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制度史考试重点

中国政治制度史考试重点一、名词解释：分封制：将原有的以血缘划分居民改变为按地区划分居民，按照一定的行政区划进行管辖，是国家应该具备的特征之一。

夏商把全国划分为九州，西周又调整为九畿，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郡县分级的行政管辖，其特点是按照地域进行划分，也就意味着行政管理逐渐走向完善。

郡县制：春秋战国时期后普遍推行郡县制，地方行政组织在战争中发挥出便于统一指挥，严格遵守诸侯命令的作用，呈现出取代分封采邑制的优势战国时期，郡县制已经比较普遍，长官不世袭，由国君任命。

科举制：科举制度是国家根据需要，设立若干科目，举行公开而统一的考试，以考试成绩作为主要标准的选官制度。

隋炀帝时，创立了进士科，以试策取士。

这是科举制度的开始。

唐科举分常举和制举两种。

武则天创立武举和殿试。

武举由兵部主持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才，打破贵族世袭的现象，以整顿吏制。

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

三省六部制：隋代在前代基础上重新厘定中央官制，确立了以三省六部为核心的中央行政管理体制。

三省即尚书省、门下省、内史（唐改中书）省，共同组成为中央辅政机构，三省长官为宰相之职。

三省六部是隋文帝创立的，目的在于分割和限制丞相权力的机构或体制。

影响：第一，使封建官僚机构形成完整严密的体系，提高了行政效率，加强了中央的统治力量。

第二，使宰相的权力——分为三，三省长官的品级又较低，这就削弱了相权，加强厂皇权。

在秦汉，丞相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事，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每当皇帝无能，丞相就可能专权。

三省六部制的设立，三分相权，有利解决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加强了皇权；同时扩大了议政人员的名额，收到了集思广益的效果；第三，各部职责有明确的分工，有利于皇帝的集权与政令的贯彻执行，提高了行政效率，充分发挥了国家机构的效能。

三省六部制是中国官制史的重大变革，它标志着政治制度的成熟。

此后，历朝基本上沿用这种制度。

三公九卿制：形成于战国，确立于秦汉时期。

定义是秦王朝在确立皇帝尊号的同时，总结战国的官僚制度，建立起了一套适应封建国家统一需要的中央政府机构，这就是三公九卿制。

三公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九卿是廷尉、治栗内史、奉常、典客、郎中令、少府、卫尉、太仆和宗政。

变更：三公九卿制的基本结构从秦朝沿用到两晋，直至隋文帝重创的三省六部制。

从三省六部制结构上看，无处没有三公九卿制的影子，此后一直到明太祖废掉中书省，尚书省和门下省，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中国古代历史中的中央官制三级制度才算寿终正寝。

期间有多朝代对其进行过修正，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其结构。

影响：秦始皇设立的三公九卿制，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制度的建立创造了雏形，对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建立有着深远的影响。

九品中正制：时间：魏晋南北朝。

220年开始，九品官人法。

任用贤有识鉴的官员，担任本籍州郡的大小中正。

在实施过程中，中正官全由士族豪门把持，品评人才也着于门北，被选用者也限于士族，推荐人与被推荐者之间又在政治、经济及生活等方面有密切联系。

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局面。

九品中正制成为维护门阀政治、阻塞寒素人才入仕的壁垒。

宗法制：宗法制是血统远近以区别亲疏的制度。

早在原始氏族时期宗法制就有所萌芽，但作为维系贵族之间的完整制度形成和出现是在周朝的事情。

目的是为了加强分封制形成的统治秩序，解决贵族之间在权力、财产和土地继承上的矛盾。

最大程度上避免由王位而引发纷争和战乱，稳定国家。

特点是嫡长子继承制度，大宗可以命令和约束小宗，小宗必须服从大宗。

血缘关系和政治关系相结合。

影响：积极：总共发至保证了各级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有利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和团结。

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祖国统一大业有促进作用。

消极：过分强调宗教，宗法观念，人为划分远近亲疏，又束缚了人的自主发展。

官僚政治：官僚政治通常是应用在政府权力全掌握在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以国家或者民族利益为理由，而随意侵夺普通公民的自由的政治制度二、简答题和论述题：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特点：1. 君主专制、个人集权与宗法血缘关系、婚姻裙带关系贯穿于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始终（以等级血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模式、以平等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模式）2. 政权与神权相结合（政教合一、政教分离）3. 政治制度与伦理道德相结合（政治的逻辑：抑恶；道德的逻辑：扬善）4. 贵族特权与官僚政治伴随着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始终，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日益加强5. 行政权力包揽一切，使中国政治制度史出现人治的特点（集权、分权；人治与法治）6. 政治制度公开承认不平等的原则，肯定社会等级差别，对不同的阶层采取不同的对待方法（政治的根本问题：平等与不平等：专制与民主。

）7. 无论是以汉族统治集团为主，还是以其他民族统治集团为主建立的政权，都曾经实行“因俗而治”的政治制度中央集权制构成的三要件：君主独揽大权而君权至高无上，以中央政权有力管辖的地方行政制度，以君权强力统率的官僚制度。

