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艺术史导论

在我和很多绘画爱好者、刚刚进入艺术院校的学生交谈的时候，他们都会问我，我们究竟如何欣赏艺术？在面对艺术史上纷繁的作品时，我们究竟应该如何介入，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实际上，我认为喜爱一件作品都有正当的理由。

有人可能会因为一幅风景画使他想起家乡而欣赏它，有人会因为一幅肖像画使他想起一位朋友而喜爱它。

这都没有不当之处。

我们看到一幅画时，谁都会想起许多东西，牵动爱憎之情。

只要这有助于我们欣赏眼前作品，大可听之任之，不必多虑。

只是如果我们想起一件不相干的事情而产生偏见，如由于我们不喜欢爬山而对一幅壮丽巍峨的高山图掉头不顾时，我们才应该扪心自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了我们的厌恶，破坏了本来会在画面中享受到的乐趣。

经常有些其实站不住脚的理由会使人反感一件艺术品。

大多数人喜欢在画面上看到一些在现实中他也爱看的东西，这是非常自然的倾向。

我们有这种趣味，而那些艺术家也不负重望。

弗兰德斯画家鲁本斯在给他儿子画素描时，一定为他的美貌而感到得意。

他希望我们也赞赏这个孩子。

然而，如果我们由于爱好美丽动人的题材，就反对其他作品，那么这种偏见就很容易影响判断。

伟大的德国画家丢勒在画他的母亲时，必然像鲁本斯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也是充满了真挚的爱。

这幅画如此真实地表现出老人饱经忧患的桑榆晚景，也许会使一些人感到不适。

可是，如果我们能够介入其中，就能大有收获；因为丢勒的素描堪称杰作。

在学习艺术史的过程中我们很快就会领悟，一幅画的美丽与否其实并不在于它的题材。

我不知道西班牙画家穆里略画的那些衣衫褴褛的小孩子们是不是长相确实漂亮。

但是，一经画家画出，他们的确具有巨大的魅力。

反之，大多数人会认为德·霍赫这幅荷兰内景画中的孩子相貌平庸，尽管如此，作品依然精彩。

在看待一件作品时，很多时候的问题是，对于某物美不美，鉴赏的趣味大不相同。

这两张画都是15世纪的作品，画的都是弹琴的天使。

相比之下，很多人会喜欢意大利画家梅洛佐·达，福尔利的优雅妩媚的作品，而不大欢迎北方画家汉斯·梅姆林的那一幅。

我则二者都喜欢。

要想发现梅姆林画的天使的内在之美，也许要多花一点时间，然而，只要我们不过分计较他的动作略欠灵巧，就会发现他也是无限可爱的。

事实上，左右我们对一幅画的爱憎之情的往往是画面里某个人物的表现方法。

很多人喜欢自己容易理解因而也能深深为其感动的表现形式。

17世纪意大利画家圭多·雷尼在画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头部时，无疑希望人们在这张脸上看出基督遇难时的全部痛苦和光荣。

在其后的世纪里，很多人从这样一幅救世主画像中汲取了力量和安慰。

这幅作品表现的感情是如此强烈、明显，以至很多地方都可以见到它的摹本，尽管我们很喜欢这种对感情的强烈表现，却也不应该因此就对表现方法也许较难理解的作品不屑一顾。

这位画耶稣受难图的中世纪意大利画家对耶稣受难一事感受深切程度一定不亚于雷尼，然而我们必须首先学会理解他的绘画手法，才能了解他的感情。

在逐渐理解了那些互不相同的绘画语言以后，我们甚至有可能对表现方法不像雷尼的画那么明显的艺术作品更觉喜爱。

正如一些人比较喜欢言词简短、留有余意让人猜测的文学作品一样，有些人喜爱留有余韵让他们去猜测和推想的绘画或雕塑。

在艺术史的一些阶段，艺术家不像现在这样精于表现人们的面目和姿态，然而看到他们依然是那样努力表现自己想传达的感情，往往更加动人心弦。

但是在这一点上刚刚接触艺术的人往往要遇到另一种困难。

初学者乐于赞扬艺术家表现自己所见事物的技艺，他们最喜欢的是看起来“逼真”的绘画。

我绝不否认这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忠实摹写视觉世界的技巧确实值得赞扬，丢勒的水彩画稿《野兔》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但是谁能说由于细部描绘较少，伦勃朗的素描《大象》就必然相形见绌呢?伦勃朗不愧为奇才，寥寥的几道粉笔线条就使我们感到大象的皮肤重重的皱纹。

