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民俗学

我与民俗学作者：董晓萍来源：《中国教师》2013年第21期[主讲人简介]董晓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培养的新中国第一位民俗学博士，毕业后留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并担任钟敬文先生的学术助手。

曾先后在美国衣阿华大学、芬兰约恩苏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法国远东学院、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等欧美高校做博士后、高级访问学者，从事合作研究和工作。

她继承钟敬文先生的民俗学学说并加以发展，在现代民俗学和现代民间文艺学领域创新开拓，并提出和建立了田野民俗志、数字民俗学和跨文化的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等新研究分支。

现任国际民俗学会（芬兰）会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社会学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所长、北师大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师大数字民俗学实验室主任、北师大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兼任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等多种社会职务。

北京师范大学女教授讲坛的特点之一是突破代际差距，探寻社会责任，提高女性师生励志成才的自觉性。

走上讲坛的女教授与听讲的大学生之间年龄差距很大，她们有的生于世纪之初，有的生于世纪之尾，但不管怎样，都生于20世纪。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变化最大、动荡最激烈的时代，战争、和平、现代化、信息化、经济全球化都来了，个人不可选择的事情很多。

时代的巨变与个人自主性的矛盾是相当突出的。

但在时代动荡时，个人的自主性又变得十分重要。

就中国环境而言，所谓人的自主性，其实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因为它强调人的道德自觉、文化觉悟和积极的社会责任。

人不能选时代，但人能选择自己的自主性。

在人的自觉性不足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拥抱时代，从中吸取正能量，获得自主性。

前面已经做过精彩讲演的两位女教授前辈都是这方面的成功者。

我生于20世纪中期，上大学时，赶上祖国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来又从事了现在的民俗学专业。

从我的个人和专业经历看，这也是在时代变动中考验人的自觉性的结果。

一、曾经离民俗学很远教育资源平等是女性教育的基础。

我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家里有多人在海外留学和在国内外获得高学历的经历，男女都有。

这种家庭能给我带来什么影响呢？那就是只要有机会，不分男女，教育资源分配是平等的，这与现代社会的独生子女有些类似。

但是，做学问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科学事业，为此要付出无数的心血和汗水，要有坚定的文化信念，要经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并获得实际本领，才能坚持下去。

除此之外，还要有顽强的意志和较高的工作能力，才能取得好成绩。

因此，做学问是与娇生惯养无关的。

生活条件好，不能代替做学问的辛苦付出。

我的前辈在处理家庭和事业的关系上，都采取了简单的生活态度。

他们的生活目的好像就是要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某些问题，这与他们热爱科学的兴趣和品格是一致的。

他们穿戴整齐，家居清雅，但不复杂。

父亲每天很早就起来读书，做笔记，这种生活方式将学习日常化，对我的影响很深。

亲友们中间经常说，某某前辈学了十几门外语，对所在单位的外文书可以翻出任何一本，说出内容梗概，为此出了大名。

某某前辈将生物化学理论用于民生，发明了适合大众需求的日用品，给社会生活带来了方便。

这些观念和行事都对我的人生态度和事业选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种家庭培养，与今天的独生子女训练，也许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但我那时的不同是，我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

另外，在家庭的教育下，学习没有文理偏科，发展得比较全面。

这些虽然离我后来从事的民俗学很远，在又在我真正进入工作时派上了用场。

近年中国对外开放后，人们学会了“舒服”的概念，但这个概念是外来的。

其实从事学术研究或职业化的特殊人群，他们都要在“不舒服”的思想范畴内，通过艰苦卓绝的实践，去完成工作，追求梦想，乃至有所创新。

人的综合素质培养与专业奋斗是对称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的家庭变成了资产阶级家庭，“三反”“五反”中，“文革”中，都遇到很多冲击。

但前辈们在政策平反后，都对祖国无怨无悔，立即全力以赴投入研究和教学工作。

我父亲嘱咐我，任何时候都不要抱怨，这对我影响极为深刻。

因此，在这点上，我对王宁教授的讲座有很多共鸣。

我的体会有两点：一是要学会看整体历史；二是从积极的角度看问题，有利于人的成长，这在男女都是一样的。

科学无国界而人有祖国。

前辈很早就了解外面的世界，但他们学问大了不是要嫌弃祖国，而是千方百计用所学的知识改变祖国的面貌。

在他们的学术圈和生活圈中，也有很多外国人，但这些外国人不是中国人的枕头，而是外国人为有这样出色的中国朋友而感到骄傲。

这也使他们都相当自信，在历次社会变化中处事不惊，甚至在逆境中也有乐趣。

这种自信让他们与浅薄和骄傲无缘。

这种自信来自对中国博大精深文化的崇敬，也来自人的严格自律。

它让人自尊自强，也让人受人尊敬。

这些都给我很大的影响。

二、走进民俗学高考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也使我们在那个特殊年代里，赶上了老一代文科著名学者恢复工作、重返讲坛的末班车，经历了他们晚年亲炙弟子的最后岁月。

我正是在这个时候来到钟敬文教授身边的。

后来钟先生门下弟子增收，钟老教我的一些经历别人也有，但稍有不同的是，我有幸成为他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又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他的教学对象中的“独生子女”，所以相对而言，偏得也多。

博士毕业后，我留校工作，继续跟着他工作和教学，当学术助手，给他抄手稿、整理讲义和编书，这也使我有机会不断弥补与他的巨大差距。

钟先生穷毕生之精力，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人精英诗歌、市民通俗文学和底层人民的天籁文艺打通研究，创建了中国的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个中的智慧、成就和历史经验，绝非一个后学在短时间内所能学到，而是要长期学下去的。

