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鸣谈甲午战前的中日关系
420年前那个甲午的中日之战
420年前那个甲午的中日之战2014年06月02日第A7版：军事国防作者：蒋亚民来源：学习时报字数：45251420年的追忆，是为了振兴波及四海的华夏文化。
中国强大，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和进步，不是战争。
但是，也不能一味为了无原则的和平而损失国家利益。
近期，一些日本学者把120年前的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实际上并不准确，因为历史上至少还有一次中国完胜的中日战争，就发生在420年前明朝万历年间那个甲午之年（1594年）前后。
那时候，中国的万历皇帝和他的臣子们，并没有把日本军队的入侵看得多么严重，甚至一时犯了过分轻敌的错误；那时候，中国的火器处于衰败前的最后辉煌时期，打得日军大败亏输；那时候，中国曾经是日本的宗主国，万历皇帝派钦差大臣封日本国统帅丰臣秀吉为日本王；那时候，中国军队与当今的美军可有一比，有能力以小的代价赢得大的胜利；那时候，中朝联军曾经把日本军队在水陆两线统统打败，彻底驱逐出朝鲜半岛。
追忆这么多，就是要提醒中国和日本国研究历史的人们，注意认知中国强盛的主流轨迹，不要以为中国一弱数百年。
同时，也想从另一个角度提醒国人特别是年轻人，要有大国思维，不能总以弱小国家的心态对待国际事务。
在丛林原则仍然起作用的世界政治与外交舞台上，莽撞示强与一味示弱都不可取，当韬晦时应韬晦，当自强时需自强。
需要告诉我们的后代，强大的中国是历史的常态，战略上绝不能养成习惯于被动挨打的小媳妇儿心态。
420年前的甲午前后发生了什么事简单地讲，420年前的中国处于明朝万历年间。
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黑白脸皇帝，既干了一些利国利民的好事，也干了不少昏庸腐败的坏事。
但总的讲，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甚至可能是一位没有让历史学家们看得很清楚的高明皇帝。
万历朝用了一代名臣张居正，一代抗倭名将李如松，进行了“一条鞭法”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
武略榜上，万历朝最著名的有“三大征”。
其中，两大征主要对付内部叛乱，包括万历二十年（1592）西征宁夏哱拜，万历二十一年（1593）南征播州杨应龙。
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
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自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的交往与合作发展经历了许多曲折与变化。
从开始的敌对与矛盾，到后来的和解与友好，再到现今的互利共赢与合作伙伴关系，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充满了教训与启示。
一、战争与敌对阶段（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19世纪末，随着近代化浪潮的冲击，中日两国开始接触并逐渐展开交往。
然而，由于殖民主义的影响和冲突的加剧，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战争与敌对的阶段。
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遭受了惨重的战争损失，并被迫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
此后，中国陷入了国际秩序的改变与国民意识觉醒的深刻变革之中。
此时的中日关系出现了诸多尖锐的矛盾与冲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实施了侵华侵略政策，中国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和伤害。
此时的中日关系达到了顶点，两国之间的仇视情绪空前高涨，关系陷入了冰点。
二、和解与友好阶段（战后至20世纪末）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冷战局势的形成，中日两国开始意识到保持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为了改善关系，双方展开了一系列外交努力，最终走向和解与友好的阶段。
1972年，中日两国正式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本首相佐藤权与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
此次会晤为双方进行了长期的对话与合作奠定了基础。
经过多年的努力，中日两国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并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展开了广泛的合作。
特别是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三、互利共赢与合作伙伴关系阶段（21世纪至今）进入21世纪以后，中日关系持续发展，逐渐形成了互利共赢与合作伙伴关系。
双方在经贸、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逐渐深化，互利互惠成为关系的核心。
经济领域是中日关系合作的重要方面。
双方加强了经济合作与贸易往来，推动了两国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此外，人文交流的加深也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尽管中日关系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双方之间仍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和敏感问题。
