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对“巴黎和会”的报道特点

胡政之对“巴黎和会”的报道特点 本文发表于《新闻与写作》2009年第5期。最初文稿是2009届新闻班陆瑶同学的课堂作业。4年前她还是大一的学生，那次学生做的作业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到图书馆翻阅旧报刊，拿到了大量的一手资料，10多个小组呈交来的论文让我很感动。

陆瑶的作业有2万多字，其中很大部分是胡政之先生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所有关于巴黎和会的报道，全是她到图书馆一点点抄下来的。我为这样的精神而感动。当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她已经是大三的学生了，我跟她说，我指导她修改发表。几经修改，论文蒙《新闻与写作》杂志编辑采用，心里非常感谢！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也是胡政之先生诞辰120周年，仅以此为作为纪念。 王润泽 陆瑶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由于段祺瑞政府力排众议对德宣战，此时中国成为战胜国。1919年初，重新瓜分世界的巴黎和会召开，国人目力集中于此，希望中国能在世界政治外交中一扫过去受人欺辱的历史，收回战前被德国侵占的山东。在这政要无数、记者云集，更关系到中国前途的会议中，中国却只派出了一名职业记者，就是《大公报》主笔胡政之[1]。在巴黎和会的 3 个月中，胡政之聆听到中国代表顾维均的慷慨陈词，也目睹了西方列强的秘密外交，最终他看到，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之后第一次昂着头，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使青岛没能归属日本。作为第一位出国采访国际会议的记者，他亲临现场，于会场内外积极采访，共向国内发回专电14篇、通讯4篇，成为中国最早的国际会议系列报道。这些第一手的新闻报道，为中国读者关注“巴黎和会”，提供了独特的“中国视角”，处在我国国际报道意识尚未开化的时期，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我们对这些报道进行详细的量化分析后，发现有以下特点：

1、中国视角、民族立场： 胡政之对和会的这次系列报道，最突出的成就便在于站在民国的立场上，向公众提供了一个透视国际问题的“中国视角”。“巴黎和会”的本质是一战后对世界霸权的重新分割，在这样的一个风起云涌的国际舞台上，哪些是值得报道的“大事”？胡政之的标准是——攸关中国民族利益的事，在当时就是指“山东问题”，这就是“中国视角”。而这一点，正是当时国际通讯社无法提供给中国的媒体和公众的。

我们不妨做这样的一个对比分析： 以篇为单元，在《大公报》刊载的14篇“巴黎专电”中：只有4月18日和6月10日，没有提及与“山东问题”有关的进展，而是分别介绍了即将对战败国德国做出的处理以及各国对和约签字的态度。其他的12篇，均是围绕着“山东问题”的事态进程展开的，占报道总数的85.71%，报道的焦点被牢牢地锁定在国人所关心的“山东问题”上。

再以议题为单元，将“巴黎专电”的报道内容，按照青岛问题、胶州湾问题、和约签字问题、其他事关中国议题和无关议题进行划分的话，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

可见，无论是以报道的篇目，还是以内容的议题为单元进行划分，在胡政之的“巴黎专电”中，事关中国民族利益的报道均占到了总数的85%-86%，具有绝对的优势。

再来关注路透社的报道：和当时的大多数报纸一样，《大公报》也购买了路透社的电稿，并且几乎每天都有刊载。但是，有关我国在“巴黎和会”利益得失的内容就寥寥无几了。

例如，在1919年5月28日《大公报》的“巴黎专电”中，报道了我国代表的提议遭到和会拒绝，且最终结果难容抗拒这一关键性的事态进展。而当日的“特约路透电”中，18条消息中没有一条是关于我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

再如，刊载于1919年7月5日《大公报》的“巴黎专电”中，报道了我国山东问题的最终结果，我国专使没有在和约上签字。对这一国人极为关心的事实，同日的“特约路透电”中，10篇消息不仅只字未提，且无一是有关中国的报道。

中国报刊在国际问题的报道上，向来依赖于外国通讯社，缺少自己的声音，“一披阅中国之新闻纸，则英国半官方式‘路透社电’之消息，连篇累牍，全报新闻之来源，几全为‘路透社电’所占有，而国际新闻为尤甚”[3]。作为国际性的通讯社，路透社等通讯社在新闻报道中或站在本国利益立场上，或站在西方列强的利益立场之上，报道中缺少“中国视角”。因此，就“中国在和会上的利益得失”这一国人最为关心的问题，一般报纸刊载的信息，根本满足不了受众的需要。这个时候，胡政之的国际报道填补了“中国视角”的空白，以民族利益为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取舍报道的对象、主题和材料，在这个重大国际问题上，有了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凸显出了胡政之“巴黎和会”系列报道的价值所在。

