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冯桂芬对李鸿章的影响
探析李鸿章“和戎外交”的合理性
探析李鸿章“和戎外交”的合理性作者：户新竹来源：《文教资料》2014年第15期摘要：和戎外交是李鸿章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晚清时期的国际国内形势看，李鸿章的和戎外交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
其和戎措施比较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客观上缓和了清政府与列强之间的关系，为洋务运动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清王朝的改革。
因此，李鸿章的和戎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
关键词：李鸿章和戎外交洋务运动自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列强的炮舰虽然打开了晚清的国门，但是士大夫的天朝观念并没有发生变化。
他们依然把西方看成传统的夷狄，坚持华夏中心论，以至于清王朝丧失了二十年的发展时间。
随着辛酉政变的发生，以慈禧、奕、李鸿章等为代表的一批新兴政治家开始崛起。
他们对待西方既不是鸵鸟心态，更不是孤芳自赏，而是主张改善与西方的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李鸿章脱颖而出。
他不仅是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还负责处理清政府与列强之间的关系。
在交涉中李鸿章逐渐认识到西方的强大，所以他力排众议主张实施和戎的外交政策，学习外国富强之术。
为何李鸿章会产生和戎的外交思想呢？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思考。
一、李鸿章“和戎外交”产生的原因1.世界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满清王朝在西方的入侵下开始摇摇欲坠，经济上，自然经济逐渐解体；政治上，皇权受到挑战；军事上，武器落后；外交上，传统的夷夏思想已经不能适应世界形势的变化。
1874年，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论述道：“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
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
”[1]“愿我君臣上下，从此卧薪尝胆，力求自强之策。
”[2]2.儒家崇“和”的思想观念影响加上师承曾国藩“和”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
李鸿章作为传统社会里的士大夫，就是在以和为贵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李鸿章的幕友与他的“外须和戎”思想
Ａ ｓｒ ｃ ： ｉ ｏ ｇ ｚ ａ ｇＳ ｈ ｇ ｎ ｔ ｉ ｔｅ ａ ｉｇｂｏ ｇ ｔ ｏ ｅ ｅ ｎ ｍ ｅ ｆ ｄ ａ ｃ ｄ ｎｅｌ ｔａｓＴ ｅ ｋ ｌ ｓ ｏ ｂ ｔａ ｔ Ｌ ｎ －ｈ ｎ ’ ｓ ｏ ｕ ａ ｔ Ｑ ｎ ｒ ｕ ｈ ｇ ｔ ｒ ｕ ｂ ｒ ｖ ｎ ｅ ｔｌ ｃ ｌ ｈ ｙｍａ ｅｐａ ｒ Ｈ ｅｎｈ ｌｅ ｔ ｈ ａ ｏａ ｉ ｅｕ ． ｎｆ
最大，这就是冯桂芬、郭嵩焘和薛福成 。
了一 批 当 时 先 进 的 知 识 分 子 入 其 幕 府 ，为其 所 用 。这 些 幕 友
冯 桂 芬 （８ ９１ ７ ） 李鸿 章 早 在 做 翰 林 时就 与 其 结 识 。 １０ ．８ ４ ， １６ ８ １年 冯 桂 芬 代 表 苏 州 士 绅 写 了 恳求 曾 国藩 派 兵保 卫 上 海 的 请 愿 书 ，于 是 才 有 了李 鸿 章 组 建 淮 军并 任 江 苏巡 抚 。冯 桂 芬 在 太 平 军 攻 陷 苏 州 时 逃 到 上 海 ， 那 儿 亲 眼 看 到 了西 方 的 在 实力。１６ ８ ２年 李 鸿 章 奏 调 冯 桂 芬 入 幕 ， 从 那 时 起 直 到 １６ ８５ 年，冯桂芬为李鸿章的思想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郭 嵩 焘 （ ８ ８１９ ） 他 和 李 鸿 章 丁 未 同年 并 同为 翰 林 ， １ ｌ －８ １ ，
