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与政府结合的原因及其影响——关于传统官商关系的一个-合约-分析

各地官吏获取大量Βιβλιοθήκη 效廉价的市场信息，是其开展大规模、广范围长途贩运贸易的基础。 加之，获取信息虽然需要花费一定成本，但其 具有潜在的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之特征。即人们 要进行交易就必须支付信息成本，但其成本不会 发生很大变化，而不管这一信息是被用于影响一 种、数百种还是上千种交易。这就进一步促使山 西商人要同各级官吏建立稳定密切的联系，以便 通过获取信息谋求巨额利润。明清政府为传达政 令而发展起来的水陆交通驿站网络，也为晋商传 达商业信息所利用。明代设在山西境内的驿站有 ５８个，到清代更达１２５个之多，许多商贾便以此 为基础，将其产品“转输于省直，流行于外夷”。 山西商人的贸易路线很大程度上便是沿着水陆驿 站干道而迅速拓展，遍及全国，直达国外。 其次，封建国家税收是影响晋商商业活动的
作者王志东，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燕红忠，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副教授， 经济学博士。（太原０３０００６）
一、引言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现实世界中制度安排的 多样性同各项制度内生的边际交易成本有着直接 联系，“现实的经济中制度的显要地位和多元化 恰恰反映了交易成本的现实性”（周业安，２００１）。 张五常通过台湾农地合约的演化对制度安排进行
了经验实证研究，认为农作区不同的合约选择
“主要是由农业生产中的自然风险和不同合约安 排具有不同的交易费用所致”（科斯等，１９９４， ｐ１１）。也就是说，不同的制度选择与安排由交易 成本和风险共同决定。拉斯・沃林曾评价说，张 五常的《佃农理论》是一本科学杰作，“它为研究 工作竖立了一个典范，……这一开创性的分析所 产生的结果是，由此确立了合约选择在经济学中 的极端重要的地位”（张五常，２０００，引言Ｐ４８）。
二、官商结合与交易成本的节约
当商品从一个经济主体移交至另一个主体时 总需要消耗一些成本，这些成本的大小直接决定着 商品交易是否能够发生或者如何进行。纠纷的解 决有很多机制，人们选择某一种机制的标准在于其 所内生的交易成本的大小。显然，传统社会对所有 权可转让性的限制和产权不清将会增加交易成本 和缩小交易范围。因此，晋商的商业实现方式虽然 存在多种形式，但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动机，他们 最终选择了官商结合的“合约”交易方式。 具体而言，晋商在经商活动中所产生的交易 成本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为搜集、整理市场信息 以确定交易而支付的成本；二是在交易过程中必 须支付给政府的税收；三是为洽谈、监督、执行交 易所支付的成本。 首先，获得关于交易机会的信息是进行交易 的前提。尽管市场上存在对某一商品的供给和需 求，但由信息不通所造成的时间和地点的错位却 常常使交易难以发生。这种情况下的需求将成为 无效需求，供给也成为无效供给。由于得到关于 交易机会的信息总是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金钱 和努力，许多信息成本高得足以使交易无法进行。 如果获取信息所需要的费用能够降低，额外的交 易机会就能够得到利用。而在传统社会市场严重
２０１０年第７期 各方面的内容。尽管这一时期晋商研究的成绩斐 然，但不足之处也比较明显。就研究内容而言，大 部分作者把精力集中于广征史料，以此来尽量呈 现晋商活动的原貌，出现了“就晋商言晋商”的局 面；就分析方法而言，大都偏重于实证研究，即主 要采用历史的方法，并不注重逻辑的方法，显示出 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和研究方法的单一性。同时， 研究中重复和雷同现象比较严重，宏观上的审视 和理论上把握仍显薄弱。虽然人们认识到了政府 因素对于晋商兴衰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但目前 的看法仍然限于“清亡票号亡”、“清亡晋商亡”的 思维定势，而缺乏理论上的深入挖掘。本文的特 点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合约经济学引入晋 商官商关系的分析，主要利用合约理论中关于交 易成本和分散风险的思想，将晋商同政府、官吏之 间的关系纳入合约（契约）框架，探讨其对晋商发 展和兴衰的影响。
并逐渐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科——晋商学。内容
涉及晋商和票号的兴衰、晋商的经营理念，以及与 晋商相关的政治、文化、民俗、建筑、戏曲、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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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东