皇帝制度的特点：1.神权被皇权进一步利用，借用神的威灵，突出皇帝至高无上的至尊地位。

2.皇帝在全国范围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绝对”的权力。

3.全体官僚都是皇帝的臣仆，庞大的官僚机构都是执行皇帝意旨的机构。

辅政制度的发展规律及其特点：1.辅政制度的发展变化始终是围绕着君权进行的；2.君权和辅政权的矛盾是促使辅政制度本身不断演变的主因；3.社会的发展和各种政治势力的兴衰，是促成辅政制度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4.统治集团对国家机器的调整，也是辅政制度变化的重要原因。

中央政务管理体制发展规律及其特点：(一)中央政务管理体制作为政治制度，与意识识形态、经济技术基础、政治机构、自然地理风貌、民族分布等变量发生着持久的互动。

(二)我国古代中央政务管理体制的变迁保持着相对稳定性，受到儒家思想、君主专制等我国专制社会固有变量的制约。

导致制度变迁在相应的根本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框架内运行，而不能脱离框架的限制。

(三)我国古代中央政务管理体制的制度变迁有着自己特定的轨道，并且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即制度变迁是社会历史的某种延伸，沿着历史的原有轨道运行。

(四)我国古代中央政务管理体制的演变呈现出官僚系统的组织结构由简到繁、由粗到精的趋势。

(五)我国古代中央政务管理体制的演变(自秦汉后)大都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包括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元、清等朝代)，并以维护和巩固封建中央集权为根本目标。

(六)制度变迁一般是自上而下的过程，但是同时受到外在压力集团的影响。

(七)我国古代中央政务管理体制的演变趋向于理性的同时，导致了非理性。

(八)我国古代中央政务管理体制体现的是专制统治下的绝对“人治”，而非法制甚或法治。

赋税制度演变及其特点：1.起源很早，“自虞夏时，贡赋备矣”。

夏商周：土地税，土地年产量的十分之一；赋（杂税），包括国家之赋二十税一，关市之赋（百分之一的关税和百分之二的市税），山泽之税（国君的私产，百姓开采要交税），币余（放贷利息）。

2.春秋：“初税亩”，这是中国田赋制度的开始。

秦统一后的赋税有田租（土地税）、口赋（户口税）和力役三种形式。

以后各代还有商税、货税、物产税等，称为征榷、杂税等。

农民要把收获物的2／3交给政府作赋税。

3.汉代实行算赋、口赋、田租、徭役、算缗（财产税）、关市等赋税形式，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赋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以后各代。

4.西汉，田租为十五税一文景之治5.北魏、隋：租调制，在均田制的基础上，由三长负责征收租调，征发徭役、兵役。

6，初唐、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实行租庸调调法7.中唐、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原来的均田制被破坏。

唐政府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推行两税法。

8、王安石实行募役法、方田均税法、青苗法、保马法。

9.张居正改革后，重新丈量土地，清查豪强地主的隐田，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

10.康熙实施“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制度。

雍正实行“摊丁入亩”的办法，把丁税摊入田亩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

1.征收的标准由人丁向田亩、资产过渡；2.征收的方式由实物地租转向货币地租；3.征收的名目由多种成分转向单一货币；4.征收时间由不定时发展为定时；5.农民服役由必须服役发展为可以代役。

中国古代官吏选拔制度的形式及其特点：制度举荐私人举荐官府举荐自荐征辟制度古代长期实行的一种用人制度征，也称为征召，是君主采取特别延聘的方式辟，也称辟属、辟除、辟召、辟用等，是主要长官自行任用属吏的制度荫袭制度指勋贵子弟依靠父兄的权位得以进入仕途的制度古代国家长期保留这种选官方式，实际上是世袭制的一种变态遗留，但它与世袭制有根本上的区别这种选官方法是为了照顾在职、退休、殉职官僚们的利益，为了换取官僚阶层对现政权的忠诚和支持，曾起到稳定政权、笼络人心的实效。

科举制度是在荐举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考试成绩作为主要标准的选拔制度隋炀帝时开始设置进士科，以试策取士，经过唐代的发展，使科举考试成为一项重要制度，直到1905年才由学校制度所取代科考程序分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科举考试的实行，鼓励公开竞争，择优录取，确实曾为古代国家输送了大批人才，但由于古代社会制度的局限性，在政治腐败的时候，其弊端也防不胜防笼络个方面人才以收为己用所有的选拔途径都同荐举有一定的关系，以期保证选拔的公正和严谨选拔权力逐步集中收归中央朝廷掌握，并与教育、考课等制度相结合，使选官制度成为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手段议会制度的评析：议会制度在民国难以实行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基础相对薄弱。

议会制度只是形式上的移植，没有考虑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脱离中国社会现实，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窠臼。

议会制度在中国缺少政治文化基础，在引进介绍中也没有明确的标准，版本各有不同，人们的价值取向在一知半解中更趋向于各取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