第３ ２卷 第 ３期
１ ２Ｎｏ． ３ ３
唐 山 师 范 学 院 学 报
２１ ０ ０年 ５月
Ｍａ １ ｙ ２０ ０
Ｊ ｕｎ ｌｆＴ ｎ ｓ ａ ｅ ｃ ｅｓＣ ｌ ｇ ｏ ｒａ ａ ｇ ｈ ｎＴａ ｈｒ ｏｌ ｅ ｏ ｅ
冯桂芬
冯桂芬
冯桂芬
冯桂芬（1809～1874）
晚清思想家。
字林一，号景亭。
江苏吴县人。
1840年（道光二十年）进士。
翰林院编修。
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奉诏于苏州举办团练，后擢詹事府右中允。
1860年，太平军克苏州，遁居上海。
时既愤于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又主张借洋兵助剿太平军，并联络江浙官绅，在外国势力支持下组成“会防局”。
曾上书曾国藩，乞遣师东援。
在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后，为解上海之围及进复苏州，多次献策。
后又助李办广方言馆（亦称上海同文馆）。
他早年讲究经世致用，注意研究西学。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呼吁自强之道不可以须臾缓，认为中国之所以受欺凌即在于缺少西方所具有的长处，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采西学，制洋器，发展军事工业以及其他事业。
对清朝统治也有不满，要求革新内政，并
且重视农业生产，倡议在生产中采用机器，以节省人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建议改革科举考试内容，给予掌握西方技艺者科举待遇。
这些主张对洋务派曾产生很大影响，对维新派也有所启迪。
晚年讲学于苏州、扬州，从事著述。
所著《校庐抗议》一书，戊戌变法时，曾被光绪帝印发群臣阅读。
主要著作还有《显志堂稿》、《说文解字段注考证》等。
2023年山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材料题解析)第17题
12023年全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山东卷）历史试题史料来源和试题解析（材料题部分）【真题呈现】17．（12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书中的时代·时代中的书表2、表3是晚清某位思想家（1809～1874）代表作的目录摘编和版本情况。
表2 表3——据《江苏艺文志》等（1）书中的时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4分）（2）表3对我们了解这部书在时代中的作用有什么帮助?谈谈你的看法。
（8分）【时代背景】（一）汰冗员议 广取士议 厚养廉议减兵额议……（二）均赋税议 兴水利议 筹国用议罢关征议……（三）重儒官议 改科举议 改会试议停武试议……（四）收贫民议 稽户口议 严盗课议复宗法议…… 稿本 成书于咸丰十一年（1861） 抄本 成书于咸丰十一年（1861） 津河广仁堂刻本 光绪九年（1883） 江西豫章刻本 光绪十年（1884） 弢园老民活字印本 光绪十一年（1885） 潘氏敏德堂刻本 光绪十八年（1892） 丰城余氏刻本 光绪二十三年（1897） 弢园老民铅印本 光绪二十三年（1897） 文瑞楼石印本 光绪二十三年（1897）冯桂芬（1809—1874），晚清思想家、散文家。
字林一，号景亭，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曾师从林则徐。
道光二十年进士，授编修，咸丰初在籍办团练，同治初，入李鸿章幕府。
少工骈文，中年后肆力古文，尤重经世致用之学。
在上海设广方言馆，培养西学人才。
先后主讲金陵、上海、苏州诸书院。
冯桂芬为改良主义之先驱人物，最早表达了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
著有《校邠庐抗议》《说文解字段注考证》《显志堂诗文集》。
《校邠庐抗议》是一部政论集，也是近代思想家冯桂芬的代表作。
“校邠庐”是作者居住处，“抗议”二字语出《后汉书•赵壹传》，即位卑言高之意。
作者针对清咸丰朝以后的社会大变动，以及当时科技水平落后于西方国家的状况，向当权者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
作者认为中国要自强,就必须变法,改变“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的现状,而做到人无弃材,地无遗利,君民相通,名实相符。
