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后发现代性语境
文学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
文学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在当代文学领域中，文学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是两个备受争议的概念。
文学现代性是指文学作品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所表现出的特征和风格，而后现代主义则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
本文将探讨文学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以及它们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文学现代性的特征文学现代性是在现代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它与现代性的其他领域相互关联。
首先，文学现代性注重个体的主体性和自由。
在过去的传统文学中，作家往往受到宗教、道德或政治的束缚，而在现代社会中，个体的主体性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和发展。
作家们开始表达自己的独特思想和情感，通过文学作品传达个体的体验和观点。
其次，文学现代性强调对现实的关注和批判。
现代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使得人们对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有了更多的关注。
文学作品开始关注社会现象和个体命运，通过对现实的揭示和批判，反映现代社会的多样性和矛盾。
再次，文学现代性追求新颖和创新。
在现代社会中，科技和文化的发展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作家们开始尝试新的写作技巧和形式，挑战传统的文学规范。
他们试图通过创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使作品更加生动和有趣。
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后现代主义是对文学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
它认为现代性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和困境，需要重新思考和反思。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与现代社会的快速变革和信息爆炸有关。
在这个时代，人们面临着信息过载、价值多元和真实性的困扰。
后现代主义试图通过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来寻找新的文学表达方式。
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之一是对大故事的拒绝和小故事的追求。
传统的大故事往往是关于英雄、历史或宏大的命题，而后现代主义更关注个体的小故事和微观的生活经验。
后现代主义作品常常采用碎片化的叙事方式，通过多个视角和时间线来展示复杂的现实。
此外，后现代主义强调对权威和真理的怀疑。
在现代社会中，权威和真理常常被质疑和颠覆。
后现代主义作品试图打破传统的权威结构和真理观念，通过模糊边界和多元视角来探索真理的多样性和相对性。
现代性与中国语境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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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的后发现代性语境
【内容提要】后发现代性是在假定现代性是一种普泛化的、全球性的过程和社会发展性质的情况下,针对并非原发的现代性,也就是受到现代性的影响而兴起的现代性运动而提出的。
后发现代性作为当今中国文学的语境,它成为文学创作的基点,同时也应该作为文学研究的基点。
后发现代性在积极跟进现代性这样一个目标的前提下,也有着不同于原发状态的现代性的特性。
既要承认席卷全球的现代性对于全球所在之处的共同影响力,也要充分考虑到并非原发的现代性对于所在国家文学的特殊影响。
【关键词】现代性后发现代性语境中国文学现代性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系。
它是理解中国近代以来文学所发生的变革的背景,也是影响作家和作品中人物的坐标。
那么如何来认识这种现代性,就成为背景的背景、坐标的坐标,具有研究的出发点层次上的意义。
文学的现代性和社会本身的状况有着密切关联。
从欧美发达国家角度看,中国在自工业革命以来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属于后发的现代性,其现代性是非常不充分的,也和西方意义的现代性有着差异。
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通过现代性这一维度来切人中国的文学问题,另一方面又必须意识到它的特殊性。
这样的现代性不妨称其为后发现代性。
它有着时间上的后发属性,更关键的在于,它在性质方面与西方现代性有着差异。
而对这种差异的揭示,除了有助于理解和阐释具体文本,同时也应成为我们建构文学研究基本框架的出发点。
一、现代性与后发现代性现代性问题已经成为研究文学的重要参照坐标。
