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汗国及元朝时期对道教的政策
元朝的历史宗教多元信仰与宗教政策
元朝的历史宗教多元信仰与宗教政策元朝（公元1271年至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它由蒙古族建立，在其统治下，中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变革。
在这个时期，元朝的历史宗教多元信仰与宗教政策在塑造中国社会面貌、促进文化交流以及维护政治稳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元朝是一个兼容并包的时代，它容纳了多种宗教信仰。
在元朝统治下，佛教、道教和儒学以及回教等各种宗教信仰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
与此同时，由于元朝是蒙古人的政权，蒙古族自身的萨满教也在中国得到推广。
这种多元信仰的存在为元朝的社会和文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使得不同信仰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得以展开。
其次，元朝的宗教政策对于维护政治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元朝的统治者非常重视维护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和稳定。
为此，元朝制定了一系列宗教政策，以保持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习俗。
例如，元朝政权对于蒙古族的萨满教采取宽容态度，支持其发展；对于佛教和道教，元朝也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和保护。
这些宗教政策的制定，使得各个宗教信仰得到了尊重和保护，从而减少了民族和宗教冲突对于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
此外，元朝的宗教多元信仰也促进了文化交流与融合。
在元朝时期，蒙古统治者与中原文化的传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融合，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不同宗教之间的互动。
佛教和道教的传播与发展对于汉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元朝皇帝本身也对这两个宗教非常关注，并亲自参与佛教活动。
与此同时，元朝还吸收了很多外来文化，尤以回教为代表。
回教在元朝的蒙古族统治者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同时也影响了汉族地区的文化与信仰。
这种多元信仰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元朝时期的文化繁荣和社会和谐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总结来看，元朝的历史宗教多元信仰与宗教政策在维护政治稳定、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多元信仰的存在丰富了中国社会的多样性，宗教政策的实施则为不同宗教间的和谐相处提供了条件。
元朝时期的宗教多元信仰与宗教政策，不仅影响了当时的社会和文化，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朝的官制是怎么样的
元朝的官制是怎么样的元朝的前身是蒙古汗国，由成吉思汗所建。
当时官制比较简单，实行领主分封制。
元朝统一中国后，国家规模超过汉、唐，蒙古汗国官制已不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为了行使有效的国家管理，蒙古统治者对历代中原王朝官制，特别是金朝官制，多所借鉴，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元朝官制。
下面是店铺为大家整理的元朝的官制是怎么样的，希望大家喜欢!元朝官制之中央官元朝中央最重要的机构是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
元朝不采用隋唐确立的三省制度，而是沿用金朝尚书省制度，更名为中书省。
中书省是由蒙古汗国时侍卫官必阁赤演化而来，又称都省，为管理全国政务的最高行政机构。
中书省名誉上的长官是中书令，由皇太子兼任，称“行中书令”或“领中书令”，但并不常设，元代只有四个皇太子兼任此职，而且“首居重器，未尝事事”(《秋涧集》卷八四)，“名虽如是，实则未闻”(《青崖集》卷四)。
实际上中书省的长官是右丞相和左丞相，总领省事，裁夺庶政。
元制尚右，右丞相地位高于左丞相。
平章政事是丞相的副贰，左右丞、参知政事为执政官，统称宰执。
又有参议中书省事，掌管左、右司文牍，并可参决军国重事。
左、右司，各设郎中、员外郎、都事等官。
中书省统领六部。
六部皆设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等。
六部职掌与宋朝相仿，惟兵部不掌军政，只负责邮传屯牧。
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元朝曾三次设立尚书省，与中书省分权，但时间都不长(三次设置合计八年)，所以终元之世基本上实行的是一省制。
需要指出的是，元代宰执官名运用十分混乱，原因是相当长时间内被用于赏功加官，到元中期恶性发展，从京官到外官，从文职到武职，甚至佞倖、僧道之类，往往都被授予宰执头衔，有时前面加“遥授”字样，有时则径称丞相某某、平章某某，职官、加官颇难分辨。
