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世仲《辨康有为政见书》刍论
读经论争的百年回眸
①
在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上，蔡元培试图调和，但与中体西用思想相反，蔡元培的思想大致可以用“纳中入西、西体中用”来概括，
即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为西方道德思想作注脚。比如，对公民道德教育，他作出了如下的理解：何谓公民道德？日法兰西之革命 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孔子日：匹夫不可夺志。孟子日：大丈夫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 由之谓也。古者盖谓之义。孔子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日：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毋加诸人。……平等之谓也。古者盖之谓恕。 ……孔子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亲爱之谓也。古者盖谓之仁。三者诚一切道德之根源，而公民道德教育之所有事者也。见洪明著： 《现代新儒学教育流派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１０一２８
作者简介：洪明（１９７０一），男，汉族，安徽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传统文化教育，青少年价值与品德研究。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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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报
２０１２矩
“馆中功课以洋文、洋语为要”，有些学生“午刻始行 到馆，并不学汉文”［１３等现象。为“端正趋向”，经过 反复酝酿，清政府最终同意洋务派提出的一套解决
历史系的学生讲一点书经与春秋，为哲学系的学生 讲一点论语、孟子、易传与礼记，是可以赞成的”；为 中学生只是选少数几篇经传的文章，“编入文言文课 本”，也是可以赞成的ｊ但是“若要小学生也读一点 经，我觉得不妥当，认为无益而有损”。［４１ “五育”教育思想的提出和壬子癸丑学制颁行， 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中国教 育在观念和制度层面上进入了现代化阶段，其中“分 科治经”，让“经史旧学”归于各个学科的做法一直影 响到现在。比起后来的“全盘西化”论者，具有深厚旧 学根底的蔡元培等人对待读经问题还是比较厚道的， 希望在“西体”的框架下保全中学：即“纳中人西、西体 中用”①式解决方案。但这种指导思想及其制度设计 存在着先天不足，存在着一些道理上说不清，情感上 过不去的地方：其一，读经科在清末学制中固然设置 过多，也有维护封建统治之嫌，但是经学所倡导的立 身做人的基本价值是否一定与“共和精神不符”？其 二，如果说经学有维系着中国人精神生命作用的话， 那么一刀切式的废除读经是否有悖于资产阶级所倡 导的自由精神？是否违背了中国人的基本情感？其 三，东西学术与思维方式有着很大的差异，但这种差 异是否意味着落后与先进之别呢？其四，分科治经的 方法固然有利于中学的学科化，但如何防止肢解、割 裂中学呢？如此等等，无疑成为反对者的把柄。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今昔评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今昔评摘要：在“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中，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是海内外影响最大且最久的著作。
近年来对冯著《中国哲学史》有一些批评本属正常，但有的批评并不符合实际或有所误解。
比较对冯著《中国哲学史》的今昔不同评论，笔者仍认为此书对中国哲学史的论述应属“最能客观，且最能深观”，并认为此书将中国古代哲学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亦有作者之卓识。
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有其固有的“哲学思想”，但“哲学”这一“学科”的引进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
关键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哲学学科在“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中，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是海内外影响最大且最久的著作。
据近期图资人员的统计，在2000—2007年间，冯著《中国哲学史》仍是被国内哲学论文引用最多的学术著作之一。
①不可否认，在近些年的学术研究中，冯著《中国哲学史》亦受到一些批评。
对于一部成书于70多年前的旧著，就其中的某些观点进行批评当然是正常的。