试论冯桂芬采西学教育思想的内容及特征 文档
试论冯桂芬采西学教育思想的内容及特征冯桂芬（1809―1874），江苏吴县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
冯桂芬的变革思想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在冯桂芬的教育变革思想体系中，主要有提高教师地位、改革科举、人才培养、采西学等一系列内容。
采西学的教育思想是其总体中的精华与闪光部分，本文力图从其内容与特征方面提出一些粗浅看法。
一、采西学教育思想的内容冯桂芬采西学的教育变革思想主要体现在建立新式学堂与改变教学内容两个方面。
学习外国语言文字，设立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学校，是一个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融入世界体系必做之事。
近代以前，由于闭关锁国政策、“天朝上国”思想作祟，中国基本上没有学习外语，特别是欧美语言的机构，更无这方面的人才。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门被打开，通商口岸开放，中外交涉日益频繁，培养外语、外交人才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同时，在与西方侵略者打交道的过程中，部分官绅也渐审时度势，意识到了无论抵抗外国还是学习外国，必须了解外国，而要了解外国，就必须先学习外国的语言文字。
这样，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思潮也就首先从语言文字领域打开了缺口。
1.设立新式学堂强调士人博学的重要冯桂芬首先站在传统的知识分子角度，性，明确读书应兼通古今纵横。
他从《诗经》、《左传》到《职方外纪》，从古代孔子到近代顾炎武，旁征博引论证了“学”的重要性。
实际上是为其“采西学”主张奠定了历史的基础。
如果说与古人相比论证“采西学”仍嫌不足的话，冯桂芬又从当时的外国人善学反证中国的“正人君子”应博学。
“通市二十年来，彼首之习我语言文字者甚多，其尤者能读我经史”[1]。
这时，冯桂芬放下了“天朝上国”的自傲思想，从“驭夷为今天下第一要正”的基点出发，向最高统治集团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警言与劝告。
其实在冯桂芬所处的时代，并非没有“通”西学之人，但由于传统士人对“夷”学不识，更为不屑，致使能学习西方语言文字者只是些“通事”。
冯桂芬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分析这些来自“市井佻达游闲”“其质鲁，其识浅” [1]的“通事”的不堪重用。
自考汉语言本科《中国古代文学史(二)》(考点汇总超详细)第二篇
自考汉语言本科《中国古代文学史（二）》（考点汇总超详细）第二篇第二十七章清代戏剧第一节清初戏剧☆☆☆☆☆一、选择（单选、多选）1、入清后，李玉与叶时章、毕魏、朱素臣共同创作了《清忠谱》。
该剧25折，以东林党人和苏州人民反抗阉党魏忠贤黑暗统治的斗争为题材，以周顺昌为主线，将杨涟、魏大中、左光斗等人的遇难事件穿插其中，歌颂了周顺昌等东林党人的正义斗争和颜佩韦等五人舍生取义的高尚节操，反映了晚明社会市民阶层的壮大，抨击了魏忠贤党羽祸国殃民的罪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政治性。
其中的周顺昌具有“既清且忠”的理想人格，“清”表现在居官清廉，“忠”表现为一心向社稷。
2、清初戏剧有三个流派：一是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派，其戏作有较强的市民色彩；二是以吴伟业、尤侗为代表的文人派，有案头化倾向；三是以李渔代表的娱乐派，讲求游戏娱乐功能和形式技巧。
3、《清忠谱》成功塑造了新兴的市民群体，他们是新的历史力量。
4、就艺术成就而言，清代传奇高于杂剧，清初传奇高于清中后期传奇。
5、吴伟业、尤侗的作品借历史故事抒发身世之苦或故国之思，意境上接近诗歌，曲词雅致，抒情性增强，但不利于演出，是“案头之曲”。
二、主观题（名词解释、简答、论述）1、苏州派的特点：苏州派是明清之际活动在苏州一地的重要戏剧流派，以李玉为代表，戏作有较强的市民色彩。
该派戏剧特点：（1）创作题材上，较为关注社会现实，多为政治剧和时事剧。
