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日本外交
耻感文化与日本外交
耻感文化与日本外交前言在冷战结束后，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作用不断的增强。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各国的外交政策。
文化成为外交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主要从文化因素对外交影响的角度浅析日本“耻感文化”对于日本外交的影响。
一、日本耻感文化的简介耻感文化，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对大量二手资料分析后，在《菊与刀》一书中给日本文化类型下的定义，是在区别于西方“罪感文化”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
[1]她认为耻感文化是以躲避别人的耻笑为目的的。
（一）耻感文化的特点耻感文化强调外在的约束力。
罪错暴露,才会受到他人的谴责与惩罚,社会才会把耻辱降落到这个人头上。
假如罪错不为人知,那么也就不会有社会群体的压力。
耻感文化中的个人,其所作所为首先考虑的是他人、社会的评价,以受人赞许为荣,以人人排斥为自己的羞耻。
“在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文化中,对那些在我们看来应该是感到犯罪的行为,那里的人们则感到懊恼。
这种懊恼可能非常强烈,以至不能像罪感那样,可以通过忏悔、赎罪而得到解脱。
”[2] 耻感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认为忏悔就等于自寻烦恼,[3]因此在“耻感文化”的指引下,日本人的忏悔和“罪感”的心理比较淡漠,所怀有的内疚及悔过,往往是因为受外界刺激而产生。
简单来讲，日本的耻感文化就是做什么事都没有好坏之分，只有羞耻之别。
他作了恶，犯了罪，只要这个事情没有被发现，没有被揭穿，没有让他感觉到羞辱，他就不会认错。
他只要感觉到羞耻,他又会选择包括自杀、切腹这些激烈的行为自裁。
[4]所以说耻辱文化的是非判断标准是不确定的。
所以说，耻感文化是一种依靠羞耻感来约束自身行为的一种特殊文化。
起过分注重于外界的看法而不是像一般社会是依靠既定的道德规范来衡量行为准则。
因而日本在国际社会上的某种做法是让一般国家不能够认同，甚至是抗议的。
（二）耻感文化的根源日本人的耻感文化源于中国儒教教义。
儒教把廉耻看作立身之本，抬到一个极高的位置。
古代日本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及影响
古代日本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及影响
历史上，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
在公元57年，中国汉朝派遣了一支外交使团，到访许多国家包括日本，并展示了许多汉朝文化的特色。
从那时起，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就开始了，持续至今。
在文化交流的初期阶段，日本社会主要受到了汉朝政治、哲学等领域的影响。
在不久之后，中国的佛教信仰逐渐传入日本。
到了6世纪，佛教传到了日本，并迅速融入了当时的政治、文化和宗教生活中。
佛教的传入，不仅影响了日本的宗教信仰，也对社会文化和美学有了重大影响。
日本的法律、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领域中，大多数最先进的思想和文化都源自中国。
例如，唐朝时期，中国的唐诗、唐纹壁画以及佛教文化在日本特别流行。
中国的创新思维、礼仪、哲学、绘画等也在日本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最初的几个世纪中，许多日本皇室和高级官员都向中国派遣使节，以获取更多的文化信息和技术知识。
日本这种文化“借鉴”和“吸纳”中国文化，一直持续到了现代。
例如，日本艺术家借鉴中国水墨画和丹青技巧，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日本绘画流派——日本画。
与此同时，日本的传统建筑和花园艺术中，也大量地吸收了中国的文化艺术元素。
在现代，除了文化方面的交流，中日两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上的合作也越来越密切。
中国的高科技领域、家电制造和环保技术等，都给日本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总之，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已经贯穿了漫长而富有意义的历史。
虽然这种交流在不同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起伏，但它始终是友好的、有益的，为人类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归纳总结古代中朝、中日之间的外交往来。
归纳总结古代中朝、中日之间的外交往来。
汉魏时期：日本屡派使者朝贡，请求册封，据范哗《后汉书·东夷传》，后汉光武帝建武中元2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
