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历史文化与昭通

昭通历史文化与昭通建筑研究————昭通古建筑研究[摘要]昭通的古建筑群在昭通的建筑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

它的建筑形式受到全国各地甚至是外来建筑群的影响，表现在建筑的西方化和建筑的考究，此外，昭通的地方建筑遗存现象也值得我们深刻探究。

总之，昭通的古建筑文化源远流长。

关键词：昭通历史文化昭通建筑建筑是生活的舞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技术与科学水平，那个时代的精神。

人生离不开建筑，大部分具有精神价值的物品都以某种形式连接在建筑上。

昭通建筑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生的建筑，以人为主，是沒有理论的人本建筑。

简言之，昭通文化在这方面一直保有其原始的、纯朴的精神，把建筑看成一种工具，一种象徵。

建筑应当反映生活,而生活是根植于文化的。

文化是孕育建筑的土壤,正是由于文化土壤的培育,才使建筑具有了“记忆中的活力”。

建筑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建筑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把文化融入建筑，使其和谐统一，建筑才能彰显其灵，突出其魂，经过时间的洗礼，烙上历史的印记，建筑见证历史，见证着社会的文明。

文化是建筑的灵魂。

文化是建筑的灵魂，没有建筑文化就没有建筑。

建筑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各种生产活动的场所，社会经济、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必然促动建筑业的发展，这是人们早已共识的基本原理。

但是，建筑是以文化为指导的，没有文化就没有建筑作品的产生，最原始的建筑是树巢和洞穴。

我们的祖先不是生下来就知道筑巢、建洞穴的，而是在漫长的原始生活实践中，逐渐意识到只有这样，才能抵御猛兽和虫害，挡风……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不是无中生有的，它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来源，时势造英雄，地域产文化。

特殊的地理位置产生特殊的地域文化。

因此，民族风俗习惯对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昭通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域，在千百年来，各族同胞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创造了各具特色的建筑，这些建筑既有对自然的崇敬，又有人文的建筑。

同时，外来文化也经这一地域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昭通古建筑雕刻艺术昭通有较为厚重的历史积淀，在长期与巴蜀文化、中原文化、黔文化的交融中，博采众家之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

不论是音乐、文学，也不论是民俗、建筑、雕刻，无不闪射着浓郁的特点、鲜明的地方色彩。

昭通历史开发甚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便已是一个中原通往西南夷的重要门户，之后从明清至近代，昭通更是盛极一时。

据史书记载，昭通在清朝末年民国初期曾在税收上创造过全省之最。

在清末民初直至上世纪30年代，大量外省商家涌入昭通，大兴土木，修建会馆、庙宇。

这些建筑物一般都配有石雕、砖雕，其风格一方面深深打上了各自省市的特色，一方面也吸收采纳了昭通地方艺术风格。

另外，昭通本地的财主们也纷纷建家族祠堂、建豪华民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算李家祠堂和龙云家祠堂，这些建筑气势恢宏，金碧辉煌，经济的繁荣成就了昭通雕刻异彩纷呈、风格多样，艺术表现迥异的特点。

昭通2000多年的雕刻作品几乎囊括了雕刻中圆雕、透雕、浮雕、缕空等多种雕刻形式。

从现存出土文物来看，汉晋时期的砖雕、石雕多为浅浮雕。

艺术风格古朴、刀法遒劲，线条流畅生动，让人肃然起敬。

而汉砖上的浮雕则流畅、飘逸、生动，给人以可亲可近之感，而且刀法娴熟、练达，给人以艺术享受。

至于近代的石雕则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透雕、深浮雕、圆雕手法交会使用，雕刻手法复杂多变，雕刻风格或雍容华贵，或高雅脱俗，或秀丽清爽……总之，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异彩，美不胜收。

特别是龙家祠堂内那块闻名遐迩的九龙碑更是鬼斧神工，让人叹为观止，大有皇家园林雕塑的气派。

从内容表现上看，我市现存的雕刻中，其雕刻主题，视建筑物或其它载体的功能而定。

汉晋时的雕刻多为几何图案，也有不少车马砖，表现古代的交通工具。

精致的则有牧放畜牲的场景，上面的人物造像发结竖立，身披羊毛披毡，手挥牧鞭，再现了当时昭通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场景。