但是，某些批评并不符合实际。
如有学者批评冯著《中国哲学史》（以及其他研究中国哲学史著作）乃是“照着”或“接着”西方哲学讲；又如有学者对冯著《中国哲学史》关于“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的划分亦提出了批评。
本文仅就此两点，以对冯著《中国哲学史》今昔评论比较的方式来作一辨正。
一在近些年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中，有不少学者都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冯著《中国哲学史》在第一篇“子学时代”的“绪论”中所说：“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
”“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
”②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初创时期，这种表述有其缺陷，应是情有可原的。
金岳霖先生在对此书的“审查报告”中提出“中国哲学”这个名称有其“困难”，即“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③当时提出这样的问题也是完全合理的，并且促进了“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发展。
读经问题论争的百年回眸
读经问题论争的百年回眸洪明摘要：读经问题是民国初年废除读经之后围绕恢复读经和反对读经而产生的一系列论争，是我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抛给我们的一个世纪难题。
百年来，关于读经争议大致经历了四次：第一次发生在民国初年，围绕着袁世凯、康有为等复古尊孔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者反复古斗争展开的；第二次是上世纪20年代在东西文化反思过程中出现的，以1925年章士钊“读经救国”论和鲁迅的批判为标志；第三次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抗战前夕，高潮为《教育杂志》1935年“读经专号”中关于读经的大讨论；第四次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至今尚未结束的读经争论，是民族文化复兴过程中的争论。
读经争论可能还要继续，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抱有开放心态，认清潮流，允许实践。
关键词：经学；读经；论争学校读经问题，实十年来教育界一宿题也，因争持未决，而至今各校亦遂无经课。
吾自昔故疑读经之难，故偏袒不读之说，谓将经语编入教科书已足；吾至今仍觉其难也，然从各方面研究，渐觉不读之不可。
——梁启超，1921年读经问题，在国内一般人看来，都早已不成问题。
因为一部分人以往经书是二千年前的旧书，到现在已用不着再读，读经就是开倒车，还成什么问题。
同时在另一部分人看来，经书是我国先哲的心传，不朽的杰作，值得我们多读，叫青年人人去读一点圣经先传，还成什么问题。
读经一事，双方既都认为不成问题，各执一说，不肯相下，于是乃真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何炳松，1935年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的特殊年份。
武昌首义宣告二千余年的封建帝制的瓦解，与这个腐朽帝国一起埋葬的还有业已存在两千年的读经。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个问题牵涉到中国人太多的神经，一下子演变国人成国人的一个世纪难题，至今尚未结束。
经，又称经典，就是经过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典籍，狭义上就是指儒家的四书五经，广义上经典包括诸子百家及其国外经典。
读经就是以诵读文化典籍为基础学习活动。
读经问题，就是围绕经有何用、值不值得读、值得什么样人读、如何读等所展开的争论，其关键是中小学生（儿童）是否应该读经问题。
清代汉学：“兴奋”与“紧张”之间 – 国学网
清代汉学：“兴奋”与“紧张”之间–国学网【内容提要】（近人研究清代学术史）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把清代思想界所谓的“汉学”“宋学”视为一个客观的、有固定内涵可以归纳的对象，并往往欲对二者“下定义”。
实际上，清人对“汉”“宋”的使用分歧丛出，在他们自己便未提出任何客观公认的标准，更无固定的“定义”可下，作为后人的我们却欲自作聪明地代他们来做审判官，这完全是误入歧途！这些言论，煞有介事，其实根本如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不过是自己头脑中编织出来的一场逻辑游戏，与历史的真实动态的过程南辕北辙。