光武赐以印绶”。
这是《汉书》以后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最早记录。
1784年，日本九州北部博多湾口的志贺岛发现了铸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一方，证明我国文献的真实性。
南北朝时期：统一日本的大和国向中国朝贡大和国于4世纪末至5世纪初基本上统一了日本。
公元413年到公元502年，日本曾先后13次向东晋、宋、梁各朝遣使朝贡，请求册封。
中日通好后，中国文化不断地流入日本，为后来飞乌文化的形成带来很大影响。
隋唐时期：日本遣使大举学习中华文化日本皇室为汲取隋唐王朝统治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文化，多次遣使到中国和唐朝修好。
自舒明天皇2年（公元630年）至宽乎6年（公元894年）间，共任命遣唐使19次，其中成行并到达长安的有13次。
宋时的经贸往来和元代交往的中断延久4年（公元1072年），成寻及其弟子7人搭宋商船入宋，到天台山国清寺巡拜，还受到宋神宗的接见。
神宗委托成寻的弟子带给日本朝廷一封亲笔信和不少礼物，表示谋求睦邻友好的意愿。
明朝时期的复杂关系：“倭寇”与“勘和贸易”倭寇主要由镰仓时代以来西部一些名主、庄官、地头为核心的纯海盗帮以及武装商人集团和游民等构成。
他们在西部豪族的组织下，以对马、壹歧、北九州的松浦和濑户内海为据点，侵掠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沿海地方。
从13世纪上半期至16世纪中期活动了300余年之久。
明末清初：丰臣秀吉两次战争及“锁国政策” 1592年和1598年，明朝军队在朝鲜两次打败丰臣秀吉的军队，打退了日本的侵略意图。
后德川幕府向明朝提出讲和恢复勘合贸易的要求，以谋结束丰臣秀吉以来对中朝两国的敌对状态。
明朝因倭寇及丰臣的侵扰，对日十分警惕，且国内形势不稳，厉行海禁，拒绝幕府要求。
但民间贸易始终在进行。
鸦片战争与明治维新中日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的国力日渐强盛。
从日本动漫外交看日本对华文化外交
从日本动漫外交看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动漫外交对中国大学生对日情结的影响【内容提要】日本前外相麻生太郎于2006年4月28日在东京数码大学发表了题为《文化外交新设想》的演讲。
他建议日本应当积极开展“动漫外交”，通过推广日本的漫画书和动画片，赢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民众的心。
而在2008年03月，现任外相高村正彦正式任命哆啦A梦为“动漫文化大使”，此举无疑是在延续麻生太郎的外交政策。
日本外务省希望通过“POP文化”，特别是动漫文化，推销日本，大打文化外交牌的举动引起中国国内的激烈争议。
不少人认为由于目前日本动漫一统市场，如不制止日本动漫潮在中国学生间的泛滥，中国下一代必然会“日本化”，形成浓烈的日本情结，从而影响对日政治态度。
然而不少动漫爱好者认为，日本动漫并不能改变他们对日态度。
那么真相究竟如何？本文希望通过调研与解读相关资料，探求：一、中国当代大学生热爱日本动漫的行为与其日本情结，对日政治态度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如果存在，相关程度如何；二、日本动漫外交的效用以及收益率；三、日本动漫外交对中国外交的启示。
【关键词】日本动漫外交文化外交情结中国大学生日本情结对日政治态度（一）文化外交及其作用机理当前，文化外交成为了许多国家宣传自身文化与政治理念，提高国际软权力的的重要外交手段之一。
所谓文化外交，根据李智所著的《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一书所述，是指“主权国家以维护本国文化利益及实现国家对外文化战略目标为目，在一定的对外文化政策指导下，借助文化手段来进行外交活动。
”①作用机理如下：首先，通过”文化模糊”处理，目标国国民对本国文化的认同感被增强。
而这种文化认同感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以微妙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
舆论传播也常从文化视角切入，将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向目标群传播，使目标群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舆论输出中文化因素的激励和感染，从而慢慢接受传播者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
其次，借助文化熏染、提高对该国文化的接受度。
唐朝中日文化交流的史实
唐朝中日文化交流的史实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同时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
个重要时期。
自唐朝开放海上丝绸之路以来，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逐
