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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沈一石看大明王朝的官商关系-演讲致辞模板
从沈一石看大明王朝的官商关系：公众演讲中国几千年来“官本位”的思想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官员”手中的权力是一种垄断性资源，这种资源可以用来与商人进行交易给我们讲了一个天才商人辉煌时的故事一代丝绸巨商沈一石，在生意场上和政治斗争的旋涡里，练就了一身本领，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来往于官场、商场、情场，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尽显一时之风光古语说得好，得胜于斯，必败于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在沈一石身上，我们看到了商人的智慧、商人的狂妄、商人的霸道、商人的无奈，以及商人在官场斗争中的最后下场沈一石的命运无不与那个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息息相关“当官”不成直接“发财”皇粮从法理上是皇帝的私有财产，要侵犯私有产权从来就不大容易由于皇粮有限，造成官场资源稀缺，官位的稀缺凸显了封建社会官职的高贵这种高贵对于多数谋求当官的人来说，除了光宗耀祖之外，还与发财在一起于是，当官成为一举两得、名利双收的事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当官”与“发财”紧密相关这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皇帝们既没有能力靠一己之力或一家之力打理江山，又必须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统治江山，所以，不得不报出一个有诱惑力的市场价格，以便吸引普天下的“职业经理人”对于许许多多有理想、有抱负却又由于各种原因当不到官的人来说，既然“当官”是和“发财”联在一起的，那么，在当不到官的情况下，直接去“发财”也是一条捷径有一首打油诗说得好：“老天下雪不下雨，下雪之后变成雨，下雪变雨多费事，不如现在就下雨”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爱财之心，人皆有之，只是“道”不同而已皇帝能够“忽悠”天下人才为己所用的一个绝招，就是为广大读书人提供取财之“正道”??当官倘若没有机会走上当官的“正道”，尽管是一大不幸，但如果能退而求其次，通过经商来实现发财的愿望，也是挺好的在从商的路上，中国并不缺乏人才背靠官府好做生意沈一石是中国皇权专制制度下的典型商人他很有商业嗅觉，也很有管理能力；他很会算账，也很懂官场潜规则别看他挥金如土、花天酒地，但不忘在官员面前穿上粗布衣服，以示贫贱；他自己喝凉白开，把最好的茶递给官人喝在以挣钱为唯一目标的前提下，他什么事都想得出来，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敢在官人身上花钱，敢在女人身上花钱在他看来，凭他的智慧和经济实力，在浙江省就没有什么搞不定的事这一点他的确做到了丝绸的出口是宫里直接掌控的国有垄断项目沈一石虽然没有学过经济学，但他知道“一切利润都在垄断之中”的经济学道理所以，他花重金从苏州买下芸娘，专门侍候江南织造局的监正杨公公，当了杨金水的“对食”有了这个靠山，他才能成为江南织造局最大的织造商并且在嘉靖三十七年，江南织造局报司礼监呈奏皇上特赏沈一石六品功名顶戴清朝的官帽是红顶，所以有“红顶商人”一说；在明朝，官帽是黑色的，叫乌纱帽，大概沈一石之流可以被称为“乌纱商人”红也好，黑也好，亦官亦商，总是好做生意中国古代的商人，尽管不在官场混，但他们都知道“天子”与“天下”的悖论所以，他们往往会把商业智慧用到最不应该也是最应该的地方去，这就是勾结官府，权钱交易不论是生存也好，还是发展也好，舍此别无做大做强的机会商人们都深知两条规则：在商言商，千万不要与皇权作对，此其一；皇恩浩荡，粘上了就是巨额利润，此其二事实上，对于多数商人来说，皇恩往往是通过各级官员的“跑冒滴漏”，间接地流入民间的所以，为商之人都知道，没有官府的帮衬，生意根本就无法做强做大中国几千年来“官本位”的思想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皇权统治最终离不开官员，官员是统治的手段而被作为手段的“官员”，也知道手中的权力是一种垄断性资源，这种资源是可以用来与商人进行交易的，它不是经商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并能得到丰厚的收益商人，官场之争的受害者帝王们都知道，官商勾结的后果是把“皇家私有”变成“官家私有”，从本质上讲，是把社会财富从一家之“国有”变成千百家之“官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宫廷之争也好，官场之争也好，都可以说是国家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斗争中国的帝王为了稳固自己的“天下”，一面坚决让有钱的商人没有社会地位，一面想法子抄官员的家这也是“天子”们的政治智慧然而，最后他剩下了什么呢？在承受官府的盘剥加上自己的无度挥霍之后，净资产已经所剩不多于是，他把最后的流动资金都用于买粮，作最后一次豪赌，打算发一笔天灾人祸之财??借助官府的力量，低价收购灾民的土地但因海瑞生扛硬顶，情况发生突变他只好把用于买地的100多船粮食“奉旨赈灾”，最后血本无归沈一石被迫走上了绝路，于是点上一把冬天里的火，把自己送上了西天当然，他没有忘记把所有的经营账册拷贝了一份，分两个渠道送给了官府和朝廷，最终以自己的死点燃了烧向浙江官场更大的一把火把官员烧得鸡飞狗跳，诚如他给高官的信中所言“沈某先行一步，俟诸公锒铛于九泉，此日不远”沈一石在他留给杨公公、郑泌昌、何茂才的信中写道：“我大明拥有四海，倘使朝廷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各级官员清廉自守，开丝绸、瓷器、茶叶通商之路，仅此三项即可富甲天下，何至于今日之国库亏空！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便掠之于商沈某今日之结局皆意料中事然以沈某数十年备受盘剥所剩之家财，果能填国库之亏空否？”。
