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相型”经济区划及特征探讨3

“海相”型经济区规划特征分析徐志良（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广州510310）摘要：中国的经济区划从“一五”到“九五”，均为以大陆为基本地理区划空间的“陆相”型经济区划。

主张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和台湾、香港、澳门多年来未列入国家经济区划之内。

“十五”以后，经济区划理论体系开始转为经济规划理论体系，但海洋区域仍然没有进入国家大地带经济区规划。

海洋经济区与陆地的经济区在规划上有非常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足以促成一种新的经济区类型——“海相”型经济区的形成。

发现“海相”型经济区规划特征，重新审视国家经济区规划的构成，对寻求科学的海洋生产力布局，合理配臵海洋资源，保持海洋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陆相”，“海相”，国家宏观区域规划一、“陆相”型经济区区划及特征我国建国初期，为了在一片战争的废墟上建立科学的生产力布局，从五十年代开始，就对全国国土分别做过三次大的经济区划。

第一次是解放初期的省以上设六大行政区的区划，分别为东北行政区，华北行政区，西北行政区，华东行政区，中南行政区，西南行政区。

第二次是“七五”计划中的三个经济地带的划分，把全国划分为东部沿海、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

第三次是“九五”计划中的七大经济区划分，把全国划分为东北地区、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东南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南和华南部分省区、西北地区等七大经济区1。

我国在经济区划上的三次划分，分是不同历史时期对全国生产力的不同布局，科学利用和合理配臵资源，平衡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乃至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过去三次大的经济区划，主要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一种区划。

1李振泉等＜＜中国经济地理＞＞华东师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由于我国一致以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作为行政管辖区域，在做区域经济区划时，更多地只考虑到了陆地的因素。

这种区划整体来看是一种“陆相”型经济区划。

其特征是：以中心城市为经济核心、以铁路、公路、河流为网络进行生产力布局和区域规划。

其定义为：“经济区是指经济上紧密联系的区域，是根据经济联系的内在要求，以某一中心城市为依托形成的。

2”在划分三大经济地带前，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也提出，要“正确处理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地带的关系，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和发展它们相互间的横向经济联系，逐步建立以大城市为中心的，不同层次、规模不等、各有特色的经济网络”。

基本的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理论都认为：经济区的构成由一系列的点状区域和线状区域组成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面状区域，这就是经济区。

这个点状区域和线状区域的联系是通过交通线如铁路、公路、河流连接的。

郭振淮在其《经济区与经济区划》中认为“区域经济空间演变过程中的主要力量是聚集和辐射，它们又是相对于一个中心点即城市而言的。

”大多数经济地理理论工作者认为：由于我国主要是一个大陆国家,中心城市绝大部分都在大陆,在改革开放前的三线建设时期,我国大城市甚至还多数不在沿海。

因此经济区划无论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以陆地为主的经济区划，国家在这种一边倒的经济区划理论指导下，进行经济区划，形成了今天中国从宏观到微观一系列的经济区和城市群，也形成了较完整的中国“陆相”型经济区划理论体系。

我国区域经济学家陆大道院士也承认：“半个世纪研究工作的发展道路和基本经验为：以任务带学科，通过完成国家任务而发展学科。

今天，我国的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乃至城市地理学的发展主要是建立在国土开发与区域发展研究工作基础之上的。

3”言下之意，我国的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在理论上是并不完善的，研究的区域也是不完整的。

在我国已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洋权益主张海域达300万平方公里之巨，香港、澳门已经回归，两岸实现“三通”，2郭振淮主编《经济与经济区划》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P173陆大道等《中国区域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P1海峡两岸经济文化深度融合的今天，经济区划视野仍然停留在陆地和河流、湖泊，已远远不能适应中国发展的需求了。

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在上海一次城市化论坛会议上也指出：“中国的国土开发缺乏一个整体的战略规划。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发展的整体布局。

4”可以解读到的是，于光远先生所说的国土整体战略规划的缺乏，显然包括了海洋国土规划的缺乏。

二、“海相”型经济区新概念及规划探索“海相”型经济区划的概念是地质学中的“海相沉积”和“陆相沉积”的引伸，以此区别“陆相”型经济区划与“海相”型经济区划的不同特征，是一个崭新的概念。

“陆相”型经济区划，主要是指在经济区划中以土地资源、人口状况、城市和交通状况为主要区划指标的一种大陆型经济区划或规划。

从“一五”到“九五”，中国的区域规划和国土整治规划，基本都采用这种形式。

“十五”以来，我国的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开始引入市场经济国家的管理理念，主要是加强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等。

在这个大框架下，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和功能区划工作也初见端倪。

但从整体来看，这一转型期的国土整治规划的理论体系和指标体系仍然没有大的改变，海洋区域仍然没有纳入国家的整体的国土规划。

海洋经济区的规划较难于成为一个类型经济区来认识。

“十二五”开始，海洋经济逐渐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实施海洋开发”、发展海洋经济已成为中共中央《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建议》的百字方针。

