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与清教
清朝宗教信仰与民间信仰的并存
清朝宗教信仰与民间信仰的并存在中国历史上，清朝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作为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清朝面临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之间的并存现象。
尽管清朝官方志向于保持统一和控制，但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却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满活力。
本文将探讨清朝宗教信仰与民间信仰并存的原因以及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
一、宗教信仰的并存1. 孔子思想与儒教影响孔子的思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教成为了清朝的国教。
国家通过巩固、发展和推广儒教来巩固统治。
儒教在清朝的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国家的管理和社会秩序起到了核心作用。
2. 佛教信仰的传播佛教是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的宗教之一。
清朝时期，佛教继续影响着人们的宗教信仰。
尽管儒教是国家官方认可的宗教，但佛教在中国的各个地区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
一些著名的佛教寺庙在清朝得到了保留和重建，并吸引大量信徒和朝圣者。
佛教的信仰体系与儒教有所不同，因此有些人同时信仰这两种宗教。
3. 道教信仰的传承道教是中国古老的宗教之一，清朝时期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承。
道教着重于追求永生和内心的平静。
它与儒教和佛教一起构成了中国的宗教三教并存。
尽管道教没有像佛教一样在清朝建立起统一的组织和体系，但它依然对许多人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
二、民间信仰的并存1. 祖先崇拜与家庭宗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祖先崇拜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元素。
在清朝时期，家庭宗教成为人们民间信仰的核心。
家庭宗教活动包括祭祀祖先、供奉神灵和保护神等。
这些宗教仪式和信仰在家庭和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被广泛地传承和实践。
2. 传统民间信仰除了祖先崇拜外，还存在着其他许多民间信仰形式。
例如，一些地区有民间信仰的“土地神”和“山神”，人们相信这些神会保护农业并保持社区的和谐。
此外，民间信仰还涉及到灵魂信仰、婚姻仪式和疾病治疗等各个方面。
三、宗教信仰与民间信仰的影响1. 社会和政治影响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对社会和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宗教信仰通过提供伦理准则和道德教育，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和人们的道德约束。
清朝的社会风尚从儒家礼仪到新儒学思潮
清朝的社会风尚从儒家礼仪到新儒学思潮清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其社会风尚受到了儒家礼仪和新儒学思潮的双重影响。
儒家礼仪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朝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新儒学思潮则对这种传统进行了一定的批判和修正。
本文将从清朝的社会风尚出发，探讨儒家礼仪与新儒学思潮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第一部分：儒家礼仪在清朝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儒家礼仪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对清朝的社会风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朝皇帝秉承儒家思想，将礼仪作为固守传统的重要手段。
在清朝的社会中，礼仪规范被广泛遵守和推崇，人们通过对礼仪的尊重和恪守来维系社会秩序和稳定。
从皇室贵族到平民百姓，人们都要遵循特定的礼仪来展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在清朝社会中，从政治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了明确的礼仪规定。
朝廷官员要参加各种宴会和典礼，并按照特定的仪态和行动来展示自己的职位和身份。
庶民也要遵循一系列的礼仪规范，如结婚、丧礼等。
这些礼仪规范使人们知道如何行事，以示尊重和礼貌，维护社会秩序和和谐。
然而，儒家礼仪在清朝社会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方面，虽然礼仪规范显示了社会等级和身份的象征，但也助长了封建等级制度的束缚和社会阶级的固化。
另一方面，过分注重礼仪也可能导致虚伪和形式主义，使人们关注的焦点从道德和真实转移至形式上的规范。