渐增多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唐朝时期，日本进行了大规模的文化借鉴，其中最显著的就是汉
字的引进。
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外交使节、商人、僧人等
途径进行的。
日本派遣了大量的官员、士兵和商人等前往唐朝，同时
唐朝也向日本派遣了一些外交使节，这些人员的到来促进了中日两国
之间的文化交流。
唐朝不仅仅将文化传播给了日本，同时还享受了来自日本的文化
影响。
例如，唐朝在建筑、陶瓷、绘画等方面受到了日本的影响。
同时，唐朝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影响了两国的法律制度和思想文化。
在唐朝时期，佛教也是中日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媒介。
唐朝佛教的繁荣，对于日本的佛教信仰有着深远的影响。
日本的佛教
信仰主要是通过唐朝传入的禅宗、天台宗和真言宗等流派发展起来的。
总的来说，唐代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一个长期而深入的历史过程。
不仅促进了两国之间经济的发展，同时对于两国文化的繁荣也起
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日本文化与其影响的国际关系研究
日本文化与其影响的国际关系研究日本是一个拥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国家，其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广泛的影响。
然而，日本文化不仅影响着全球的文化，更是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日本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一、日本文化的重要性日本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
其中，和风文化是最为人所知的，包括了茶道、花道、日本画、建筑艺术等。
和风文化的发展不仅仅是源于日本的自然环境，还与日本人的精神理念密不可分。
日本人的很多品质都反映在这些文化活动中，例如尊重、谦虚、敬业以及完美追求等。
日本的流行文化也十分发达，其中最有名的是动漫和游戏。
日本的动漫产业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其风格独特、故事有深度、画面精美等特点深受全球年轻一代的喜爱。
而日本的游戏也在全球范围内畅销，成为了全球游戏市场的佼佼者。
日本的科技产业和现代文化也颇具影响力。
日本企业在制造业、电子设备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拥有了广泛的粉丝和消费者基础。
而日本的时尚、娱乐等文化也深受全球年轻人的喜爱。
综上所述，日本文化之丰富和多样性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少数民族文化的代表之一，并且其对于全球文化、商务等领域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日本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1. “软实力”的提高日本的文化优势为其赢得了世界的认同和尊重。
日本的“软实力”早已成为了外交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日本文化活动的频繁举办和宣传推广，也为其“软实力”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而持续的贡献。
2. 文化交流的增进人民之间的不断增进交往是国际交往的基础。
日本的文化交流不仅仅是为了展示其文化的魅力和特色，更是希望在人民之间增进了解和友谊。
日本的文化交流活动诸如各种文化节日、交响乐演出、文化讲座等等，都成功地提升了日本在全球的声誉和形象，并为两国之间的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国际合作的推进国际合作是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通过文化交流，日本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得以推进，贸易、教育以及其他领域之间的合作也因此而得以加强。
刍议日本的文化外交
刍议日本的文化外交【摘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
我们都知道，文化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标志之一，文化外交在国家的外交活动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文化外交是日本战略外交的一部分。
从二十年来看，日本的文化外交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关键词】文化外交；历程；文化外交特点二战后，日本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急剧下降，他们为了振兴经济，提升国际形象和地位，提出了文化外交战略。