迟到的声音——甲午一百二十年祭
迟到的声音 ——甲午一百二十年祭 侯德云《甲午一百二十年祭》，是一本只有十万字的小书，《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编辑，收录马幼垣、杨国强、姜鸣、艾尔曼等九位作者的十二篇文章。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14年5月第一版。
没有前言后记，只有短短数行《编者说明》，大意是，为纪念甲午战争一百二十周年，《上海书评》策划了这样一个专题，在介绍了文章的出处之后，说“希望能够对读者了解甲午战争有所助益”，就此打住，再无二话。
我心里合计，编者对这本书，是不是有点漫不经心？再一琢磨，怎么可能？甲午战争这样的大话题，谁会轻慢？看看内容再说，经心不经心一看便知。
看完，嘘一口气，果然，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笔者关注甲午战争，已有数年时间，读过的相关书籍不下几十种。
这本书中发出的某些声音，却是第一次听到。
这当然跟我的孤陋寡闻有关。
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是这声音来得太迟。
此刻，我很想说说这迟到的声音里那些对我“有所助益”的论点。
不说不行，不说心里堵得慌。
睡狮论与睡觉论很早之前，应该是在学生时代，我听到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中国是睡狮，107一旦醒来，会如何如何。
我以为这说法广为流传的原因有二：其一，这睡狮论的创始人是大名鼎鼎的拿破仑；其二，这话让国人听了很舒服啊，浑身上下，每个毛孔，都无比通畅。
舒服是舒服，不过这“睡狮论”，是如何“论”出来的，却很少有人知道。
学者姜鸣接受记者访谈，在访谈录《甲午战前的中日关系》一文中谈到它的由来。
真是说来话长。
早在1816年，英国国王派一个名叫阿美士德的使者来清王朝商谈贸易。
那时候是嘉庆帝在朝，对“英夷”强硬得很，贸易个屁呀，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别在我天朝扯那个哩个儿愣。
阿美士德在嘉庆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回国途中，搂草打兔子，到圣赫勒拿岛看望因滑铁卢兵败被囚禁在那里的拿破仑。
两人有一番对话。
阿美士德说，只有战争才能让中国人明白，打开国门对谁都有好处。
拿破仑说，跟中国打仗，是“世上最大的愚蠢”。
甲午战争期间1893—1897年日本人眼中的中日关系
甲午战争期间1893—1897年日本人眼中的中日关系作者：姜辉陆杰青来源：《课程教育研究·学法教法研究》2018年第21期【摘要】中日甲午战争前后，陆羯南主张通过战争惩罚中国，迫使中国开化，从而实现中日间真正的和睦。
尤其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陆羯南基于西方列强在东亚综合实力的影响，提出日本主导下的中日合作和中国改革。
【关键词】陆羯南;中期中国观;弱国;讨伐;保护【中图分类号】K313.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8）21-0018-01一、前言中日关系是整个亚太地区和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日本的发展都至关重要。
但随着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的重新抬头，近年来中日关系进入了相对紧张、复杂多变的一个时期，尤其是现代日本扑朔迷离的政治外交政策令人难以把握历史的走向。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今天是历史的迈步。
如果通过对日本政治思想发展史的分析研究来反照现实，无疑是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剖析现代日本的中国观、外交政策等的一种有效手段，更加有助于促进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作为明治时代《东京电报》和《日本》两份报纸的主笔兼创办人，其政治思想在行业、在民间的影响力都不容小觑。
研究时期设定为从1893年到1897年，这个时期是从中日甲午战争至欧美列强竞相瓜分中国的前夜。
对于陆羯南而言，其考虑的是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日本是应该仿效欧美列强，加入侵略瓜分中国、朝鲜的大潮，还是作为东亚的一个国家与欧美抗衡。
本文试图通过陆羯南在甲午战争前后发表的政论为依据，管窥这个时期日本人眼中的中日关系。
二、中日甲午战争观——道义观这个时期，陆羯南对中认识的变化主要是围绕中日甲午战争展开的。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的舆论无一例外地认定这场战争是符合道义的，其中最为普遍的认识是把这场战争定义为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战争。
陆羯南在《清朝求和的真相》①一文中，把当时对中日甲午战争的认识归纳为以下三种类型：为掌控亚洲霸权的“功利谈”、为保卫东亚永久和平的“博爱论”，以及使野蛮的中国走向文明开化的“文明说”。
从甲午战争看中日钓鱼岛争端和中日关系
从甲午战争看中日钓鱼岛争端和中日关系1894年日本挑起的甲午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它的酝酿为时已久，远在明治维新以前，就有人狂热地鼓吹侵略中国，然而，战争的结果却让中国和当时的列强都瞠目结舌，堂堂天朝上国居然如此不堪一击，败在了日本人手下，也因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现在110多年过去了，战争的硝烟早已燃尽，然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战争给我们的反思还很多很多。
