罚”。

（二）行政官员腐败原因的心理分析1.与人相比，收入悬殊的失衡心理。

33.33%的腐败官员将自己腐败的原因归结为“与商人或同学等相比，其收入悬殊、心理不平衡”。

这些官员在与“老板们”或者已成为“老板”的同学进行交往的过程中，惊叹于“老板们”手中巨额的财富，于是，内心失衡，进而进行攀比，开始疯狂敛财。

还有的官员一开始经商已小有成绩，而后转向从政，但对比之前经商的朋友，收入上的差距让他们产生吃亏心理，进而内心失衡。

收入的差距、内心的失衡是样本中官员在讲述自己腐败原因时频频提到的原因，也是诸多原因中占比例最高的原因。

相比于“面子人情”“私欲膨胀”“不受监督”“居功自傲”等原因，收入的差距是最直观的因素。

在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尚不健全的今天，那些内心失衡的官员通过自己身边的现实体验来进行纵向（上下级）和横向（同样行政级别、其他行业的）的对比，一旦觉察到收入上的巨大差距，内心的失衡便会演变为利用权力疯狂攫取金钱、利益，腐败行为便一发不可收。

2.面子人情的虚荣心理。

在享有“一座内乡衙，半部官文化”之美誉的河南内乡县衙，“天理国法人情”牌匾今天依旧悬于大堂之上。

人情法度之辩贯穿中国古代漫长的政治进程，熟人社会成为古代社会人治的基础。

而“人情”二字原指称通情达理，但是在人治的过程中不免发生变迁异化，“人情”由此和官员的个人私情产生微妙的关联。

图1腐败官员心理五个蜕变阶段前腐败心理腐败中心理腐败初始心理腐败后心理案发后心理政治学研究３３在监督机制尚未完全确立完善的环境下，面子人情仍旧是现代社会腐败官员徇私谋利的主要原因。

在随机抽取的样本中，20%的腐败官员将自己腐败的原因归结为面子人情。

在几百年后的今天，工业文明下的国家治理，仍然残留着大量农业文明下熟人社会国家治理的遗迹，这是传统使然，更是尚不健全的监督机制使然。

这些官员将别人有目的、有所图的行为误以为是私人交往中的真心实意，进而以自己手中的权力为其做些事情作为礼尚往来之回馈，这种心理和行为确实有幼稚、可悲之处。

然而，究其原因，依然是“官本位”心理在隐隐作祟。

在这种心理的强大统摄作用之下，公权力俨然成为腐败官员个人的私权力，可以堂而皇之地利用它来进行私人之间的利益交换。

3.不正之风影响的从众心理。

“被动性腐败”一词在一段时期内非常盛行，它指我国的一些官员在自己从政中思想受到世俗影响而蜕变，在社会交往和个人利益、欲望面前经不起诱惑而逐渐走向腐败深渊的过程。

原湖北省十堰市副市长王华滔在忏悔录中说，“担任领导干部后，我把局部看作整体，对不正之风逐渐地从讨厌到喜欢，从不适应到适应。

我误以为，现在社会上真正讲党性的人不多了，能够做到的就更少了。

我若再坚持原则不动摇，人们会把我看作是不近人情、不入流的‘傻帽’一个。

”［2］“被动性腐败”的言论在网络上遭到网友的炮轰，认为此种言论是“费尽心机的狡辩”，是一种“无赖”，出此言论的腐败官员并非真正地悔改，而是在不断地为自己寻找腐败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