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方针及我国对日政策
日本大国战略下的中日关系
讨论：
• 为什么当前中日关系会走向对抗和敌对？
什么样的中日关系最符合两国利益?
• 有关对对方国家印象不好的理由，日本方面回答
“就钓鱼岛持续对立”的人最多，占53.2%；其 次是“就历史等问题谴责日本”，占48.9%。中 国方面的前两位分别是“日本挑起钓鱼岛争端并 采取强硬态度”和“没有对侵华历史进行充分道 歉和反省”，分别占到77.6%和63.8%。日方调 查负责人分析认为，好感度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两 国就钓鱼岛问题陷入对立，可以从中看出两国民 众之间交流不足，双方主要通过本国媒体了解对 方国家。
四、当前中日关系中的几个核心问 题
• 1、历史问题 • 右翼势力的荒谬言论 • 靖国神社问题 • 教科书事件 • 慰安妇赔偿问题 • 日本对华道过歉吗？ • 日本为什么不谢罪？
• 2、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 3、钓鱼岛的领土纠纷 • 4、东海油气田争端 • 5、中日能源争夺 • 6、朝鲜核危机 • 7、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日本大国战略下的中日关系
一、日本的大国战略
• 日本大国战略的目标：从经济大国走向政
治大国。从小国外交发展为谋求大国战略
二、中日关系的演变
• 1972以后，中日和平友好关系，1972年的
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中日友好和平条约。 中国和日本要“世代友好下去”！ • 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建立致力于和 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 2006年，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 2012以后，中日走向敌对和对抗？
中日民众相互看
• 由日本非营利组织“言论NPO”和《中国日
报》共同实施的舆论调查结果8月5日在东 京公布。90.1%的日本人和92.8%的中国人 回答对对方国家“印象不好”，分别比去 年增加了5.8和28.3个百分点
日本提出对华三原则 战时对华政策的表里不一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日本提出对华三原则战时对华政策的表里不一导语：1935年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对华三原则。
这三原则为﹕“日中提携﹑承认满洲国﹑共同防共。
” 日本在外交谈判中坚持“广田三原则” 在双方提1935年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对华三原则。
这三原则为﹕“日中提携﹑承认满洲国﹑共同防共。
”日本在外交谈判中坚持“广田三原则”在双方提出了各自的“三原则”之后，中日首先在东京，后来主要在南京，进行了关于“三原则”的外交谈判。
接到蒋作宾向外交部的报告后，10月9、10日，南京政府以汪精卫为首的少数干部，对此进行了研究，并于10日向蒋作宾发出了“蒸电”。
蒋介石收悉后，于13日急电汪精卫，指出：如果日方三原则“为所传要求放弃以夷制夷之外交，尊重伪满与联盟防赤之三条，则形式似较减轻，而其内容即为脱退国联，承认伪国与联盟对俄之变相，亦即实施此内容之第一步也。
故其意义深重，不得不郑重考虑……我方应立对案之原则。
”南京政府遂以极其慎重的态度，经过反复考虑，研究出了对案，并于18日由外交部训令蒋作宾。
同日，蒋介石以杨永泰的名义，两次致电蒋作宾，对于外交部的上述指示进行了多处重要的修正：“愿与日本协议有效之方法”之“愿”字改为“拟”字;“但应于互尊主权独立原则下行之”改为“但必须于不妨碍中国之主权独立原则下行之”;“至于中国所提三大原则，切盼早日商议实行”改为“但必须于中国所提三大原则为实施之前提”;将“至于中国北部边境一带至独立原则之下行之”删去，改为“故依此原则可与日本协议有效之方法”;删去“对于在各省滋扰之赤匪”;对于“中国北部边境一带应如何防范，中国拟与日本协议有效之方法，但必须不妨碍中国主权独立原则下行之”一句，只可以作为口头说生活常识分享。
日本的经济外交政策
日本的经济外交政策一、经济外交政策的提出1957年，日本政府发表了第一份《外交蓝皮书》，明确提出包括“经济外交”的三项“重要课题”，从而揭开了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序幕。
1958年通商产业省发表的《通商白皮书》命名为《经济合作的现状与问题》,其“前言”指出“经济合作的基点是立足于国际协调的精神，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还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为扩大输出市场和确保重要资源输入市场做贡献”，不仅强调对外经济合作与国内经济发展的关系，并认为“我国对外经济合作,以国内经济的发展、对东南亚赔偿问题的解决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为背景,渐渐进入一个新阶段”。
因而可以将这2个文件视为日本政府开始积极推进经济外交的“宣言书”。
ODA作为日本经济外交的主要方式、重要手段与组成部分，其形成、发展和演变与经济外交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并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的特点。
对于“经济外交”这一概念，日本学者有表述方式和基本内容不尽相同的各种界定。