史料中足以提示我们的地方太多了：江永被唐鉴收入《国朝学案小识》，视为“理学阵营”，又被江藩收入《汉学师承记》，视为“汉学阵营”，请问他究竟是什么阵营？连清人自己都分不清阵营，我们又如何能言之凿凿的说什么“居理学阵营”“居汉学阵营”；按近人看法，陈澧是典型的“居汉学阵营兼采汉宋者”，可是在章太炎、刘师培等自认为“居汉学阵营”的人看来，首鼠两端的陈澧哪里有“居汉学阵营”的资格！我们是不是又要找一条客观标准出来，以衡量究竟是近人错了，还是章太炎错了呢？历史本没有所谓“一个客观的真实”，不同的历史人物将看到与记述不同的真实，历史学的任务不是要去评判究竟谁的真实是真正的真实，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有什么根据说某些真实比另一些真实更真实呢？历史学的任务毋宁是去描绘这些各种各样的真实在历史的时空中的动态的过程。
比如说，我们不是要去回答某人究竟是汉学家还是宋学家，而毋宁是要清理清人为什么要对他作或汉、或宋的区分。
这是当今的思想史研究最值得反思之处，同时，这也是我对我自己此前研究的反思。
——摘自张循先生的来信【作者简介】彭卫民，西南政法大学政治学理论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清代学术史与政治制度史方面的研究。
人类将思想（言语）刊刻于经典（语言），又通过经典（语言）阐释他们的思想（言语）。
当然这里所说的“经典”与“思想”的关系则至少应当包含如下几层含义：一是从思想到思想；二是从经典到经典；三是从思想到经典；四是从经典到思想。
唐律得古今之平补辨-中国法学网
唐律得古今之平补辨-中国法学网第26卷第5期2008年9月政法论坛Tri bune o f Po liti ca l Sc i ence a nd Law Vol .26,No .5 Sep.2008作者简介:苏亦工,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3 本文写作过程中蒙王沛、尤陈俊、张群、袁翔珠等惠助代查若干资料,特此致谢。
①笔者在《政法论坛》2006年第3期第139页称:“按照儒家的古史观,四库提要所谓“古今之平”的古,最远只能上溯至嬴秦,唐律“得古今之平”补辨3———兼评《四库提要》之价值观苏亦工摘要:唐律“得古今之平”是《四库提要》对唐律所做的经典性评价。
自该评价问世以来,时常为研究者们所引证、称道。
然而细加推敲,该评价却与正统儒家,特别是宋儒的古史观大相径庭。
本文在考察了纪昀在编纂《四库提要》过程中发挥的实际作用后指出:尽管尚不能绝对地肯定该评价必系出自纪昀手笔,但就其所反映之价值观看,确实符合纪昀的基本理念,而该理念所映衬的则是以乾隆皇帝为代表的清王朝所推行的文化专制政策,其目的无非是要以官方的价值体系取代宋儒的价值评判体系并进而为清王朝的暴力统治辩护乃至歌功颂德。
关键词:纪昀;《四库提要》;宋儒;汉学;文化专制笔者曾于本刊2006年第3期上发表《唐律“一准乎礼”辨正》一文,其中在讨论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四库提要》或《提要》)评唐律“……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一句时颇多疑惑,姑置未论。
①前稿撰成后,荏苒又是两载,此一困惑仍不时萦绕于心,未能释怀,兹将后续心得补白于次,未知当否,惟盼方家教正。
一、古史观之异笔者在前文中已经指出,按照《四库提要》作者的观点,《唐律》是从“古”至“今”最为公平的律典。
惟其所说的“古”,若止于嬴秦,本无可异;但若也包容了“三代”或“三古”,便与正统儒家,②特别是宋儒所崇奉的古史观大相径庭了。
在程朱理学家看来,政治、法律制度等一切人为设施必须顺乎天理方能达于至善,称为“王政”。
知史鉴今读王船山《黄书》札记（一），近代思想家为何力倡船山学？
知史鉴今读王船山《黄书》札记（一），近代思想家为何力倡船山学？知史鉴今读书札记作者：***读王船山《黄书》札记（一）王船山王船山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他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著有《周易外传》《黄书》《尚书引义》《永历实录》《春秋世论》《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书。
船山自幼跟随自己的父兄读书，青年时期醉心复明反清，晚年隐居于石船山，著书立传，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学者遂称之为船山先生。
1985年,美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评出古今八大哲学家,其中四位唯物主义哲学家依次是:德谟克利特、王船山、费尔巴哈、马克思。
船山先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气节最坚贞、传统学问最渊博、哲学慧识最高卓的一座思想高峰,不仅封建时代无人能超过他,近代中国也得益于他开启的思想曙光。
同时，船山是中国古典哲学唯物主义的最高峰。
船山开创的气一元论，为二十世纪中国人迅速接受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
毛泽东对船山的评价是:“西方有一个黑格尔,东方有一个王船山。
”船山作为一个明遗民，复明无望，他躲到湘西苗瑶贫瘠山区，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为生命意义，著书立说，寻找天道。
他穷得有时连三餐都没着落，无钱买纸，有的书只好写在账本的反面。
老友方以智劝他当和尚，进寺庙还有碗饭吃哩。
当然船山是不会去做和尚的，他闭户笔耕，一生著书汗牛充栋。
但在他生前，数百万字的著述全都没有刊行，思想几被埋没二百年。
直到晚清，由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出资，在船山后人刻印船山遗著基础上，重新汇刊《船山遗书》，曾国藩还亲自撰写序言，船山名字才迅速为国人知晓。