明朝那些事儿描写官商勾结
明朝那些事儿描写官商勾结
当时的番禺县（今广州番禺区）县令叫道同，是一个很清廉的官员，由于执法严厉，与当地的土豪劣绅发生了矛盾。
这些土豪吃了亏又拿道同没办法，便拉拢朱亮祖，希望他为自己出头。
头脑简单的朱亮祖收了好处，居然就答应了。
此后，朱亮祖多次与道同发生矛盾，干涉道同的正常执法，还派黑社会暗中设伏，打了道同一顿。
但道同并未屈服，与朱亮祖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双方矛盾一步步升级，终于达到顶点。
道同抓住了恶霸罗氏兄弟，朱亮祖竟敢动用军队包围县衙，强行将人犯给抢了出来。
并且还向皇帝上本，弹劾道同一大堆罪状。
道同终于忍无可忍，也随后向皇帝递送奏章说明情况，但他忘记了朱亮祖有他不具备的优势——快马。
道同派人送奏章的马是驿站的马，而朱亮祖使用的是军马，朱亮祖也料到道同会告状，于是他派人挑最好的马，飞快的赶到京城，狠狠地告了道同一状。
朱元璋是个头脑容易发热的人，一看了朱亮祖的告状信，就立马派人去斩杀道同。
就在朱元璋发出命令后不久，道同的奏章就到了，朱元璋一对照就发现了问题，连忙派人去追，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朱亮祖就这样杀掉了道同。
道同为官清廉，家里没有钱，他死前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母亲无人供养，便委托好友赡养他的母亲，然后从容就死。
他被杀时，无数百姓前来送行。
公道自在人心。
朱亮祖得意洋洋，自己终于斗倒了道同，他和那些土豪恶霸可以高枕无忧了。
话虽如此，但朱亮祖仍然有些不安，他跟随朱元璋打过仗，深知此人要么不做，要么做绝的性格。
不过道同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知县，而自己却是开国大将，御封侯爵，想来朱元璋不会为了一个芝麻官对自己下手的。
权臣的游戏——《大明王朝1566》书评
与《大明王朝1566》初识，缘于一个酷爱此剧的朋友，这部电视剧他不知看了多少遍，且常看常新，这勾起我极大的好奇，查阅后方知，编剧刘和平著有同名图书，史学界对此书的评价也十分积极：“将王权主义写到骨头里去了”“本书作者对历史的诠释已经达到历史学研究的前沿”“作品是高品位文化之作，表现出作者的大器局，胸有丘壑”。
故事起于嘉靖三十九年的一个冬天，一冬无雪，来年必定虫蝗大作，饥荒临头。
司礼监太监冯宝杖死钦天监监正周云逸，一个小小的周云逸本无足挂齿，此事却偏在朝廷掀起狂风，在权臣当道的朝堂，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一场风云突变的政治斗争。
此时皇帝嘉靖已经迁居玉熙宫精舍中二十余年，潜心修道，从此再不上朝。
但是朝局中的大事小事，他却无所不知，但凡有国事需议论者，内阁大臣、司礼监秉笔太监等群臣便来到精舍进行禀报和议论。
每每这时，经常有激烈冲突。
那时候，严嵩、严世蕃父子为首的严党权倾朝野，而嘉靖的儿子裕王一党清流徐阶、高拱、张居正等则一直伺机扳倒严党，并随着浙江改稻为桑的国策施行引起一系列斗争，倒严时机逐渐成熟。
刘和平是讲故事的好手，他所塑造的人物羽翼丰满，从不是脸谱化写人物，并不因严嵩是奸臣就永远大奸大恶，不因海瑞是敢于直谏的忠臣就完美□编辑/苗与《大明王朝1566》系知名剧作家刘和平的作品，刘和平饱读史书，编有《甲申祭》《沧海百年》等著作。
《大明王朝1566》讲述的是明嘉靖年间，贪墨横行，严嵩一党权倾朝野，皇帝嘉靖则练道修玄二十载，官场商场波诡云谲，国家内忧外患，在此情形下，嘉靖、海瑞、严嵩、严世蕃、高拱、张居正、胡宗宪、戚继光、李时珍等历史人物之间所发生的错综复杂的故事……权臣的游戏——《大明王朝1566》书评无瑕，在这个故事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他们并不是简单的好或者坏就可一言蔽之的，也不是作者笔下为了推动剧情发展而刻意安排的提线木偶。
读史使人明智，读基于史实的演绎历史小说，同样使人收获颇丰。
司礼监的“老祖宗”吕芳，教导去裕王府求生路的冯宝要三思的理论，经常见用于当今的生活当中。
《大明王朝1566》：在史册里,在人心里
《大明王朝1566》：在史册里，在人心里（本文刊载于澎湃新闻「有戏」栏目）（后台回复「书林斋」可查看文章集锦）二零零三年，某中央政治局常委到海南视察时专程拜访了海瑞墓，在参观海瑞墓的时候他说：「海瑞的精神今天仍然深深地感染着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来海南一定要到海瑞墓看看。
」二零零四年，张黎和刘和平在一起做一个历史剧本子《曾国藩》，当时已经做了十七集，第一集就是琦善去审林则徐说他贪名，明眼人都知道这样写是几乎播出不了的，事实上他们也确实只是图个自己开心。
后来实在没钱吃饭的时候，海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松林找上了他们。
二零零五年三月，刘和平开始创作海瑞题材的相关作品，他把嘉靖和海瑞的像挂了起来，每天写作之前先给这两位焚香叩拜。
二零零六年三月，电视剧开机。
