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方言形成社会因素

试析客家方言形成的社会因素摘要作为由汉族南迁而形成的一个独特群体，客家民族拥有着独特的语言——客家方言。

通过研究客家方言的分布范围和语言特点，了解客家方言形成的社会因素是本文的主要思路。

本文认为客家方言广泛的分布范围和丰富的语言特点，决定了客家方言是由以下社会因素综合作用形成：自然地理因素、地域文化因素、移民因素、民族因素和政治因素。

关键词：客家方言分布范围社会因素中图分类号：h176 文献标识码：a中国客家具有独特的文化、语言、风俗及感情特征，其中尤以它的语言特征——客家方言为主。

虽然客家的先民经过了无数次的南迁和回迁，客家人民在全国范围分布广泛，可是它们的语言基本上是相同或相通的，并以广东的梅县话为其“标准语”。

对于客家方言是在怎样的社会因素影响下形成的，值得我们深深思考。

通过分析客家方言的分布范围和语言特点，本文认为，客家方言形成的社会因素有自然地理因素、地域文化因素、移民因素、民族因素和政治因素五方面。

一客家方言的分布范围当前，客家人的人数已经达到五千多万，在我国各地和世界五大洲都有分布：一方面，在我国境内，主要分布在全国的九大省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其中九大省包括粤、赣、闽、桂、湘、川、黔、海南和台湾。

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由粤北、粤东、闽西和赣南连成一体的地理区域。

在客家方言的北面，主要是闽西和赣南，这也是客家民族的摇篮地。

在客家先民进行南迁的历史中，上犹和崇义东部，兴国和于都南部，赣南的赣县、南康、信丰和大余北部等地区被誉为客家先民从中原到赣南的第一站，而汀州宁化（今福建省宁化县）石壁村则被称为宋元以前客家南迁的中转站。

在客家方言的南面，主要是粤北粤东及闽西赣南的边界，是客家民族活动的中心地带，其中梅州市、大埔等则是明末清初年间客家人南迁的中转站。

客家民族生活的粤闽赣地带有著名的嘉应（梅州）文化，被客家人的先祖视为神圣。

虽然这一带人口现已星散各地，有很多迁至湘、川、桂、黔、琼等省乃至海外各国的客家方言岛，但是他们的口音却基本还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在世界五大洲，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北美、东南亚、欧洲、大洋洲、东非等。

客家人的广泛分布，使得客家方言得到迅速发展，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成为中国各方言中继普通话、粤方言之后的重要方言之一。

二客家方言的特点客家方言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在语音方面，客家方言的语音特点主要体现在声母上。

如古浊塞音和塞擦音声母，它们大都是送气音，不分平仄，如古晓、匣母的合口字，多变读f-等。

其次，在词汇方面，客家方言的词汇特点主要体现在与普通话的词汇差异方面。

如词汇的来源差异，客家方言中一部分古词语在客家方言中被普遍用在日常口语中，而在普通话中却一般用于书面表达或做词素使用，基本不用于日常口语；又如，词义本身的差异，有些是同义异形的，如叫和哭、狗虱和跳蚤等，而有些则是同形异义的，如“古典”一词，在客家方言中指“故事”，而在普通话中则是被古代流传下来的正宗的典范。

最后，在语法方面，包括构词上的差异和其他表述方式的不同两种。

对于构词上的差异，如存在词素次序的不同，紧要和要紧，闹热和热闹等；又如，客家方言的单音名词、量词等较普通话有较多的重叠，且重叠后有“每一”的意思，如刀刀是每一刀的意思，只只是每一个的意思等。

对于其他在表达方式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人称代词的领属格表示法、特殊动名词的搭配、双宾语的不同位置、对不同深浅程度所用形容词的不同表达方式等。

三客家方言形成的社会因素1 自然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环境所特有的地形地貌等结构特点，客观地限制了人们的活动范围，进而相对影响人们的文化形成。

对于客家方言的形成过程，我们不可忽视其特有的民族地理环境所起的重要作用。

前面已经介绍过，粤闽赣是客家人的主要活动中心，因此，我们将重点分析这一三角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对客家方言的形成影响。

粤闽赣三角地区这一自然地理环境的独特地理位置，不仅为客家文化的历史生成提供了成长的空间条件，而且也为其保存地方的浓郁特色和个性提供了有力保证。

粤闽赣三角地区的独特地理特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粤闽赣三角地区是典型的丘陵山地，它具有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是富有地域特色和个性化特征的客家方言形成的有力空间条件。

其次，在粤闽赣三角地区内，存在通往岭南的多种通道，使得赣南、闽西和粤东等地区形成了地理位置上的紧密相连，有利于这个三角区域中人们之间的相互迁移。

最后，粤闽赣三角地区与外界存在着天然的分割，主要是这个大本营内存在着纵横交错的山脉，使得它们北与鄱阳湖流域、南与珠江流域、东与闽南都形成明显的分割。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客家人所处的独特自然地理环境来理解以客家方言为代表的客家文化较少发生变化的原因，客家民族能长期保持强烈自我认同意识的原因，以及客家方言能够快速、稳定发展的原因。

归根结底，客家民族所处的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广袤的山地丘陵地带，与世隔绝），使得客家民族和客家文化以及客家方言能够不受外界周边语言文化环境的影响，呈现一种逐渐稳定、成熟的发展势头。

2 地域文化因素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都离不开地域文化因素的影响，客家方言作为客家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其形成的社会因素当然要考虑地域文化因素的重要作用。

不同的地域拥有不同的地域文化。

原始的客家先民是中原汉人，由于历史上存在的战乱、饥荒等原因，他们开始从中原向长江以南地区进行迁移，到了北宋末年，以前的中原客家先民主要迁至赣南、闽西、粤东等地，形成了粤闽赣的三角集聚区。