（2）思想倾向上，突出表现道德情操与个人欲望的冲突，纲纪陵夷的社会与洁身守义的个人的冲突，不遗余力地抨击世风的浇薄、世态炎凉和小人的卑劣行径，歌颂清明的政治和社会安定，讴歌高尚的道德和操守，有强烈的伦理教化色彩，与明代中后期传奇相比，具有文化反思的特点。
（3）作品形式上，他们精通音律，又是演艺中人，注重舞台演出效果，少有案头剧不能演出的弊端，将平民文化与士大夫文化熔铸一体，又扎根于平民文化土壤之中。
2、李玉戏剧创作的成就：（1）有传奇33种，今存18种；（2）最著名有“一笠庵四种曲”——《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和《清忠谱》；（3）入清后，李玉的创作兴趣由关注世态人情转向朝政纲要，并反思历史。
李鸿章外交思想
李鸿章外交思想内容摘要：李鸿章几乎承办了清末所有重大对外事务，为清廷所倚重，名扬国际，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有重要影响，然而李鸿章从小接受的是系统的儒家教育，本身又是封建地主的一员，生活在封闭的晚清时代，没有全面的认识世界的机会,因此其外交思想难免有很大的局限性。
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多是封建地主阶级自身利益，丧权辱国。
很多人对他的评价是“卖国贼”。
其实不然，纵使他代表签订了《马关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纵使他的“遵循外交”、“利益均沾”极大的损害了中国权益，然而谁愿意背上卖国的骂名？当时清廷形势使其力不从心，加之统治者思想的左右，使之难施其政，国家步步陷入危难实是必然。
李鸿章出于当时形势、所处的位置的考虑及自身的局限性的桎梏等综合因素最终使其思想、行为使然。
关键词：内政、外交、和戎、自强、遵循外交、以夷制夷、李鸿章主持清末外交近30年，其主导思想是争取和局。
内政外交相结合，以“和戎”为途径，“自强”为目地。
主张变法自强。
就外交实践而言，他彻底失败了，但就思想本身来说，李鸿章的和局思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积极性，不应随着外交实践的失败而完全否定。
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利用坚船利炮叩开紧闭的大清国门，迫使清政府签订中国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地、赔款、通商。
此后，西方列强接踵而至，竞相叩关逼迫清廷就范签订不平等条约。
在列强的肆意侵略下，中国主权不断的沦丧，领土大片的被割占，疆界频繁的变更，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步步加深，社会矛盾被不断激化，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危机四伏。
外忧未除，内患又起，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突发。
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清王朝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国力几乎消耗殆尽，积贫积弱，国势日下，清廷封建统治岌岌可危。
李鸿章正是在此时局下粉墨登场主持清末外交事务，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接手清朝外交。
在如此严酷的情势下，腐败的清朝统治者竟毫无警觉，依然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以为区区“夷狄”不足重视。
论冯桂芬对李鸿章的影响
①
作 者简介 ： 晓军 （９ ３年 一） 惠州学 院政法系教授 ， 成 １５ ， 主要从事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
・
１６・ ０
冯桂芬 （８９ ８４年） 字林一 ， １０ —１７ ， 又字梦奈 ， 号景亭， 江苏吴 县人 。他不仅 中了举人 ， 而且 中了进士 ， 既 是一位传统的饱学之士 ， 又是一位留心经世致用之学的有识之士 。正如李鸿章指 出： 该员 好学深思 ， 通 “ 博 今 古 ， 为 经世 之学 。综 其所 长 ， 喜 于盐 政 、 务尤 为 洞悉 源流 。 Ｌ Ｈ 漕 ”１ ∞ 由于冯 桂芬 学识 渊 博 又讲求 经世 致用 ， 儿 更 由于冯桂 芬 比李鸿 章 年长 １ ４岁 ， 中进 士早 了七 年 ， 以李 鸿 章 尊称 冯 桂 芬 为 “ 辈 ”， “ 所 前 为 先生 ” 。冯桂 芬 在 生 时李鸿 章数 次专 折 奏保 他 ， 逝世 后李 鸿 章又 专折 奏请 为 其建 专祠 。 由此 可见 ， 冯桂 芬 与李 鸿 章 的关 系不