标签：甲午战争；钓鱼岛；中日关系1894年日本挑起的甲午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现在110多年过去了，战争的硝烟早已燃尽，然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战争给我们的反思还很多很多。
甲午战争是日本发动的，它的酝酿为时已久，远在明治维新以前，就有人狂热地鼓吹侵略中国，而吉田松因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他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
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
”吉田是日本非常有声望的一个思想家，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都是他的门徒，他的想法，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明治维新后一些领导人的想法。
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大臣田中义一在奏折中说：“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
”如果说这些议论还是一个“蓝图”，到了1887年就非常具体了。
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
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
朝鲜的东学党起义是甲午战争爆发的导火线。
朝鲜政府请求当时的清政府派兵支援朝鲜实为理所当然，因为当时的朝鲜和清政府存在朝贡关系，而日本却“以邻邦之谊派兵予以平定”[1]12，而这只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借口，因为日本其实是要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权利（军事）均衡[1]13。
甲午中日战争：中日关系的历史源流
甲午中日战争：中日关系的历史源流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也是中日战争中的第一次战争。
这次战争是由于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的矛盾引起的。
本文将从中日两国的历史源流入手，探讨甲午战争的根源和历史背景，并分析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一、中日两国历史源流（一）中华文化传播到日本公元4世纪，中国的中原文明开始向东传播到日本。
日本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大量引进中国的文化、技术和制度。
其中，最重要的是汉字和佛教。
这些元素对日本的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汉字的传播方面，中文成为了日本的官方语言。
日本的书法和绘画技艺也深受中国的影响。
佛教的传播为日本社会的律令制度和哲学思想提供了新的资源。
这对于日本文化的发展和演进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在近代，日本逐渐走向了对外扩张的道路。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展了“西化”的改革，学习了欧洲的政治、经济等现代化制度，从而成为了一支强大的国家。
此后，日本不断向外扩张，统一琉球、侵略朝鲜半岛、侵略中国台湾、侵略中国东北和台湾等地。
在对中国的侵略中，日本采取了各种强制手段，包括强征折纳、迫害中国人、劫持人质等等。
这些行为让中国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中国的资源及人民都被中日两国的政治和经济短暂tethered。
（三）甲午战争成为中日矛盾的导火索甲午战争的发生，是中日两国的矛盾逐渐升级的结果。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朝的政治经济系统越来越腐败，而日本则在不断地扩展领土和势力范围，两国之间的战争背景逐渐形成。
在甲午战争之前，中日两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
一方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越来越明显，对中国的领土和经济进行瓜分。
另一方面，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系统越来越崩溃。
这导致了甲午战争的爆发，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失败，让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得到了更多的权力和人口。
二、甲午战争的历史背景（一）清廷内部的政治腐败在清朝的晚期，政治腐败越来越严重。
清朝的朝廷和官员们贪污腐败，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和民众的不满。
论近代中日关系的发展及演变
论近代中日关系的发展及演变论近代中日关系一、同在改革路中的博弈（1840—1894）1、日新月异与天朝上国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清朝和日本的江户幕府都奉行锁国政策。
1854年日本被美国“佩里舰队”强行打开国门。
