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与东亚国际体系的重构_安成日

第13卷第2期2011年03月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 O U R N A LO FH I T (S O C I A LS C I E N C E S E D I T I O N )V o l .13N o .2　M a r .,2011 收稿日期:2011-02-23 基金项目:南开大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2009J J D 770024) 作者简介:安成日(1964-),男,吉林珲春人,教授,博士,从事国际政治、东亚区域国际关系研究;刘艳(1975-),女,黑龙江呼兰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国际关系史研究。

日俄战争与东亚国际体系的重构安成日a,刘　艳b(黑龙江大学a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b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哈尔滨150080) 摘　要:在东亚国际体系由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向近代殖民条约体系的转型过程中,如果说甲午战争发挥了彻底解构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作用,那么日俄战争则起到了最终完成重构东亚殖民条约体系过程的作用。

甲午战争后,大清王朝进一步积贫积弱,帝国主义列强趁机掀起了瓜分清帝国遗产的狂潮,把更多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强加于清政府。

在争夺在华权益和东亚主导权的过程中俄国成为日本和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

为了确保在华利益和东亚主导权,英美等欧美列强支持日本对俄开战。

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击败强敌沙俄,两国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日俄两国在东北亚地区正式划分了势力范围。

至此,在东亚地区正式形成了以欧美各国、日本、沙俄为中心,以近代条约规范各国关系的东亚殖民条约体系。

关键词:日俄战争;东亚;国际体系;朝贡体系;帝国主义殖民体系 中图分类号:K 31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971(2011)02-0007-10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东亚国际体系经历了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向近代东亚殖民条约体系的转型。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如果说甲午战争发挥了彻底解构东亚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作用,那么日俄战争则起到了最终构建新的东亚殖民条约体系的作用。

日俄战争,标志着东亚国际体系从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宗藩朝贡体系向近代帝国主义东亚殖民条约体系的彻底转型。

本文拟就这一过程进行阐述,探讨日俄战争在东亚殖民条约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一、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势力在东亚的争夺 1.甲午战争之后日俄在东亚的角逐 甲午战争中的战败使清势力被迫退出了朝鲜半岛,清朝与朝鲜的传统的宗藩朝贡关系也以国际条约形式宣布终结。

此后,日本加速了吞并朝鲜的步伐,这使同样对朝鲜半岛抱有野心的沙俄感到惴惴不安,沙俄认为“日本显然不是我们在大陆上的好邻居”[1]31。

于是,沙俄开始同日本在东亚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三国干涉还辽,虽然使日本进一步向满洲发展的侵略图谋暂时受挫,但是它未能动摇其独占满蒙的决心。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一方面以俄国为假想敌,开始大规模扩军备战;另一方面又利用资本实力和经营实力,大力扩张其在满洲的商业利益,为日后卷土重来铺路奠基。

因此,在满洲扩展经济势力,成为甲午战后一段时期日本向满洲渗透的主要方式。

沙俄作为日本的主要竞争对手,在东亚也采取了积极的扩张政策。

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亲信,曾任沙俄国务大臣的别佐勃拉佐夫在一份奏折中称:“在军事、政治方面,远东尚处于需要激烈争夺才能在那里建立我们的国家体制的时期。

这一争夺的最终目的是在远东确立我们的霸权,因为没有这种霸权,我们既对付不了黄皮肤的种族,也对付不了我们憎恶的我们欧洲对手的势力。

”[2]113不难看出,沙俄在东亚的战略目标就是争夺东亚的霸权。

为此,甲午战争之后沙俄在东亚地区确立了两大目标:其一是把日本从中国大陆排挤出去;其二是把西伯利亚铁路继续向东延伸,修筑通过中国领土延伸至海参崴的中东铁路和中东铁路南满支线。

其实沙俄的这两个目标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早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前,沙俄《新时代报》就明确指出:“日本这个国家终有一日将是阻挡我们前进的礁石”,“由于这种情况,西伯利亚铁路具有一种完全新的意义和重要性。

”鉴于此,该报认为,必须“把西伯利亚铁路的阿穆尔段穿过满洲”,以“阻挠日本在该地区的逾分的要求”[3]。

甲午战后,沙俄又进一步制定了三项东进的具体政策:一是俄中结盟,后以俄中签订《中俄密约》的形式付诸实施;二是取得远东不冻港,后以沙俄强占旅顺和大连,1898年3月27日,迫使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方式加以解决;三是修筑一条通往远东的铁路,并千方百计地把北满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1896年6月,沙俄通过《中俄密约》攫取了修筑中东铁路及南满支线的权益。

