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解读
耻感文化与日本外交
耻感文化与日本外交前言在冷战结束后，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作用不断的增强。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各国的外交政策。
文化成为外交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主要从文化因素对外交影响的角度浅析日本“耻感文化”对于日本外交的影响。
一、日本耻感文化的简介耻感文化，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对大量二手资料分析后，在《菊与刀》一书中给日本文化类型下的定义，是在区别于西方“罪感文化”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
[1]她认为耻感文化是以躲避别人的耻笑为目的的。
（一）耻感文化的特点耻感文化强调外在的约束力。
罪错暴露,才会受到他人的谴责与惩罚,社会才会把耻辱降落到这个人头上。
假如罪错不为人知,那么也就不会有社会群体的压力。
耻感文化中的个人,其所作所为首先考虑的是他人、社会的评价,以受人赞许为荣,以人人排斥为自己的羞耻。
“在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文化中,对那些在我们看来应该是感到犯罪的行为,那里的人们则感到懊恼。
这种懊恼可能非常强烈,以至不能像罪感那样,可以通过忏悔、赎罪而得到解脱。
”[2] 耻感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认为忏悔就等于自寻烦恼,[3]因此在“耻感文化”的指引下,日本人的忏悔和“罪感”的心理比较淡漠,所怀有的内疚及悔过,往往是因为受外界刺激而产生。
简单来讲，日本的耻感文化就是做什么事都没有好坏之分，只有羞耻之别。
他作了恶，犯了罪，只要这个事情没有被发现，没有被揭穿，没有让他感觉到羞辱，他就不会认错。
他只要感觉到羞耻,他又会选择包括自杀、切腹这些激烈的行为自裁。
[4]所以说耻辱文化的是非判断标准是不确定的。
所以说，耻感文化是一种依靠羞耻感来约束自身行为的一种特殊文化。
起过分注重于外界的看法而不是像一般社会是依靠既定的道德规范来衡量行为准则。
因而日本在国际社会上的某种做法是让一般国家不能够认同，甚至是抗议的。
（二）耻感文化的根源日本人的耻感文化源于中国儒教教义。
儒教把廉耻看作立身之本，抬到一个极高的位置。
日本的媒体、舆论及其对对华政策的影响
日本的媒体、舆论及其对对华政策的影响海南大学毕研韬摘要：日本舆论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影响其外交政策，并能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其对华政策的走向。
所以，改造舆论环境是从根本上改善中日关系的必由之路。
笔者认为，要全面提升我国的国际舆论影响力，就必须大力推进国际政治传播学的建构。
关键词：舆论；外交政策；全球治理；意象；国际政治传播一、日本舆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其对华政策的走向在回顾美国1935年至1979年间公众舆论和政府政策的变化时，美国学者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1发现：在2/3的情况下（包括对外经济政策问题），公众舆论的变化导致了外交政策的变化；政策的变动方向与舆论的变动方向是一致的。
此外，政府更愿意按照公众舆论好恶的方向变动，而不是公众倾向沿着政府政策的方向变动。
笔者在分析近期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时也有类似的发现：例一：日本政府在东海油气资源上的对华政策受到了以大众传媒为代表的公共舆论的深刻影响。
覃里雯在“中日海域专属经济区分歧亟需解决”2中写到：此次矛盾于今年6月初浮出水面，日本的几家主要媒体忽然对中日两国的东海分界线问题以及在其中的油气资源开发进行炒作，……。
6月9日，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读卖新闻》发表社论，强烈批评日本政府“对中国顾虑太多，因而对中国紧锣密鼓地开发东海海底资源的举动反应迟钝”，“有损国家利益”。
甚至要求政府彻底修改海洋战略，“毅然决然地向中国表明自己的态度”。
就在《读卖新闻》发表社论的当天，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和中日韩能源部长会议”上对中国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说，中国在东海开发“春晓油气田”很可能侵犯了日本的海洋权益，并要求中国方面尽快提供东海专属经济区调查和开采石油天然气的相关数据。
中国拒绝了这一要求。
那么，日本政府对媒体批评的回应是否是日本政府事先策划的呢？覃里雯随后写到：“日本方面对中国油气田的反应更像是迫于媒体压力做出的反应，因为春晓油田开采之前，中国在东海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矿藏开采。
了解不同国家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外交教案
了解不同国家的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政治文化是指一国或一地区在长期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等方面所形成的普遍意识、观念、习惯和价值体系。
这些因素将深刻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决策、思路、方法和风格等方面。