有的认为：经济外交是“在对外政策方面，为实现国家的诸多经济利益，而由该国政府尽量动员本国资源来推行的对外关系的一种方式”，突出了经济外交的动因、目的和行为主体。
1也有认为：经济外交是“有关贸易、资本、金融、服务等各方面的市场开放，和随着经济摩擦而导致的进出口限制，以及经济制裁、经济援助等日本政府的各种政策”，强调了经济外交的内涵、外延和结构性的内容。
2中国学者认为：对日本的经济外交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解读，只有从这两个方面全面理解经济外交，才能更深刻地把握其不同时期的特点及演变的实质。
在狭义上，经济外交“就是指以实现各种经济利益为目的，借助经济手段进行的外交活动。
是相对于政治外交、军事外交而言的。
”在广义上，经济外交“不仅被日本政府当作追求经济利益的手段，而且被用来弥补其政治、军事外交手段之欠缺，即被用以追求政治、安全上的目的，以至于使整个战后日本外交带上了经济外交的特征。
冷战后日本对中亚外交政策及中国的政策选择
并 于 １９ 年 １ 份 同 五 国 中 的 哈 ， ， ， 四 国 建 立 外 交 关 系 。 ９２ 月 乌 塔 古 同年 ４ 五 国 中 的最 后 一 国土 库 曼 斯 坦 建 交 。 日本 顺 利 的 打 开 了 于 同 中亚 的 外 交 大 门之 后 ， 日本 政 府 以 本 国 的 政 府 开 发 援 助 为 龙 头 ， 加 快 对 中亚 地 区 的 渗 透 。 １９ ９２年 ， 日本 政 府 确 立 了 对 中 亚 开 发 援 助 的 四项 新 原 则 ：包括 加 强 环 境 保 护 ， 止 用 于 可 能 加 剧 国 际 冲 ” 禁 突 的 项 目 ， 援 国必 须 将 援 助 资金 用 于本 国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 进 受 推 受 援 国 的 民 主化 和 市 场化 ” ２１９ 年 １ 月 在 日本 举 行 的 东 京 会 。ｆ ９２ ］ ０ 议 和 于 １９ 年 ４月 召 开 的 西 方 七 国 集 团 部 长 会 议 上 ， ９３ 日本 承 诺 相
寄予厚望 。
要 】日本 对 中亚 地 区 的援 助 从 最 初 的 经 济 方 面 转 向 政 治 方 面 ， 逐
步 扩 大 了在 该 地 区 的 影 响 。 面 对 日 本 的 战 略 包 围 ， 国 应 该 继 续 在 和 中
平共 处五项 原则 的指 导下加 强 同 中亚 国 家在 经 济 ， 治 ， 全 ， 化 等 政 安 文
一
该 战 略 的 提 出 是 Ｈ本 外 交 战 略 的 一 次 重 要 调 整 ， 要 有 两 大 和 高 加 索 这 个 世 界 战 略 要 地 的 地 缘 政 治 地 ” 一 位 ， 高 自 己在 大 国 角 力竞 争 的 地 位 ； 是 抢 先 占据 这 个 储 量 不 亚 提 二 于 中 东 的 能 源 宝 库 ， 过 加 强 政 治 影 响 和 经 济 渗 透 来 争 取 该 地 区 通 能 源 开 发 级 贸 易 的 主 导 权 。【］ ” 日本 以 此 战 略 为 指 导 ， 定 并 施 行 ４ 制 了具 体 的外 交 计 划 。第 一 ， 强 日本 同 该 地 区 国 家 高 层 领 导 的 互 加
近代中国对日外交
近代中国的对日交往---北京政府的对日外交[论文摘要]在近代中国的对日外交进程中，我们经历了五大时期的外交进程，本文对北京政府时期的对日外交进行了详细分析与阐述，通过对北京政府在辛亥革命时期与中日外交形式，袁世凯军阀主政时期的对日外交，北洋集团分裂和衰亡时期的对日外交三个重要时期的外交探究，进一步了解北京政府执政时期对日外交的变化，整个近代中国对日外交的影响，乃至对整个中国对日外交的历史作用和延续。
[关键词]北京政府外交军阀亲善中日外交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交往源远流长，人们常用“一衣带水”来形容两国的邻近与交往的密切。
中日关系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不断的在冲突与融合中转变，这一切都是在不同历史背景与社会原因中产生的，而在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与日本也都产生与改变了外交策略，以适应当时复杂的社会因素与变化。
近代中国对日本的外交不仅仅局限于两国之间的关系与格局，特别是在历经了各种历史变迁、社会变革以及沉重的历史教训之后，中国政府也开始改变对日外交的观念与策略，但若要正确认识今后中国与日本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国对日本外交的发展进程的规划，就不能忽视对近代中国对日外交的五大时期进行探索、分析与研究，而这五大时期分别是晚清政府的对日外交、北京政府的对日外交、国民政府初期的对日外交、抗日战争的对日外交，战后中国的对日外交，本文则着重对北京政府时期的对日外交经行分析与研究。
清政府灭亡后，经过短暂的临时政府时期，北洋集团控制了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成为中国的中央政府。
北京政府延续了清政府妥协退让的外交政策，中国的外交局面没有大的变化，国家权益继续不断丧失。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为争取独立和平等的国家地位与列强展开交涉，但成果很有限。
随着民族的日益觉醒和国民革命的逐渐兴起，反帝爱国的浪潮在中华大地勃兴，有力地推动了北京政府推行修约外交，迫使列强作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表态。
由于北洋集团的分裂和没落，中国外交没有获得实质性进展，中国仍然限于半殖民地的不利处境。
中国战前的对日外交政策争取和平与抗战的努力