关机前一天，横店暴雨，很多人档期都到期了，但大家都还在等最后一场戏的到来。
刘和平远在北京，决定去嘉靖帝的永陵拜祭，香一点，跪在那，横店那边立刻就雨过天晴，等最后一场戏拍完后，雷阵雨又来了。
二零零七年一月，这部剧在湖南台播出。
当时的湖南电视台台长欧阳常林亲自为这部剧的片尾曲谱词，整个湖南台都对该剧寄予了厚望。
然而事与愿违，该剧最后的收视率「惨不忍睹」，待该年湖南台出品的《恰同学少年》和《血色湘西》全部播出后，湘剧的黄金年代业已告终。
但放眼湘剧乃至于整个国产历史剧里，刘和平和张黎合作的这部剧都可以算得上是前无古人，也许它还将后无来者。
《大明王朝1566》。
一谁在书写明朝？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中国历史几千年，周秦汉唐宋，时间线进展到明朝时，整个政治体系已经非常完备，明朝的皇帝吸取了历代王朝灭亡的经验，罢黜了丞相的职位，规定了后宫和外戚的权力，牢牢把宦官把握在自己手中。
可以说此时权臣、外戚和宦官所带来的威慑力已经荡然无存。
因此研究明朝，本身就相当于在研究中国政治体制的成熟形态。
从中可以更明朗地发现其先进的所在和固有的矛盾。
同时，明朝的史料之丰富是其它朝代无法比拟的。
从沈一石看大明王朝的官商关系
从沈一石看大明王朝的官商关系中国几千年来“官本位”的思想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官员”手中的权力是一种垄断性资源，这种资源可以用来与商人进行交易给我们讲了一个天才商人辉煌时的故事。
一代丝绸巨商沈一石，在生意场上和政治斗争的旋涡里，练就了一身本领，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来往于官场、商场、情场，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尽显一时之风光。
古语说得好，得胜于斯，必败于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在沈一石身上，我们看到了商人的智慧、商人的狂妄、商人的霸道、商人的无奈，以及商人在官场斗争中的最后下场。
沈一石的命运无不与那个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息息相关。
“当官”不成直接“发财”皇粮从法理上是皇帝的私有财产，要侵犯私有产权从来就不大容易。
由于皇粮有限，造成官场资源稀缺，官位的稀缺凸显了封建社会官职的高贵。
这种高贵对于多数谋求当官的人来说，除了光宗耀祖之外，还与发财联系在一起。
于是，当官成为一举两得、名利双收的事。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当官”与“发财”紧密相关。
这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皇帝们既没有能力靠一己之力或一家之力打理江山，又必须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统治江山，所以，不得不报出一个有诱惑力的市场价格，以便吸引普天下的“职业经理人”。
对于许许多多有理想、有抱负却又由于各种原因当不到官的人来说，既然“当官”是和“发财”联在一起的，那么，在当不到官的情况下，直接去“发财”也是一条捷径。
有一首打油诗说得好：“老天下雪不下雨，下雪之后变成雨，下雪变雨多费事，不如现在就下雨。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爱财之心，人皆有之，只是“道”不同而已。
皇帝能够“忽悠”天下人才为己所用的一个绝招，就是为广大读书人提供取财之“正道”??当官。
倘若没有机会走上当官的“正道”，尽管是一大不幸，但如果能退而求其次，通过经商来实现发财的愿望，也是挺好的。
在从商的路上，中国并不缺乏人才。
背靠官府好做生意沈一石是中国皇权专制制度下的典型商人。
他很有商业嗅觉，也很有管理能力；他很会算账，也很懂官场潜规则。
《大明王朝1566》的权谋更深刻讲解
《大明王朝1566》的权谋更深刻看不懂《大明王朝》的人，不要说自己懂人际，知权谋。
《大明王朝》的政治智慧比高超无比。
我已经看过四五次《大明王朝》，每一次看，都会有全新的收获，如果真的要研究这部剧，无论是外在的其艺术价值，还是内在的权谋智慧，都是难以用一篇两篇文章来总结的。
这是一部前无古人的杰作。
再来看《大明王朝》，每一集，每一幕，每一个场景，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和微表情，每一句话，甚至是走路的姿态，都可谓是处处玄妙，字字珠玑，然而最终的逻辑，却不是你拿个法典或者算盘就可以推演出来的。
人家直接就告诉你，有些体制，有些文化，有些历史，有些传统，有些政治，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就叫周而复始，兴衰不灭的BUG，你百姓没办法，百官没办法，清流没办法，奸佞没办法，皇帝也没办法。
《大明王朝》讲的是千年封建政治文化背景下，一群古人，在一个畸形变态的体制下，靠着最高的集体智慧以及明暗契约，试图在千疮百孔的体制面前力挽狂澜，最终都成为牺牲品的闹剧，极品悲剧。
《大明王朝》展示的是天界的神到人，再到人精的结果，讲的是东方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中国，有《三国》、《水浒》、《红楼》、《雍正王朝》、《天下粮仓》、《走向共和》、《忠诚》、《尘埃落定》、《甄嬛传》、《威胁》、《鹿鼎记》等一系列非常优秀或者被脑残粉们定义为优秀的，反映政治权谋的艺术作品，而《大明王朝》堪称前无古人之极品，可以说从艺术上技术上，艺术外表和思想内在各方面吸收了前面所有优秀作品的一切精华。
在这里，不多分析《纸牌屋》，只是圈点一下《大明王朝》的精妙之处。