这里的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文学描写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关注兴趣和审美追求,当社会和文化的总体已经进入现代性的框架,或者被现代性挪入到它的基本进程之后,那么文学的、审美的意识就不能不受到影响,进而研究文学的眼光也需要有相应位移才能跟进变化的节奏。
现代性作为一个与时代相关的概念,书写了文学的基本背景。
钱中文说:“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规则。
后现代主义批评视角下中国文学的人生底蕴与思维变革
后现代主义批评视角下中国文学的人生底蕴与思维变革近年来，后现代主义批评成为文学研究中的热门话题。
在这个视角下，中国文学的人生底蕴和思维变革备受关注。
本文将从后现代主义批评的角度出发，探讨中国文学在人生观和思维方式上的变革。
一、后现代主义批评的基本理论后现代主义批评是一种对现代主义文学进行反思和批判的文学理论流派。
它强调对现实的怀疑和对权威的拒绝，试图打破传统的文学规范和价值观。
后现代主义批评关注的焦点包括语言的多义性、真实性的可疑性以及个体主义的重要性。
二、中国文学的人生底蕴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就以其独特的人生底蕴而著称。
传统中国文学强调道德伦理、人情关怀和家国情怀，这些价值观贯穿于作品中，给人以深刻的思考和启迪。
然而，随着社会的变革和文化的碰撞，中国文学的人生底蕴也在发生着变化。
在后现代主义批评的视角下，中国文学的人生底蕴趋向多元化和个体化。
作家们开始关注个体的内心体验和情感表达，呈现出更加真实和复杂的人生图景。
他们不再拘泥于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规范，而是更加注重个体的自由和独立思考。
三、中国文学的思维变革思维方式是文学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后现代主义批评的视角下，中国文学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变革。
传统的中国文学注重逻辑思维和条理性，强调对事物的分析和归纳。
而后现代主义文学更加注重感性和直觉，强调对多义性和模糊性的接受和探索。
中国作家开始运用更加自由和开放的思维方式来创作文学作品。
他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题材和形式，而是尝试新的表达方式和创新的结构。
这种思维变革使得中国文学更加多样化和富有创造力，也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和读者的需求。
四、中国文学的挑战与机遇后现代主义批评视角下的中国文学面临着挑战和机遇。
一方面，传统的文学观念和价值观正在被重新审视和颠覆，这给传统文学带来了冲击。
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为中国作家提供了更加自由和开放的创作空间，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中国文学需要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交融中寻找到自己的定位。
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创新与现代性
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创新与现代性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创新与现代性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一页。
在这个时期，中国作家们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接受了现代洋务教育，这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本文将从文学主题的改变、文学形式的创新以及文学思想的转变等方面探讨五四时期中国文学创新与现代性的特点。
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创新首先表现在文学主题的变革上。
传统的中国文学主题主要围绕着家庭、国家和传统价值观展开，而五四时期的作家们开始关注个体和自我。
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表达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和揭示，描写了一些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遭遇和心情。
例如，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以第一人称的方式，生动地描绘了一个精神病人对残酷现实的痛苦抗争，展现出了他对社会不公的痛恨和对进步的追求。
其次，五四时期的文学创新也体现在文学形式的改变上。
五四时期的作家们开始运用现代洋务教育所讲授的修辞技巧和文体，将自己的作品写成了小说、诗歌和散文等不同的文体形式。
他们以小说来表达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运用内心独白的手法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动；以诗歌表现情感和思想，将抒发自我情感和对社会的批判相结合；以散文形式写作，展示个体对社会的思考和理解。
这些文学形式的创新为五四时期的文学带来了新鲜感和活力。