中国战前的对日外交政策争取和平与抗战的努力中国战前的对日外交政策：争取和平与抗战的努力中国在战前时期的对日外交政策，是因应日本侵略性行动而采取的一系列努力，旨在争取和平并为抗战做准备。
本文将探讨中国在此期间的外交策略与努力，以及希望借此实现的和平与抗战目标。
一、和平外交的努力中国在战前时期（特指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之间），积极尝试通过外交手段维持与日本的和平关系。
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大力倡导国际联盟解决纠纷中国致力于通过国际联盟解决与日本之间的争端。
中国于1931年向国际联盟提出抗议，要求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予以谴责和制止。
然而，由于联盟对中国的诉求未能有力回应，这一努力并未产生实质性的结果。
2. 举行和平会议中国还曾多次邀请日本参与和平解决争端的会议。
1933年，中国主动邀请国际社会来华参加和平会议，就中日争端达成共识。
然而，日本一方面以各种借口拒绝参会，另一方面也没有真诚地与中国对话，这使得和平会议未能达成预期目标。
3. 与国际友邦交流合作中国积极拓展与国际友邦的外交关系，力图通过国际舞台寻求和平解决方案。
中国通过与美、英、法等国的密切交往，力图获得国际社会更多的支持。
然而，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各国对抗日问题的态度不一，中国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受到了一定的制约。
二、抗战准备的努力尽管中国主张和平解决中日争端，但同时也深知紧张局势可能转化为全面战争。
因此，在外交谈判的同时，中国积极展开抗战准备，以迎战日本侵略：1. 进行军事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提高军队战斗力，进行军事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以提升自身国防实力。
中国对外宣传希望通过这一实力提升，向日本展示抵抗侵略的决心。
2. 谋求国际支持中国努力争取国际社会的帮助和支持。
1936年，中国成功争取到了苏联的援助，签订了中苏联共同防御协定。
此举对中国在抵抗日本侵略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3. 动员全国抗战中国政府大力动员全国抗战，提高民众的战斗意识和准备。
中日关系的发展障碍
日本，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从两千多年前就和中国有着往来历史。
在这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以友好的往来为主流。
唐朝时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中国的文化得到传播，日本的文化也得以迅速发展。
然而，从近代开始，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增强了自己的实力，国力超过中国，为了进一步发展而发动了侵华战争后，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便充满了曲曲折折。
就如同周恩来总理的概括“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
19世纪末，日本军国主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侵略扩张中便开始留下了用中国人民鲜血书写的罪恶。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便开始了长达15年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浩劫。
二战结束之后，中日两国本来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恢复正常的邦交关系。
但是，由于美国的介入，当时的日本当权者采取了敌视中国的立场，使得中日两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处于互相隔绝的不正常状态。
直到1972年，在中美关系改善的前提下，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联合声明》，结束了两国邦交的不正常状态，实现了两国邦交的正常化。
在那之后，两国的关系在各个领域里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然而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还远远没有达到实现真正的和解的地步，两国间不时出现各种大小摩擦。
影响并阻碍了中日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战争遗留问题。
虽然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已经过去了好几十年，但是战后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地解决好，从而导致了两国间就这个问题引起了无数的纷争。
德国政府在战败后，不仅仅用语言向世界表达它对发动战争的忏悔，还用实际行动向当年遭受其害的国家及人民支付了巨额的赔款和补偿，并且对负有责任的军政人员进行相关的惩罚。
并且，德国的《刑法》还明令禁止一切赞美纳粹及侵略战争的言行，违者一律严惩不贷。
反观日本，在战后处理过去侵略战争等问题上显得相当地敷衍了事。
日本的政要们对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缺乏深刻反省。