这证明，海洋经济已成为国家的一个新型的经济门类，对海洋经济区规划特征的发现和认识也成为规划工作者不可回避的内容。

重新审视国家经济区规划的构成，把具有海洋4于光远：中国的国土开发缺乏一个整体的战略规划。

现在中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发展的整体布局。

《经济时刊》2001特刊P8属性和特点的区域，作为一个与陆地区域有重要差别的区域对待，着重建构区划或规划的理论体系、指标体系和政策体系，对于寻求科学的海洋生产力布局，合理配臵海洋资源，保持海洋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和完善国家宏观国土整治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海相”型经济区规划是指海洋区域在经济区规划的原则、依据、指标体系和影响因素中，分别表现有与陆地区域明显不同的特征。

第一，中国“海相”型经济中心或经济区的形成发展，越来越呈现国际经济力推动的发展趋势，传统的中心城市增长波辐射或点轴发展理论在“海相”型经济中心或经济区形成中并不起决定作用。

比较典型的是惠州大亚湾石化工业区的建立和上海大小洋山国际航运中心的建立，更早一点还有海南洋浦开发区的建立，都不是由中心城市的增长波辐射的结果，而是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海洋和沿海高度开放政策实施和中国成长为世界制造大国后世界通过海洋在全球配臵资源的产物。

规模比较小但也同样能说明问题的还有笔者考察过的浙江岱山县。

岱山是一个很典型的海岛县，隶属于舟山市。

按照基本的区域发展理论，岱山县距舟山市所在地的沈家门和定海最近，其经济聚集和辐射应该在舟山与岱山之间产生的量最大。

但依据笔者对它最近连续五年空间经济技术转移的路径和转移量考察分析，真正使岱山经济增长量产生飞跃的空间经济技术转移项目是来自外区的上海和国外的日本。

上海的工业技术加上浙江老板的经济运作能力使岱山在2004年成长出了一家投资1.4个亿的民营造船企业；日本则在同年把一个投资达8个亿人民币的造船厂建到了岱山的一个小岛上,这个小岛距日本本岛造船厂有数千公里之遥。

岱山在长江口外，水深大多在30米以上，有良好的岸线资源，再加上海上运输成本有陆路无以企及的巨大优势，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就与陆地的由铁路公路河流连接的点轴发展模式有很大的不同。

这类区域的经济区划在区划的原则、依据、指标体系、类型和管理协调上，都必定出现与“陆相”型经济区划的固有框架不同的特征（如图）。

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图一（数据来源：舟山统计年鉴）图二：舟山市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图三，舟山五年人口变化图图四，岱山三年人口变化图图五，舟山岱山人口变化比较图图六，岱山县五年社会总资本流入比较图第二，“海相”型经济中心或经济区的形成和发展越来越体现国家战略意识而非邻近区域经济驱动。

如太平洋国际海底矿区的投资开发，东海的春晓油气开发区、南沙群岛的中菲越油气合作开发区、珠江口和渤海湾油气开发区的形成，其基本动因都不是周边省区的区域经济辐射，而是资源禀赋加国家战略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

2005年海南省在提出“蓝宝石带海洋经济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一环四带三区、阶梯式开发”发展战略，就是按照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循序渐进的原则，以环岛陆域和海域经济圈带动南海北部海域、南海中部海域、南海南部海域三个海域开发区域的阶梯式发展思路。

海南省提出的南海北部、中部和南部海域的这类经济区划构想，既要体现国家的战略意识和海洋安全意图，又涉及国际法律准则、周边关系和多边开发原则，政策性艺术性都与“陆相”型经济区划完全不同。

这类开发往往把战略利益放在首位，而“陆相”型经济区划中居于首位的原则是经济原则。

第三，海上特殊的环境条件，使人类生存和生活受到直接挑战，这在经济中心或经济区形成的模式上，就出现了与陆地不同的经济聚集模式。

陆地上的大庆，从东北荒原上开发石油后，形成了今天的大庆石油城，人口达到数百万。

青海西宁附近的“原子城”是因为当年制造原子弹时在草原上建立的一个后勤供应基地，十几年后就发展成为了一个城市。

而南海的海上油田和气田，开发许多年了，却只有很少的人在那里工作和生活。

浙江舟山群岛的镇海，现在成为了国家战略能源的登陆点和储备基地，一系列的相关产业正向这个基地聚集，但这个中心只要它还有战略能源储运功能，就不可能形成人口众多的城市。

相同的情况在黄海之上的黄岛也是见证。

现代海洋产业在海上是很难聚集人口的，开发海洋的人都居住在邻近的陆地，既使将来发展到在海底建城市,其城市的规模也不可能与陆地相比。

“陆相”型经济区划中把人口的数量作为经济区形成的重要指标在“海相”型经济区形成中变得无足轻重。

前面提到的岱山、镇海乃至舟山，据舟山市年鉴统计，从2000到2004年的五年中，GDP连年增长，社会总资本投入越来越大，海洋经济突飞猛进，人口则一路走低。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的“海相”型经济区的形成，与人口的集聚处于非必然的联系中。

（如图一、二）第四，“海相”型经济区的形成，特别是纯海域开发型的经济区的形成，并不是依靠区域本身资源存量的开发经过一段时间的发育就能发展起来的。

如海上的渔业经济区，是与陆上的渔民相联系共依存的，渔场没有陆上的渔民的捕捞，并不能靠本身产出价值。

我国最大的海上石油公司的后方基地设在北京、广州、湛江和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