在不同的政治文化下，每个国家制定的外交政策也有着不同的特点和风格。
例如，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强调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政治文化，它的外交政策也将注重推广这些价值观念，并将把它们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础。
相反，在中国这样一个重视稳定、集体主义和国家利益的政治文化中，外交政策将更注重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和实现国家的长期战略目标。
此外，政治文化也会影响到不同国家的外交风格和外交手段。
例如，美国更愿意采用一些硬实力手段，如制裁、军事干预等，来强制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
相反的，中国更愿意使用柔性力量，如文化外交、经济合作等，来推动外交进程。
当然，不同政治文化之间也会存在差异和摩擦。
例如，对于基于人权和自由的外交政策强调的美国和一些重视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国家，如俄罗斯和中国等，将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采取不同的反应和反击。
在这种情况下，不同政治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将会影响到国际关系的稳定和发展。
针对以上情况，我们应该通过对各国政治文化的深入了解，来更好地理解各国的外交政策，尊重不同国家的政治文化和外交风格，并在发展外交关系时，注重相互尊重和合作。
只有这样，才可以促进国际关系的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发展。
从日本的政治文化看其对钓鱼岛的觊觎
从日本的政治文化看其对钓鱼岛的觊觎摘要：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其对外政策。
日本对我国钓鱼岛的觊觎和其政治文化有很大联系。
“岛国特性”使其对钓鱼岛格外敏感，“集团意识”使其妄图以钓鱼岛为突破口向国际社会表明其“领土”诉求，“耻感文化”使其在钓鱼岛问题上颠倒黑白。
从日本的政治文化看其对钓鱼岛的觊觎，有助于我们在探索对日方针政策制定的道路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以做到有的放矢。
关键词：日本；政治文化；对外政策一国的对外政策总是受政治文化的影响并体现该国的政治文化。
在国家层面上，政治文化影响对外政策的内容；在个人层面上，政治文化影响决策者的对外决策方法。
从一国政治文化入手研究一国对外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日本政治文化的特性与其对钓鱼岛觊觎的关系著名的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将日本民族的特点比作“菊与刀”。
她认为“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应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贞不贰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1]。
日本民族的自大心理使其对钓鱼岛争端带来的严重后果缺少清醒的认识。
日本没有意识到当今的国际形势已经不是过去，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今非昔比。
自大心理使日本右翼势力产生幻想，妄图像过去一样侵略中国的固有领土，必然是徒劳无果。
日本民族的自卑心理。
从地理的角度来讲，日本是个生存条件极差的国家，资源匮乏又自然灾害频繁。
强烈的自卑感使日本民族形成了过分的防御心态和戒备心理，极具危机意识，往往会将别人的正常行为敏感地认为是针对自己，具有“神经质”的特征。
钓鱼岛作为一个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岛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日本害怕中国开发钓鱼岛，认为对钓鱼岛的开发可能威胁到日本的安全。
这种自卑的心理促使日本对中国拥有自己固有的岛屿竟感到极度敏感。
这种神经质的反应不得不让人警惕。
“集团意识”是针对以个人为主体的西方文化而言的。
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
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摘要：日本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
自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开始酝酿调整国家新的发展战略，“政治大国”被正式提出并作为日本新的国家战略并逐步实践。
但要真正成为政治大国，仍必须对自己的侵略历史进行深刻的反省，彻底肃清军国主义思想，顺应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走和平发展之路，以实际行动取得周边国家的谅解。
否则，就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关键词：政治大国战略措施有利条件制约因素正文：政治大国战略广义上是指以日本的国际化为主线，强调日本不仅要在国际社会里做出经济贡献，还必须承担起在政治、安全、文化等方面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的责任；不仅包括对外战略的制定，也包括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改造。