多师友对其 思想 言行 的影响分不 开。这其 中， 冯桂 芬 对李 鸿章的影 响 不可低估 。本文从 三 个方 面 分析冯桂芬与李 鸿章的密切关 系： 冯桂 芬撰 “ 乞师 ” ， 成 李鸿章 领兵 上海并 为其 洋务 观 的产 生 书 促 形成提 供 了机遇 ； 冯桂芬 的《 邻庐抗议》 校 对李鸿章 奏设上 海广方 言馆 等 洋务思 想和 洋务 实践的 深
化产生 了重要影 响 ； 冯桂芬 全力影响并促成 李鸿章奏 减 苏松 太浮赋 ， 为整饬地 方 吏治 ， 缓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阶级 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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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冯桂芬对李鸿章的影响作者：成晓军来源：《贵州文史丛刊》2010年第03期内容提要：李鸿章是近代中国一位争议颇大、又在许多方面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实与他的诸多师友对其思想言行的影响分不开。
这其中，冯桂芬对李鸿章的影响不可低估。
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冯桂芬与李鸿章的密切关系：冯桂芬撰“乞师”书，促成李鸿章领兵上海并为其洋务观的产生形成提供了机遇；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对李鸿章奏设上海广方言馆等洋务思想和洋务实践的深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冯桂芬全力影响并促成李鸿章奏减苏松太浮赋，为整饬地方吏治，缓和阶级矛盾。
重建社会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冯桂芬李鸿章洋务思想洋务实践密切关系中图分类号：K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10)03－105－110冯桂芬(1809－1874年)，字林一，又字梦奈，号景亭，江苏吴县人。
他不仅中了举人，而且中了进士，既是一位传统的饱学之士，又是一位留心经世致用之学的有识之士。
正如李鸿章指出：“该员好学深思，博通今古，喜为经世之学。
综其所长，于盐政、漕务尤为洞悉源流。
”由于冯桂芬学识渊博又讲求经世致用，更由于冯桂芬比李鸿章年长14岁，中进士早了七年，所以李鸿章尊称冯桂芬为“前辈”，为“先生”。
冯桂芬在生时李鸿章数次专折奏保他，逝世后李鸿章又专折奏请为其建专祠。
由此可见，冯桂芬与李鸿章的关系不一般。
一、冯桂芬撰“乞师”书促成李鸿章领兵上海并为其洋务观产生、形成提供了机遇作为一位在封建传统文化熏陶、浸染下成长起来的官僚士大夫，冯桂芬尽管因为独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使得他不屑与腐败官吏为伍，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根本利益，坚决与农民起义军为敌，则是其本能的职志所在。
早在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自1851年1月在广西金田揭举义旗，一路势如破竹，于1853年3月建都江宁，改称天京后，满清中央朝廷急忙下诏各地在籍官绅加紧举办团练之际，冯桂芬就在家乡积极参与组建地方团练武装的活动，并因举办团练有功获得朝廷五品衔的奖赏。
1856年，他又被晋升为右春坊右中允，但因主张在江苏行大小户均赋法而开罪于权门势族，一气之下于1859年请假回籍，打算专心做学向的时候，太平天国后期优秀将领李秀成、陈玉成等，率部于1860年春攻占苏州，冯桂芬被迫举家避居上海。
此后，江浙籍大批地主官绅聚集上海城中，他们一方面积极组建防城武装，一方面借助西方列强军事势力，并在冯桂芬的建议下设立“会防局”，试图阻止太平军挺进上海。
然而，太平军不仅很快攻占常州、嘉兴等地，而且进占了浙江省城杭州，形成了包抄上海之势。
一时间，上海城中人心惶惶，气氛非常紧张。
封建官绅们清楚地认识到，尽管江苏巡抚薛焕招募的兵勇达到五万多人，但绝大多数是“市井无赖”，没有什么战斗力；而“常胜军”等洋人武装毕竟人数有限，更为重要的是，洋人能否密切合作尚无把握。