近年来，日本以动漫为依托，将动漫形象作为“外交大使”，不断向其他国家输出其价值观，来提高国家的形象，增强国家的“软实力”。
如今这种“软实力”一方面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形象与国际地位，另一方面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
面对世界的复杂局面，日本积极地进行文化外交政策，是有着长远的战略意义的。
一、文化外交的定义及意义1.文化外交的内涵。
狭义的文化外交是指交涉和促进国家间文化交流活动协议、条约的过程；广义的文化外交是指在文化协定实施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些国际性文化活动方法，以及它所带来的国际影响。
2.文化外交的意义。
第一，文化外交可以作为国际协作的媒介，通过它可以较好的改善国际关系。
各国的文化在一起碰撞、交流、融合，能够加深国际社会的共识，更好的为国际协作打好基础。
第二，文化外交对缓解国际冲突具有一定的作用。
当不同的文化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国际间才能有效达成共识，促进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
第三，文化外交还有助于提升国家形象和国家综合国力。
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能够释放文化感染力，获得国际的认同，它甚至会“渗入”到政治经济领域，为政治地位的提高，经济的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日本文化外交的发展历程1.战后初期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
战后初期，日本主要考虑如何振兴经济，重新加入国际社会的问题。
虽然有人在当时提出了文化国家建设，但经济问题较为严重，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几乎顾及不到文化事业。
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了经济崛起，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成为了第二大经济强国后，他们在经贸合作中的摩擦让他们意识到文化外交的重要性，于是想通过文化事业建设的角度来更好的促进日本经济的发展。
日本的文化外交与NHK的国际传播策略
日本的“文化外交”与NHK的国际传播策略日本的NHK作为公营的媒体，不仅在报道新闻、服务社会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对外宣传与国家形象塑造方面负有重要的责任。
面对21世纪传播环境的变化，NHK大力强化内容建设与传播渠道整合，为其海外扩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 NHK的国际传播架构NHK（Nippon Hoso Kyokai，日本广播协会）是日本唯一一家公共电视机构，其前身是1925年3月22日播出的东京广播电台，1926年8月20日与大阪广播电台和名古屋广播电台合并后，正式成为全国性广播电台组织。
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NHK所进行的国际传播实际上负有三重目的——政治上，配合日本政府的国家发展战略，展现不同时期日本的国家形象，表达日本的立场与观点；文化上，通过向世界传递日本文化、促进文化交流，以培养“亲日感”，强化对日本的认同；在经济上，通过传递日本文化，建构日本品牌，促进经济发展。
从组织架构来看，NHK的对外传播平台可以分为电视、广播与网络三个领域。
1.日本电视国际传播目前，NHK国际频道包括环球电视频道（NHK World TV）和环球收费频道（NHK World Premium）。
NHK World TV的前身是1995年4月3日利用北美TV Japan、欧洲JSTV频道时段开播的“NHK国际电视广播”（NHK International TV Broadcasting），后纳入“NHK环球广播网”而改称“NHK World TV”。
NHK World Premium与NHK World TV同时开播，主要以日语为旅居海外的日本人服务。
到2013年，NHK World TV覆盖130个国家和地区，1.5972亿户家庭。
2.日本国际广播电台日本国际广播电台开播于1935年，当时称为“日本海外广播”，使用英语和日语向北美西部和夏威夷地区播出。
“二战”后停播，1952年2月以“日本广播电台”之名重新开始对外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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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自然环境总的来看不是那种需要男性力量征服才能生存的严酷类型。
由于有海洋这一天然屏障，日本历史上几乎从未受到外来侵略和统治，因而也没有抵抗外来侵略的体验。
这同曾不断与异民族作战、不断经历异民族统治的西欧或中国的情况不大一样。