而用作祭祀、墓葬、石碑等严肃场合的雕刻内容，则为传统的龟蛇、花鸟、辟邪等，形象庄严，与中原的石雕极为相似。

近代雕刻取材就更为广泛，一般来说其内容多决定于建筑之功能用途。

如笔者小学时读书的今市实验小学内就有不少极为精美的石雕，作为栏杆装饰。

其内容有表现古代学子发奋读书的、有表现状元登科及第的、也有山水、花鸟画，与校园相当谐调。

而庙宇、会堂、祠堂内的雕刻则多取材于古代神话传说、演义小说。

如市区内江西庙中的雕刻就有取材于《西游记》、《八仙过海》等名著的作品，而在龙家祠堂、李家祠堂中则有取材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的作品，情节性十分强，而且为观众所喜闻乐见。

除上述内容外，昭通石雕中还有大量造型优美的松、竹、梅、兰、牡丹、菊花及山水画。

雕刻中的人物形象均采用写实主义手法表现，栩栩如生、造型准确、画面灵动。

而且人物一出现就是一群人，各具个性，一个与一个不同；动物形象无论是传说中的龙、凤还是现实生活中实有的走兽狮虎象或飞禽等均雕刻得活灵活现。

而花草虫鱼则多采用国画中的工笔手法，精雕细刻，一笔一画均一丝不苟，比如荷叶上的叶梗都能雕出来，看了之后不得不佩服古代石雕艺术家们的高超技艺与认真精神。

圆雕类型则多为猛狮形象较为传统，但不能忽视的是除庙宇、衙门外的猛狮外，还有许多建筑物中的附件，凡石头作原料的也是经过艺术处理雕成物形的，如柱础（支撑木柱子的石头）有的就被刻为南瓜形，盛开的荷花形，而一般殷实户住宅门前的石雕则多为云纹图形簇拥着的鼓形。

有不少人家门前还立石制坐墩，这种造型就更显多样化了。

昭通古建筑物上的雕刻艺术，是我市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是一笔永远闪灼着夺目光彩的瑰宝。

今天，我们不仅要保护它，而且要深入研究它，让它成为我市悠久历史的形象标志！中国的民族建筑风格1、庄重严肃的纪念型风格。

大多体现在礼制祭祀建筑、陵墓建筑和有特殊涵义的宗教建筑中。

其特点是群体组合比较简单，主体形象突出，富有象征涵义，整个建筑的尺度、造型和涵义内容都有一些特殊的规定。

例如古代的明堂辟雍、帝王陵墓、大型祭坛，和佛教建筑中的金刚宝座、戒坛、大佛阁等。

2、雍容华丽的宫室型风格。

多体现在宫殿、府邸、衙署和一般佛道寺观中。

其特点是序列组合丰富，主次分明，群体中各个建筑的体量大小搭配恰当，符合人的正常审美尺度；单座建筑造型比例严谨，尺度合宜，装饰华丽。

3、亲切宜人的住宅型风格。

主要体现在一般住宅中，也包括会馆、商店等人们最经常使用的建筑。

其特点是序列组合与生活密切结合，尺度宜人而不曲折；建筑内向，造型简朴，装修精致。

4、自由委婉的园林风格。

主要体现在私家园林中，也包括一部分皇家园林和山林寺观。

其特点是空间变化丰富，建筑的尺度和形式不拘一格，色调淡雅，装修精致；更主要的是建筑与花木山水相结合，将自然景物融于建筑之中。

以上4种风格又常常交错体现在某一组建筑中，如王公府邸和一些寺庙，就同时包含有宫室型、住宅型和园林型3种类型，帝王陵墓则包括有纪念型和宫室型两种。

二、地方民族风格中国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差别很大，地区间（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和山区）的封闭性很强，所以各地方、各民族的建筑都有一些特殊的风格，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8类：明清风格。

五代至两宋，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商品经济有了巨大发展，城市生活内容和人的审美倾向也发生了很显著的变化，随之也改变了艺术的风格。