但是，对于那些喜欢绘画看起来“真实”的人，主要还不是粗略的画风触犯了他们。

他们更为反感的是他们认为画得不正确的作品。

在讨论现代艺术时，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人们抱怨它们歪曲自然，其实被指责的地方并非不可思议。

看过迪斯尼动画片的人，应该很清楚，并不按照眼睛看见的样子去描绘事物有时倒是正确的。

米老鼠看起来并不跟真老鼠惟妙惟肖，可是没有人对鼠耳的大小愤慨不平。

然而，如果一个现代艺术家别出心裁地作画，就很难被理解。

可是，不管我们对现代艺术家的看法如何。

我们都可以毫无保留地相信他们有足够的知识，完全能够画得“正确”:如果他们不那样画，其原因可能跟沃尔特·迪斯尼一样。

这是著名的现代派艺术运动先驱者毕加索为插图本《自然史》画的一幅插图。

他画的母鸡和毛绒绒的小鸡十分逗人，无可挑剔，但是在画一只小公鸡时，毕加索就不满足于仅仅描摹出一只鸡的外形。

他想画出它的争强好斗、粗野无礼和愚蠢无知。

可以说，他使用了漫画手法。

然而得到的形象又是那样令人信服。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一幅画画得不够正确，那么不要忘记有两个问题。

一是，艺术家是否无端地更改了他所看见的事物的外形。

如果我们看过足够多的好作品，就会对艺术家进行更改的道理有更多了解。

另一个问题是，除非已经证明我们的看法正确而画家不对，否则就不能指责一幅画画得不正确。

我们都容易急不可待地下结论，说“事物看起来并非如此”。

通常的念头，总是认为自然应该永远跟我们司空见惯的图画一样。

例如，古往今来的人们都喜欢表现奔马。

可是人们似乎都没有注意到一匹马在奔跑之中“实际呈现出”什么样子。

世界各地的绘画作品通常把它们画成四蹄齐伸，腾空飞奔—像，即使是忠实描摹自然的欧洲古典绘画也是如此，如法国画家热里科的名画《埃普瑟姆赛马》中画的那样。

直到19世纪末，照相技术完善，足以拍摄飞驰的奔马，照片证明，画家和他们的观众以往都弄错了，没有一匹马奔跑的方式符合我们认为非常“自然”的样子。

一匹马的四蹄离地时，马腿是交替移动，为下一次起步做准备，我们稍加考虑就会明白，若非如此，马就难以前进。

可是，当一些画家开始运用这个新发现按照实际模样去画奔马时，人人都指责他们的画看起来不对头。

当然这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是类似的谬误绝非常普遍。

我们都倾向于把传统的形状、颜色当作规范。

孩子们以为天上的群星必然是五角星的形状，虽然它们并非如此。

坚持画中的天必湛蓝、草必青青的人们只要看到画面上出现了别的颜色就义愤填膺。

可是，如果我们能把过去听说的什么青草蓝天之类的话统统置之脑后，好像从其他星球来到这个眼前的世界，就能发现世间万物很可能有出人意外的颜色。

有时画家便觉得自己分明是在进行这种探险航行。

他们想重新观看世界，把肉色粉红、苹果非黄则红之类公认的观念和偏见完全抛开。

那些先入之见当然不容易排除，但是在这方面最有成果的艺术家往往创作出最优秀的作品。

正是这些艺术家教会我们在大自然中看到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新景色。

如果我们肯于接受他们，进入他们的作品世界，就会有震撼人心的感受。

其实我们应该明白，任何一种新样式和画法的诞生，都出自艺术家的某一决定:他可能殚精竭虑，再三修改画面;他可能面对背景中的一棵树举笔不定，反复犹豫是把它留下还是涂掉;他也可能偶然着笔，给日照中的云彩抹出了意外的光辉，为这神来之笔感到得意;他还可能在某个买主的要求下调整画面。