日本面临着与中国被列强侵占、瓜分一样的命运，但江户幕府仍然实行保守政策。
可是在1868年，革新派成功推翻江户幕府，开始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全面西化的现代化改革运动，史称“明治维新”1。
日本由于进行了明治维新在国内引起了一场日新月异的变革，直接促成了近代日本的崛起。
而当时的中国也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被迫打开国门，面对着被瓜分的命运，当时的清政府也同样进行“维新变法”来学习西方，可是由于守旧派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里，维新派力量还比较软弱、弱小，所以维新变法失败了。
同样都在同一时期走在改革的道路上，可是日本经历明治维新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促成了日本的崛起，而中国的变法却被扼杀在了摇篮里，结果导致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上了落后挨打的道路。
2、紧随修好条规而来的阴谋当时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内产生了矛盾，政治上，由军阀，地主和官僚垄断，人们没有民主。
经济上，由旧式封建特权商人转化来的资本家垄断，封建剥削残余大量存在，劳动人民生活贫困，日本国内市1《简明日本近代史》吕万和，天津人民出版社场狭小。
所以统治集团需要对外侵略扩张来转移国内矛盾，争取国外市场，大力发展军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走上“争韩侵华”的道路。
为此确立了三大外交目标：一是修订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二是与朝鲜订约以打开其门户；三是与中国订约建交，谋求在华领事裁判权和通商特权，并为入侵朝鲜创造条件。
2与西方列强修约阻力较大，一时难以实现，与朝鲜订约也遭到拒绝，于是明治政府就把与中国订约作为其外交的突破口。
于是，在1871年9月，清朝和日本在天津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正式确立了对等的国家关系，中日关系也从此进入近代的新阶段，可是要知道这些修好条约只是日本的阴谋而已。
历史趣谈甲午前日民心所向对华开战：宁占台湾不占北京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甲午前日民心所向对华开战：宁占台湾不占北京导语：120年前的7月25日，随着丰岛海域的隆隆炮响，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这场战争对于中日两国国运，乃至整个亚洲的局势都产生深远影响。
时值甲午120年前的7月25日，随着丰岛海域的隆隆炮响，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这场战争对于中日两国国运，乃至整个亚洲的局势都产生深远影响。
时值甲午战争爆发两甲子，《环球时报》推出系列报道以飨读者。
日本当今很多右翼分子篡改历史，宣称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是被迫卷入的，因为当时日本国力远弱于中国，能“以弱胜强”靠的是全国上下一心和日军奉行的武士道精神。
《环球时报》记者通过查阅日本方面史料，试图还原甲午战争爆发前的1893年，那个无论在经济、军事、情报还是舆论等各领域都充斥着硝烟味道的日本社会。
从上至下为海军筹钱经过多年的明治维新，日本在近代化工业领域已经超过当时的中国。
1893年，日本以民营为主的航运业有16万吨船舶，航线通达亚洲各地，中国只有一家轮船招商局，总吨位不及日本1/6。
到1894年，日本私营铁路达2473公里，为官营铁路929公里的两倍半以上;同年年底，中国仅有官办和官督商办的铁路425公里，仅为日本铁路里程的1/8。
然而明治维新从一开始，就拥有一个明确远大的海军战略目标。
明治天皇谕令：“海军建设为当今第一急务，应该从速奠定基础。
”他决定把原来幕府海军集中起来，要求各藩所辖军舰全部“献”给中央政府。
同时明治天皇立下雄心勃勃的计划，要让日本未来的海军规模超过英国，为此日本政府的拨款大幅向海军倾斜，不但海军经费猛增至和陆军等同，其他资金也多用于海军。
自1893年后的6年间，明治天皇每年从内库中拿出30万元帑银，生活常识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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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鸣谈甲午战前的中日关系十九世纪后半叶，清廷中的洋务派人士在军事和经济领域推行了很多现代化的举措，期待中国“先睡后醒”，求强求富，但甲午战争的失败表明，当时的中国，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
请您先谈谈中国“睡狮”和“先睡后醒”的情况。
姜鸣：我们知道，“睡狮”的提法来源于拿破仑。
1793年，英国国王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中国，急欲打开与中国贸易的大门，但他们的要求遭到乾隆皇帝的拒绝。
1816年，英王再次派阿美士德来华商谈贸易。
他抵达天津口外时，嘉庆皇帝告诉地方官员，“如要求开通商口岸，严辞驳斥，筵宴遣回，不使其入京。
”后来他又因跪拜礼仪而与中方纠缠许久，不被待见的阿美士德只好怏怏地踏上归途。
阿美士德在回国途中经过圣赫勒拿岛，拜访了在滑铁卢惨败后被监禁在那里的拿破仑。
他讲述了自己在华的经历，认为只有战争，才能使中国明白打开国门对双方都有好处的道理。
拿破仑评论说：“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是世上最大的蠢事。