狭义的政治大国主要是指能够像“普通国家”一样自主地、平等地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成为真正有影响力的国际政治大国。
近代日本提出了“脱亚入欧”,成为其跻身世界列强行列的第一次战略选择；二战后，日本“脱欧入美”,完成了其第二次战略选择；而日本首次把走向政治大国作为一项国策提出来，是在80年代中期中曾根康弘执政时。
中曾根首相上台后在其“战后政治总决算”中明确表述：日本不能只满足做经济大国，还要求成为政治大国；今后要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
这是日本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宣言，也成为后来日本历届内阁的共识和国家目标。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战略格局的深刻变化，日本利用冷战后的形势，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其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明显加快。
1、立足亚太，争当亚太地区的政治大国。
首先，以经济实力为后盾，大力开展经济外交，日本对亚太地区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
其次，大力开展政治外交，积极参与亚太事务，积极改善与各个国家的关系，如中国、俄罗斯、韩国、朝鲜等。
再次，加强亚太军事外交，扩大日本军事影响。
日本在展开全方位政治外交的同时，十分重视亚太地区的军事外交。
2、大搞联合国外交，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从日本动漫外交看日本对华文化外交
从日本动漫外交看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动漫外交对中国大学生对日情结的影响【内容提要】日本前外相麻生太郎于2006年4月28日在东京数码大学发表了题为《文化外交新设想》的演讲。
他建议日本应当积极开展“动漫外交”，通过推广日本的漫画书和动画片，赢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民众的心。
而在2008年03月，现任外相高村正彦正式任命哆啦A梦为“动漫文化大使”，此举无疑是在延续麻生太郎的外交政策。
日本外务省希望通过“POP文化”，特别是动漫文化，推销日本，大打文化外交牌的举动引起中国国内的激烈争议。
不少人认为由于目前日本动漫一统市场，如不制止日本动漫潮在中国学生间的泛滥，中国下一代必然会“日本化”，形成浓烈的日本情结，从而影响对日政治态度。
然而不少动漫爱好者认为，日本动漫并不能改变他们对日态度。
那么真相究竟如何？本文希望通过调研与解读相关资料，探求：一、中国当代大学生热爱日本动漫的行为与其日本情结，对日政治态度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如果存在，相关程度如何；二、日本动漫外交的效用以及收益率；三、日本动漫外交对中国外交的启示。
【关键词】日本动漫外交文化外交情结中国大学生日本情结对日政治态度（一）文化外交及其作用机理当前，文化外交成为了许多国家宣传自身文化与政治理念，提高国际软权力的的重要外交手段之一。
所谓文化外交，根据李智所著的《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一书所述，是指“主权国家以维护本国文化利益及实现国家对外文化战略目标为目，在一定的对外文化政策指导下，借助文化手段来进行外交活动。
”①作用机理如下：首先，通过”文化模糊”处理，目标国国民对本国文化的认同感被增强。
而这种文化认同感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以微妙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
舆论传播也常从文化视角切入，将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向目标群传播，使目标群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舆论输出中文化因素的激励和感染，从而慢慢接受传播者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
其次，借助文化熏染、提高对该国文化的接受度。
日本加强与台湾关系的原因及影响
"##########################################################日本加强与台湾关系的原因及影响陈永明!【内容提要】 冷战后，日台交流全面突破了经济文化领域的限制，并积极推 动安全领域的合作，企图对中国大陆形成牵制。
这是日本出于对国内、地区和世 界局势变化的考虑，从其自身战略利益出发所导致的结果，这不仅会影响中日关 系的发展，更为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增加了难度。
中国应在坚持祖国统一、民族 崛起等原则的前提下，灵活处理具体事务。
【关 键 词】 日本 台湾日本对台政策的新变化（一）全面突破经济文化领域交流的限制 !"#$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 本断绝了 与台湾的“外 交关系”，与 台湾的交流仅限于 经济、文化领域民间的、非官方的交流。
但冷 战后，随着国际局势和日本国内环境的变化， 日本与台湾的交流出现了许多新特点。
! % 亲台团体增长迅速、活 动频繁。
$& 世 纪 "& 年代以前，日 本 只 有“ 日 本 交 流 协 会 ”、 “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和“日 华教育交流协 会”三个亲 台 团 体。