至义和团运动之前,沙俄在中国东北境内已铺设1400公里铁路。

日、俄两国不仅角逐于满洲,而且也角逐于朝鲜半岛。

甲午战后,日本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沙俄对此深感不安。

为了同日本对抗,沙俄也在朝鲜王室中极力寻求其代理人。

从三国干涉还辽中看到沙俄实力的朝鲜王室的闵妃集团有意接近俄国。

1895年4月19日,在沙俄支持下,奉行亲俄政策的闵妃集团掌握了朝鲜实权。

但日本并不甘心失利,伺机反扑。

7月13日,日本任命军人出身的枢密院顾问三浦梧楼出任驻朝公使。

三浦梧楼到任以后,与朝鲜亲日派密谋武力推翻亲俄的闵妃集团组成的朝鲜政权,于10月8日策划刺杀了闵妃,再次组建了亲日派组成的朝鲜政府。

但是刚成立的这个亲日派政权,在1896年2月又被亲俄派发动的政变所推翻。

朝鲜国王和世子主动迁入沙俄驻朝公使馆避难长达一年之久,史称“俄公使馆播迁”。

沙俄事实上控制了朝鲜的局面。

在这一时期的日俄角逐中,沙俄明显占了上风。

朝鲜反日政变后,日本政府一面增兵朝鲜,一面与沙俄进行交涉。

1896年5月14日,日本驻朝公使小村寿太郎与沙俄驻朝公使韦贝签订了《日俄两国代表关于朝鲜问题的备忘录》,日本同意沙俄有权在朝鲜拥有与日本数量相等的武装警备队。

6月9日,沙俄外交大臣罗巴诺夫同日本代表山县有朋在莫斯科签订了《日俄关于朝鲜问题的议定书》及秘密条款。

该议定书规定,当朝鲜需要举借外债时,日俄两国政府应协商“对朝鲜国予以援助”;允许沙俄把电线从首尔架设到俄国边境[4]。

此外,双方还秘密约定,未经通知对方不得出兵朝鲜,若日俄双方向朝鲜增派军队,须彼此保持一定距离[5]391。

这一议定书和密约的签订,使沙俄取得了与日本同等的干涉朝鲜内政的权力。

但是,日本和沙俄任何一方都没有认真履行议定书中的约定,因此这种妥协只能是暂时的,随着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这种妥协局面很快就被打破了。

1896年7月,沙俄与朝鲜政府谈判,朝鲜同意沙俄向朝鲜派遣军事教官,并对朝鲜陆军进行改组。

沙俄还控制了朝鲜的军工生产;攫取了咸镜道庆源、钟城的采矿权,鸭绿江流域及郁陵岛的林木采伐权,蔚山捕鲸基地的使用权等。

11月,沙俄又与朝鲜签订《合同条约》,规定由俄国人出任朝鲜财政部顾问兼海关总税务司,把持了朝鲜的财政、税务大权。

1897年,沙俄强占中国的旅顺、大连,引起了其他列强的不满。

为了缓和同其他列强的紧张关系,沙俄政府不得不收敛在朝鲜的侵略活动。

为了稳住日本,沙俄也不得不在有关朝鲜的利益问题上,向日本进行妥协和让步。

1898年4月25日,日俄两国在东京签订了《关于朝鲜问题的议定书》,其中规定,“鉴于日本在朝鲜的工商企业有很大发展和有大量的日本人居住在朝鲜,俄皇政府将不阻挠日、朝两国发展工商业方面的关系。

”[6]这是沙俄为了换取日本承认它对旅顺、大连的“租借”,而第一次公开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特殊经济利益。

虽然此时的日本还不能把沙俄从朝鲜驱逐出去,但是,通过该议定书,日本至少在对朝鲜施加影响方面又恢复到了与沙俄对等的地位。

此后,日本在朝的对俄经济优势也变得越来越显著。

2.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与中国殖民危机的加深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进一步刺激了列强掠夺中国的野心。

而三国干涉还辽,则揭开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序幕。

三国干涉还辽之后,清政府对沙俄产生了幻想,试图通过联络沙俄来牵制其他列强。

1896年,6月3日,李鸿章在沙俄政府的愚弄与欺骗下,同沙俄签订了《中俄密约》。

该约规定,如果·8·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3卷　日本进犯中国、朝鲜或俄国在东亚的领土,“两国约明,应将所有水陆各军,届时所能调遣者,尽行派出,互相援助,至军火粮食,亦尽力互相接济”。

缔约国任何一方未经对方同意,“不能独自与敌议立和约”,“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如有所需,地方官应尽力帮助”[7]650-651。

为了有效履行条约,保证运送兵员,中国同意修筑一条通过北满到海参崴的铁路。

从表面看来,《中俄密约》是中、俄两国共同防御日本的军事同盟,但实际上,沙俄是在假“共同防日”之名,通过修筑中东铁路把自己的侵略势力拓展到中国东北地区,加强对中国的控制。

正如沙俄财政大臣维特所说,中东铁路的修建,必然“使俄国在任何时间内,都能用最快的速度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或集中于满洲、黄海沿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

”[1]169这必将巩固俄国在东亚的地位。

1898年,沙俄利用德国占领胶州湾的机会,又迫使中国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强租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海面,租借期限为25年,并允许俄国修筑一条铁路支线,把中东铁路和旅顺口、大连湾连接起来,支线所经地区的铁路权不得让与他国。

由此,沙俄终于实现了在远东寻找不冻港的梦想。

至此,不仅辽东半岛完全落入沙俄手中,东北全境也成为沙俄的势力范围。

这进一步激化了日俄矛盾。

1897年11月14日,德国政府借口两个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派军舰占领了胶州湾,并胁迫清政府于1898年3月6日签订了《中德胶澳租界条约》。

条约规定,德国租借胶州湾99年。

条约还允许德国人修筑两条从胶州湾到济南的不同路线的铁路,沿路30里内,准许德商开采煤矿。

条约还给予德国人在山东省内开办“任何事业”的优先权[7]738-740。

山东成为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法国作为三国干涉还辽的“功臣”之一,也积极谋求扩大在中国的权益。

它于1899年11月16日强迫清政府签订《广州湾租借条约》,强租广州湾及其附近水面,租期99年;并先后强迫清政府同意不将海南岛和云南、两广割让给他国[7]929-930。

从此,广东、广西、云南三省变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

俄、德、法在华势力的急剧膨胀,引起了英国的极大不安和不满。

在德国强租胶州湾后,英国立即要求租借九龙半岛作为补偿,并于1898年6月9日,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把位于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及附近岛屿的中国领土租借给英国,为期99年[7]769。

同时,为阻止沙俄势力从东北地区南下,英国又于1898年7月1日强迫清政府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取得了威海卫海湾连同刘公岛和威海卫沿岸十里宽地段的租界权[7]7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