”他说：“开始你们可能会成功，你们会夺取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军事和商业设施，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他们自己的力量。
他们会思考；他们会建造船只，用火炮把自己装备起来。
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把你们打败。
”阿美士德反驳说：“中国在表面强大的背后是泥足巨人，很软弱。
”拿破仑指出，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只睡眠中的狮子。
“狮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
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
”七十年后，1887年，刚从驻英公使任上卸职，回国担任总理衙门大臣的曾纪泽，在香港《德臣西字报》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表明中国奋发图强和谋求国家和平的正义立场，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曾纪泽同样使用了睡觉的概念。
他说国与人无异，人有幼年壮年老年，亦有一息待尽。
欧洲人认为中国衰微终至败亡，其实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
“沿至道光末年，沉睡之中国，始知己之境地，实在至危至险，而不当复存自恃巩固之心。
”《南京条约》签订后五口通商，“略己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然究未能使之全醒。
尚须庚申圆明园之火焦及眉毛，俄国之僭伊犁，法国之吞东京（越南），始知欧洲人四面逼近其地，势极形危险”。
曾纪泽指出，1860年后，李鸿章整顿中国军务，日有起色。
今如他国再有战事，中国终不至有庚申之祸。
他认为：“中国能顺受其颠沛，而从中渐复其元气，如帆舟之航海，将狂风所损坏之物，悉从船面抛去，修整桅舵，以将杀之风，作为善风，乘之稳渡。
”这样的国家，不可称之为将亡之国。
曾纪泽兼任帮办海军事务大臣。
他出使英国时，主持订购了“致远”、“靖远”号巡洋舰。
他对于中国新式海军的振兴寄予很大的期望。
曾纪泽死于1890年，他没有想到，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会全军覆没，中国这头睡狮尚未真正苏醒。
甲午战争因朝鲜而起，在甲午之前，琉球、越南、缅甸等藩属相继失去，清政府也都不了了之，怎么对朝鲜如此看重呢？姜鸣：这是因为历史上，朝鲜一直同中国有着紧密的联系，也因为朝鲜紧挨着满清兴起的满洲地区。
清政府别的藩属国都可以放弃，但就是朝鲜不能退让。
李鸿章很早就看出朝鲜半岛将成为列强争夺的是非之地。
当时在朝鲜角逐的，主要是五股力量：一是欲夺取朝鲜为领地的日本，二是想在远东拓展的沙俄，三是力阻俄国势力南下的英国，四是主张“门户开放”的美国，五是力保朝鲜藩属地位和东北地区稳定的中国。
李鸿章主张朝鲜对各国均等开放以形成平衡，同时也做了军力上的准备。
从北洋水师到北洋海军，其主要军事行动，都和朝鲜的局势有关联。
为了应对朝鲜的内乱和日本势力的渗透，1882、1884、1894年，中国曾经三次出兵干预，前两次都恢复了朝鲜的秩序，第三次却失败了。
日本自己也曾面临列强的威胁，为什么对东亚近邻却有如此的侵略性？姜鸣：当中国面临西方列强入侵、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时，隔海相望的日本也遇到相同的挑战，两国对于西方的回应几乎是同步的。
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日本把效法西方、“脱亚入欧”、政治改革列为国策，通过明治维新，消除藩封割据，完成了中央集权和君主立宪政体。
又把海外扩张，以朝鲜为跳板，踏上中国大陆，继而征服世界作为其发展的具体步骤。
幕末时期，日本思想家吉田松阴提出“得失互偿”的攘夷保国之策，主张在与欧美和好的同时，将失之于欧美者，取之于邻国。
吉田的这种主张，通过他主办的“松下村塾”，影响他的弟子。
而明治维新的许多重要政治家，如伊藤博文、木户孝允、山县有朋、井上馨，都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成为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最高国策。
日本方面，吞并朝鲜的战略应该是很清晰的，这与清政府对比很强烈吧？姜鸣：日本很早就在作战争准备。
甲午战争是日本挑起的。
善于抓住机遇对外扩张，实现其国家战略，是日本的特点。
从地缘政治上讲，日本要向外发展，无论北上亚洲大陆，还是南下海洋，都要解决朝鲜问题、琉球问题和台湾问题。
有鉴于此，1869年新成立的外务省，主要为解决朝鲜问题，向日本政府提出并获准通过了“日清交涉先行”的方针。
1871年9月13日，中日两国政府代表在天津签订《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并于1873年4月30日在天津交换了批准书。
通过签订这个条约，日本第一次获得了在亚太地区与中国的平等地位，并为打开与朝鲜的关系创造了条件。
这时，日本国内“征韩论”盛行，并于1873年达到高潮。
当时主持日本政府的西乡隆盛，就是一个坚定的征韩派。
1876年2月，日本强迫与朝鲜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打开了朝鲜的大门，迈出了登上大陆的第一步。
同时也否定了清朝与朝鲜的藩属关系，开始打破了东亚“华夷秩序”。
1882年又借口“壬午兵变”，与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取得了向朝鲜的驻兵权，并第一次向亚洲大陆扩张军事力量。
“甲申政变”失败后，日本又与中国于1885年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获得了将来出兵朝鲜的依据。
在“征韩论”盛行之时，日本的“征台论”也兴盛起来，并且是与吞并琉球的战略相关联的。
