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纠纷案例分析

【医患纠纷案例】1、绵阳晚报·安县一卫生院喂奶噎死新生婴儿被判赔6.58万2010年4月14日，安县某镇居民常玉足月怀孕到本镇卫生院待产。

15日上午10点30分，剖腹取出一男婴。

小宝出生后，即与母亲分离到住院病房，一直哭啼。

当天中午12时许，常玉的母亲何莲将小宝抱到注射室打预防针，注射室护士称小宝缺氧未打。

何莲便将小宝抱到住院部让值班医生看，值班医生看后表示，小宝是正常的，但小宝仍一直哭啼。

值班护士向琼见后，建议给给小宝兑喂30毫升奶粉。

亲属将奶粉兑好后先给小宝喂，称小宝不吃，向琼就抱过小宝，帮助示范喂小宝，并叫小宝的父亲赵天顺将奶嘴眼剪大了一点，又喂，见小宝还是哭，向琼就自己动手，将奶嘴眼再剪大了一点，又侧抱着小宝，继续示范给他喂奶粉，小宝吃了奶粉，就没有再哭了，向琼告知小宝亲属，就这样用侧抱的方式喂，放在床上也要侧放，然后将小宝交给亲属，就离开了病房，此后小宝由父母及亲属一同在病房看护。

当天下午近2时许，亲属发现小宝没有动静，当即报告当值医生和护士，卫生院当即组织医生对小宝进行了全力抢救。

据当日下午2时病历上新生儿死亡记录记载：“新生儿因呼吸心跳停止，面唇紫色，心室内注射肾上腺素，胸外心脏按摩，双侧鼻腔流出白色分泌物，经抢救无效呼吸心跳停止，双侧瞳孔散大，宣布死亡”。

2010年4月16日，医患双方委托司法鉴定所对小宝死因进行法医学检验。

鉴定结论为：“死亡原因系呼吸道堵塞致窒息死亡。

”2010年5月27日，赵天顺再次委托司法鉴定所，要求对小宝因“呼吸道堵塞窒息死亡”的因果关系作司法鉴定。

2010年6月2日，鉴定所作出《法医学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小宝的死亡原因系呼吸道堵塞致窒息死亡，与气管及食管内粘稠乳汁类物质有因果关系”。

事后，小宝的父母将镇卫生院告上法庭，要求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等共计34万余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2011年8月，安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审理认为，小宝在被告处住院期间死亡，其死亡原因系呼吸道堵塞致窒息死亡，与其气管及食管内粘稠乳汁类物质有因果关系。

小宝在出生后不足4小时内，是在被告卫生院值班护士的建议、指导、参与下和原告方及其家人共同参与下喂入奶粉的。

奶粉是由原告方调兑的，其浓度高低与原告方的调兑行为存在关联，且发生新生儿奶粉窒息死亡的时间是在原、被告双方共同参与给其喂入奶粉一个多小时之后，期间是由原告方及其家人在病房看护婴儿的，故原告方对此应承担主要民事责任；被告作为医方，对刚出生并在住院期间的该新生儿具有医疗、护理及服务的责任，且其值班护士同时也参与并指导、协助对该新生儿喂入奶粉的行为，故对小宝在住院期间发生奶粉窒息死亡的事实，被告也应承担一定民事责任。