此外，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创新还体现在文学思想的变革上。
五四时期的作家们开始反思传统文化的局限性，主张以科学和民主为指导，提倡人人平等和自由思想。
这种思想的转变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展示了对封建社会和专制主义的批判。
他们通过描写社会不公、贫困和压迫，以及探索人类命运和自我解放等主题来表达对社会现实的思考。
同时，五四时期的作家们运用具体的事例和生动的形象来揭示社会问题，使读者产生强烈的思考冲动。
总的来说，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创新与现代性体现在文学主题的改变、文学形式的创新以及文学思想的转变等方面。
这一时期的作家们积极面对挑战，借鉴西方文化的精华，努力创造了适应时代需求的文学作品，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了一股后现代主义的潮流。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强调对传统观念和现实世界的怀疑，以及对语言和叙事方式的反思。
它打破了传统文学的边界，给予作家更大的创作自由，同时也引发了大量的争议和讨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品之一是莫言的《红高粱家族》。
这部小说以红高粱这一象征性的意象为线索，通过多重叙述的方式，展现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复杂性和残酷性。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多样而复杂，他们的命运被历史和现实所束缚，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超现实主义色彩。
莫言通过对语言的创新和对叙事方式的颠覆，使得小说具有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另一个重要的后现代主义作家是余华。
他的小说《活着》以一个普通农民的命运为主线，通过对生死、痛苦和希望的深入探讨，揭示了人性的脆弱和社会的残酷。
小说中的叙述方式颠覆了传统的线性叙事，通过碎片化的叙述和非线性的时间结构，使得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了时间的流动和生命的无常。
余华的小说语言简洁而富有力量，给人以深深的触动。
除了莫言和余华，中国现代文学中还有许多其他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值得关注。
比如，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通过对女性主义和现代性的思考，以及对语言和叙事方式的创新，展现了一个独特的现代都市生活的图景。
另外，杨绛的《洗澡》通过对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反思，以及对时间和记忆的探索，呈现了一个微妙而复杂的现代人生活的图景。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兴起，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冲击，也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思和呈现。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和挑战，传统的价值观和观念已经不再适应现实。
后现代主义作家通过对语言和叙事方式的创新，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试图找到一种新的表达方式，以及对社会问题的思考。
然而，后现代主义作品也面临着一些争议和批评。
一些人认为，后现代主义作品过于追求形式上的创新，忽视了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使得作品显得空洞和无聊。
另外，由于后现代主义作品常常采用碎片化的叙事和非线性的时间结构，使得读者在阅读时感到困惑和迷茫。
对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诗歌透析论文
对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诗歌透析论文对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诗歌透析论文中国新诗语言政治问题的呈现关于中国新诗语言政治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在白话诗刚出现的时候，胡适面对梅勤庄的指责，就曾经做出了如下回应，即“夫吾之论中国文学，全从中国一方面着想，初不管欧西批评家发何议论”。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新诗的写作方面，在最初就面临着一个世界文学背景的问题。
而新诗语言政治问题的正式提出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汉学家StephenOwen在1990年在其《WhatIsWordPoety？》首次提出了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政治问题，并且指出新诗首先不能够与以唐诗为顶峰的中国古典诗歌相比较，同时由于现代汉语新诗又以后现代文化语境为前提，是西方诗歌影响下的产物，甚至已经不能够被称之为中国文学。