1. 剧情结构一开始就丢出来一个大麻烦——国库没钱了。
关于这大麻烦，还是有一系列铺垫的，先是太监打死忠良，然后是太监内部撕逼，然后是内阁大臣们撕逼，一撕就向观众展现了不同的人物技能属性。
然后从紫禁城里面的阁老宰相，到千里之外的封疆大吏，从市舶司太监，到江浙商人，大家都故作淡定，一本正经地来合理化这个问题，解决办法就是——宁愿自己牺牲，也要精心保护着幕后的罪魁祸首。
大明王朝1566
《大明王朝1566》中的经典台词吕芳把冻僵的冯保拖到炕上，冯保向干爹认错。
吕芳埋怨道“跟了我这么多年了，说过多少次了，牛教三遍也会撇绳了。
瞧你那嚣张气，为了往上爬，二十九打死了周云逸，今儿又抢着去报祥瑞。
我不计较你，可宫里这么多人能不记恨吗？还有周云逸那么多同僚，还有裕王，要找死也不是你这么个找法。
”冯保知道要把自己送到裕王府，以为末日到了，吕芳到底是跟过嘉靖这么多年的，出口成章“两句话你要记住，一句是文官们说的‘做官要三思’，什么叫三思，三思就是思危、思退、思变。
知道了危险就能躲开危险，这就叫思危；躲到人家都不注意到你的地方，这就叫思退；退了下来就有了机会，再慢慢看、慢慢想，自己以前哪儿错了，往后该怎么做，这就叫思变。
我再教你武官们说的那一句‘置之死地而后生’，看我大明朝的气数，这皇位迟早有一天是裕王的，到了那一天你才真是个死呢。
我现在以皇上的名义，派你到裕王府作皇孙的大伴，你要夹着尾巴，真正让裕王和他府里的人重新看待你，如果真有裕王入主大内的那一天，干爹这条老命还得靠你。
”——特别口语话的语言。
却是人生经验的真谛！超喜欢扮演吕芳的这个演员的演技。
把真理总不经意的娓娓道来。
还有一个场景印象深刻：杨进水进京后捶着吕方的腿：“这几年不见，干爹见老了”吕方：“过一天算一天吧”这句话倒不经典，只是说话的口气非常生活化！感觉很真，不是演戏。
胡汝贞斥责马宁远道：“平时叫你读读《左传通鉴》，你不以为然；我叫你读一读王阳明的书，你更是不以为然，还说什么半部《论语》可治天下。
现在我问你，孔子说的‘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什么本意？孔子是告诉世人，做事时不问可不可能，但问应不应该。
毁堤淹田，伤天害理，上误国家，下害百姓。
这也叫知不可为而为之？”——相信大部分人对这句话的理解都跟马宁远一样，虽然本人没查过别的工具书，但我也更认同老胡的解释。
以前也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看了这一集，狂汗！马宁远执迷不悟，部堂感慨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天下事坏就坏在这里。
《互洽共生——明代商人、商业与国家体制关系探研》介评
‘互洽共生 明代商人㊁商业与国家体制关系探研“介评梁曼容 田宗莹[摘 要]明代商品经济因其在无根本性变化的帝制结构下繁荣发展,商人阶层以及商业资本的积累㊁流向与转化,在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学范式指导下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㊂虽然一些学者的研究否定明代中国萌发资本主义的可能,但其研究成果或多或少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未能完全摆脱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学范畴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常文相助理研究员所著‘互洽共生 明代商人㊁商业与国家体制关系探研“一书,以赵轶峰先生的 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为理论指导,聚焦明代商人与商业,展开对明代商业政策㊁商税征收㊁商人的法权地位以及官商合作的具体考察,提出明代商业与帝制体系互洽共生的观点,展示了明代商人㊁商业研究的新视野㊂[关键词]明代;商业;帝制;互洽共生;帝制农商社会[作者简介]梁曼容(1983-),女,历史学博士,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田宗莹(1995 ),女,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延安716000)㊂明史研究的青年学者常文相,在其博士论文前半部分基础上,整理修改而成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互洽共生 明代商人㊁商业与国家体制关系探研“(下文简称‘互洽共生“)于2019年5月正式出版㊂该书在重新思考前人研究成果,重新梳理明代商业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将明代商人㊁商业作为研究中心,从商业的制度框架和社会环境着眼,正面论说其自身的演变脉络,提出明代帝制体系与商品经济结构之间,可以达成一种共生并荣的历史演进态势,且因呈现较高商业化发展前景故可衍化出一种更具深入推演可能的帝制农商社会㊂①该书史料扎实,脉络清晰,视角新颖而又见解深刻㊂本文从中国古代史研究新话语体系的建构谈起,简要介绍全书的章节内容,进而总结该书的独到之处,最后提出相关问题之思考㊂一㊁新话语体系下的明代商人㊁商业探研‘互洽共生“一书所探讨的商人㊁商业与既有国家社会体制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实是近代以来常常受到众多中外历史学家关注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解读也是重新理解国内外学术界多年来反复争论却难以达成共识的一些话题的关键所在㊂①近年来,国内外明史学界的诸多学者已达成基本共识,明代商业发达,商品经济繁荣,商人已成为国家和社会体系中的重要力量㊂但在明代社会变化真实面貌的呈现及其总体特征㊁演进趋势的阐释方面,学界迄今仍充满歧义㊂对此,该书做出进一步澄清和探讨,其新视角带来新阐释,有助于推动明代商人与商业的进一步研究㊂明清时期商人与商业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国内兴起的 