原告主张其子出生后缺氧，被告未采取措施，应承担过错责任。

判决卫生院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共计65813.10元。

案件受理费1445元由被告负担。

2、天山网·乌鲁木齐一医院提供“问题病历”输官司判赔20万2007年12月，张翠云的儿子李先生和家人将其送到一家医院治疗。

入院检查出张翠云有冠心病，医院建议做手术，李先生和家人商量后同意了。

一周后，张翠云接受了冠脉造影及支架手术。

术后第二天，张翠云突然感到气短不适。

两天后，老人病情突然恶化，抢救无效死亡。

在与医院协商无果后，李先生和家人将医院诉至天山区人民法院，提出了20余万元的民事索赔。

案件审理期间，医院方主动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此进行医疗事故鉴定。

法院于是委托乌鲁木齐医学会进行鉴定。

“这份病历一直在医院，我们都没接触过，现在医院提供给医学会拿去作为鉴定的依据，真实性让人怀疑。

”在鉴定过程中，李先生和家人对医院所出具的诊治病历提出质疑。

为此，2009年5月14日，乌鲁木齐医学会不得不中止医疗事故鉴定。

为了弄清这份病历是否真实，法院委托了司法鉴定机构对其真实性、客观性进行鉴定。

鉴定的结果却是“因医护人员的病历记载不完整……病历缺乏客观性，不能如实反映医院对患者术后真实的诊疗行为”。

也就是说，这份病历由于缺乏真实性，所以不能作为医学会判定是否医疗事故的主要依据，没有了医学会的鉴定结论，法院一时难以查清事实。

办案法官介绍，按照我国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在医疗纠纷中，医疗机构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

而通常医院所举的主要证据就是诊疗过程中的病历记录。

如果病历本身都无法客观真实反映诊疗经过，那么也就失去了其作为证据的效力。

法官说，虽然医院方对病历真实性的鉴定结果提出异议，但由于无法出具其他相关证据加以反驳，所以，法院只能认定医院提供的病历不具备真实性。

医院就应当为此承担相应责任。

这给医疗机构提了个醒，如果所出具的病历本身就是问题病历，不仅不能证明医院自身的清白，还应该为此担责。

近日，法院作出医院赔偿李先生和家人20万元的一审判决。

3、中国新闻网·患者开颅术后死亡医院护理力度不足判赔8万在没有任何医嘱的情况下，刚做完开颅手术的患者马某被从监护室转到了普通病房，并在术后突发急症死亡。

死者家属将医院告上法院，索赔11万余元。

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日前终审认定天坛医院存在过错，赔偿马某家人8万余元。

马某的妻子和女儿诉称，2010年1月27日，马某因“右额占位性病变，左上肺占位”住进天坛医院神外病房。

第二天，马某被全身麻醉后，医生为其进行了开颅肿瘤切除术，术后马某很快被从监护室转入了普通病房。

2月3日中午，马某在护工的搀扶下正准备去上厕所，结果突然晕倒，大小便失禁。

当晚8时许，马某因救治无效死亡。

马某家属认为，天坛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违反法律及诊疗常规的行为，不但术前检查得不充分，术后护理也存在不规范的情况，医院在问题发生时也没有向家属履行告知义务。

为此他们将天坛医院告上法院，索赔医疗费、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害赔偿等共计11万余元。

此案开庭时天坛医院辩称，医院的治疗和护理过程符合相关规范要求；马某的死亡系其自身病因所致，故不同意赔偿。

一审法院判决后，天坛医院不服，提起上诉。

二中院经审理认为，依据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鉴定，天坛医院在对马某医治的过程中存在护理力度不足，护工的护理方式不当。

医院在无医嘱的情况下，就将刚做完手术的马某由监护室转入普通病房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且该过错与马某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天坛医院应按20%的比例赔偿原告各项财产损失。

法院认为，天坛医院虽对鉴定结论不认可，但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反驳，故法院对其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天坛医院应对马某的死亡结果承担赔偿责任。