日本自然和历史的这一特点与古代日本长期处于母系社会、日本文化带有女性特点的重要原因有关。
我们知道，传统日本人信奉的最高神是伊势神宫的“天照大神”，据说她是一位代表大地、具有极大包容性并给世界带来极大恩惠的女神。
与这种女神崇拜有关，古代日本将自己的国家称为“ぷなす国”，具有生育能力的大神叫“产土”(うぶなす)，并对生殖、生育行为给予很高评价。
女神信仰与相对优越的自然条件、相对和平的历史经历等因素相辅相成，对日本民族的价值观和性格带来了影响。
日本人的性格具有感受性和情绪性较高的特点，而这样的特点通常被说成是女性更具备的。
在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上，有的学者称日本的外交是“带有女性特征的外交”(注：)。
具体表现是：日本外交的理念常常不是基于某种理性的判断而是受某种情绪的支配，因而常做出一些非理性、非常规、在外人看来难以理解的行为，有时表现出某种女性特有的间歇性的非理性表现。
“日本人平时国家观念、民族意识比较淡薄，但非难和侮辱一旦超过一定限度，或者一旦切身感到生存威胁的时候，便会无视合理性计算和力量的对比，出现一种强烈的国家意识，爆发一种具有母性国家特征的集团性歇斯底里，会表现出超越限度的猛烈抵抗，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注：)这一点也许就是日本学者和迁哲郎所概括的“静穆的激情”、“战斗的恬淡”性格的表现。
根据日本学者会田雄次的看法，日本人的歇斯底里症有三个特征：第一，无视周围的状况、自己的立场和能力等客观条件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和要求；第二，当要求不能马上得到满足的时候会变得发狂；第三，不进行努力的准备工作而指望获得成果。
具有这种体质的人，常常任性而抱有劣等感。
(注：) 能说明这一特点的最新事例是2002年发生的“沈阳领事馆事件”。
媒体对这次事件经过有详细报道，这里不再重复。
这次事件令中国人感到惊讶的是：第一，日本为什么对这次外交事件做出那样的过激反应?事件发生后，从首相到外相、次官、参议院议长，一致指责中国武警“侵入”，并要求中国方面道歉。
日本各电视台反复播放有关武警拦截妇女的录像片断，媒体一片“抗议中国侵犯主权”之声，可以说舆论处于一种“集团性歇斯底里”之中。
第二，日本人为什么在没有调查事件真相的情况下就匆忙下结论?按一般处理事件的方式，应先调查事件真相而后下结论或采取相应的外交行动，但这次事件却是激烈反应和外交行动于前而调查于后：2002年5月9日，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竹内行夫约见中国驻日本大使武大伟，指责中方不理会领事馆官员提出的调查闯馆者的要求就将他们强行带走，违反了《维也纳公约》。
5月10日，外相川口顺子召见中国驻日大使，要求中国就这起事件道歉。
而日本正式调查结果是5月13日下午公布的。
这可以说是一种违背常规的非理性反应。
其实，考察日本外交史，类似这种“集团性歇斯底里”的表现并不鲜见。
例如，1891年，俄国皇太子率舰队来日本，日本人认为这是俄国人为侵略日本来侦察地形，一个叫津田三藏的巡警便行刺皇太子。
此事震撼了整个日本。
日本人认为俄罗斯要报复，日本要完了。
政府首脑急忙到京都看望被刺者并诚恳谢罪，来自各社团、学校、公司的慰问电报接连不断。
一个与津田三藏没有任何关系、名叫北@①勇子的27岁的女子，急赴京都，在市政府门前自杀并留下了向俄国谢罪的遗书。
佛教各派的总部(本山)都举行“御平愈大祈祷”，并规定今后出生的孩子一律不能取名为三藏。
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类似的例子。
如日俄战争结束时在签订《朴次茅斯和约》后日本人对条约内容不满而引发的民众暴动——“日比谷焚火事件”(注：日俄战争结束时，日本与俄国签订了和约。
日本国内很多人对和约中俄方没有向日本进行战争赔偿强烈不满。
而当时日本的实际情况是，日本虽取得战争的胜利，但元气大伤，已无力再战。
民众不了解这一点，当时几乎所有报纸都一齐煽风点火，鼓吹再战。
在这种气氛下，1905年9月5日，3万余人在东京日比谷公园集会，要求废除和约，继续作战。
集会发展为暴力，烧毁了2个警察署、219个派出所、13个教会、53处民房，全国一时陷入无政府状态，政府不得不发布戒严令。
)、二次大战中为德军的闪电战所迷惑而仓促参加三国同盟的经过、二战中像“神风突击队”那样的具有鲜明的日本特点的“特攻”、“一亿玉碎”、“十死零生”的做法，20世纪60年代的某些激烈行为，可以说都带有日本式“集团歇斯底里症”的特征。
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日本有时还表现为带有母系社会特征的大家庭主义，即日本在处理某些事件上显示出整个日本为一大家庭、一个人的行为连带着整个家庭的倾向。
“以女性社会特有的大家庭主义思考为中心的日本人，在解释他国国民的行动时，不能冷静地认识到自己与他者之间的异质性，容易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感情强加给对方。
”(注：附图) 假如岛国的周边也是规模和文明程度类似的国家(如英国与德、法之间)，情况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
但日本不仅是一个岛国，而且在近代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作为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圈中的一员而处于东亚文明中心的边缘地位。