因为今天我们的博物馆和美术馆中陈列的绘画和雕像当初大都不是有意作为艺术来展出的。

它们是为特定的场合和特定的目的而创作的，在艺术家着手工作时，那些条件都在他考虑之中。

但是，作为一个欣赏者通常为之焦虑的那些观念，如美和表现，艺术家则却很少谈起。

部分原因在于:艺术家往往腼腆怕羞，说“美”这类大话觉得不好意思。

如果谈到“表现他们的感情”，以及使用类似的讲法，就会觉得自命不凡。

他们把这些看作理所当然的东西，不用再讨论。

这是一个因素，然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

画家设计画面、画速写或者考虑他的画是否完成时，困扰他的事情难以用语言表达。

他也许要说他发愁的是画得“合适”与否。

于是，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他用“合适”这个看似普通的字眼寓意何在，才能开始理解艺术家的实际追求。

其实作为一个艺术专业的学生，借助于实践的体会比较容易理解这一点。

以拉斐尔的名作《草地上的圣母》为例。

毫无疑问，它是美丽动人的;画面中的人物画得令人赞叹不已，圣母俯视着两个孩子，她的表情使人难以忘怀。

但是，如果看一看拉斐尔为这幅画所作的那些速写稿，我们就开始省悟原来这还不是他用心的地方，在他心目中，这些地方当然要这样画。

他之所以反复尝试着追求的是人物之间的合适的平衡关系。

在左角的速写稿中，他想让圣婴一面回头仰望着他的母亲，一面走开。

他试画了母亲头部的几个不同姿势，以便跟圣婴的活动相呼应。

然后，他决定让圣婴转个方向，仰望着母亲；他又试验另一种方式，这一次加上了小圣约翰，但是让圣婴的脸转向画外。

后来他又作了另一次尝试，并且显然急躁起来，用好几个不同的姿势试画圣婴的头部，在他的速写簿中这样的画页有好几张，他反复探索怎样平衡这三个人物最好。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看最后的定稿，就会发现他最终确实把这幅画画得合适了。

在画面上物物各得其所，而拉斐尔通过努力探索最终获得的姿态与和谐显得那么自然，那么不费力气，几乎未曾引起我们的重视。

而恰恰是这种和谐使圣母更加美丽，使孩子们更加可爱。

观察一位艺术家如此努力地追求合适的平衡是件引人入胜的事;但是，如果我们要问他为什么要这样画、那样改，他也许无法回答。

他不墨守任何成规，只是摸索前进。

我们永远不能预先知道艺术家可能要达到什么效果。

艺术家甚至有可能需要一个尖锐刺耳的音符，如果他正好觉得那样做合适的话。

因为没有任何规则能告诉我们一幅画什么时候才算合适，也就不可能用语言来准确地解释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它是一件伟大作品。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件作品跟其他任何作品都不分上下，也不意味着人们不能讨论趣味问题。

毕竟，讨论能促使我们去看作品，而越看就越能发现以前忽视的地方。

我们的能力会逐渐增长，逐渐感受到历代画家所追求的那种和谐。

我们对那些和谐感受越深，就越能欣赏它们。

有哲人说艺术趣味问题讲不清。

这样说也许不错，然而却不能抹煞趣味可以培养这个事实。

举个生活中的例子，对不常喝茶的人，不同种类的茶喝起来也许完全一样。

但是，如果他们有闲情逸致、有机会去品味那些可能存在的细微差异，就有可能成为地道的“鉴赏家”，他们的知识丰富起来，也必然有助于他们品尝和享受最精美的茶。

当然，艺术趣味跟饮食趣味相比，不知要复杂多少倍。

它还不仅仅是发现各种细微风味的问题，其中还有更多的文化负载。

那些艺术大师毕竟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作品，他们至少有权要求我们设法弄清他们所追求的东西是什么。

重要的是:我们想欣赏那些作品，就必须具有一颗虔诚的心，善于捕捉每一个暗示，感受每一种内在的和谐，特别是要排除的浮华言辞和现成说法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