但 "& 年 代 之 后，从 右 翼 的“青岚会”，到主要由政治家组成的“日台友 好联盟”，到 政治家的外围组 织“李 登辉之友 会”、“陈水扁之友会”，再到学术界的“日本台 湾学会 ”等，已 先 后 成 立 了 $’ 个 亲 台 团 体。
由于台湾当局和台独势力在背后为其提供资$ % 日本议员 出 现 访 台“ 热 潮 ”。
在 日 本 亲台势力和陈水扁的联合推动下，近 年 来 在 日本逐渐兴起了一股国会议员访台 的 热 潮。
其特点是：（!）级别高。
在访台议员中不 乏重 量级的 人 物，如 前 首 相 森 喜 郎 等。
（$）范 围 广。
访台的议员已由执政的自民党扩展到在 野党和无党 派 人 士。
圣德太子时代以来日本的外交方略地心力说
圣德太子时代以来日本的外交方略地心力说作者：薛力来源：《世界知识》 2019年第23期文／薛力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主任、研究员自圣德太子时代以来，日本文化的显著特征是“保守中开放”或曰“坚守中开放”，即：引入外来文化强化自身。
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时，则表现为“与强者为伍”，为此可以“适应强者”乃至“以他者为中心”，其对象在明治维新之前是中国、明治维新开始后是德国与英国、二战时期是德国、二战后是美国。
圣德太子似乎扮演了“日本周公”的角色，他制定了冠位十二阶与宪法十七条、撰写《三经义疏》、与苏我马子合编《天皇记》《国记》等史书、派遣遣隋使与留学生。
通过这些措施，圣德太子广泛摄纳儒道法思想、力倡佛教以抑制氏姓贵族、强化天皇权威，从而为大化改新奠定了基本条件并储备了一批骨干人才。
大化改新的结果是：日本以唐朝为样板建立了日本式律令制国家。
圣德太子的治国理念可概括为“吸纳中华、强筋日本”。
这在1592年的壬辰战争（万历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一直是日本的外交方略。
文化方面则持续到明治维新前，典型如江户幕府对程朱理学的推崇，以及中江藤树开创的日本阳明学派。
岛国向大陆扩张比较常见，日本也时有这方面的冲动，并在相对统一、国力比较强大时，数次尝试向大陆扩张。
但甲午战争之前除了吞并琉球外日本的对外扩张都不太成功，还在德川幕府时期实行了200多年的锁国政策。
原因在于：日本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状态，面对的东亚不存在如欧洲那种四分五裂的政治态势，而是文化先进、国力强大并长期保持统一的中国。
历史上，中国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力也大于日本，朝鲜半岛也长期把中国当作朝贡与效法的对象。
直到中国因为闭关自守而衰弱、并被西方列强击败后，通过明治维新国力大增的日本才得以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后吞并朝鲜。
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则为日本进一步向中国扩张扫除了主要障碍。
“大政奉还”在西南两大强藩萨摩、长州推动下通过武力实现。
明治维新的路径则是通过比较欧美各国经验后确定，其中岩仓使团作用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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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政治文化的多元性特点,表现为日本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和暧昧性;对外寻求在国际体系中“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观,极力向外扩张,寻求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神道教主要体现在对外交决策制定人员及外交政策的牵制作用;“耻感文化”使日本外交具有敏感性,很大程度上是对外部世界行为的被动反应,同时也使日本外交很少考虑道德问题;“集团主义”表现为在国际交往方面十分谨慎和追求与强国的结盟。
文化是民族产生和发展的源泉与动力。
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表现为不同的文化形态。
文化与外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外交的进行自始至终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展开的。
无论是对交往对象的认识,还是对外交往政策的制定过程,文化始终是在幕后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由于政治文化是文化中与政治密切相关的部分,所以,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尤为突出。
政治文化是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政治文化深刻地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政治文化也是一国政治系统的深层结构,一国外交总是受政治文化的影响并体现该国的政治文化,在个人层面上影响决策者的对外决策方法,在国家层面上影响对外政策的内容。
[1]从政治文化入手研究一国外交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试图从日本的政治文化入手,来分析其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日本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内容日本政治文化是与日本政治紧密相关的文化,它扎根于日本,但是又不仅仅来源于日本,它不仅包括日本本土的政治文化而且包括与外界交往过程中吸收的政治文化。