1874年，日本借口台湾土著杀害琉球船民事件，派兵入侵台湾岛，同时在北京与清政府交涉。
中日签订《北京专条》，中国政府支付五十万两白银，换取日本从台湾撤兵，并将琉球船民称为“日本国属民”。
侵台之役是明治政府成立后首次针对中国的用兵，它不但践踏了中日《修好条规》，更为日本吞并琉球创造了条件。
1875年，日本决定废止琉球向中国的朝贡关系。
1879年又决定废琉球藩，改为冲绳县，琉球国覆亡。
1880年代，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著名的“脱亚入欧论”。
伴随着明治初期“富国强兵”政策的实施和扩军备战，日本在与欧美列强修好的同时，以武力从南、北两个方向向亚太地区扩张的对外政策已经比较明朗。
而这样的政策，矛头最终指向中国。
1887年，参谋本部第一局局长小川又次提出《征讨清国方略》，其中提到：“自明治维新之初，常研究进取方略，先讨台湾，干涉朝鲜，处分琉球，以此断然决心同清国交战。
此国是实应继续执行。
”这就把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国策，进行了最好的表述。
日本的这种扩张意识令人印象深刻。
记得山县有朋还提出了“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概念。
姜鸣：1889年12月，日本根据“明治宪法”组成了山县有朋内阁。
1890年3月，山县在他的对外政策意见书中，提出了“利益线”的主张，即在防守日本固有领土疆域的“主权线”之外，还必须保卫“利益线”，并指出日本“利益线的焦点”是朝鲜，与此相关的还有中国、琉球、越南、缅甸。
山县有朋在日本第一届国会上发表施政方针的演说，公开了他的“维持国家独立、伸张国势”的对外主张：“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守护主权线，二曰保护利益线。
所谓主权线，乃为国之疆域。
所谓利益线，乃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攸关之区域。
如若不保主权线及利益线，则国将不国。
方今于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独守主权线已不足，非保护利益线不可。
”标志着作为近代日本国策的以大陆政策为主体的亚太政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即甲午战争以前已基本形成。
中国方面当时是否意识到日本的挑战呢？姜鸣：中国政治家很早就看出日本崛起对中国生存的威胁。
在民族存亡的竞争中，日本将成为中国的最主要的假想敌。
1874年底，李鸿章就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
”为了防御日本侵略，他疾呼重视海防，组建北洋海军。
他说：“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
”人们常常引用李鸿章1876年1月24日会见日本使臣森有礼的一番很有意义的对话。
李问：你怎么看中西学问？森答：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了。
李问：日本西学有七分吗？森答：五分尚没有。
李问：你们连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森答：这是外貌，其实在本领尚未尽学会。
敝国上下俱好学，只学得现成器艺，没有像西国从自己心中想出法儿的一个人。
李鸿章沉思道：久久自会有之。
但大家很少引用他们后面继续的对话。
森说：据我看来，和约没甚用处。
李反驳道：两国和好全凭条约，怎能没用？森说：和约不过为通商事可以照办，至于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
李说。
此是谬论！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
森说：万国公法亦可不用。
李说：叛约背公法，将为万国所不容。
他还指着桌上酒杯打比方说：“和”是和气，“约”是约束人的心，如这酒杯，围住了，酒就不会泛溢。
森答：和气无孔不入，有缝即去，杯子如何拦得住呢？从他们的对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政治家信奉丛林法则，他们早将国际法看透了。
您刚才指出，清政府建设海军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对付日本，可是面对日本在战略上的步步紧逼，我们似乎看不到清政府在军事、外交方面的准备？姜鸣：准备还是有的。
从1874年至1894年间，中日两国的军事对峙或冲突共有四次：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船民被台湾土著居民杀害出兵台湾，清政府以支付五十万两白银的代价换取日本退兵；1879年日本废琉球国改设冲绳县，清政府虽多次谈判交涉，最终却不了了之。
这两次事件促使清政府重视海防，发愤建设海军，并使中国在中日海军发展竞赛中超出日本。
在1882年朝鲜“壬午事变”中，由于中国海军迅速运兵入朝，把朝鲜摄政王大院君抓到保定，非常强势，遏止了日本介入的企图；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清军再次入朝，使得日本拟趁机侵略朝鲜和中国的企图无法实现。
此外，北洋海军的主力舰只还在1886、1891、1892年三次访问日本，向日本展示中国铁甲舰的威力。
在“壬午事变”的时候，中国比日本要强得多。
但是日本单独与朝鲜谈判，提出“暴民”曾造成日本侨民的死伤，要求朝鲜赔偿。
朝鲜政府答应赔偿，并答应保护日本侨民、允许日本在朝驻兵。
对于这次朝日交涉，张佩纶是坚决反对的，他说日本人凭什么提那么多的要求，我们索性发兵打到日本去。
但李鸿章拒绝打仗，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甲申政变”是指1884年12月朝鲜发生的流血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