因此，在留校之后，我照常跟他上课，除了我自己讲课，他的课我都是每场必到的。

举个例子说，钟先生为博士生讲授的“中国民俗史与民俗学史”的课，我听了7次，录音带也有7套，后来根据这些听课笔记和录音资料整理出《中国民俗史和民俗学史》一文发表，在这些事上，我没有半点偷懒。

跟钟先生久了，我更意识到，这门学科绝非小儿科，十八般武艺都用得上。

而论钟老的武艺，又岂止十八般？有些是我们后辈学也学不来的，比如说他写诗做赋的天才，我就学不来。

他起得很早，我们上午开始工作前，他动不动就“口占一首”，将当日晨起做的新诗背给我听。

那时他已年逾九旬高龄，还有不间断的文学创造性，让我目瞪口呆。

但在做学问方面，我还可以百倍地用功的，当然这也是当助手的“专利”。

于是，每逢我自己在教学科研中有了新想法，特别是在来势汹涌的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中有了新问题，我总能第一个趋前请教，听他耐心地回答和旁征博引，一来二去，我们之间的日常对话又成了第二课堂。

有时我眉飞色舞，他也谈笑风生。

等我说够了，他说“写下来”，我照着做，时间长了，我照写不误，他也照“批”不误。

他就这样把指导我的工作变成了继续教书，我也把记录他的思想和表达自我当成了一种愉快的训练，优哉游哉，竟不知时间飞逝。

三、国际化教育在钟先生生前，在他的支持下，我几度出国学习，去了美国、芬兰、英国和法国等国家。

这种国际化的教育，对我从外部角度认识中国民俗学的独特价值，了解钟先生教育思想的地位和特点，很有帮助。

1994年，我第一次到了美国留学。

在大洋彼岸回望祖国，我能看见国内正在拼命地补西方的课，而西方却在拼命地提倡自然生态和文化原创，也能看见民俗学所关注的底层世界对现代世界的影响。

这使我更加体会到中国长期稳定的农业文明的世界意义，也能隐约感到当时国内尚存的广大农村传统正面临着不可逆转的转变。

这些都亟待研究。

我发现了钟先生所坚持的民俗学研究是何等地富于远见。

那时我还在给钟老当学术助手，我写信问他，家里的事情是不是堆成了山，他却回信说，延长学习时间吧，还给我开了一张新课单。

我听到这种无私的师训已不止多次，我后来对民俗学加深理解，也是他与对这门学问的人格化影响分不开的。

钟先生给我的中式教育，与我所接触的西方教育，两者是很不相同的。

西方教育中师生之间的交往也有很密切的，但同时是要保持距离的。

特别是文科，西方导师不会把他的新思想和没有发表的课题告诉你，更不会手把手地带领你。

中国留学生出国后，都希望有这种手把手教书的好事，但那是做梦。

因为西方学界要避免很多知识和人事的纠纷。

中国却有“一入门樯，永为弟子”的史训，如果这种传统能够得到合理保持和正确使用，就能把前人长期积累的重要学术成就持续传承下去，这些学者的膝下的后学，在严格自律的前提下，也能在高起点上做持续研究。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谈到钟先生教育思想对培养人才和发展中国民俗学学科的影响，里面有个小题目叫《不可替代的大师价值》，我摘引一段写在下面：一个学科的学术大师是拥有极为特殊的个人价值的个体。

学术大师决定着一个学科的命运。

在大师之下，其他不同层次的高级优秀人才也都是有其个人价值，但这种个人价值要在大师的榜样陶冶中化育，要在学科的优秀传统中养成。

……学术大师是最优秀的个人价值拥有者，就在于他的价值有对国家科学文化事业的高度融合性。

这种个人能够在国家最需要、事业最困难的时候，勇敢地担当和坚定地付出，是能够带动整体团队建设的人。

大师为团队牺牲并不影响他的个人价值的存在，而大师帮助团队取得成功，那么这种个人价值就更为高尚和持久。

在外国导师中，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欧达伟（Professor R. David Arkush）和英国著名汉学家杜德桥（Professor Glen Dudbridge）对我的影响最深。

两人分别受教于20世纪中后期世界一流汉学家费正清和龙彼得的门下，训练严格，著述精深，连他们自己的洋弟子都对他们望而生畏，不敢报考。

我后来与他们亦师亦友，是因为我习惯了跟钟先生工作的严厉气氛和随时的对话与写作，能够把严谨的学风与活跃的思想两者组装在一起，变成学术作风。

在美国期间，我与美国导师合作完成了《乡村戏曲表演与中国现代民众》和《华北民间文化》两部书稿，我自己也写完了《民俗学导游》一书，里面都涉及中国民俗问题。

我跟外国老师学习，从形式上看，与我跟钟老学习和工作有相似的地方，但实质大不一样。

他们完全用西方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发现问题的方式跟我说话。

他们有他们的一整套思想。

他们启发我考虑以下问题。

一是对口头传统资料做社会史研究。

二是从下层民众的角度做自下而上的研究。

三是在研究中，不要受既往分类观念、分期结论和前人理论观念的束缚，而是要借助民俗学、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和宗教学的成果，思考文化资料的具体实践过程，这些正是文化本土化的过程。

对他们的研究方法，我专门写了文章发表，其中有一篇叫《传说研究的现代方法与现在面临的问题》一文，发表在《文史知识》杂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