纵观日本政治文化的历史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政治文化中蕴藏的特点,概括起来主要是:政治文化的多元性,结合东西方文明,既有吸收性又有对传统的保守性。
从古代对中国文化的尊崇、对中华文明的向往,到近代以来,“脱亚入欧”口号的提出,在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过程中,对西方政治文明的吸收,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日本政治文化不断学习汲取和模仿其他先进文化的图画,因此有学者又把日本文化称作“混血文化”、“合金文化”、“飞地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日本文化虽大量汲取东亚文明中心的文化要素,具有东亚文明的共同特征,但它在自身历史积淀中却依然保持自己的特色,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
在吸收外来文明的同时,日本采取的是一种“有用性”的选择原理和日本式的审美意识,一边吸收一边改造。
日本民族文化摄取了中国儒学,挖掘了它的合理内核,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儒学讲求分析事物的“格物”思想,并逐渐将它改造为经验论性质的学术思想。
日本民族在东亚文明总体框架之中创造了民族文化,日本文化也是在东亚地区文明的撞击中锻造形成,并不断取得飞跃的。
[2](69)在对待西方文明方面,日本的功利性更为明显。
如果说在学习中华文明时,日本是被先进文明所主动吸引,那么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被动的成分则很明显。
日本是在幕府锁国状态下,开始接触西方文化的。
对其学习是在感受到与西方差距的刺激下,由学习“兰学”开始的。
所谓“兰学”即西学,主要指西方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科技。
而到了幕府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尤其是目睹满清沦为半殖民地的惨状,日本有识之士开始把目光转向西方的政治制度方面。
明治维新初期,政府即派出大批皇室成员及官员,赴西欧等国进行考察,考察的内容涉及教育、经济、军事及政治等各个层面。
而随后进行的改革,吸收了西方的义务教育制度,提高了国民的素质;经济上鼓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政治上则引进了西方的一系列政治体制和民主。
但是由于明治维新是一场由脱胎于封建武士阶层的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因此其改革并不彻底。
这些改革,维护巩固了日本天皇的神圣地位,同时经济上仍保留了相当一部分的封建残余和财阀实力。
日本政治文化包含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1对外在国际体系中“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观[3](31)著名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早在50多年前其名著《菊与刀》中就曾从文化和人类学的角度专门分析过日本,她认为日本是“唯一真正彻底的等级国家”。
[4](19)无论是从本尼迪克特对于日本社会等级制度的归纳,还是日本著名人类社会学家中根千枝关于日本“纵式社会”的论述,都突出了日本文化中等级观念的存在及影响。
日本人的等级意识是从家庭中培养起来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带有明显的等级特点。
这种在家庭内部培养起来的等级观念和意识,随着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活动,逐渐扩展影响到日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使日本人在遇到问题时,不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等级,同时按照等级来区别对待不同的事务和人。
等级制度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个是中根千枝所强调的“纵式结构”,人们在集团中依据一定的标准排列出序列;另一个则是在这种制度下对权威的服从。
对内日本社会严格按照等级制度来运行,而对于国际社会,日本人的“序列”意识同样在起着不可忽视的指导作用。
其关于国际秩序的观点是:每个国家在国际秩序中都有自己的位置,不同的位置对应不同的等级。
“世界各国应统一于一个用国际等级固定起来的世界中”,[4](19)各民族应“各守本分”。
当然日本认为的“国际等级制度”是日本领导下的等级制度。
2.强调神人一致,肯定现实的神道教在日本政治文化中,神道的影响和作用不可忽视。
它是日本土生土长的宗教,同时也是日本最古老的宗教。
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神道教已经成为一个复杂而丰富的宗教、习俗、思想和制度的体系。
神道教在19世纪末即明治维新后发展成国教,也就是所谓的国家神道。
它明确指出天皇是全日本人的“神”。
由于神道是以日本神话以及对皇室的崇拜为基础,因此受到日本民族主义者的欢迎,成为统治者统一团结日本的工具。
神道教对日本民众的精神信仰和生活影响很深。
二战时期,由于法西斯主义者的操纵及宣传,神道教由普通的民间宗教发展成为国家神道,极力宣扬皇国史观,并与武士道精神相结合,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基础和借口。