始终有一部分人不愿意正视那段不光彩的历史，甚至公然为军国主义歌功颂德，美化侵略战争，歪曲侵华历史。
日本的外交基轴与联合国外交
日本的外交基轴与联合国外交徐恺内容摘要日本的外交政策有三大支柱：联合国外交、对美外交和对亚洲外交。
联合国外交值得认真剖析。
日本联合国外交的目标基轴是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和正常国家。
日本联合国外交中有四个特点：经济外交手段、日美同盟的影响、军事力量的借重以及民众意愿。
日本“入常”有两个重要目标：短期目标为出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推动联合国改革，清理联合国的“战后体制”，为日本成为“政治大国”、“普通国家”扫清道路；长期目标是使日本成为国际社会认可的“大国”。
关键词联合国外交政治大国日美联盟日本的外交从明治维新开始，其主线就十分明显，要求日本与欧洲列强并驾齐驱，成为世界列强之中的一员。
经过脱亚入欧等政策外交决策改变，经过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进入了与列强并列的时代。
在日本联合国外交中，日本外交主线延续着战前的目标，但实现目标的手段前后有所区别，战前采取的是军事手段，结果以失败告终，战后采用的则是经济手段。
一、日本外交的基轴：“经济大国”、“政治大国”与“正常国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外交目标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重返国际社会——经济大国——政治大国（正常国家）。
总体上，日本的外交目标与明治维新时期所定的目标一致，那就是确立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地位，从而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是主导作用。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领土被盟军占领，丧失了包括外交权在内的绝大部分主权，同时还把日本、德国等法西斯国家定为“敌国”，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因此，日本在战后外交的首要任务就是重返国际社会。
当时日本首相吉田茂为日本定下了外交政策的基轴：与美国结盟，以对美一边倒、搭安全便车为前提，站在“自由国家”一边，发展经济，展开经济外交，使日本成为经济大国。
总体上来说，日本外交的立足点就是富国轻兵。
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结束了对日战争状态，恢复外交关系，日本在国际社会上得到独立，重返国际舞台。
《日美安全条约》将日本与美国捆绑在一起，由此，日本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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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研 究一九九九年第三期日本外交方针及我国对日政策上海社科院亚太所 王少普 一、日本外交方针及对华政策 冷战后,特别是东亚金融危机后,世界及亚太地区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日本的外交方针和对华政策也作了相应调整。
(一)避免经济环境恶化和加强日本在东北亚安全地位,是当前日本外交的最重要目标。
争当政治大国是80年代日本提出的外交目标,现在也并未放弃这一目标。
但是由于日本经济的持续衰退,及日本此次在东亚金融危机中的软弱表现,使日本在东亚的政治地位下降了。
同时,又发生了朝鲜试射卫星等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避免经济环境恶化和加强日本在东北亚安全地位,成为当前日本外交的最重要目标。
(二)强化“日美基轴关系”,但同时出现了利用中美矛盾,争取中国支持其与美国争夺亚洲经济利益的倾向。
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美国经济萧条,而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尚未暴露,发展势头仍然较好,中国的经济规模尚小,而且处在调整期中。
这时,日本一部分战略家提出未来世界应形成“美日欧”三级格局。
但进入90年代中后期,美国经济复苏,日本经济转入萧条,中国经济经过调整后获得持续高速发展。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对美国的依赖性又有强化,关于建立美日欧“三极格局”的主张基本匿迹,而更多地强调当今世界是美国领先的“一超多强”格局,要求协调日美矛盾,坚持外交仍以“日美关系为基轴”。
但今年5月美轰炸我驻南使馆,中美关系转入低潮,日本出现了利用中美矛盾,争取中国支持日本与美国争夺亚洲经济利益的倾向。
1999年6月4日,日本外务省经济事务局官员来我国访问时,便明确谴责IM F在东亚金融危机中与美国大企业密谋合作,乘火打劫,重提为了亚洲的共同利益,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 F)。
(三)强调在现存亚太国际秩序制约下,发展中日关系。
早在80年代末,日本就提出了“世界中的日中关系,”但当时其意图还不是很明朗。
去年江泽民主席访日,小渊首相明确表示:“今后,日中作为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负有责任的国家,不能仅仅考虑两国间关系,而应面向国际社会,进一步发展对话和交流。