这一独特位置给日本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带来了两个特点：第一，交往限于少数国家；第二，不是把对方当成一种异质的文化来认识和评价，以平等之心态进行交往，而是当成一种具有同质性的、处在或高或低位置的、通过学习可以改变相互位置的存在。
历史上，日本一直将中国作为模仿的样板来加以观察认识，或为了取得来自中国的认可，或为了摄取中国文化而认识中国。
历史和地理为日本提供以平常心态、平等地与多国打交道的时间太短，近代以前可以说日本没有真正的外交(日本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始于近代，关于日本外交史的文献也大多从近代日本开国谈起)，故古代也没有产生系统的外交理论。
这种独特的历史体验使日本在认知“自国”与“他国”问题上带来困惑，较容易出现极端，容易将认识对象加以美化、理想化，而当理想破灭后又容易走向鄙视。
日本有一种对自己在国际秩序中位置十分敏感的心态并时常出现定位的困难。
例如，古代对中国充满了崇敬并参照中国定位自己，但这种崇敬其实带有美化和理想化的成分。
而当近代日本理想中的中国形象破灭以后，便参照西方国家定位自己，走上了“脱亚入欧”之路，鄙视和侵略中国。
这个转变使日本由原来处于中国系统的边缘地位变为处于西欧系统的边缘。
近些年在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高速发展的新形势下，日本又提出了回归亚洲的口号。
然而，实际情况是，日本既没有完全“入欧”也没有完全“归亚”，它一直处于边缘地位。
现在的日本可以说既担心被西方国家抛弃又担心成为“亚洲孤儿”。
当然，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会在某些时期参照“他国”或“他民族”来定位自己并改变自己的地位，但像日本这样对自己的位置如此敏感、如此多地出现“定位困惑”的国家的确少见。
从民族心理上说，这是日本在“自我认知”问题上出现困惑的表现。
伴随这种“定位困惑”的是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和被害意识。
日本不仅担心自己落后，担心被抛弃，还担心受害。
日本人有一种把自己描绘成弱者、受害者的倾向，有一种被害意识存在于他们的心理深层并不时在对外交往中表现出来。
需要指出，近些年日本出现“中国威胁论”也是出自“中国强大后日本将受其害”这一假想之上。
同样的态度也表现在对韩国、朝鲜等国的看法上。
(注：1998年8月31日朝鲜发射卫星(一说导弹)。
一时间，“日本还能保证安全吗?”、“如果不能保证安全，日本怎么办?”等问题充斥媒体。
日本还出版了诸如《假如与朝鲜作战》为题的特集杂志。
另据共同社1999年7月12日所发消息称，在朝鲜1993年发射“劳动”号导弹之后，日本航空自卫队便开始在绝密状态下研究利用战斗机空袭朝鲜导弹发射基地。
这项研究把位于日本海东海岸的朝鲜曾发射“劳动”导弹的卢洞基地设定为打击对象。
与日本的这种过度反应相对照，韩国金大中总统曾拒绝美国提出的轰炸朝鲜的建议。
)从民族心理上来说，这种担心出于一种与不安全感相联系的受害意识。
日本心理学者小此木启吾指出：“由于日本人的心理太图式化，总是将攻击自己的人视为一种强大而狡猾的存在，自己是软弱的牺牲者，从而为自己的侵略行为辩解。
日本人总是要设置一个自身忍耐力的界限，尽管还不知道自身是否是弱者。
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做法。
这个战争是在‘鬼畜英美’的叫喊声中长年积累了的仇恨的释放，后来出现了偷袭珍珠港那样的事件。
也就是说，当受到他人的威胁或者攻击的时候，日本人马上认为这是不正当的，然后将自己描绘成一副软弱、无防备的牺牲者的样子，并据此向攻击者要求某种明确的赔偿，或者深深的谢罪，严重时要求支付费用。
日本人的这种被害者意识也频繁见于国内外的商业活动中。
”(注：robertm.march、php、研究所、1988年、32页。
)在影响与亚洲国家关系的“历史认识”问题上，日本也总是强调自己是战争的被害者而不去认识自己首先是加害者这一事实。
二次大战时日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与当时日本人“与其被害于后，不如加害于先”这样一种民族心理背景有关。
二、“和”、“合意”、“根回し”与“暧昧”的日本外交国家之间的相互往来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而一般来说国家只有通过其内部结构培育出来的代表国家利益的精英人物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和影响。
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人物是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之所以被称为一个国家的杰出人物，显然是因为他们的言谈举止乃至心理与国家的民族精神相符，即他们体现了具有本民族特征的文化模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把一个国家的外交模式视为该国人与人之间关系模式的一种投射和延伸或无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