把天皇当作“现人神”吹捧,导致人们对天皇的迷信和崇拜,而系统化了的神道教又极力地鼓吹把为国献身的人当作神一样的敬仰和供奉,导致普通民众对战争的认识完全失去理性认识。
日本右翼势力更是充分利用了神道中“忠”的含义,宣扬为天皇而战,死而尽忠,同时,利用国家的影响来推广神道,由国家支持在日本各地建立神社,供奉那些在历次战争中阵亡的官兵。
二战后,裕仁天皇发表宣言否认了自己的神格地位,占领当局也明确宣布政教分离,因此神道教的地位开始衰落,但是神道教的影响依然存在于广大的日本社会之中。
3道德感薄弱,依靠外部强制力的“耻感文化”本尼迪克特曾把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加以比较,她认为与西方依靠人内心的罪恶感约束人的行为不同,日本文化是一种典型的“耻感文化”。
这是依靠外部的强制力即外部对自己行为的评价来作用于人的心理进而反馈到人的行动的一种文化。
因此,耻感文化比罪感文化更具有现世性,在这种文化下人的行为更讲究灵活性———始终以避耻为目标。
“耻感文化”在日本社会的作用,表现为日本人道德观念薄弱。
行为观念的是非与善恶不是按照一定的道德标准,从内心去评价,而是依据周围人对自己行为的反映来判断,对自己的行为缺乏自律性,因此,“耻辱感”可以说是日本人决定思维与行动方式的主要精神动力之一。
[5]同时日本人由于没有绝对的道德感,缺乏恒定的善恶标准,行动随外部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容易给人以反复无常的印象。
耻感文化的产生究其根源是来自于日本民族的自卑感,由于自卑才过分地看重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因此日本人很注重名誉,对名誉十分敏感,有时把名誉看得比生命、正义还重要。
对传统日本人来说,“永恒不变的目标是名誉”,为了名誉,可以不顾事实,不分善恶。
[6](321) 耻感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认为忏悔就等于自寻烦恼,[7]因此在“耻感文化”的指引下,日本人的忏悔和“罪感”的心理比较淡漠,所怀有的内疚及悔过,往往是因为受外界刺激而产生。
41内部追求与集体一致,强调“和”的集团主义在考察日本的政治文化现象时,有这样一个不可轻视的重要因素,即集团主义精神不仅对其国民性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而且作为民族性格还影响到思想领域和国家政治上。
[8] 日本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在研究了日本社会之后,从社会集团角度研究日本人,提出了“纵式社会”的理论。
其理论是建立在日本社会是集团社会的基础之上。
所谓集团主义精神,可将之理解为视集团为一个命运共同体,集团的和谐优于或高于个人欲望的满足。
[9] 每个人几乎都要参加一个甚至几个集团,个人要忠于集体,个人的身份确定与社会承认直接与参加的集团息息相关。
日本人历来有一种传统,即崇尚集团主义,在一个集团中,一套完整的等级制度(即中根千枝所谓的“纵式结构”)协调着人际和权力关系,使人们能有效合作,也就是说每个日本人都认为自己归属于某个集团,作为个人应该为这个集团增光而不是抹黑,而且在集团内部,每个人应该尽量协调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强调“和”,不给别人带来麻烦。
集团主义使人们注重内部团结,有时甚至需要压抑个性来迎合集体的“和谐”。
集团主义是日本民族力量的核心。
[10](117)集团主义既能把个人的力量放大,也能把个人的责任缩小。
[11] 日本人通过集团而团结起来,而且在为集团奉献的同时,“集团主义”精神为整个国家的发展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
但与此同时,对由集团所作的决定,只有集体可以承担责任,这就削弱了每个人承担后果的责任感。
集团主义在强调内部和谐一致的同时,对集团外部却有很强的排外性和封闭性。
二、日本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日本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长期而深入的。
就像一幅图画的背景一样,无论图画怎么变换,底色是很难置换的。
日本的外交政策就是在其政治文化的背景之下,不调整变换的。
1.日本政治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在外交上表现为日本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和暧昧性日本外交姿态与走势的多变和不可琢磨的特点以及其外交语言的隐晦性与多义性是其外交两面性的外在表现。
[12] 这种两面性主要与以下两个方面有关:一方面基于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自身政治文化的底蕴而言,日本从根本上来讲,更多的人倾向于把它作为一个东方国家;而另一方面,鉴于近代以来,日本所实行的对外战略基本上是与西方国家为伍,“脱亚入欧”的成果非常明显,使得日本在亚洲更像一个西方国家,而且其所作所为也受到亚洲其他国家的不信任。
因此日本的政治文化的内在与外表的分裂与矛盾,导致日本外交政策也在许多方面拥有两面性,给人一种表里不一的印象。
日本外交姿态与走势的多变和不可琢磨的特点,典型地表现在日本对华关系方面。
以目前中日关系为例,日本把中日关系当作新时期日本对外战略中的重要因素,并称之为日本亚洲外交的一大支柱。
但面对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日本的对华政策产生了矛盾心理。
即一方面是务实的,能够从现实出发,体现在小泉首相多次强调不赞成“中国威胁论”,主张以双赢的观点积极看待中国发展,在更高层次和更广阔范围推进日中经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