而在1993年，诗人郑敏在其《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②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有几千年诗史的汉语文学在今天没有出现一个得到国际文学公认的大作品、大诗人？”这一问题也激发了“文化激进主义”以及“文化保守主义”的论争。
争论涉及到的内容在今天看来已经没有太多值得商榷的历史价值，这场争论唯一值得关注的就是引发争论的问题本身。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将自身源远流长的古老文明贡献给了世界，但是汉语以及汉语诗歌却无法赢得世界的认同。
这其中涉及到的就是文化政治问题。
文化政治关系到每一个文化群体的自我定位、自我理解以及自我主张，它同时也正在敦促不同的文化属性以及生活在该文化属性之中的人，迎接异族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的挑战，并且为扞卫改进自身的文化以及生活形式而进行斗争。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进行衡量，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诗歌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下，与“后殖民主义”以及“翻译的政治”这些文化批评术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中国的传统诗歌文化传承已经出现了断层，而域外诗歌文化的引入，则使得这一断层不断地加大，以往的写作甚至变成隔世之作，诗人们突然发现自己熟悉的语调已经失声，而新的文化语境下的创作尝试也由于优秀诗人的青黄不接而呈现出“碎影式状态”。
翻译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后现代性-精品文档
翻译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后现代性一翻译文学的冷遇艾略特曾说：“没有哪一个文学能独立于其他的文学而存在。
”翻译文学则是各国、各民族文学间相互汲养的媒介。
中国的翻译文学源远流长。
一直以来，它都是促进中国本土文学事业发展的重要推手。
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的翻译加速了中国民族文学的生成；“五四”运动前后，翻译文学不仅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生成，而且“在进行反清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方面都起过到积极作用”。
然而，中国的翻译文学长期受困于非本土文学和非外国文学的境遇。
虽然民国时期的文学史家们也探讨过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及其对新文学的启迪作用，但却只是昙花一现。
1949年以来，翻译文学一直处于中国文学史遗忘的一隅。
二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的后现代轨迹二战之后，西方文化在经过一次次蜕变之后，也走向了后现代时期。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以其离经叛道的方式解构了现代传统领域。
随后，大量的后现代文学作品出现，大批后现代文论家涌现。
随之，这种思潮开始冲破欧洲，演化为一场国际性的文化艺术思潮。
以西方文化、文学进化历程为鉴，应当先有古典主义，然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继而才会出现后现代主义。
以此为由，中西众多学者断定中国当下不具备孕育后现代主义的土壤。
然而，在当今这个资讯时代，世界经济、文化交流日趋白热化，即使是曾经长期处于文化封闭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后现代的“染指”。
中国文学也不例外。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和文化政策的宽松，后现代主义因子悄悄渗入中国。
以下将从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大众文学（消费文学）中追寻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后现代轨迹。
1 先锋文学――后现代在中国的倪端先锋文学在中国的历史并不长。
1983年诗界关于“新的美学原则”的讨论，标志着中国先锋派诗歌的开端。
其中，以“异端”出现的“非非”诗人，最值得关注。
他们的诗歌发出一种“非崇高的”、“非理性的”的声音；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吸收的法国新小说技巧的创作方式以及他们与文化和语言“断裂”的态度，使他们和他们的诗歌都留有后现代主义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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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的后发现代性语境【内容提要】后发现代性是在假定现代性是一种普泛化的、全球性的过程和社会发展性质的情况下,针对并非原发的现代性,也就是受到现代性的影响而兴起的现代性运动而提出的。
后发现代性作为当今中国文学的语境,它成为文学创作的基点,同时也应该作为文学研究的基点。
后发现代性在积极跟进现代性这样一个目标的前提下,也有着不同于原发状态的现代性的特性。