直到元朝后期，加官宰执头衔才得到控制。
枢密院是最高统军机构。
除怯薛外，“天下兵甲机密之务，凡宫禁宿卫、边庭军翼、征讨戍守、简阅差遣、举功转官、节制调度，无不由之”(《元史·百官志二》)。
元朝的文化争议儒释道三教之争与官方政策
元朝的文化争议儒释道三教之争与官方政策元朝的文化争议：儒释道三教之争与官方政策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独特的一个朝代，它在政治、文化和宗教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的特点。
元朝时期，儒释道三教之争在文化领域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并且这些争议对官方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的，但它成立后立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统治，其中之一便是依靠汉族士人来进行官员选拔。
然而，汉族士人对于官方的统治是持有异议的。
随着元朝统治的深入，儒释道三教之争愈发激烈。
儒家学说一直以来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在元朝时期，由于元朝建立者的外族背景，儒家的地位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元朝并没有像之前的朝代那样将儒家视为官方学说，而是采用了一种儒释道三家合一的政策。
尽管如此，儒家依然受到了汉族士人的支持，并且在学术领域保持着一定的地位。
一些汉族儒者和士人继续坚持传统的儒家价值观，传承并发展着儒家的思想。
另一方面，释道两教在元朝也有着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释教自隋唐以来在中国传播广泛，元朝时期更是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和推广。
一些元朝皇帝，如忽必烈、元成宗等，皈依了佛教，并积极扶持佛教的发展。
元朝时期兴建了许多佛教寺庙，并将佛教仪式引入宫廷。
与此同时，道教在元朝也得到了官方的尊重和支持，一些道士被任命为官员，道教仪式和思想也渗透到了元朝的文化中。
儒释道三教之争的结果是元朝在统一文化政策上取得了一定的平衡，但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官方文化体系。
各种不同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在元朝的社会中并存，互相影响并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化体验。
官方政策在儒释道三教之争中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
元朝皇帝通过各种政策来平衡儒家、佛教和道教的关系，力图保持社会的稳定。
此外，元朝皇帝还发展了一种庙堂文化，通过举办各种宗教仪式和学术活动来弘扬儒释道三家合一的文化。
这种庙堂文化既是官方政策的表现，也是皇帝统治的象征。
总的来说，元朝时期的儒释道三教之争在文化领域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对官方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朝的道教传承与道观修行
元朝的道教传承与道观修行在中国古代的历史长河中，元朝是一个独特而重要的时期。
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王朝，由蒙古人建立，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中国。
元朝时期，道教作为一种重要的宗教信仰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承与发展。
本文将探讨元朝的道教传承与道观修行，以展示这一历史时期对道教影响的深远意义。
一、元朝道教传承的背景元朝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融合的时期，蒙古人统治者对各类宗教保持着相对宽容的态度，允许各种信仰在一定程度上自由发展。
在这种背景下，道教得以在元朝时期广泛传承和发展。
元朝时期，道教在中国的地位逐渐得到提升。
蒙古统治者信奉藏传佛教，但对道教采取了容忍的政策，许多蒙古贵族也相继皈依道教。
元世祖忽必烈对道教尤为宽容，他在位期间修建了许多道观，给予了道教徒很大的支持与保护。
这种背景下，道教传承得以更好地发展。
二、元朝道观的修行活动元朝时期，道教的修行活动主要集中在道观中进行。
道观是道教信仰的宗教场所，也是道教文化的重要载体。
道观的修行活动涵盖了方方面面。
道教修行注重内外修养，主要包括道风、道教仪式、道家养生、道家经典、道士出家等诸多方面。
道士在道观中进行苦行修炼，通过禅定和冥想来提高个人的修为。
同时，道教徒也积极参与道教仪式，如祭祀活动、道教礼仪等，以表达对神明的崇敬。
此外，元朝的道观还广泛传承了道家养生的传统，强调保持身心健康和与自然和谐相处。
通过饮食调理、药物疗法、养生功法等一系列方法，道教徒在道观中追求长寿和身心的完美状态。
这些修行活动以及修行方法的传承，为元朝道教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元朝道教传承的影响元朝时期的道教传承与道观修行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元朝时期的道观建设和修行活动，为道教信仰的宣扬和传播提供了机会。
道观作为宗教场所，不仅吸引了许多信徒，还成为传播道教经书、道教文化的中心。
通过道观的修行活动，道教得以在元朝时期更加广泛地传承和发展。