燕红忠：晋商与政府结合的原因及其影响——关于传统官商关系的一个“合约”分析
关键。税收均有强制性、无偿性的特点，但封建社 会对商人的税款征收同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工 商企业的征税存在很大不同。现代社会的“硬约 束”规则使得工商企业常常只将其应缴税款当作 生产活动或商业活动的一般成本（固定成本或可 变成本）来加以计算，它并不属于交易成本的范 畴。但在封建衙门叠床加屋，关卡林立，浮费繁杂 的传统社会，商品的纳税数额直接同其运销远近， 商人与官吏们的“交情”深浅密切相关，从而使其 交纳的税款具有很大的交易特征。因此，我们不 得不将封建课税纳入晋商商业活动中的交易成本 范畴加以研究。明朝应朝卿曾说：“夫税者，税商 也……商贾有利则趋，无利则止。自税使纷出，而 富商之裹足者十二三矣，及税额日增，而富商之裹 足者十六七矣。”②因此，封建税收还应该作为晋 商交易成本的核心而存在。 由于课税是对纳税人经济利益的强制性征 收，而且其税则的可变性、随意性和税种的不确定 性以及税收的重复性等特点总是伴随着商人的超 额税收负担。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商人必然要 千方百计地逃避或转移税负，以维护和增加自身 的利益。因此，封建税收的直接效应就使得晋商 依附于官府（官吏），以寻求庇护。明代弘治时， 户部郎中李梦阳就曾说：“今商贾之家，……援结 诸豪贵，藉其荫庇。”⑦在开中纳粮过程中就有许 多商人持着中央政府高级官员都台的书信，或者 诈冒达官显贵的家人获取免税特权或其它种种利 益。明清山西商人多长途贩运商，“致富皆在数 千里或万里外”，一趟贸易常常行程万里之遥，历 大小关卡数以千计，许多晋商不得不“挟其重资 交结权贵”。他们一方面贿赂关卡税吏，以便通 行，或者行媚权贵以提高与地方官吏的对抗力。 乾隆时归化城监督福礼就因重征商税而引起山西 商人李令俊、徐育成、郭茂等人上京控告，最终遭 到审查。另一方面则自捐官衔跻身仕途，甚至当 上官商、皇商以取得税收豁免权。因同各级官吏 的密切关系，山西票号从诞生起直到辛亥革命前 就一直处于免税状态。因此，与封建国家税收相 关的交易成本的节约是晋商经商获利的关键因 素。 最后，晋商为了顺利洽谈、监督和执行交易也 必须得到官府（官吏）支持。道咸年间，口北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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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明代的商人和商业资本》（山西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６年译本）和《山西商人发展的原因》，佐伯 富的《清朝的兴起与山西商人》、《清代塞外的山 西商人》、《清代山西商人和内蒙古》、《山西商人 的起源和沿革》等论文，对于山西商人的起源、发 展、资本与获利情况以及与日本、俄国的贸易等问 题进行探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晋商研究在 国内外持续升温，专门研究晋商的论著竞相问世，
詹姆斯・布坎南甚至提出，现代经济学越来越像
一门“合同学”而非“选择学”了（Ｂｕｃｈａｎａｍ，
１９７５）。威廉姆森也认为“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 或间接地作为合约问题来看待，这对于了解是否 能节约交易成本很有用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ｍ，１９８５）。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 的发展，对于企业和组织的治理、委托代理、不完 全契约等问题的研究在不断深化。但到目前为 止，合约分析仍然很少用于经济史的实证研究。 由于“合约的选择取决于分散风险所带来的 收益与不同合约的交易成本之间的权衡”（张五 常，２０００，ＰＩ｛Ｍ）。也就是说，在相同的成本约束 下，人们总是倾向于选择最小风险的合约安排；而 在既定风险条件下，人们则倾向于选择（交易）成 本最小化的制度安排。明清时期官商之间的关系 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与合约选择。