最终二中院判决维持了一审原判，依法认定天坛医院赔偿马某家人8万余元。

4、北京晚报·精神病人噎死医院抢救措施不足负3成责任判赔精神病人张先生在医院住院治疗期间，因为病发噎食而亡。

家属将医院和护理公司一并起诉索赔。

西城法院近日一审认定，医院抢救未达到应尽水平，按照30%的比例，赔偿死者家属21万余元。

张先生是个有十几年病史的精神病人，一直在医院住院治疗。

去年初，张先生病情加重，转入重症病房。

医生发现，张先生喜欢到处乱逛，乱拿病友东西，吃饭时抢病友的饭。

而且吃东西的动作幅度很大，要谨防噎食。

一次，张先生就因为抢食花卷出现了噎食，及时处理后恢复。

为了防止张先生再出现噎食等紧急情况，按照医院的建议，家属还专门给张先生请了护工。

然而病重的张先生还是让人猝不及防。

一天晚上，护工陪着张先生去卫生间如厕，他突然停了下来，顺手拿起卫生间垃圾桶内的一个馒头就吃并离开卫生间。

护工在后面追赶到病房，张先生随即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脸色发紫。

护士们立即进行腹部冲击、将张先生倒置拍背，并从其口中掏出一小块馒头。

随后，心肺复苏术、电除颤术、注射肾上腺素……值班医生进行了一系列急救措施。

直至抢救半小时后，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又给张先生气管插管。

最终，也没有挽救下张先生的生命。

得知噩耗后，张先生的家属无法接受，将医院和护工公司一并起诉。

家属认为，张先生在医院和护工的共同看护下噎食窒息死亡，双方均有责任。

在法庭上，医院自认为诊疗过程符合医疗常规，没有过错，且事先已经发现张先生抢食的情况，提示家属聘请护工，尽到了注意义务。

护工公司则表示，护工发现张先生抢食后及时追赶并通知值班护士抢救，履行了相关义务。

两被告将张先生死亡归结为其自身病症所导致的意外。

法院认为，张先生作为严重的精神病患者，行为往往具有突发性。

他在卫生间垃圾桶中捡拾馒头事发突然，也超过了常人的认知范畴。

由于张先生并非在日常饮食过程中发生噎食意外，护工公司对此意外不承担违约责任。

但法官查阅文献记载后发现，在患者出现噎食急救时，应做到立即清除食物、疏通呼吸道；倒置拍背、腹部冲击等，如果这些做法都无效，应立即穿刺建立人工气道或气管切开等，暂时恢复通气。

而医院前面几项抢救措施都基本做了，未奏效时应该考虑进行气管切开建立人工气道的方式。

法院认为，虽然医院实施了抢救行为，但并未完全达到该医院应当尽到的相关水平。

医院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按照30%的比例进行赔偿。

最终，法院判决医院赔偿张先生家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21万余元，护工公司同意返还200元护理费。

5、宁波日报·赔了医疗费，医院为何仍成被告2011年5月，年过花甲的姚先生经诊断患有肺结核，到某医院接受HRZE 抗痨治疗，并定期进行复检。

6月10日，他到医院检查时，医生根据其在检测项目中出现的继发性尿酸过高现象，配给他别嘌醇。

但未料姚某对别嘌醇过敏，服后出现药物性肝、肾功能衰竭最终死亡。

宁波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小组鉴定认为，姚某之死属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院负次要责任。

经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姚某家人与医院达成协议，医院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６万余元。

协议达成后，医院即支付了赔偿款。

事后姚某家属认为，公民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并致死亡，侵权责任人应支付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

但在处理这起事故时，未将死亡赔偿金列入赔偿项目内。

姚某家人以此为由，向慈溪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医院承担死亡赔偿金。

慈溪法院经过审理，于近日作出判决，医院应支付姚某家属死亡赔偿金，同时，确认双方原先达成的协议有效。

首先，姚某家属基于姚某与医院之间存在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提起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符合法律规定。

其次，姚某家属认为，医院应当对该起医疗事故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其中包括死亡赔偿金。

根据2010年7月1日实施的《侵权责任法》，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伤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医疗机构应承担赔偿责任。

该案被鉴定确认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院承担次要责任，因此，医院应当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赔偿死亡赔偿金。

另外，法院认为，姚某家属与医院达成的调解协议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也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应予以维持，不影响法院对该案的最终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