既要承认席卷全球的现代性对于全球所在之处的共同影响力,也要充分考虑到并非原发的现代性对于所在国家文学的特殊影响。
【关键词】现代性后发现代性语境中国文学现代性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系。
它是理解中国近代以来文学所发生的变革的背景,也是影响作家和作品中人物的坐标。
那么如何来认识这种现代性,就成为背景的背景、坐标的坐标,具有研究的出发点层次上的意义。
文学的现代性和社会本身的状况有着密切关联。
从欧美发达国家角度看,中国在自工业革命以来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属于后发的现代性,其现代性是非常不充分的,也和西方意义的现代性有着差异。
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通过现代性这一维度来切人中国的文学问题,另一方面又必须意识到它的特殊性。
这样的现代性不妨称其为后发现代性。
它有着时间上的后发属性,更关键的在于,它在性质方面与西方现代性有着差异。
而对这种差异的揭示,除了有助于理解和阐释具体文本,同时也应成为我们建构文学研究基本框架的出发点。
一、现代性与后发现代性现代性问题已经成为研究文学的重要参照坐标。
这里的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文学描写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关注兴趣和审美追求,当社会和文化的总体已经进入现代性的框架,或者被现代性挪入到它的基本进程之后,那么文学的、审美的意识就不能不受到影响,进而研究文学的眼光也需要有相应位移才能跟进变化的节奏。
现代性作为一个与时代相关的概念,书写了文学的基本背景。
钱中文说:“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规则。
”可以说,科学和理性是现代性的精神层面的内涵,它是文学所描写的生活的基本框架,也是作家据以观察和描述的基本坐标。
但是,这样一个坐标并不是明确的,至少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也就是说可以有多种不同意义的现代性。
在卡林内斯库的着作中,他提出:“有两种彼此冲突却又相互依存的现代性——一种从社会上讲是进步的、理性的、竞争的、技术的;另一种从文化上讲是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它致力于对前一种现代性的基本价值观念进行非神秘化。
”或许还可以说,前面一种现代性基本上就是韦伯意义上的、可以由数字化来代表的现代性;后面一种则是现代主义美学意义上的、充满了叛逆性和标新立异特色的现代性。
现代性作为歧义丛生的概念,体现了一种矛盾。
就是一方面它是被设计的,在这一设计中当然就会有一种总体的构想,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提出的关于“现代的构想”包括三方面内容:“按学科自身逻辑和规律建立起的客观的科学、普遍通行的道德和法律,以及自足自律的艺术。
”在这种构想中,各个环节都有一种明确目标或指标。
另一方面对它的看待则不可能有基本一致的所谓“科学共同体”意义上的范式。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现代性本身是作为一个时间坐标提出来的,它是代表现在乃至未来一段时期的趋势,可是现代性的狂潮席卷了全球,使本来意义上的时间性就也有了空间的属性。
具体来说,就包括现代性的原发地区和后发地区之间的差异问题。
这种差异和背景因素有关。
后发地区的现代性进程有着追赶先发地区的目标,也就是说,它以先发现代性的地区作为先生,同时也是作为对手乃至敌人。
后发现代性的“后”其实也就有作为前缀的“post-”的意思,它是时间上的后发者,同时也是性质上的继承者和反对者。
在这样的态势下,后发的现代性就不只是时间上的后于前者,而且也是性质上的异于前者。
晚清中国的洋务运动,张之洞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对于现代性的积极认同和追赶,它并不是要达成欧美已经达成的现代化的状貌,而是通过这样的追赶之后,可以与欧美抗衡,并有效地保留传统的体制。
日本在这一进程中,则是把现代性和日本传统的集体主义结合起来,这与欧洲在现代性运动中的个人自由发挥,乃至具有个人主义思潮的状况完全不同。
同样道理,20世纪70年代伊朗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带领民众进行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当时积极推进伊朗的现代化的巴列维国王的统治,实行了一种在西方看来是非常保守的政教合一的国家管理模式。
可是就是这样对于巴列维现代化进程加以否定的转变,也可能与现代性有着关联。
有学者指出:“当代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并非如亨廷顿所说的是对现代性的反动,而是现代性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它与西方之间的冲突,并非‘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不同现代性之间的冲突。
”如果这样的认识不无道理的话,对于后发现代性,就应该在现代性总体状况的审视之外,还要有一种专门的思考,即后发的现代性本身可能具有的一些对于原发现代性的反对因素,也可以作为现代性的一种新的形态来把握,即现代性内部生长出自我否定的因素。
周宪曾经表达一个意思:“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之间紧张的历史。
现代存在迫使它的文化站在自己的对立面。