这些问题成为了新儒学思潮崛起的背景。
第二部分：清朝社会风尚中的新儒学思潮新儒学思潮在清朝社会风尚中崭露头角，对儒家礼仪进行了一定的批判和修正。
新儒学思潮强调实践与道德的结合，注重个体的自由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
这种思潮被誉为“经世致用”的儒学，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和推动社会进步。
新儒学思潮的兴起，从根本上挑战了儒家礼仪的固化和僵化。
它通过强调价值观的内涵和实践，提出了一种真实和灵活的道德规范，并试图打破传统礼仪所带来的束缚。
新儒学者通过自身的研究和思考，提出了在清朝社会中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的理论和实践方法。
尽管新儒学思潮在清朝社会中的影响力不如儒家礼仪，但它的出现为清朝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改革的动力。
《中国的宗教》
韦伯认为，在中国，技术与经济上的道教式（巫术式） 韦伯认为，在中国，技术与经济上的道教式（巫术式） 形态，完全排除了从本土上发展出现代企业的可能性。 形态，完全排除了从本土上发展出现代企业的可能性。
清教与儒教之比较
儒教讲忠孝, 清教讲博爱； 儒士为知己者用, 清教徒为上帝尽义务； 儒教无原罪思想,清教有原罪思想； 儒士修身养性以受人尊重, 清教徒改造自己以赎罪； 儒士之间无信任感, 清教徒相互信任, 有利于开展商业信 贷活动； 儒士词藻华丽, 清教徒语言质朴, 有利于信息交流； 儒士是儒家经典培养成的一批高级书呆子, 无经世致用之 才, 清教徒在圣经中的法律知识和经营思想的熏陶下, 把 自然科学知识看成是在职业劳动中能合理地把握世界和控 制自己的手段。 两种伦理最尖锐的对立表现在它们的中心概念“ 两种伦理最尖锐的对立表现在它们的中心概念“礼”和“ 使命” 使命”上。
韦 · · · · · · · ·
伯
主要内容
1 2 3 4
韦伯简介
宗教研究
逻辑思路
评价疑问
马克斯·韦伯（ Weber）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马克斯·韦伯（1864－1920）是著名的 德国社会学家、社会学三大“奠基人” 之一，与卡尔·马克思、涂尔干齐名。 1864年l月21日韦伯生于德国爱尔福 特 1881～1884年间，韦伯在海德堡大学 学习，中间服兵役一年，之后转入柏林 大学完成学业。 1889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并取得开业 律师资格。 1891年任柏林大学法学讲师，1892年 升为副教授，1894～1896年先后任弗赖 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经济学教授。 成就：开创了比较社会学、理解社会学 成就： 的基本研究方法，指出了理性对于近代 资本主义社会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系统 的阐释了东西方宗教伦理差异对于社会 现代性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
韦伯儒教与清教
韋伯：儒教與清教壹、概論韋伯指出：基督教與印度教均持對世界拒斥的態度。
基督教經由二元世界的觀點及神的概念的系統化，產生了「救贖」的概念，而且其救贖途徑與印度教迥然有別。
印度教抱持遁世的態度，而基督教則傾向於把外在成就當成目標，透過有規律的生活方式，理性地將世俗的秩序轉換，這種「支配世界」的世界觀造成了西方與中、印間的極大不同。
基督新教的宗教改革活動在資本主義興起中所扮演的角色則是在使牟利活動合法化。
新教結合了宗教的理念與經濟社會的發展，而賦予俗世工作一個救贖性的意義，因而掃除了基督教理性化的最後障礙。
唯有將出世性的宗教轉換為入世的取向，資本主義才有可能起飛。
如路德教派的「天職說」，認為勤奮工作是榮耀上帝的手段；而喀爾文派的「預選說」與用現世成就証明得救的教義，使信徒對於自身能否得救感到焦慮，並因此努力追求現世的成就以期証明自己是被上帝揀選的。
總之，新教改革使營利欲望可以和內在道德結合，從而提供了資本主義突破的契機。
貳、中國社會結構一、城市與政治結構推論城市（事先的定義就是具有行政功能與高大城牆，人口聚集的地方）是聚落的一種化身。
聚落，首推農業的興起與改進，所以當許多的務農者建立農莊後，緊接著就會面臨軍事問題，因為農莊是固定的累積糧食地，不論是不是自己人都會非常清楚這點，所以很快的，農莊就會開始建立軍事系統與政治系統，來對抗外來的侵略。
換個角度來說，真正的城市，其實並不是以交易市場為起源的，而是將市場作為一個維持城市運作的工具。
但是到這裡，中國的城市與西方大約在羅馬時期的城市就已開始出現極大的歧異。
中國城市是以政治為中心。
Weber認為中國與中東/美索不達米亞文明與埃及，都是以農業問題作為政治起點，也直接的帶動地方宗教的產生。
中國的政治，產生於水利的問題，像堯舜禹；而中國的宗教，則起於於對氣候的依賴，因為相較於埃及，中國即使水利較為發達，但是氣候的變化卻更為大，帶來的傷害也更為嚴重。
因此中國宗教的原始:社稷，其原始觀念就是沃土與收穫的結合，而其神格化則伴隨著中國封建制度的建立而逐漸轉化為地方神；但是相較於埃及等，中國這樣的社稷，卻傾向於非人格化的特質，且具有倫理性懲罰的能力。
清朝的宗教信仰佛教道教与儒教的共存
清朝的宗教信仰佛教道教与儒教的共存在中国历史上，清朝（1644年-1912年）是一个宗教信仰多元共存的时期。
佛教、道教和儒教作为主要的宗教信仰，相互交融并在清朝社会中得到了并存发展。
本文将探讨清朝时期佛教、道教和儒教的共存情况，以及它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
一、宗教信仰的多元共存在清朝时期，佛教、道教和儒教并存于社会中，各自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这种多元共存的局面可以归因于清朝的宗教政策和社会背景。