此后，他的名著《读通鉴论》《周易外传》《宋论》《黄书》等，对清末反满革命派和二十世纪中国思潮有很大影响。
其中，《黄书》是船山一生著作中的精粹，《黄书》写于1656 年（明永历十年，清顺治十三年）。
它犹如一篇“民族宣言”，对故国山川“博衣、弁带、仁育、义植”的文物教化，充满眷恋之情。
《黄书》写于 1656 年（明永历十年，清顺治十三年）历来学者多称船山之学，而鲜论其文，船山文章文质兼茂，辞严而义正，文健而理足，峻峭犀利，远甚顾亭林诸儒。
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
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文/余英时近偶自友人处借得海外油印本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一书，据所附“校勘表”知原书亦为油印，固未尝正式出版也。
此书流传情况至为不明，书成年月，遂亦无明确之记载，然稍考书中所附载之诗及案语，则知此书实作于1953及1954年之间，兹请先证明成书年代：陈先生于《蒙自南湖作》诗中注云：“寅恪案，十六年前作此诗”是知书成之际上距陈先生在蒙自时已逾十六年，陈先生原执教清华大学，其南迁时间与北大同。
据钱穆先生《国史大纲》之《书成自记》云：“二十六年秋......学校南迁......取道香港，转长沙，至南岳。
又随校迁滇，路出广西，借道越南，至昆明。
文学院暂设蒙自...... 则二十七年之四月也。
......秋后，学校又迁回昆明。
”则陈先生此诗必作于二十七年滞留蒙自之数月间。
自二十七年下推十六年为西历1954年。
又书末附诗两首之序言有云：“癸巳秋夜，听读清乾隆时钱唐才女陈端生所著《再生缘》......”癸巳为1953年，盖陈先生听读《再生缘》之时也。
今按此书考证甚繁，决非短期内可成之作，陈先生双目失明，材料之搜集与爬梳，处处须有人为之助力，则所需时日必更长。
书中有一处记考证之经过云：“寅恪初疑陈端生之夫范某为乾隆时因收藏《顾亭林集》获罪，议遣戍而被赦免之范起凤。
后又疑为乾隆间才女陈云贞之夫，以罪遣戍伊犁之范秋塘。
搜索研讨，终知非是。
然以此耗去日力不少，甚可叹，亦可笑也。
”可见此书非仓猝可成。
今姑推定此书之写作始于1953年秋，而成于1954年，虽不中当亦不甚远也。
英时之所以如此龂龂于年代之考定者，固不仅出于对先生考证学之倾慕之忱而故为东施之效颦，而实亦由于成书年代之确定足以反映陈先生撰述之动机及其时代之背景，关系陈先生近数年来身陷大陆之思想状况者，至大且钜。
陈先生云：“寅恪读《再生缘》，自谓颇能识作者之用心，非泛引杜句，以虚词赞美也。
”今英时草此文亦犹先生之意也！今按陈先生此书之作盖具两重意义，其一为借考证《再生缘》作者陈端生之身世以寓自伤之意，故一则日：“偶听读《再生缘》，深感陈端生之身世，因草此文。
广东省广州市2025届高三上学期摸底考试语文试卷(解析版)
广东省广州市2024-2025学年高三上学期摸底考试语文试卷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7分）1．（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利用水的浮力及河水的流动发展交通运输，是人类早期文明成果之一。
中国河运历史悠久，考古工作者在浙江吴兴钱山漾距今五千多年的良渚文化遗址发现了船用木桨，说明当时先民们已经有了舟楫交通工具。
然而，中国地势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多自西向东流，不利于南北水路交通。
于是，中国人很早就学会了开凿运河，以沟通原来互不连通的水道，尤其是加强南北方向的联系。
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路线最长、工程最大的运河之一。
它是古代中国人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科技发展的结果。
几千里长的运河要通过海拔高程不同的许多地区，纵向沟通长江、淮河、黄河等洪流巨川。
在两千多年的挖掘、修建过程中，中国人民不仅大胆冲破中国东西水系这个自然地理的限制，解决了开辟水源、保持水量、改造地形和克服洪水泥沙之害等四大难题，而且创造出许多卓有成效的工程设施。
其中以船闸、滚水坝和水柜等最为著名。
大运河卓越运能的实现，集中展示了古代中华文明在土地测量、河道建筑、水利水运等工程领域的科学成就、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
中国很早就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作为政治中心的首都有必要建立在兼顾国内不同经济文化成分的地方，汉唐长安和元明清以来的北京就是如此。
然而，这就容易造成政治中心与经济发达地区空间上的距离。
况且，大一统国家高度的中央集权又使得首都生活的经济供应极为繁重，因而不得不在既有生产力水平上最大限度地发展运力。
我们看到，早期运河就是因漕运发展起来的，即利用水运把四方贡赋运往京师或把粮草运往军事重镇。
帝国传统甚至使分立时期的中原王朝如五代赵宋也尽可能立国都于漕渠枢纽之地，所谓“国以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为本，漕以河为依”。
因此，国都移动，运河水道也随之移动，运河实际成了国都乃至王朝国家的经济命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