资本主义萌芽”大讨论学术背景下,一直作为该问题的重要相关项来展开讨论㊂②众多学者研究的基本取向,以西方式 现代”社会为标准模式,③从明清中国社会中寻找与之相契合的要素,进而判断明清时期的社会特征及演进趋势㊂其本质是 比较”意识先行的研究,不能充分关注中国历史实际情况和自身发展演进的脉络,是在西方现代化发展的程式之下进行的研究,故而始终无法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㊂赵轶峰先生曾在‘明代中国历史趋势:帝制农商社会“一文中将20世纪以来渗透于明清历史分析的预设性的思维取向概括为: 封建社会”自我否定模式㊁ 资本主义”发生学障碍模式㊁西方中心主义㊁ 现代性”崇拜观念㊁线性 进步”史观㊁经济决定论㊁社会形态单体孕育观等㊂上述分析模式的基本观念皆牵连于以西方现代社会为参照尺度,探索中国明清社会的研究意识㊂④这是该书力图反思和超越的问题㊂近年来,中国史学界从中国历史实际情况出发,对历史时期的国家㊁社会㊁文化总体形态特征进行了诸多探索,显示出当今史学工作者力求建构新话语体系和思考途径的努力㊂例如,林文勋先生以中唐以来崛起的 富民”阶层为出发点,认为宋元明清社会是 富民社会”;葛金芳先生以宋以降中国江南社会为考察核心,提出 农商社会”说;李治安先生以富民㊁农商和南北整合为核心,认为中古以来的中国历史是若干次南北差异博弈整合的结果;黎虎先生以中国历史为实际准绳,以中国本土固有词语概念进行表述,提出符合于中国历史实际的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学科体系:第一时代为无君时代的 群聚”社会,简称 无君群聚”社会(太古至夏以前);第二时代为王权体制下的 众庶”社会,简称 王权众庶”社会(夏商西周至战国时期);第三时代为皇权体制下的 吏民”社会,简称 皇权①②自20世纪初新史学兴起以来,中国在与外部世界全面对接之前自身历史推演方向如何,是学界反复研讨和争论的话题㊂参见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北京:生活㊃读书㊃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㊃续编“,北京:生活㊃读书㊃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㊂转引自常文相:‘互洽共生 明代商人㊁商业与国家体制关系探研“,第页㊂吏民”社会(秦至清)㊂①此外,相关提法还有,宗法地主专制社会㊁以血缘关系和地缘性的农村公社为基础的宗法等级社会㊁选举社会㊁官僚制社会㊁国家体制式社会㊁郡县制社会㊁皇权官僚专制社会㊁皇权专制社会等等㊂在众多建构中国古代史新话语体系的论说中,赵轶峰先生提出 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㊂首先, 帝制农商社会”是以中国历史为主体 对明清时期国家㊁社会㊁文化总体形态的一种概括”,②其根本问题为明清中国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趋势,应被看做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㊂其次,帝制的内在逻辑,既包含皇帝 官僚 郡县体制对社会的强控制,又包含农商混合经济的展开㊂中国帝制时代为保持社会的平衡和持续性,所制定的农商政策终将基于一个核心: 在控制商业带来的流动性对农业社会的冲击与从商业中获取较大收益之间维持一种平衡㊂”③该核心正是中国历史发展至明清时期呈现出的独特性征和演进倾向㊂最后,明清 帝制农商社会”说主张帝制体系下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家权力架构间能够演生成一种自洽格局,商人㊁商业构成当时国家社会体制的内在要素,彼此具有相当程度的契合性,且居于优势地位的士㊁商两阶层日益融合并引导社会权力渐次向绅商共同支配结构演变㊂④明清时代这种商业与帝制耦合的复杂局面, 在社会经济基础趋于市场化的意义上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一致,但在社会权力支配关系的意义上却与西方迥然不同”,⑤中国历史的发展演变与近代西欧的发展演变并未进入同一轨道㊂‘互洽共生“一书正是以 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为理论建构进行的实证考察,全书从明代中国史实出发,引用多种史料,聚焦 明代商人㊁商业与帝制体系的关系为何”这一问题,最终论证认为,在明代帝制农商社会下,农业与商业并驾齐驱,二者共同维护明代社会结构的稳定,形成互洽格局,且因商品货币经济的持续发展繁荣,社会结构有进一步向着商业化推演的可能㊂二㊁明代商人与商业研究新成果正是基于上述新话语体系的建构,‘互洽共生“一书体现出较鲜明的创新精神,作者自言该书的研究意义在于推动学界 建构一种更为合理的中国历史叙述体系”㊂⑥本书除去绪论和结论外,正文共四章,合计32万字㊂绪论对本书所论问题的提出㊁相关研究㊁研究意义与内容框架进行了详细①②③④参见林文勋:‘宋元明清 富民社会”说论要“,‘求是学刊“2015年第2期;柳平生㊁葛金芳:‘ 农商社会”的经济分析及历史论证“,‘求是学刊“2015年第2期;李治安:‘多维度诠释中国古代史 以富民㊁农商与南北整合为重点“,‘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6年第4期;黎虎:‘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 