清朝统治者实行“宗教和睦”的政策，主张“教化一亲，和而不淆”。
这种政策使得不同宗教信仰得以在社会中自由发展，相互影响、相互包容。
佛教、道教和儒教都有自己的信仰体系和教义，但在清朝社会中互相渗透，相互影响。
佛教自古以来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它的开放包容和对个人修行的强调与清朝社会中的民众需求相契合。
道教则倡导追求长生不老和修炼身心的方法，其神仙观念与清朝王朝具有某种契合点。
儒教则注重社会伦理和道德规范，其经典对于统治者的教化具有一定的价值。
二、佛教在清朝社会的地位和影响佛教在清朝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清朝统治者对佛教比较宽容，一些皇帝甚至自己皈依佛教。
佛教寺庙遍布全国，僧人和信众众多，佛教教义也影响了社会的思潮和文化习俗。
在清朝社会中，佛教寺庙成为人们寻求宁静和冥想的场所，同时也是慈善救济的重要组织。
佛教的教义对于社会和个人的和谐有着积极的影响，它对于人们的修身养性、克己奉公有着正面的倡导。
佛教的教义也融入了民间信仰和习俗，如佛事、法会等在社会中具有很高的影响力。
三、道教在清朝社会的地位和影响道教作为中国传统的宗教信仰之一，在清朝社会也有着显著的地位和影响。
清朝统治者普遍崇尚长生不老的理念，与道教的追求长生不老和修炼方法相辅相成。
一些皇帝和贵族也表现出对道教的推崇，甚至建立了一些道教宫观。
道教强调个人的修炼和内丹炼化，对于强调个人修行的士人和官员有一定的吸引力。
它在清朝社会中也发挥了一定的道德教化作用，对于个人的修身养性和追求心灵的净化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清教
政治
东 学 西 传 西 学 东 渐 中：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得到极大发展， 社会政治制度比较完善。政治较清明，国力强大。 西：西方政治发展缓慢，有的甚至还停留在奴隶 社会。 西：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 度初具模型。 中：封建专制进一步加强，封建制度走向衰落。
五、比较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产生的 背景原因
四、西学东渐的穷途
康熙帝时期走向衰落，乾隆时期走向末路。 原因：
康熙四十三年天主教罗马教廷发出禁令，不准教 徒敬天法祖，要求请政府服从。侵犯中国主权。 不尊重中国的社会制度，无视中国的礼俗和社会 特点。 清朝的对外政策逐步走向闭关锁国。 统治者固步自封，不愿接受外来事物，抱着天朝 上国的思想。
五、比较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产生的 背景原因
二、主要表现及人物
机械学
熊三拔《泰西水法》、邓玉函《远西奇器图说录 最》、法传教士陆伯嘉制造钟表深受康熙帝喜爱
建筑学
郞世宁圆明园中大水法，海晏堂，远瀛观。
三、对中国的影响
开拓中国人的视野，窥探了一个全然不知的 西方世界。 促使了中国开明之士看世界，接受外来文化， 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中国科技文化的发展。 加强了中外交流。
七年（1729年）的“曾静案”，使吕留良获罪的原因主 要是他的著作、日记和书信。他在日记中多有“谤议及 于皇考”的言论，被定为“思想罪”。辛亥革命后，吕 留良被尊为反清志士，始得昭雪翻案，崇德地方官绅民 众筹资为其建亭立碑。近有论者以为：清初屡兴文字狱， 而通盘由武力镇压转向思想统制，则是从雍正开始。这 一“思想统制”的结果，是终于转移了有清一代的士风、 大大加强了读书人的奴性。雍正十年（1732年）判决： 吕留良及其子葆中已身故，俱戮尸枭示；次子毅中改斩 立决，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因吕案受牵连 的还有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他在日记中记载：“索伦 地方，正月初三日地裂，横一五里，纵三千里，飞起石 块，后出火，居三千内居人全迁避”，又有：“热河水 大发，淹死满人两万余”。朝廷给他定的罪是“拾吕留 良之唾余，而尤加幻妄，岂非凶逆性成？万死有余之逆 贼呼？”吕案中还有一个受牵连的人是严鸿逵的学生， 叫沈在宽。他在一首诗中有“更无地著避秦人”，还有 一首诗说：“陆沈不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因 为
明清时期中国的宗教信仰与民间信仰
明清时期中国的宗教信仰与民间信仰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同时也是宗教信仰与民间信仰多元共存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儒教、道教、佛教以及一些民间信仰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相互交织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上。
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主要由农民组成，他们生活在村落中，信奉着各种不同的宗教和民间信仰。
儒教在这个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非常深远。
儒教重视家庭伦理道德，倡导尊老爱幼、和谐相处。
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儒教教导了他们互敬互爱、团结和谐的道德准则，成为他们行为准则的一部分。
除了儒教之外，道教也在明清时期得到了发展。