其次，元朝的道教传承与道观修行活动对元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林巧薇：论元朝道教事务管理政策的形成和内容
林巧薇：论元朝道教事务管理政策的形成和内容摘要：宗教信仰在蒙古人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在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这与以儒家为主导的汉族王朝不同。
蒙古帝国入主中原后，在元朝的政治体制中宗教也相应地扮演着较为重要的角色。
虽然为顺应汉地形势，元朝采用汉式中央集权官僚制为主要行政制度，但是蒙元政府对宗教的管理却不同于先前的中原王朝。
本文主要讨论元朝统一中原前后，蒙元朝廷对道教管理政策的形成和调整以及对道教管理机构进行建立的过程。
关键词：元朝道教宗教政策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的征服战争锋及欧亚大陆，其创建历史上幅员最广的大陆帝国——蒙古帝国。
蒙古帝国第五代皇帝忽必烈即位中原，建立元朝，则缔造了中国史上的第三次大一统。
此次大一统并非源于中原内部实现统一的推动，而是来自蒙古帝国征服世界的强烈欲望。
元朝统一中国其实是蒙古人缔造蒙古帝国的一环，这决定了元朝政权的性格与我们所认知的典型汉族王朝不同。
立国中原以后，忽必烈顺应汉地形势采用汉制，俨然扮作一位中原帝王，同时作为蒙古大汉，他又需要维护对蒙古世界各汗国的统治合法性，因此蒙元朝廷不可能全盘采用汉法。
元朝作为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少数民族王朝，难以在全国推行单一的制度，因此多采用“诸制并举”的二元或多元政策。
讨论元朝所实施的宗教政策，我们需要先检视一下蒙古人对宗教的认识和基本态度。
元朝建立以前，蒙古帝国统治下民族众多，语言文化互不相同，宗教信仰亦不相同。
基于蒙古族早期信奉的万物有灵的萨满信仰，蒙古贵族基本上能持有宽容而多元的宗教态度来对待各种宗教。
《世界征服者史》认为：“（成吉思汗）因为不信宗教, 不尊崇教义，所以，他没有偏见，不舍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不如说，他尊敬的是各教中有学识的、虔诚的人，认识到这样做是通往真主宫廷的途径。
”事实上，成吉思汗信奉“腾格里神”，而且在萨满教信仰的影响下，成吉思汗认为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或道教的各种神和圣者没有什么差别。
元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与征服
元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与征服元朝（1206年-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王朝，它是由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发展而来的。
在元朝统治下，中国疆域扩展到了辽阔的北方草原地带，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也是元朝治理的重要一部分。
本文将探讨元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和元朝对这些民族的征服。
一、元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元朝治理北方游牧民族的政策主要是以蒙古人的身份来统一管理，寻求与这些民族的和谐共存。
1. 蒙古人的身份与民族团结：元朝始祖成吉思汗是蒙古人，他以自己的族群为核心，统一了众多游牧民族，建立了蒙古帝国。
在成吉思汗的后继者们统治下，蒙古人的身份成为元朝的象征，也成为了与北方游牧民族进行交流与治理的重要手段。
2. 设立伯颜制度：元代设立了伯颜制度，通过设立伯颜来管理北方游牧民族。
伯颜是元朝在北方设立的行政地区的负责人，他们是蒙古贵族中的重要成员。
他们管理北方游牧民族，维护边疆稳定，并参与到元朝的中央政务中。
3. 保留游牧民族的特权：元朝对北方游牧民族保留了一定的特权，例如保留了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习俗。
对于一些服从元朝统治的游牧民族，元朝给予了自治权和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以维持他们对元朝的忠诚。
二、元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征服元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征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通过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相结合，逐步实现对这些民族的统治。
1. 外交手段：元朝致力于通过外交手段来稳定北方边疆，与游牧民族进行友好交流。
元朝派遣使节与北方游牧民族进行贸易、结亲、联姻等外交活动，拓展元朝在北方的影响力，并通过外交手段争取游牧民族的支持和合作。
2. 军事手段：在外交手段无法解决问题时，元朝采取军事手段征服北方游牧民族。
元朝的军队强大且善战，通过战争征服了许多北方游牧民族，如西夏、金朝等。
元朝统治的军事力量成为征服北方游牧民族的有力保障，对不服从统治的民族进行镇压。
3. 移民与汉化政策：为了加强对北方地区的控制，元朝实行了大规模的移民政策，并推行汉化政策。
元朝文化政策
元朝文化政策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由蒙古族人建立和统治。
在元朝的文化政策上，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多元融合：元朝统治者主张文化多元融合，尊重各族人民的