不完全的条件下，信息的生产效率不仅比较低下， 而且不同的人在与这些市场的关系中常常处于不 同的地位。这无疑阻碍着信息的正常流动。明清 时期各地方小市场的普遍存在和隔离正好在很大 程度上反映了关于较远距离地区交易的获利机会 的信息缺乏。 在传统社会，各级政府及其所供养的军队无 疑是最大的消费者。并且相对于下层贫苦人民来 说，各级官吏及其上层阶级理所当然地是各种名 贵货物最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者。众所周知，对边 疆大量军需物资的供给支配着明清晋商的兴起和 壮大，山西商人在北方所掌握的恰克图毛皮贸易 也主要是供给大贵族、大官僚所享用，而国内市场 上的政府消费则进一步刺激着晋商的长足发展。 据有关统计，１９世纪初，在大约拥有３０００或３０００ 以上人口的１４００个城市中，至少有８０％是县衙 所在地，而在人数超过１万的城市中，大致有一半 是府或省治所在地。诚如珀金斯（１９８５，Ｐ１６５）所 指出的，是“中国上层阶级的需要支配了长距离 的国内贸易。”不仅如此，我国封建社会的市场在 很大程度上也由政府所操纵，官府在很多时候都 是市场信息的基础源。因此，山西商人不仅注重 一般市场信息的搜集和整理，而且对朝廷内的动 向也非常熟悉。他们对诸如政府军事行动、皇帝 外巡、官员调任等常常都了如指掌。对于“挟厚 资弛千里”，足迹“遍天下”的晋商来说，通过结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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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社会科学 “客商之遭害者，指不胜屈，报官无益，遂亦隐忍 而不报，向使稍稍著意，稍稍动手，或当不至横肆 若此耳。”。９这种地方官吏极不负责任不管理的现 象在明清时期极为常见。官兵贪赃枉法，吏治腐 败，土匪盗贼盛行，许多地痞流氓乘机欺行霸市。 加之，商人经常买卖交易，难免要产生一些纠纷。 然而，“商家原属懦弱，平居安保无事，设遇家庭 交际之间嫌，一经衙门，必致借端勒诈，不得不预 为之计，以勉应其求也。”吵因此，晋商为了顺利洽 谈、监督和执行交易也时常寻求官府的支持。 当然，封建国家为了维持社会稳定，特别是为 了降低自身的交易成本，诸如用于检查，计量和征 收税收的费用，以使其收入最大化，也倾向于将商 人纳入国家政治的范畴。而各级官吏出于自身经 济利益考虑也常常愿意同商人结合在一起。这 样，在法人地位残缺和对产权严格限制的情况下， 晋商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动机必然选择官商结合 的制度安排，通过一种可替代的方式，以扭曲的形 式来获得交易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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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山西省软科学研究项目“晋商与现代经济”（２０１００４１０８５—０４）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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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社会科学 尽管商人作为弱者，其行为和活动受其地位的严 重制约，同政府、官吏之间很多时候并不存在自愿 性的协议，但他们基于共同利益而结合在一起的 行为仍具有很强的合约性质。特别是商人同官吏 私人之间的交往，这一特性更为明显。Ⅲ因此，合 约分析也可以为我们研究晋商与政府的关系提供 一个新的视角。 明清时期，晋商上通清廷，下结官绅，北上西 向，东进南下，商路达万里之遥，款项可汇通天下， 曾一度执全国金融业之牛耳。他们涉足海内外， 驰骋数百年，在农业文明中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 商业奇迹，在世界商业史上书写了辉煌一页。对 于晋商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１９０５年前后日本 人所进行的调查和评述，主要体现在《支那经济 全书》、《清国商业综览》之中。２０世纪２０至４０ 年代，马寅初、陈其田、卫聚贤等先生对山西票号 进行了调查和研究，代表著作如《山西票庄考略》 （华世出版社，１９３７年）、《山西票号史》（重庆说 文社，１９４４年）及在《中央银行月报》所刊出的多 篇论文，这是中国学者关于山西票号最早的史料 性研究成果。新中国成立后，《山西文史资料》自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创刊至１９６６年“文革”前，先后发表 了晋商史料性和晋商后裔回忆录性质的文章多 篇。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 与山西财经学院联合课题组，在全国范围内收集 整理了大量关于山西票号的史料，历经多年，《山 西票号史料》终于在１９９０年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 版，２００２年又出版了《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这 些材料构成了之后研究晋商的基本平台。直到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日本学者对晋商进行了较 为深入的研究，如寺田隆信著的《山西商人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