道教追求自然与和谐的境界，崇尚自然的原则，在中国农村社会中深深扎根。
在这个时期，很多农民信奉道教，尤其是一些道观的信徒。
道观不仅是宗教的场所，同时也是农民们交流思想的场所。
道教的理念对农业生产、民间医疗以及风水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成为民间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佛教是在中国历史上从印度传入的宗教之一，而明清时期也是佛教在中国的鼎盛时期之一。
佛教尤其受到了士人的推崇和追随。
很多士人信奉佛教，将其视为独立于儒教的信仰。
佛教注重个人修行和解脱，提倡世俗之外的超常人生追求，这与儒教的世俗价值观形成了对比。
佛教在明清时期的流传推动了佛教文化的繁荣和佛教艺术的发展，丰富了中国文化。
在中国的农村社会中，除了儒教、道教、佛教之外，还有一些民间信仰。
这些信仰衍生自传统神话、民间传说，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比如，很多地方有祖先崇拜和拜山活动，人们通过祭祀祖先和上山礼拜来祈福和祈求好运。
此外，民间还有信奉土地神、水神、财神的习俗，人们相信这些神灵能够保佑他们获得丰收和财富。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的中国宗教信仰与民间信仰丰富多样，相互交织在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
儒教、道教和佛教在整个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
同时，民间信仰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些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的多元共存，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多元文化和信仰体系，也为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了动力和凝聚力。
儒教
儒家定义：儒家又称儒学、儒家学说，或称为儒教，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
做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它是中华法系的法理基础，对中国以及东方文明发生过重大影响并持续至今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是东亚地区的基本文化信仰。
儒家最初指的是冠婚丧祭时的司仪，自春秋起指由孔子创立的后来逐步发展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儒家正统思想的发展过程：儒家思想是一种奉孔子（前551年-前479年）为宗师，所以又有称为孔子学说，对中国以及远东文明发生过重大影响并持续至今的意识形态。
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
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
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古代自汉代以来的主流意识流派，自汉以来在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作为中国的官方思想，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
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
但是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
儒学在历史上也多次遭受严重冲击。
远至秦“焚书坑儒”，近至近现代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新文化运动。
不过在历经多种冲击、浩劫乃至官方政权试图彻底铲除儒家思想之後，儒家思想依然是中国社会一般民众的核心价值观，并在世界上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和民族传统的标记。
秦焚书坑儒之后，除易经外，儒书基本绝迹，靠儒生的记忆背诵才流传下来。
汉朝时，五经通过年迈的儒者得到复原，以汉隶书写，称今文经学。
但后来在孔子故居发现隐藏了一部分儒经，以孔子时代的蝌蚪文记载，刘歆做了很大整理，称古文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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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儒教与清教》有感
在儒教与请教众多的思想主张差异中，作为一名法学院学生，我想主要对其中提到的“儒教主张：亲属关系是商业交易，民间社团，法律和公共管理的基础；请教主张：理性法规和协定是商业交易，民间社团，法律和公共管理的基础”发表自己一些认识。
通常思维遇到社会不公等问题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归咎于我国司法、立法的不完善和不健全，但我想其实制度的设定只是整个社会统治环节的最基础环节，重要的是他的执行主体“人”如何去运用行使这项制度，而这一层面的差别也便导致了了我们与一些西方司法较健全国家的差距。
众所周知，受儒教长期影响中国是一个特别注重人情世故的国家。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人们潜意识中都会强调“血缘、朋友、熟人”，而这也为中国的“人治”思想奠定了基础。