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
蒙古族人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为基础，吸收并融合了汉族、西亚和其他民族的宗教、文化和艺术元素。
例如，在元朝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开始传播。
2.儒教推崇：元朝统治者对儒教持有一定的尊重态度，并采取
了一些措施来推广儒教。
他们重视儒家经典的研究，推崇儒学为官方的学术思想。
3.推广文化交流：元朝政权通过外交和贸易等手段，积极推广
文化交流。
他们建立了庞大的贸易网络，与中亚、西亚、蒙古、日本等国家进行交流。
这种国际交往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中国的文化得到了各个方面的发展。
4.重视历史文化：元朝统治者注重保存和传承历代文化的遗产。
他们建立了大量宫殿、寺庙、陵墓等建筑，并修复了一些历史名胜古迹，保护了历史文化的完整性。
总的来说，元朝的文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吸收了外来文化，促进了文化交流与融合。
这种开放和多元的文化政策，为后来明、清两代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
忽必烈与元朝的宗教政策
忽必烈与元朝的宗教政策宗教，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对于统治者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元朝是由蒙古族人建立的，因此，宗教政策对于统一和巩固统治至关重要。
本文将探讨忽必烈与元朝的宗教政策，以及其对社会和统治的影响。
元朝成立之初，中国社会存在融合多元宗教信仰的状态。
忽必烈意识到，宗教政策的制定对于稳定国家和民众的情绪至关重要。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推行宽容和包容的宗教政策。
首先，忽必烈采取了容纳多元宗教信仰的策略。
他尊重、容忍和支持各种宗教，不会强制迫害或压制任何宗教信仰。
在元朝的统治下，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各种宗教在中国繁荣发展，信仰自由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这种政策不仅延续了元朝前身金朝的做法，同时也体现了忽必烈作为统治者的开明和智慧。
其次，为了巩固统治，忽必烈采取了有效的宗教组织和管理制度。
他设立了统一的宗教事务管理机构，对各个宗教进行规范和管理。
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同时也有助于统一和巩固元朝的统治。
宗教领袖和僧侣等宗教人士在政治和社会上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被视为统治者的支持者和合作伙伴。
此外，为了提升自身的统治合法性，忽必烈还通过采取一些与宗教相关的举措来巩固自己的权威。
他接受了藏传佛教的灌顶仪式，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转变为佛教信徒的统治者。
通过这样的仪式，他使自己被人民视为佛菩萨的化身，拥有更高的统治地位和合法性。
这种做法显示了他在宗教问题上的机智和灵活性。
总的来说，忽必烈与元朝的宗教政策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通过宽容和包容的宗教政策，他巩固了统治地位，维护了社会稳定，并为各个宗教提供了发展的机会。
这种宗教政策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来的王朝也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忽必烈在宗教政策上的智慧和开明为中国历史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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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汗国及元朝时期对道教的政策
蒙古汗国及元朝时期、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呈现出异常兴盛的局面，它们并没有因为不同民族间相互征服和战争泯灭，反而由于蒙古民族对拥有上述某种或多种宗教的地区的征服或侵扰而使该教呈现向外扩张和传播的态势，这正是由于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奉行了对诸种宗教尽行尊崇优礼的政策结果。
尽管如此，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前景下，其优礼诸教的政策在就具体某一宗教说，还是有所侧重。
《元史》记载成吉思汗“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
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注释：《元史》卷二0二〈释老传〉）。
成吉思汗虽未得“长生之药”，但“深契其言”。
从而对丘处机有了新的认识。
其实丘处机当时为全真道教之领袖，具有很大的势力和很高的威望。