从此，其所处的地域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广阔的平原变成偏僻的丘陵山地，其文化也由原先的麦作文化变为盆地稻作文化。

而且由于地域环境的变化，客家人逐渐脱离了与中原汉人的联系，开始与粤闽赣的当地人进行密切往来，形成了不同于古汉语文化的融合粤闽赣地区文化的独特客家方言。

然而，客家方言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和汉语相同或同步的文化现象，因此客家方言也被称为汉语的一种，只是其更具有地方性特色。

如邓晓华先生认为，客家方言存在的与汉语言文化的差异和变化，以及在客家民族内部存在的差异和变化，都是地理区域环境和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

总之，地域文化因素对客家方言的形成起到重要的决定作用，是我们研究客家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3 移民因素由于客家先民是在不断的迁移历史中形成的民族，因此其形成的客家方言也具有了迁移的独特性质。

作为汉语中的一种方言，客家方言是其中的一种重要迁徙性方言。

客家家族起源于定居于中原的汉族，受早年不断发生的由北向南的迁徙影响，形成现在的客家家族和客家方言。

可以说，南迁的性质贯穿于客家人和客家方言发展的整个过程，客家方言的形成史是一部汉族先民进行不断迁徙的流亡史，是在汉族先人的流亡过程中形成的，并于他们定居后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在客家方言的形成过程中，首先起重要作用的是中唐的安史之乱，是这件历史事件引起了江西人民的迁徙，而随后发生的唐末乱世则对人民的迁徙起了催化作用。

同时北方发生的辽、金和蒙古等少数民族的混化，使得北方各地的方言发生重大变更，对于客家方言的发展起到重要影响作用，使其形成一个独立于南北各地语言的系统。

在客家方言的形成过程中，客家祖先首先是在宋朝末年南迁到广东的，其声母系统形成于宋朝末年，且至今也基本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虽然客家方言在其演变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它的整个语言系统构成却基本仍沿用宋朝时候的结构。

在客家方言的界定方面，我们将之理解为汉语言中的一支重要方言，主要是因为其在不断的南迁过程中不断吸收途经各地的词汇和发音，同时其还兼具南北方特色的语言特点。

总体而言，本文认为客家方言是客家人在不断南迁中的历史产物，是客家人不断刻苦耐劳、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的形式体现。

4 家族因素客家人的家族主要以小家庭为单位，且大都生活在偏僻封闭的山区，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正是客家人的这种家族特点，使得客家方言能够在长时间内进行良好的保持。

在偏僻的丘陵山地，客家人较少与外界进行交往，客家方言能够不受周边那些“本地化”人的语言影响，不容易被同化，能够长期保持其独有的特征。

虽然有不被同化的地理优势，但是对于那些受广阔中原文化影响的客家方言，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反同化策略——严格的家庭规仪，即为了增强客家家族内部的凝聚力，保持客家民族的独特特征，客家人在其日常生活中很注意对客家方言的保持，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首先，对下一代，他们时刻注意对他们的语言教育，让他们时刻铭记祖训——“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

其次，对新的家庭成员——新媳妇。

对于那些不是客家人的新媳妇，她们必须学习客家话，且要求婚后第一年或第二年的清明节能用客家话报菜名，如果不能准确报出可以被原谅，而对于第三年仍未能报出菜名的媳妇就要被休回家。

再次，对于外出家庭成员，如远嫁的闺女，她们在回娘家探亲的时候必须说客家方言；又如在外长期打工的其他家庭成员，在他们回家后也要求必须说方言。

最后，对于那些不说客家方言的家族成员，则采取对其责备的方式，对其形成群体压力，迫使他们不敢忘祖宗语言。

客家家族存在的这些严格的家族规仪，在客家方言的演变和保持过程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然而，由于社会的变迁和客家家族成员数量的增加，以及客家家族内部凝聚力的减弱等因素的作用，有些客家家族规仪已经被逐渐抛弃，如对新媳妇必须学习客家话的规定已经随着不断上升的妇女地位而成历史。

5 政治因素相对于其他社会因素，政治因素对客家方言的形成具有相对较小的直接影响因素，主要通过间接作用于其他因素起作用。

在政治因素对客家方言的间接影响方面，试以攸县的政治作用对当地客家方言的影响为例：首先，对于吸引客家人进行迁移方面，政府先采取一些政治措施。

在康熙至乾隆年间，攸县当局推行“增丁不增税”和“摊地入丁”的政策，吸引广东、福建的客家人进行迁徙，这一现象主要记载于《攸县志·田赋附录·回春录》，其具体内容为：“明末兵灾,民窜田荒。

我朝定鼎,招徕开垦,难敷额数”。

其次，随着大量客家人的迁入，攸县出现了严重的土客矛盾，出现了管理客家移民和处理土客关系的问题。

如在嘉庆十五年间，攸县的知县裘行恕曾经就此问题进行如下阐述：“本地人民，非亲即友，偶有雀角，可以理释。

种山人太半闽粤，气类迥分，一有争讼，交构难解”。

最后，在管理客家移民方面，政府主要采取“引而近之”的政策，即通过将客家人进行编辑入册，使他们变成攸县户籍，从而间接推动攸县客家方言的发展。

如在同治版《攸县志·户口·附论》中阐述了对客家的管理，具体内容如下：“窃以为欲化其性、驯其俗，不如引而近之，使其相习于文弱,相耀于甘美，日变月化，而桀骜犷悍不戢而自消也。

”综上所述，攸县的这一系列政治措施，对攸县客家方言的演变和发展起到一定的间接催化作用。

四结语客家方言是客家民族的主要标志，研究客家方言的形成对于了解客家民族的发展、推进客家山区的经济发展，以及客家地区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综合发展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