而西方长期受到请教思想的影响，他们更认同“理性法规和协定是商业交易，民间社团，法律和公共管理的基础”的主张，由此，法治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
目前我们的法院也确实面临着司法行为上的两难：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事务，在各个方面依法显示它的存在和力量，一方面可能有利于赢得政治领导层的赏识，从而改善法院在政治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化状况，但另一方面，司法权的主动行使很有可能造成相反的结果；在行为模式上缺乏独立品格，过分对政治权力攀龙附凤可能加剧了依附感和边缘化。
两难的另一种选择是，法院以消极中立的方式行使司法权，这样做也可能出现两种可能的效果，或者司法的尊严得以逐渐确立，或者消极中立蜕变为消沉孤立。
由此，依法治国、司法独立，若不不只是句空话，则不仅要关注他的立法层面更要关注他的执法层面所面临的问题，而儒教于清教思想的如何取长补短更是需要我们所考虑的。
在《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篇中，作者详细解释了魏晋士风形成的原因与名教的关系，揭示名教是如何与自然相冲突到最后的妥协—缘情制礼的过程。
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政治秩序的体现—儒家的礼制发展到汉代已经到了排真情而重缛节的程度。
这种“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礼制与追求人性的自然是相排斥的。
当时的士大夫于是对这种高度形式化、虚伪化的儒家名教提出了非议，首先以名教的“孝”为批驳点，渐渐的使封建礼教的基石—宗族制的家庭伦理走向了危机。
在文中魏晋时代“崇尚自然的人即以”情“比礼更重要，提出重情抑礼,调和情礼,缘情制礼的新风气，例如，父子之间的关系便不需注重尊卑之别；夫妇之间的关系，魏晋时代也发生了基本的变化，亲密的情感代替了严峻的礼法。
但是“,缘情制礼“并不是完全的放纵，容许在礼法上任情不羁。
事实上这一时代的新礼法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禁止居丧不受礼之类的情况，另一方面是防止居丧过礼。
有人说现在中国是一个国民没有信仰的民族，现阶段很多人已认识到文化的没落所造成的后果，不仅仅是挽救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种风俗节日以及戏曲那么简单，我们面临的也不仅仅是孩子如何接受教育的问题，而是一种信仰的没落和渐渐缺失，没了宗族利益的约束和指引，那么占据新一代年轻人信仰空间的又该是什么？难道仅仅是利益的诱惑吗？结果又是多么令人不寒而栗！
我们的任务应该是讲传统宗教经典与时代结合，既注入新的时代因素，又不至于使大家处于无根状态。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在魏晋时不是已经提出“缘情制礼”的主张了吗？如何既保持和谐，又生机勃勃，这不仅仅是一项政治政策的任务，更是一项文化传承和再生的任务。
陈寅恪《论韩愈》
陈寅恪主要从六个方面赞颂韩愈在唐代文化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贡献。
然而，最终留在我心底的韩愈，却是其在第四点“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中展现出的精神风骨。
韩愈一生磊落忠朴，在政治上主儒学，拆佛老，为文反对六朝浮夸艳丽之风，提倡复古文，提出文以载道，遵从词必自出，为人处世不平即鸣。
顿时联想到高中学过韩愈的一首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正是其在此时期所做。
当年宪宗崇佛，迎佛骨入宫，以至劳民伤财，韩愈即上《论佛骨表》劝阻，结果触宪宗之怒，一纸令下贬谪潮州。
在唐代岭南还是南蛮之地，民智未开，毒虫猛兽遍地，贬官岭南等同流放。
悲愤的韩愈，写下这首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中有不平的申诉，悲情之情，又流露出对未来的彷徨心情。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我们仿佛看见又伤心又悲愤又凄凉的诗人，立马回望长安，但长安不见，连秦岭也隐在一片烟云中，而前路还十分遥远。
诗情喷薄而出，又感人至深。
曾有论者指摘韩愈热衷仕途，贪务虚名，人品与文品不符，虽然文如其人未必四海皆然，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显然韩愈的人品的确有无法遮掩的瑕疵，但在《论韩愈》中作者的着眼点在韩愈的历史贡献,而不是斤斤于文人细行。
“学而优则仕”，在古代确实只有为官一途，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为民济世的宏愿，当年孔孟游说诸候，奔走列国，为者何来？为官虽然不是目的，却是实行目的必要手段，君子坦荡荡，只要是取之有方，大丈夫有所必为有所不为，怀抱“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移”的信念，热衷仕途又有何不可？有何不好？
日谱与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颜李学派为主的讨论
在本文中，我主要是对其中第二点非常有感触。
这让我联想到在中国法制史课上老师讲到清代地方官员他们在记载自己办案过程的方式选择上，除了有形式上的案牍记载外，有一个非常普遍的方式就是他们自己的日记记载，在其中记录下审案的过程和自己的感受，而这也就是本文中所提到的日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