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陶灶的发展与演变

史前陶灶的发展与演变饮食是人类生存的保证，炉灶是生火做饭的基础。

“灶，造也，创造食物也（《释名·释宫室》）。

”作为饮食加工的基本器具，灶诞生于人类的童年时代，陪伴人类走过了漫长的历史进程，也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演变，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件。

旧石器时代灶已经产生，最原始的灶，只是在地上用石头围起的一堆篝火或者挖个浅坑以方便生火、控制火势和烧烤食物。

到了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得到发展，人类发明并广泛使用陶器，陶器最重要的用途之一是用于饮食加工，由此炉灶的功能也随之改进和加强。

在我国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房屋内一般都会发现火塘遗迹，其形状多为圆形浅坑。

火塘升火不但可以照明、取暖，也是加工饮食的场所，将陶罐、陶釜等容器用石块、陶支架支起，就可以进行炊煮活动。

当时不但有火塘式灶，为了生活上的方便，人们还发明了可以移动的灶——陶灶，为史前时代艰涩朴拙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

陶灶的产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需求。

人们在屋内火塘上炊煮，柴草燃烧烟雾弥漫，房屋中必定充斥着呛鼻的烟气，起居生活十分不便，而且火势比较分散，也容易蔓延失火。

陶灶移动方便，使用更自由，可以将炊事活动移至屋外，有效改善居住环境。

使用陶灶加工食物，具有遮挡风雨、火势集中、食物成熟快等种种优点。

比较成熟的陶灶，一般由灶门、烟孔及较为封闭的火塘等几部分构成。

目前，我国已知时代最早的陶灶，出土于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顺山集遗址。

顺山集遗址发现于2008年，是江苏境内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年代约在距今8000年前。

顺山集遗址出土的一件早期陶灶（图1），高约10厘米，形态上类似于一段炉壁，上窄下宽，前面的缺口即为灶口，灶壁较为厚实，其上可以放置陶釜以制作饮食。

这件陶灶虽然结构极为简单原始，但已具备炉灶的基本特性，能够遮挡风尘、聚火升温，与使用石块或陶支架固定器皿进行炊煮有了根本不同，从年代上看，更是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距今六七千年前，在浙江宁绍平原一带的河姆渡文化、黄河下游地区的北辛文化以及豫陕地区的仰韶早期文化中，都曾发现陶灶遗物，使用陶灶的地域范围呈扩大之势。

但是，这时各个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灶数量都十分有限，有的甚至是孤例，这说明，陶灶的实用价值还没有得到广泛普及和认可。

不同区域文化中的陶灶，形制差别也很大，体现出不同的文化传统和设计制作理念。

北辛文化和仰韶早期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陶灶多呈盆形，敞口，腹部开有或方或圆的火门，腹壁分为直腹和鼓腹两种，多素面，腹壁上常见排烟孔洞，近口处有凸出的若干支垫，以承托炊器。

而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灶，形态上与黄河流域的盆形陶灶有很大不同。

1977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中。

于T243号探方第三文化层底部与第四文化层之间，发现一件造型非常奇特的簸箕形陶灶（图2）。

河姆渡遗址第三、四文化层的年代，经碳14测年，大约在距今6000-7000年间。

该灶身长55.5、口宽37厘米，灶的火门略向上翘，外壁两侧各有一半环形大耳，内壁横安有三个粗大的支丁，其中二丁在前、一丁在后，用来支架陶釜，在前的二丁又和外壁的两耳连成一体。

灶底有椭圆形圈足，圈足上有四个镂孔，部分镂孔磨损较甚。

虽然对河姆渡遗址陶灶作为炉灶的基本用途没有异议，但在使用方式上却存在不同看法。

毛昭晰先生认为，它是专为适应航船上使用而设计制作的特殊灶具。

，此观点很有见地。

该灶火门向上倾斜，对清理木柴燃烧后的灰烬显然不大方便，一般情况下不必制作成这样，而如果它是在船上使用，则具有不一样的意义：船在水上行驶时常摇晃，上翘的火门使得炉火不易洒落船内，有利于安全。

另外，陶灶圈足上的四个镂孔有的已经被磨蚀的很厉害，如果是在陆地上使用，不必把陶灶圈足做成这个样子，也不会出现镂孔磨损的情况，但如果它是在船上使用，为防止船体晃动时炉灶倾倒，就需要把灶体固定，其圈足部的镂孔，正可以用来绑扎绳子，日久天长，才会形成镂孔磨蚀的现象。

渔猎是河姆渡人重要的生活来源，乘船捕鱼时，如果使用此类陶灶在船上升火做饭，就可以大大延长在水上停留的时间，从而不断拓展生产生活的空间。

2002年，国家文物局发布《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河姆渡遗址陶灶，以其所具有的重要历史价值和独特文化价值赫然在列，成为受到国家重点监护的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珍贵文物之一，堪称国之瑰宝。

距今六千年左右到距今四千年前，史前陶灶发展进入鼎盛阶段，豫西、晋南、陕东一带，成为陶灶使用最集中、出土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地域，而在其它地区，则罕有陶灶发现，陶灶的使用和分布情况，呈现出明显强化的地域性特征。

分布在黄河中游这一区域的原始文化，前期为仰韶文化，后期为龙山文化，各自又可以划分出多个文化类型。

仰韶文化中晚期时，陶灶的制作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形制由早期盆形发展成为盆鼎状，大多于灶下附加三或四个瓦足，个别为小方足，火门多为方形，普遍较大，上端靠近灶口，下端与灶底相通。