于是，在沪江浙官绅通过反复权衡，决定向手握重兵、时在安庆湘军大营的曾国藩“乞师”。
“乞师”书名叫《公启曾协揆》，尽管冯桂芬未予署名，但实际上是由他捉刀拟稿。
据曾国藩日记所记：“午刻，江苏上海庞宝生派户部主事钱鼎铭来请兵，携有书函……问之，系冯桂芬敬亭手笔”1861年11月18日(农历十月十六日)，钱鼎铭和厉学潮受上海官绅之托，将“乞师”书正式递呈给曾国藩。
在该“乞师”书中，冯桂芬除了指斥太平军在苏南一带“焚烧夷戮”种种“劣迹”之外，提出了苏南时局“有可乘之机而不能持久者三，有仅完之地而不能持久者三”的观点，引起了曾国藩的兴趣。
据曾氏在接见钱鼎铭等人当天的日记中记述：“书辞深婉切至，大略谓吴中有可乘之机，而不能持久者三：日乡团，日枪船，日内应是也；有仅完之地，而不能持久者三：日镇江，日湖州，日上海是也。
”李鸿章在《冯桂芬建专祠片》中也明确指出：“该绅先谋设会防局襄筹防剿，继定入皖乞援之策，手草函稿数千言，沥陈危急情形与用兵先后机宜。
”本来，该“乞师”书不仅“深婉切至”，而且其“有可乘之机，而不能持久者三”，“有仅完之地，而不能持久者三”的切实分析，对于曾国藩全面而长远规画军政大计很具启发价值，加之“钱君在坐次哭泣，真不异包胥秦庭之请矣。
”连续一个多星期，钱鼎铭等或是“情词深痛”；或是“语次声泪俱下”，甚至“叩头乞师”，曾国藩本应当即表态，派兵援沪，但他自有苦衷，“此间无兵可分”，“余愧无以应之”。
他的理由是：“非二月不能筹出一支兵速赴上海。
”经过反复思考，曾国藩决定“许以明年另筹一旅驰赴沪滨。
”这另筹的一军究竟由谁统领呢?一般学者认为曾国藩首先考虑的是曾国荃，因为由他领兵上海可以控制重要财源。
如吴善中在冯桂芬的小传中即指出：“而此时曾国藩垂涎于上海‘每月厘捐可得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这一筹饷要区，正求之不得，遂派定曾国荃率万人以去，但曾国荃此时欲抢夺攻占天京头功，不愿前往。
”实际上，曾国藩最初考虑的是由李鸿章和曾国荃各领一军同赴上海，后因曾国荃“不愿往上海，恐归他人调遣，不能尽合机宜”，才改由李鸿章单独援沪，并非曾国荃想抢夺攻占天京头功“不愿前往”。
这是因为，1861年底，湘军尚不具备攻占天京的优势，太平天国首都被湘、淮军攻陷乃是两年半以后的事情。
李鸿章在《致吴晓帆方伯》中说：“东下之师早有成约，宫保迭催沅甫方伯添募来营，如沿途风水阻滞未能速到，命弟先率水陆万人克期前进。
”在《复乔鹤侪都转》中也说：“帅先允令沅浦方伯同鸿章前往，沅不果行，而敝军行有日矣。
”曾国荃在给李鸿章的书信中谈到：“弟愧未攀附随行，稍效指臂之劳，此心何尝不歉然难释。
”的确，面对天京内讧后重新振作起来的太平军势力而“无兵可分”的客观实际，使得曾国藩在是否拨兵援沪、由谁统兵驻沪的问题上“从违两难”，伤透了脑筋。
在考虑派李鸿章与曾国荃领兵上海的同时，曾国藩还想到了老朋友陈士杰，但陈以老家湘南“不靖”为由未能应约出山视事。
既然曾国荃不愿“他人调遣”赴上海、陈士杰无意出山领兵，那么勇于任事且掌握有淮勇为基本骨干力量的李鸿章，也就自然而然成了领兵援沪的最佳人选。
然而，曾国藩最初考虑的是派曾国荃还是李鸿章领兵上海，倒不是问题关键所在。
因为，最终李鸿章领兵上海，并由此发生其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这才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由此，我们自然联想到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没有上海官绅向曾国藩“乞师”，如果没有冯桂芬主笔拟成“乞师”书“深婉切至”，如果没有冯桂芬力荐钱鼎铭等“声泪俱下，叩头乞师，情词哀迫”，也就很难促使“无兵可分”、“从违两难”的曾国藩最终痛下决心，“另筹一军”援救上海，此后李鸿章领兵上海、发迹上海也就无从谈起。
故而，我们认为李鸿章领兵上海，诚为冯桂芬力促之功。
正因为有此渊缘，李鸿章率军抵达上海不久，就专折奏调冯桂芬等人人幕，“引为得力助手，凡有大事，或策划商议一些重大举措，无不听取他的意见。
”李鸿章在《奏调冯桂芬等片》中亦称：“查有五品衔候补中允冯桂芬，精思卓识，讲求经济。
”后来的事实证明，冯桂芬辅助李鸿章之功十分突出。
1865年秋，李鸿章在《复保冯桂芬片》中又指出：“臣在翰林时即与冯桂芬相识，服其学问精洽。
及统兵至沪，复经奏留臣营，借资赞助，随时咨访地方利病。
”诸如奏设上海广方言馆、奏减苏松太粮赋、兴办文化教育等重大举措，“皆采其议居多。