”也就是说两国间的有关问题必须放在维护现存亚太国际秩序的范围内考虑。
现存亚太秩序实际是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的崛起正在削弱其主导地位。
为了避免因中国的崛起而使日本在中日双边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日本越来越强调将中日关系放在多边范围内考虑,表明了要将中日关系置于现存亚太国际秩序制约下发展的强烈意向。
这是一项既能制约中国,又能避免和中国单独对抗,还能促使中日关系有限度发展的方针。
在目前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这将是日本处理对华关系的主要指导方针。
(四)在科索沃问题上,保持较为中立的立场,同时欲利用这一事件,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
日本政府对美轰炸科索沃依据的“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是同情和支持的,但由于日本地缘战略的脆弱性,非常担心国际秩序失控,因而对美国越过联合国行事是有保留的,加上日本两大邻国中俄反对美轰炸科索沃,所以日本在科索沃问题上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采取了较为中立的立场。
同时欲利用这一事件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因而积极参加8国有关科索沃问题的行动,并借机再次提出了关于联合国改革的主张。
二、我国的对日政策 (一)应从中国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考虑对日政策。
中国国家的根本利益包括三个层面:(1)实现及维护国家主权、领土统一和完整。
(2)将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3)促使国际秩序顺应多极化潮流,向着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更加稳定、合理的方向发展。
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互为条件的。
中国在考虑对日关系时,必须从包括上述三个层面的全局利益出发,而不能惑于一时一事之得失,损害全局利益。
(二)不能脱离冷战后的世界主要矛盾背景来考虑对日政策。
美轰炸科索沃及我驻南使馆、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与日共同研究T M D、企图将台湾置于T M D之中等一系列活动,日益清楚地表明,冷战后世界的主要矛盾正在转变为美国维护和追求以其为主导的世界秩序的企图与世界多极化要求的矛盾。
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各种国际关系都难以避免这一矛盾的影响。
考虑对日政策不能脱离这一背景。
(三)在目前东亚乃至亚太国际格局中,相对于日美,中国的战略地位较弱,这是必须正视的事实。
由于日美同盟的加强,特别是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的通过,使中国在以中日美三边关系为基础的东亚乃至亚太国际关系格局中,相对日美而言,地位较弱。
这给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统一,以及实施对南沙固有领土的主权,造成相当大的困难。
这种状态会延续相当长的时期。
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
(四)在东亚乃至亚太国际格局中,中国的战略地位存在继续恶化的可能性,但根本恶化的可能性较小。
政策得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我们的弱势。
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存在相关性和对抗性两个方面,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相关性较之冷战时期明显加强,加之中国幅员辽阔,经济规模大,市场潜力强,综合国力位于世界较前列,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国在处理许多地区及全球问题时不能没有中国的合作。
因此,从根本上堵遏中国、限制中国的发展,不但是美日做不到的,而且也会损害它们的根本利益。
这使美日的对华政策中都包含有制约中国和与中国合作两重性。
同时由于日美间的矛盾,日美双边关系的进步加强也受到重大限制,日美在处理双边关系时,不可能不考虑对华关系。
这种情况使中国的战略地位虽然存在继续恶化的可能性(例如日美搞成T MD,甚至将台湾置于其中),但根本恶化可能性较小。
为了避免这种可能性,我们在政策上必须注意防止两种倾向。
第一,防止在全局上过高估计美日对我们的威胁,从而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背上与我们国力不相称的军备竟赛包袱,在经济实力上被美日进一步拉开距离。
第二,防止在局部上过低估计美日的威胁,缺乏打赢一场因台湾等问题而引发的局部性海上高科技战争的准备。
当我们万不得已必须以武力统一台湾时,如果我们打不赢这一场美日可能卷入的局部战争,我们在国际国内都将陷入很被动的局面。
(五)应该着眼于改变我较弱战略地位的大目标,考虑对日政策。
要达到这一目的,唯有走改革开放的道路。
日本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是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我国第一位的贸易对象。