陶釜往往与陶灶相配成套，釜灶组合成为这一时期地域文化的典型器物，在河南陕县庙底沟、陕西华县泉护村、陕西高陵杨官寨、河南三门峡南交口等遗址都有重要发现，如：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出土的红陶釜灶（图3），灶口径29.7、高15.8厘米，身如匝形，前有火门，圆口平底，内壁近口沿处设三个支丁，底部有三矮足，灶口部按压出波浪状的花边装饰。

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出土的灰陶釜灶（图4），灶高20.5、直径31厘米，尖棱方唇，口内侧设三个鸟喙状支丁，灶门四周均有装饰花边，平底，下附三个长方形足，腹部饰横向凹弦纹。

陕西洛川秦家河村出土的红陶釜灶（图5），灶高19.4、口径14.6厘米，灶体为罐形，口部圆形，下置三足，长方形火门，火门下两宽扁形足外撇，通体素面。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大量陶釜灶的出土。

西坡遗址位于河南省灵宝市阳平镇西坡村西北，面积约40万平方米。

2005到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对该遗址仰韶文化墓地的发掘中，出土了10余套完整的釜灶组合，这一重要考古成果为了解仰韶文化中晚期陶灶的使用和发展演变情况，提供了宝贵资料。

西坡遗址M6出土的灰陶釜灶(图6)，灶口径14.6、高19.4厘米，鼓肩，口缘均匀布列三个凸出的支丁，二前足由灶口底部贯通而下，形如略弯曲的鸟兽腿，后足在灶底后端，腿、足均有戳印的小圆圈纹。

西坡遗址M8出土的红陶釜灶(图7)，灶口径13.6、高20厘米，鼓肩，口缘有三个支丁，灶膛为直壁桶形，二前足在灶膛口两侧，后足在灶底后端。

西坡遗址M13出土的红陶釜灶(图8)，灶口径17.8、高21.4厘米，灶口扁平，火门上方附有花边状泥条，口缘设三个支丁，二前足由灶膛两侧贯通而下，后足位于灶底后端，略外撇，通体饰绳纹。

西坡遗址M14出土的红陶釜灶(图9)，灶口径14.4、高18.4厘米，鼓肩，敛口，口缘设三个支丁，膛壁上有3个圆形出烟孔，底部四足，三足在前一足在后，其中二足由灶膛口两侧贯通而下，形如鸟兽腿，并压印出羽状纹，刻出趾形。

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西坡遗址陶釜灶在形制上差异明显，其从早期到晚期的主要演变特征是：陶釜口径逐渐增大，由小于腹径发展到大于腹径，口沿由窄变宽。

陶灶则由灶口两侧向前大幅度斜伸、灶口下装短足的形态，发展到灶口两侧前伸幅度减小、形成弯曲的鸟腿式前足，再到灶口两侧竖直、前足亦竖直的状态。

西坡遗址陶釜灶的发展演变紧密承袭没有缺环，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3300年左右，相当于仰韶文化中期向仰韶文化晚期发展的过渡阶段。

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陶灶在形态上又有了较为显著的变化，一般呈陶釜与陶灶连体的形式。

灶呈筒形，上体微鼓、下部收分，敞口，无底，下部开口为火门，以圆角方形为主，上端近沿处多设有四个出烟孔。

如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灰陶釜灶。

(图10)，口径29.2、通高50.3厘米，釜灶一体，灶腹微外鼓，上部有四个排烟孔，下有灶门，通体饰绳纹。

整体形态上，龙山文化早段陶灶比晚段显得粗胖，另外，这一时期也见有双釜式的釜灶和单把尖底罐形釜灶。

龙山文化晚期，陶灶的数量迅速减少，史前陶灶发展进入了尾声，到了夏商时代，陶灶已非常罕见。

总的来看，我国史前陶灶的使用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的陕晋豫交界地区，表明了陶灶使用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相对局限性。

这种情况的出现，显然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人群的文化传统及生活习俗有关。

在很多史前文化中，多使用鼎类三足容器进行炊事活动，而灶结构复杂，需与釜配合使用，不如鼎使用便利。

到了龙山文化时期，黄河流域鬲、?等空足炊器勃兴，它们具有受火面积大、食物成熟快的特点，其肥大的空足根本不具备和陶灶配合使用的条件。

从另一方面来说，先民通过改进居室结构、设置通风孔等，使火塘灶的利用更为合理。

由于以上种种因素，陶灶的使用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制约。

史前陶灶虽然没有大范围流行，但是其聚温、节能、不易受风雨影响的使用思想却具有重要价值。

从某种角度来看，秦汉时期迅速推广，甚至一直延续至今锅台式炉灶，无疑蕴藏着史前陶灶的形迹，这是社会的发展的结果，也是人们生活经验积累选择的结果。

史前陶灶，虽然大多朴实无华，但透过它们，还是能够让今天的人们触摸到那个久远的时代，体验先民生活的一些方面。

注释：①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

②毛昭晰：《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灶》，《河姆渡文化新论——海峡两岸河姆渡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95-97页，王慕民、管敏义编，海洋出版社，2002年出版。

③《灵宝西坡墓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文物出版社，2010年出版。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 98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