在金朝，由于北方人民与金朝统治者之间矛盾日益激化，有很多人加入道教，寻找安慰寄托，于是全真派“声威大振，门徒日增”，形成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而丘处机更是威望极高，时人评说：“在金之季，中原板荡，南宋孱弱，天下豪杰之士，无所适从，而重阳宗师长春真人，超然万世之表，独以无为之教，化有为之士，靖安东华，以待明主，而为天下式（注释：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工〈重修集贤官碑〉）。
”
蒙古进入华北，金朝迁都开封，山东成为蒙、金、宋三方面角逐之地，等待时机的丘处机自然也就成了三方面争夺的对象，“随处往往邀请”。
当成吉思汗派人前来宣召，他了解到成吉思汗“天赐勇智，今古绝伦，道协威灵，华夷率服”（注释：《元史》卷一〈太祖本纪〉），决定应召赴中亚谒见成吉思汗。
于是成吉思汗通过丘处机将这支具有一定政治势力的道教组织拉到蒙古一边来。
另一方面，抬高道教，优礼丘处机，有助于改善蒙古人形象，而丘处机又消弭了人民的反抗，巩固了蒙古在华北的统治。
蒙古军在灭金时，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民罹俘戮，无所逃命”。
活下来的人又被蒙古贵族虏为“驱口”。
在此情况下，原本活动于北方的农民起义军红袄军把斗争的矛头由反抗金朝统治转向蒙古贵族，使其在华北的统治极不稳固。
受到成吉思汗恩宠的丘处机回到中原，看到这种情况，便“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馀，由是为人奴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
中州人至今称道之”（注释：《元史》卷二0二〈释老传〉）。
丘处机这种释奴为良的措施，不仅使许多人免于被杀或当奴隶，更重要的是以此弭止了人民的反抗，对缓和阶段矛盾和民族矛盾，巩固蒙古在华北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成吉思汗召请丘处机的主要目的并非是求取长生之药，而是出于其战略上的考虑，进行拉拢，稳定局势。
丘处机作为北方道教派的领袖人物，自然达到了这一目的。
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后，太宗窝阔台继续重视道教，当时拖雷长妻唆鲁禾贴向她的中原道观颁发护持懿旨，赐给有名道士以荣誉称号（注释：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二）。
由于蒙古统治者对道教的优礼，许多蒙古贵族与北方汉族军阀亦对道教大加尊奉，使得道教教徒在半个世纪里展到大约三十万人（注释：胡祗通《紫山集·集真观碑》）。
随着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对周边民族的逐渐征服，所统治的地区逐渐扩大，所臣属的民族逐渐增多，其宗教政策在总体方面未有大变化的情况下，在对待某个具体宗教方面因实际形势的需要有了明显的侧重点。
全真道左丘处机在世时已成了当时最显赫的道教教派。
其道门兴旺，门徒众多，而且知名道士很多，不仅丘处机门下，而且其馀全真六子门下亦是如此。
著名的有尹志平、李志常、宋德方等人。
还有，这一时期，全真道修建了大批道观，以燕京地区为中心，遍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地区，几乎凡是丘处机至过之地，都修建宫观，全真道之大祖庭，即永乐纯阳万寿宫、陕西重阳万寿宫、北京的长春宫，都创建于此时。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重修金代编纂的《大金玄都宝藏》。
金代编纂的道藏经板，在火灾中被焚，各地所存藏经又多毁于战火。
丘处机观见元太祖返回燕京后，遂有重新编修道藏之意，并将此事付与其徒宋德方承担。
宋德方大约于1237年开始从事这项工作，以其弟子秦志安为主要助手，参与校雠编纂的还有李志全、毛养素、何志满等人。
此次道藏的编辑，是以仅存于营州的《大金玄都宝藏》为底本，购求他处遗经，加以补缺，校辑而成。
前后费时多年，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是道教史上仅有一次。
编成后的道藏，约名《玄都宝藏》，共七千八百馀卷，比《大金玄都宝藏》多收一千四百馀卷。
继任丘处机掌教的是其弟子尹志平，他在元太宗窝阔台的支持之下，继续弘教，使全真道向鼎盛期的颠峰迈进。
尹志平为修道藏等，曾向皇帝求诏，以建宫观“乙未（1253年）春，关辅略定，师西游，并图营建。
又兴复佑德、云台二观，太平、宗圣、太一、华清四宫，以翼祖观”（注释：《秋涧文集》卷五十六）。
发展道众方面，“丙申（1236年）秋，奉旨试经云中，度千人为道士，俾祈天永命，禔福元元”（注释：《秋涧文集》卷五十六）。
继尹志平掌全真教的是丘处机之弟子李志常。
他于1238年掌教，亦受太初学者窝阔台和宪宗蒙哥的赏识。
太宗时，封其为“玄门正派演教真常真人”，并对其大建全真道宫观给予大量支持。
总之，全真道在李志常掌教间发展至了其鼎
盛的颠峰，元时其他道教派同样受到朝廷的尊礼。
例如，真大道教、太一教、正一都等，但在这一时期并未有多大发展，仍维持宋金未亡以前的规模，远未有全真道教之繁盛。
政策的结果就很能说明政策本身的评判问题。
蒙古汗国及元朝的宗教政策的结果当然应从两方面来看。
从各种宗教本身的发展来看，这种宗教政策在这方面亦起到较为积极作用，即基本上各宗教都在各方面达到其发展史蔚为壮观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给政治人物对政权的掌控带来极大的威胁，这也导致了宗教本身的由盛而衰。
历史经验表明，一种宗教的发展繁荣与统治阶级的支持与宠遇是分不开的。
蒙古汗国与元朝时期，道教各派的昌盛一时的局面亦与蒙古统治阶级的恩宠和礼遇休戚相关。
蒙古汗国在黄河以北的扩张以及对全真道的支持使其获得发展的良机，而全真道的领袖们亦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一机遇，大力发展本教派势力。
使道教在这一时期能够达到鼎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