”在此，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李鸿章领兵上海以后不仅得到了冯桂芬在重大军政方略制订和实施上的真心相助，而且李鸿章由此开始了从一位传统的封建士大夫开始其具有世界观念的以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为主旨的新型官僚士大夫转变的人生历程。
一正是在上海，李鸿章的西方观、西学观、自强观、变法观、开放观开始产生并不断深化，奏设广方言馆、造炮制船、开矿修路、派遣留学生到外国学习之举等洋务实践活动，也在上海初见成效并朝着不断深化的趋势迈开了艰难而富有生气的步伐。
只要我们细心检诸新版《李鸿章全集》中有关信函、奏折、电稿、诗文等专题资料，就会发现笔者所持这个观点具有大量的事实依据。
二、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对李鸿章奏设上海广方言馆等洋务思想和洋务实践的深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冯桂芬不仅是重要的洋务派思想家，同时也是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的重要思想家。
这是因为，他的许多重要思想主张，不仅为洋务派所认同，而且成为资产阶级变法维新派的前驱先行者。
他的思想学说，主要体现在《校邠庐抗议》及其附录之中。
《校邠庐抗议》及其附录中大部分文章，系冯桂芬作于19世纪60年代前后。
笔者赞同戴扬本先生对《校邠庐抗议》的评价，认为它是“冯桂芬的主要政治论著，也是他在社会上影响最大、并使他在近代启蒙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部著作”。
在这部著作及其附录中，冯桂芬正视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现实，较深刻地反思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落后性和封建专制统治的某些弊端，明确提醒人们：中国已经在四个方面不如夷，即“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
”从而大声疾呼：朝廷内外、举国上下应当做到知耻而思“自强”。
怎样才能做到“自强”呢?冯桂芬在强调变革内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同时，提出了“制洋器”、“采西学”的主张，不仅有必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有必要向西方学习培养懂得制器之学的人才，并且隐然涉及到了解和学习西方国家有关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某些内涵，即与郭嵩焘一样把认知和师法西方的视角开始投向西方“朝廷政教”、“人心风俗”。
这就是笔者将冯桂芬定位为既是“洋务派思想家”，又是“早期改良派思想家”双重属性的理由所在。
一般学者都认为，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及其附录中所提出的思想主张，对洋务派和后来的戊戌维新改良派均产生过影响；然而，为什么在冯氏在世时《校邠庐抗议》只有数量不多抄本私相流传于官僚士大夫阶层，如曾国藩在书信中提到的“自大著珍藏敝斋，传钞日广，京师暨长沙均有友人写去副本”，只是在冯氏去世后才有多种刻本问世并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获得广泛流传呢?笔者认为，除了冯桂芬本人考虑到所发议论“明知有不能行者，有不可行者”，没有必要引起更大的麻烦这个因素之外，更主要更关键的原因在于19世纪60和70年代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正处于纷繁的转型时期，冯桂芬的思想主张尚未获得主流社会的一致认同，缺乏朝廷认可而付诸实践的合适水土气候。
那些身居要职的洋务派重要人物如曾国藩等人，尽管对《校邠庐抗议》及其附录中的思想主张有所保留的同时，又在诸多方面表示认同，但他们的政治身份和地位与冯桂芬不一样，不得不从政治得失层面多加考虑。
从而，在他们中旗帜鲜明地对冯桂芬的思想主张予以认同、采纳并在实践中加以发展深化者并不多，只有李鸿章是例外。
如左宗棠、丁日昌、沈葆桢等洋务派大员，在冯桂芬在世时对其思想主张并未发表重要的议论，即使如郭嵩焘这样“以谈洋务为己任”的激进派洋务思想家，也只是在日记中提到：“敬亭又见示所著《校邠庐抗议》廿二篇，较王子寿枢言为能徵实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