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文史哲“2020年第1期㊂赵轶峰:‘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论纲“,‘古代文明“2011年第3期㊂赵轶峰:‘中国帝制时代的权力与财富(本书序)“,常文相:‘互洽共生 明代商人㊁商业与国家体制关系探研“,第4页㊂参见赵轶峰:‘明代中国历史趋势:帝制农商社会“,‘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明清商业与帝制体系关系论纲“,‘古代文明“年第期;‘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明清帝制农商社会“,‘中国史研究“年第期等㊂阐述㊂一至四章各有侧重,关注明代商业结构的不同侧面,从中国历史自身演进视角对明代史实进行重新检审,以纠正明代商业的传统观点㊂结论部分是对全书观点的总论,结合各侧面的推演提出明代商人㊁商业与帝制国家体系基本关系为 互洽共生”,即双方达成一种并行向前的演进态势㊂第一章 明代的商业政策”,宏观论述明代商业政策演变的三个阶段及其特征㊂一是通过对‘明太祖实录“‘御制大诰“‘大明律“等古籍文献中有关明初商业政策史料的详细梳理,关注明太祖对商人的态度,提出颠覆明代 抑商”观念的新观点㊂作者认为:第一,国初太祖出于重建社会秩序㊁恢复农业生产㊁增加财政税收的考虑而提出的 厚本重农”政策,并非刻意针对商人群体,抑制商业发展;为加强政府对基层各类民众特别是闲散无业之辈的控制,而严格审核行踪无着的商人群体当在情理之中㊂第二,事实上明太祖认可商人为庶民中的一员,商业也为 本业”㊂故而,朱元璋能够在维护商人利益和公平交易的原则下,建立健全了商贸制度法规,为后世商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㊂第三,被众史家批判的 海禁”政策,并非明政府执意阻绝对外交往,更非长远国策,此政策的出台缘于倭寇不断侵扰和中日交涉失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维护国家与民生安全之国策㊂最后,作者认为应当结合政策制定的时代背景,重新审视明太祖的农商观㊂二是从‘明史㊃食货志“‘明会典“等史料看永乐到万历中期的商业管理及税收政策的演变,重点关注 宝钞行用后,明代榷商大体经历了以收钞为主到钱钞兼半再到广泛收银的变化过程”,提出此与 当时社会正在发生的货币白银化及其影响下的国家财政体制由实物中心向货币中心转化的历史趋势恰相吻合”的观点㊂由此,作者指出 明代帝制体系较大程度容纳了商品货币经济,能够与商业繁荣契合并行”㊂①三是不局限于传统史部文献归纳总结,广泛运用集部及各体例史料进行反证㊂作者通过对文人文集㊁地方志中士大夫群体大量建言体恤商民奏疏的整理,从侧面证明广派税使㊁强佥商役和苛征官木等压榨商人的现象并非国家商业政策的基本导向,是皇权滥用所致㊂总之,正如书中所言: 明代商业管理较为全面完善,商税税率税额整体偏低,国家体制较大程度容纳了商品货币经济,彼此表现出一种内在互适性㊂”②第二章 明代士大夫对商税征收的认识”,探讨了掌握明代国家社会管理权和话语权的士大夫阶层对商税征收的认识与表现,本章亦分为三节㊂第一㊁二节按照时间顺序,作者整理归纳了各丛书㊁文人文集㊁墓志碑刻㊁方志史料中记载的士大夫阶层对关市征商的基本看法㊂明代士大夫普遍征商具有 适当调节农商关系以均平赋役”的社会职能;③他们提倡商民一体同视㊁爱商养民,批评肆意勒索㊁机构冗迭等病商弊政并发表诸多加强榷政监管及施惠商民的言论㊂第三节主要讨论了士大夫着眼于为扭转病商苛政的局面,对商税价值功用的思考与征缴方式的探索㊂明代士大夫们能够正视商税资国济民之价值,调整商税征缴方式,致使商税逐渐成为政府可以凭依的得力税源之一㊂书中谈及明中后期人张居正㊁汪道昆及明末清初王夫之㊁黄宗羲㊁王源等思想家对农商关系的常文相:‘互洽共生 明代商人㊁商业与国家体制关系探研“,第页㊂反思,揭示这一阶层能够 正视商税足国裕民的合理意义,阐发出 惠商佐国’ 农商交重’ 工商皆本’等折射时代含义的新观念”㊂①由此可见,明代商业思想是中国历史自身演变的结果,与西方商业思想有着明显不同,中西方历史并未在同一轨道上运行㊂明代政府为帝制体系下商人㊁商业的充分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国家㊁商人㊁农民三者之间仍具有共生并荣的广阔前景㊂第三章 明代商人的法权地位”,作者把目光转向商人群体,寓意从商人的法律权利与地位角度分析明代商人与国家体制之间的关系㊂首先,作者按照时间顺序考察明代法律规范下商人的权利与地位㊂书中指出,明初太祖秉承加强社会控制的施政方针推行服饰规定与路引制度,虽对商人的权利造成了不利影响,但长远来看,并没有一味 抑商”的含义在其中㊂随着社会稳定㊁生产力恢复,朝廷相继颁行的‘大明律“‘皇明条法事类纂“和‘明会典“等法律典章制定并完善了关于商业行为规范㊁维护市场秩序的律例条文,用以保护商人合法权益不受侵犯㊂在嘉靖以来的方志笔记史料中,如‘嘉定县志“‘贤博编“‘见闻杂记“等,有不少提醒官民警惕奸牙骗害的言论,这也可侧面证明国家立法之意在保护商人的正当权益㊂其次,作者还关注到商人入学应考问题㊂从商人群体因籍贯限制无法参加科考到万历时期科举应试中 商籍”的确立,反映出 当时开放程度和层级流动渐趋增强的社会结构中商人地位的提高与影响的扩大”㊂②此外,作者还运用明末苏州工商业碑刻中九方涉及商事诉讼的禁约碑,以及崇祯末年广州判牍专集‘盟水斋存牍“中上百起有关商事诉讼的案例两大类史料,分别进行深入分析㊂明代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商事诉讼的概貌,表现为在司法实践当中商人的法律地位与庶民平等㊂明代商人的法权地位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明代商人与国家体制之间的关系,因此, 