这种不和谐恰恰是现代性所需要的和谐。
”他主要是说现代性和现代性所依存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引申一下,那么现代性自身是否也可以就有这样的不和谐因素呢?从后发现代性的表现来看,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判断。
那么,这里在明确现代性作为一个庞大叙事的语境产生作用的前提下,为何单独强调后发现代性呢?从总体看,就在于它是现代性的后发者、继承者和反对者这样的多重属性的杂糅;从细节看,则我们切入到具体的如中国文学的研究时,就需要有和欧美文学的不同的审视。
余虹提出:“正如理解西方‘现代’不得不考察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一样,理解中国之‘现代’不能不考察中国式政党实践。
”如果套用对西方文学的分析方法,可能就和实际状况疏离了。
假如我们把后发现代性作为当今中国文学的基本语境,就需要面对一个重要问题,即当今也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为什么不可以把全球化作为基本语境?其实这样的问题是可以提出来的,并且笔者也曾经撰文论析全球化时代文学的新的定位,不过,全球化可以看成是弥漫全球的总的视野,而对于当今中国文学而言,后发现代性应该算是一个更具体的,也是更亟需面对的议题。
我们所见的每一种文化产品,都是在某一地区的文化土壤中生成的,都带有地域文化的痕迹,而在全球化时代,地域特点可能被放大为全球特点。
每一文化就其产生渊源而言,都是一种地域文化,不同文化的地区差异,说到底就是各种地域文化的差异。
在此系列中,由于全球交往的加剧,其中的某一种地域文化(姑且将它看成是地域文化)被放大为全球文化的代表,而其他类项的地域文化依然只是地域文化。
原先它们都只是地域文化时,它们之间互不统属,而在某地域文化被放大为全球文化后,它就成为一个领袖,要率领、支配其他文化了。
对于这种文化的全球化趋势,当我们结合到中国文学进行探究时,采取后发的现代性这样一个切人角度可以说明更具体的问题,而且和全球化的视野并不矛盾。
或许还可以这样来认识,现代性问题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整个国家发生重大变化的中心问题。
从洋务运动的施行,到政体的演变,到教育制度的改革,到对待国际事件的态度等等,都和中国欲图达成现代性有关,这样的基本态势也辐射到文学领域。
而中国的现代性在发生语境上就是一种后发的状态,所以不妨称之为后发现代性。
这样一种视角是动态的,它比笼统地说什么全球化更为确切。
二、后发现代性的文学表征后发现代性作为一个背景事实纳入我们的文学研究视野之后,接下来就可以在此框架中扫描其在文学的具体表现。
那么,至少粗略地看,它有着以下几方面的具体的表征。
(一)趣味的移植文学表达不只是意思的传达,而且也是文学审美趣味的体现。
在后发现代性语境下,就有一个趣味的他者化的问题,即文学所传达的不是作者所在的文化的审美趣味,而是外来文化所规定的趣味。
朱光潜在对比中西不同的悲剧观念时指出两者之间有着完全不同的关于悲剧的理解:中国的剧作家总是喜欢善得善报、恶得恶报的大团圆结尾。
他们不能容忍像伊菲格妮、希波吕托斯或考狄利娅之死这样引起痛感的场面,也不愿触及在他们看来有伤教化的题材。
中国观众看见俄狄浦斯成为自己母亲的丈夫、费德尔对继子怀着私情,或阿德美托斯因父母不愿替代自己去死而怨怒,都一定会感到非常惊讶和不快。
朱光潜所说的事实已经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引起疑虑的只是在于导致所说现象产生的原因。
有人将其归结为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的强大影响力,世俗的丑恶和不幸不能得到化解,只能依靠艺术中的“大团圆”结局得到近似的安慰;而西方的宗教情怀可以使人通过终极的宗教关怀而释怀,世俗的丑陋在宗教的关怀之下已经不能使人受到伤害。
撇开具体的文化差异的原因不论,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事实就是,按照中国传统的艺术惯例,不能有结束时悲剧的收场,而西方的悲剧就必须是这种收场。
处于后发现代性语境的国人,在“看不懂”的同时,无法简单地放弃这样的艺术欣赏,而只能努力调整自己的艺术习惯,并且以能够接受这种相对于中国人来说属于异类的艺术模式为荣。
这里可以见出,趣味移植的背后实际上有着文化上的被殖民因素。
(二)视野的跟从如果说趣味的移植背后体现了一种文化霸权的.话,那么更重要的体现应该算是文学演进视野的跟从。
因为,趣味问题还属于感性的层次,上升到理性层次还有可能对此加以摈除,而研究视野本身已经属理性的,那么这里就有一个我们可能已经失去了加以反省的能力的问题。
鲁迅曾经就中国小说进行过专门研究,他在小说史着述中体会到:“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十一,故于小说仍不详。
”这里是小说史研究的溯源,其关键恐怕不在于外国有小说史,然后中国也依循惯例产生了自己的小说史;真正关键的是中国小说史这样的学科研究本身始于外国学者。
我们知道,研究活动中研究者的视野,是决定学科所研究的基本视野的先决条件,外国学者在研究之前对于该学科的基本认识,属于阐释学意义上的“前理解”,而这个“前理解”又是和相应的文化的和知识的总体结构相关联的,因此,当外国学者在进入到中国文学研究这个特定的领域之后,也就必然地带有他所在文化规定的学术眼光。
这样一种眼光如果作为若干可能的视角的话,应该算是增加了我们看待问题的方法、拓宽了视野,可是由于这里的眼光具有先行的意义,也就是成为了我们进行学术工作时的“前理解”,相当于与人交往中的第一印象,于是后来者的工作不自觉地就会以前面的论述作为基点,而这一基点就是建立在别人视野的框架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