五代十国和宋辽金元时期，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文化艺术再一次得到交流融汇；元代对西藏、蒙古地区的开发，以及对阿拉伯文化的吸收，又给传统文化增添了新鲜血液。

明代继元又一次统一全国，清代最后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中国建筑终于在清朝盛期（18世纪）形成最后一种成熟的风格。

其特点是，城市仍然规格方整，但城内封闭的里坊和市场变为开敞的街巷，商店临街，街市面貌生动活泼；城市中或近郊多有风景胜地，公共游览活动场所增多；重要的建筑完全定型化、规格化，但群体序列形式很多，手法很丰富；民间建筑、少数民族地区建筑的质量和艺术水平普遍提高，形成了各地区、各民族多种风格；私家和皇家园林大量出现，造园艺术空前繁荣，造园手法最后成熟。

总之，盛清建筑继承了前代的理性精神和浪漫情调，按照建筑艺术特有的规律，终于最后形成了中国建筑艺术成熟的典型风格──雍容大度，严谨典丽，机理清晰，而又富于人情趣味。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1，抬梁式，就是在屋基上立柱，柱上架梁，梁上放短柱，其上再放梁，梁的两端并承檩；这样层叠而上，在最上层的梁中央放脊瓜柱以承脊檩。

这种结构的建筑，室内少柱或无柱，空间较大，在我国应用很广，特别是北方用得更多。

2，穿斗式，这种结构的特点是由柱径较细柱距较密的落地柱与短柱直接承檩，柱间无梁而用若干穿枋联系，并以挑枋承托出檐。

这种结构用料小，但室内柱密，空间不够开阔，在我国南方使用很普遍。

由于是以木构架为主，柱承重，墙不承重，所以门窗可自由布置，体现了形式与结构的统一。

在皇家建筑和重要的坛、庙建筑中，还以斗拱支撑在柱头、屋檐间，使得建筑出檐深远，保护木结构的屋身。

在这里，斗拱一方面是结构构件，另一方面也成为建筑上的装饰物，即以结构构件为装饰物，形式反映了功能，结构真实，功能合理，也是一种真善美的统一。

但不论是何种建筑，结构上的基、柱、梁、檩、椽、斜撑等部分大都外露，形状上也加工成装饰构件，结构、构件间用榫卯结合，不施钉子。

外观上和其它国家的许多建筑一样，分台基、屋身和屋顶三部分，但中国传统建筑的屋顶尤其大，有时几乎和屋身同高，且每个部分都有一定的比例及标准做法。

四、“天人合一”的建筑环境在这种美学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处理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是持着与大自然对立的态度，用建筑去控制自然环境；相反，乃是持着亲和的态度，从而形成了建筑和谐于自然的环境态度。

例如东晋大官僚石崇在洛阳近郊修建河阳别业（金谷园）：“其制宅边，却阻长堤，前临清渠，柏木几于万株，流水周于舍下”（石崇《思归引 .序》）；佛教高僧慧远在庐山经营东林寺：“却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仍石垒基，即松栽沟。

清泉环阶，白云满室。

复于寺内别墨禅林，森树烟凝，石迳苔生。

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气肃焉”（《高僧传。

慧远传》）。

诸如此类的描述，文献记载中屡见不鲜。

从此以后，那些建置在城市以外的山水风景地带的佛寺、道观、别业、山村聚落都十分重视相地选址，目的不仅为了满足各自功能的需要，还在于如何发挥建筑群体横向铺陈的灵活性而因山就势、臻合于局部的山水地貌、谐调以总体的自然环境。

它们无异于点染大地风景使其凝炼生动、臻于画境的“风景建筑”，这正是中华民族在建筑与大自然关系的处理上所体现的独特的环境意识，虽非完全自觉，但却十分明显。

历来的山水“画论”和堪舆学说，对于这种环境意识都曾作过部分的美学和科学的阐述。

和谐于自然的环境意识，更自觉更深刻地体现在园林建筑中。

广义的中国传统建筑应包括园林建筑。

在园林里面，建筑不必拘泥于一正两厢。

伦理象征或多或少地被冲淡甚至完全消失，建筑布局获得最大的自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