国家权力是将他们与其他庶民一样同等含纳在帝制体系之内,二者不构成本质上的对立冲突”㊂③第四章 明代国家同商人的合作”,作为全书正文的最后一部分,作者重点讨论官与商的合作㊂通过论述二者之间相互依赖㊁互惠共利经济合作关系的形成,作者进一步证实官与商㊁国与商在帝制体系下互洽共生的历史演进态势,其中与明代国家经济运作及边务管理紧密联系的盐政与茶法是作者探究官商合作的重点㊂第一,洪武年间开中盐制的实行推动了官商合作架构的确立,开中法是在政府与商人间双向选择的基础上开展,故而明代官商 结成一种经济上的互利合作关系”㊂虽终明一代盐政实施曾多次进行平衡商人内部及官商间利益的调整,但始终体现着国家经济与商人财力之间 通过盐业利益的共享和分配实现长期协同并存的发展态势”, 并未打破此前形成的官商合作基本格局”,这与士大夫的官商合作主张息息相关㊂④第二,茶法运行中的官商合作面貌与盐法运行的情形大致相似, 在国家的组织管理下也显示出官商互惠协作的意味”㊂⑤第三,明代的官①②常文相:‘互洽共生 明代商人㊁商业与国家体制关系探研“,第24页㊂常文相:‘互洽共生 明代商人㊁商业与国家体制关系探研“,第174页㊂常文相:‘互洽共生 明代商人㊁商业与国家体制关系探研“,第页㊂商合作机制还包括 为实边㊁佐军㊁赈饥㊁营造而采取的召商买办方面”①㊂第四,士大夫阶层能够充分认识到国与商为一命相连的共同体,积极主张官商合作,他们体恤商苦,照顾商利,推动官商经济合作关系的进一步深化㊂②总之, 明代政府依靠官商合作方式,有效完成了部分国防军备建设和财政收支周转”,盐法㊁茶法此类由国家主导的与商人的合作关系在明代持续深入发展, 体现着当时商人㊁商业同既有体制具有相当程度的契合性”㊂③总体而言,明代商人既然能在现有国家体制中获得日益增长的财富,就不会轻易推翻现有体制,而会努力适应现有体制,设法稳固财富并提高地位,使财富与权力交织,从而使商业成为帝制体系不可缺少的内在要素,商品经济繁荣发展与帝制体系之间呈现出一种互洽共生的历史变迁态势㊂也即是说,明代以来 衍化出一种在既有体制框架下以农商混合经济为基础,且因呈现较高商业化发展前景故整体结构更具深入推演可能的帝制农商社会”㊂④三、本书之创新性突破于作者而言,写作‘互洽共生“一书最希望达到的目标是摒弃西方中心主义,建构合理的中国历史叙述体系㊂纵观全书,皆为作者在整理归纳明代商业相关各类史料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历史史实,通过对明代商人㊁商业与国家体制之间互洽共生基本关系的具体考察,进而对中国历史演变的独特性征与轨迹做出尝试性分析,有力呼应了赵轶峰先生提出的关于明清中国总体形态特质的 帝制农商社会”论说,为明代商人㊁商业的研究提供了新契机㊂综观作者的研究,其治史多从宏阔处着眼,重视宏观体系把握,在原始资料广泛收集与深入分析㊁挖掘历史真相方面追求极致,全书共涉及148部古籍文献,包括正史㊁实录㊁政书㊁丛书㊁会要㊁文人文集㊁方志㊁碑刻资料㊁判牍资料等,史料论证之丰富可见一斑㊂历史研究皆应如此,尽可能穷尽相关证据,并主动寻求化解反证,论从史出㊂作者广泛吸收中外学界的研究成果,在分析前人研究过程中,发现各类研究从明代商人㊁商业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冲突层面展开论述,都未能完全脱离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学范畴㊂在此基础上,作者从明代商人㊁商业与中国传统社会正面关系展开论说,运用新话语体系,将一个长期以来反复争论的旧题阐释出新成果,眼界之开阔㊁见解之深刻不言而喻㊂旧史学问题㊁旧史料可以采用新角度,在新理论建构中探析出新成果的研究方法值得提倡㊂综观全书,可清晰看到明代商业与帝制的共生㊂与西欧商业瓦解 封建”的历史经验不同,明代中国提供了商业与帝制同向并行的历史经验㊂本书澄清了一些以往了解尚为模糊的细节问题㊂如其指出:明初太祖的商业政策是从维护政①常文相:‘互洽共生 明代商人㊁商业与国家体制关系探研“,第264页㊂常文相:‘互洽共生 明代商人㊁商业与国家体制关系探研“,第页㊂局稳定角度实施的,并未有 抑商”思想在其中,否定了 重农抑商”思想,强调四民平等;明代士大夫对商税的价值功用已有新的认识,他们意识到商税对于扩大财政收入有着重要作用,进而力求改革,转变征缴方式,平衡商农赋税征收关系,使商税征收更直接地为国防㊁民生服务㊂四㊁相关问题之思考‘互洽共生“一书重新梳理了明代商人㊁商业与国家体制之间的关系,对于建构一种更为合理的中国历史叙述体系具有关键性意义,许多见解深刻而独到㊂正因此,本书在开启明代商人和商业研究新视野的同时,仍留下一些值得继续推敲和探究的问题,有待更进一步的深入思考和广泛展开㊂首先,明代国家基本体制是以皇帝为顶端,以郡县体制㊁官僚体制㊁贵族体制三个系统为支撑的帝制体系㊂在帝制体系下,皇帝制度为核心构架,皇权及其所衍生出的贵族权力根植于帝制体系之中,其权力滥用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几乎无法避免的基本症候㊂这样,诸如广派税使㊁强佥商役㊁苛征官木等侵剥商人的种种事端,以及大量存在的势家贵戚对盐法等制度的破坏,也成为帝制体系之下难以治愈的顽疾㊂ 皇权滥用”虽不是明代国家明文规定的基本商业政策,却正是国家体制与商人矛盾不断冲突的集中体现;它是长期持续的现实存在,是无法绕开的壁垒和不可轻视的症结㊂因此, 明清商人在何种意义上与当时国家和社会体制是矛盾冲突的,又在何种意义上与其互洽兼容的”,①似乎仍旧是需要从多角度去深入探究的问题㊂本书用了很大篇幅介绍了明代士大夫对商人㊁商税的认识与看法㊂第一章第三节介绍了朝臣的恤商建言,整个第二章论述了士大夫对商税征收的认识,这些言论反映出商业在帝制架构下可与国家体制达成共生并荣的广阔前景㊂前景虽然广阔,可现实处境可能远为复杂得多㊂一方面,皇权滥用下的朝臣恤商建议,恰恰从侧面印证了既有政治体制与商人之间矛盾的尖锐㊂另一方面,士大夫 