日本虽然有依靠日美同盟,防范和制约中国的要求,但理解中日关系的重要性,要求建立稳定良好的中日合作关系。
因此,为了通过改革开放,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以改变我较弱的战略地位,我们有必要和有可能使中日关系获得稳定而良好的发展。
中日关系定位于和平友好关系是恰当的。
目前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弱化我战略地位的主要力量来自美日同盟,而其中最主要的力量又是美国,没有美国,日本在东亚不可能形成对我国的安全优势。
美日由于在世界范围和对华关系上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而形成同盟关系,但美日同时存在深刻的矛盾,特别表现在对世界市场的争夺和美日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上,对华利益也有重大分歧。
而且日本存在支持多极化潮流的利益动因和现实要求,这使日美矛盾更难以从根本上克服。
在这种情况下,为改变我较弱的战略态势,就策略方针而言,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我们可能会需要借美制日,但从整体看,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我们需要的是拉日限制美。
这主要应体现在政治上有条件地支持日本的多极化要求,经济上有条件地支持日本反对美国特权地位的要求。
(六)团结日本一切可以团结的阶层、派别和人员尽可能扩大日本对华友好力量,形成中日友好合作的潮流。
中国有较好发展前景,坚持不称霸的原则,要求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世界秩序向着更合理的方向发展,这符合世界也符合日本人民的根本利益。
因而存在着团结日本一切可以团结的阶层、派别和人员的政治基础。
而且在中日之间存在着其他双边关系没有的文化上的长期的、深厚的互相影响,以及民间交流的基础,这给我们提供了团结日本一切可以团结的阶层、派别和人员的有利条件,我们应该发扬周总理创立的好传统,作好日本民间工作。
对日本政府的错误主张和危险倾向应该进行应有的斗争、保持必要的压力,对日本少数右翼势力的军国主义倾向和反华主张应作尖锐揭露和抨击,对日本广大民众则一定要立足于拉,要避免中日两大民族在民族情绪上的疏远和对立。
形成中日友好合作的民间潮流,可以有效制约日本对华政策上的错误主张和危险倾向。
关于对日政策的若干具体建议。
(1)历史问题。
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促使日本正确认识历史,接受历史教训是我们对日工作的重要方面。
为使工作作得更有效,建议注意以下几点: A.收集历史证据,确认历史事实,防止日方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日本侵略中国,这是血写的历史,谁也无法否认。
但限于当时的条件,许多侵略罪证未能保留下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当事人谢世,罪证会进一步减少,现在日本有一种倾向,即对侵略历史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因此,抢救和充实历史证据,确认历史事实,是促使日本正确认识历史的重要条件。
B.加强理论研究,进一步完备有关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观,以更加有力地批驳日本近年来出现的一些似是而非、有一定市场的历史观争取日本民众。
正确的历史观不仅包括对历史事实的正确认定,而且包括对形势、对判断是非的标准等各种重要问题的认识,要形成一种包括日本右翼势力都能接受的正确的历史观是不可能的,但是针对日本近年来提出的诸如“太平洋战争史观”等有一定欺骗性的历史观,加强理论研究,进一步完备有关二次世界大战的正确历史观,使它更有说服力,能以其理论力量更广泛地影响和导引日本广大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的思想。
C.针对日本不同阶层、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有关历史问题的宣传和教育。
例如应区别政府正式见解和少数政府官员的个人意见;应区别一般模糊认识和有意挑衅等等,从而保证批评和抨击的矛头主要集中在少数右翼分子和发表错误言论的政府官员身上。
在年龄层上,则应区别参加过战争的世代和未参加过战争的世代,对前者更多讲战争责任,对后者更多讲战争危害,以增加教育效果。
不应以整个日本民族作为批判和抨击对象。
D.历史问题有其独立性,是一项需要长期进行的工作,但这项工作不能脱离我们在不同阶段对日工作的目标和整个中国大战略的需要,应根据这种需要,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
(2)台湾问题。
A.针对目前美日在台湾问题上的动向,应摒弃一切幻想,坚决作好在台海地区打赢一场美日卷入的区部性高科技海战的准备。
我们准备得越充分,美日国内的反战力量会越强,美日卷入的可能性会越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会越大。
B.在坚持反对日本追随美国,插手台湾问题,干涉我国内政的同时,应承诺万一在台湾区域发生武装冲突时,只要日本不卷入,我们将按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保护日本的合法通航和其他权益。
这样将杜绝日本卷入的借口,有利于争取日本民众,增强日本反战力量的发言权,牵制和制约日本的卷入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