惠商佐国” 工商皆本”的认识与实际商业和商税政策的制定与落实之间,还存在很大距离㊂若能分析研究士大夫的相关认识和建言被采纳和付诸实施的情况,对于了解明代商人与国家体制之关系更具实际意义㊂此外,作为国家体制重要构成部分的官僚体制,也当是考察商人㊁商业与国家体制关系不可或缺的内容;官僚体制机构和人数庞大,其中与商业和商人的纠葛更复杂也更深刻㊂本书讨论的主题是 明代商人㊁商业与国家体制关系”㊂从全书各章内容看,国家商业政策㊁士大夫恤商建言和商税认识㊁法律规范的商人权利㊁官商合作的政策法规,都属于国家体制的内容㊂相较而言,全书缺少从商人视角进行的研究,对商人群体的关注较少㊂商人的社会活动㊁身份与帝制体系的关系,商人对当时商业和商税相关政策和制度的态度和看法,商人建构的商业伦理与国家体制的互适程度等话题都有待继续展开㊂除此之外,庞大的商人阶层可划分为大㊁中㊁小三类商人,不同阶层的商人的利益诉求可能截然不同,与国家体制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有云泥之别㊂若能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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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沈一石看大明王朝的官商关系
中国几千年来官本位的思想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官员手中的权力是一种垄断性资源，这种资源可以用来与商人进行交易给我们讲了一个天才商人辉煌时的故事。
一代丝绸巨商沈一石，在生意场上和政治斗争的旋涡里，练就了一身本领，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来往于官场、商场、情场，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尽显一时之风光。
古语说得好，得胜于斯，必败于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在沈一石身上，我们看到了商人的智慧、商人的狂妄、商人的霸道、商人的无奈，以及商人在官场斗争中的最后下场。
沈一石的命运无不与那个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息息相关。
当官不成直接发财皇粮从法理上是皇帝的私有财产，要侵犯私有产权从来就不大容易。
由于皇粮有限，造成官场资源稀缺，官位的稀缺凸显了封建社会官职的高贵。
这种高贵对于多数谋求当官的人来说，除了光宗耀祖之外，还与发财联系在一起。
于是，当官成为一举两得、名利双收的事。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当官与发财紧密相关。
这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皇帝们既没有能力靠一己之力或一家之力打理江山，又必须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统治江山，所以，不得不报出一个有诱惑力的市场价格，以便吸引普天下的职业经理人。
对于许许多多有理想、有抱负却又由于各种原因当不到官的人来说，既然当官是和发财联在一起的，那么，在当不到官的情况下，直接去发财也是一条捷径。
有一首打油诗说得好老天下雪不下雨，下雪之后变成雨，下雪变雨多费事，不如现在就下雨。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爱财之心，人皆有之，只是道不同而已。
皇帝能够忽悠天下人才为己所用的一个绝招，就是为广大读书人提供取财之正道??当官。
倘若没有机会走上当官的正道，尽管是一大不幸，但如果能退而求其次，通
过经商来实现发财的愿望，也是挺好的。
在从商的路上，中国并不缺乏人才。
背靠官府好做生意沈一石是中国皇权专制制度下的典型商人。
他很有商业嗅觉，也很有管理能力；他很会算账，也很懂官场潜规则。
别看他挥金如土、花天酒地，但不忘在官员面前穿上粗布衣服，以示贫贱；他自己喝凉白开，把最好的茶递给官人喝。
在以挣钱为唯一目标的前提下，他什么事都想得出来，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他敢在官人身上花钱，敢在女人身上花钱。
在他看来，凭他的智慧和经济实力，在浙江省就没有什么搞不定的事。
这一点他的确做到了。
丝绸的出口是宫里直接掌控的国有垄断项目。
沈一石虽然没有学过经济学，但他知道一切利润都在垄断之中的经济学道理。
所以，他花重金从苏州买下芸娘，专门侍候江南织造局的监正杨公公，当了杨金水的对食。
有了这个靠山，他才能成为江南织造局最大的织造商。
并且在嘉靖三十七年，江南织造局报司礼监呈奏皇上特赏沈一石六品功名顶戴。
清朝的官帽是红顶，所以有红顶商人一说；在明朝，官帽是黑色的，叫乌纱帽，大概沈一石之流可以被称为乌纱商人。
红也好，黑也好，亦官亦商，总是好做生意。
中国古代的商人，尽管不在官场混，但他们都知道天子与天下的悖论。
所以，他们往往会把商业智慧用到最不应该也是最应该的地方去，这就是勾结官府，权钱交易。
不论是生存也好，还是发展也好，舍此别无做大做强的机会。
商人们都深知两条规则在商言商，千万不要与皇权作对，此其一；皇恩浩荡，粘上了就是巨额利润，此其二。
事实上，对于多数商人来说，皇恩往往是通过各级官员的跑冒滴漏，间接地流入民间的。
所以，为商之人都知道，没有官府的帮衬，生意根本就无法做强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