2、数量众多、题材全面： 自1919年4月8日第一篇专电，截至同年9月6日，最后一篇通讯连载完成，五个月里，《大公报》共刊发了胡政之发回的18篇新闻报道。这些报道按照体裁，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专电”，体裁上与现代“消息”相近，但都没有标题，共计14篇，全部刊载在“巴黎专电”的专栏里。它们短小精悍，字数大多在100字以内，均一次刊载完成。[2]考虑到当时的新闻传递条件，这样的数量实在可圈可点。 另一类为“特约通讯”，在体裁上，相当于现代的“通讯”，共计4篇。它们普遍篇幅较长，被分别刊载在“巴黎特约通信”和“专件”两个专栏中。从时效性上看，“专件”中刊载的通讯从付邮到送达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其中《和平会议决定山东问题实纪》时隔两个月之久，另一篇《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与中国》虽在文中未注明付邮时间，但从事发时间至1919年9月3日开始刊载，也已是双月有余，报道的时效性早已无从谈起。另外，在“巴黎特约通信”中，还连载了一篇名为《中国代表为青岛问题向平和会议提出之说帖》的文章，是我国专使向和会要求归还德国在山东省权力的英文提案的译文。

3、采访细致、记载翔实： 在事件的叙述当中，时间轴上横向的展开，必然减缓纵向的延伸。而人们最迫切想要了解的是“结果是什么”，然后才能耐下心来看“结果如何得出”。因此，胡政之选择了短小精悍、简洁明快的专电形式，持续不断地报道事态的最新进展，一般只讲结果，省去过程。同时发出通信或专件，对前因后果进行详细报道，并加入许多非亲临和会现场所不能有的细节和场面描写，以补充专电在内容上的单薄。这样的安排一方面体现了胡政之对受众心理的考虑，先满足受众了解基本事实的要求，再进一步满足扩充信息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对成本的考虑，因为国际电讯的价格非常高昂，一般报馆承担不起。

在新闻报道的写作上，首先，胡政之非常注意现场细节和个人感受相结合，使人读来有感有悟、身临其境。如通讯《平和会议之光景》中，有这样的描写：

“威总统起立演说十五分钟，其辞当为外电所报告，予不必再述。惟有可纪者，威氏演说声调之优美、态度之殷挚、炼句之精警，实为予生平第一次所闻。方其演说之要点处，目光四射于听众。若见听者未大动容，则以下续发警句必使听者之精神为所吸动而后已。当威氏演说时，全场肃然静听，克列们梭、路易乔治两氏以手支颐、目视威氏不稍息。及其语毕，新闻记者席中忽有一人拍掌。此本非会场所许者，其人盖忘其所以而如此，亦足见威氏口才感人深矣。”[4]

“继威氏而演说者，为英相乔治。其人短而肥，貌似中国梁氏治氏，所说不外赞成威氏意见，特其态度辞句多激昂悲愤之观而已。嗣则法、意诸代表先后为赞成之演说。我国陆专使征祥亦手执原稿朗诵中国赞成之意，旁听席中颇有人赞其法语之纯熟者。随即，有比国代表外交总长亥蒙时起立，谓诸君议论均极是，惟办法究当如何因责难以十九国选五代表办法之非是。继之者有塞尔维亚、波兰、希腊诸代表赞成比代表之说，要求各派代表加入分会。”[5]

在上面的段落中，我们可以看出：胡政之在描写发言的诸代表时，是详略分明的。描写美国总统威尔逊使用了大量的笔墨，而对于其他代表，则一语带过，仅说明了其发言的主要内容和所持的态度。而在对威氏的刻画中，胡政之不仅运用了正面描写来赞美其声调、态度和炼句，还用侧面衬托的手法，通过在场者对其发言的反应，来表现其发言之精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政之选择了一个典型事例：大会本是不允许随便拍掌的，但由于威氏的发言实在是太精彩了，以至于这位记者都忘记了大会的规定，足见威氏的发言有多么的打动人。另外，胡政之非常注重细节描写在报道中的使用，比如“目光四射于听众”、“以手支颐”、“目视威氏不稍息”等，可以看出胡政之在采访中的精力集中、观察仔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之处，包括人物的眼神、神态，并且懂得运用这些细节来展现报道内容，颇有现代特写的味道。

通过这些报道技术的运用，胡政之写作的会议报道不仅不显得枯燥冗长，反而妙趣横生，现场感和纪实感都非常突出。

再有，胡政之非常重视采访。采访是写作的基础，优秀的采访对做出好的报道是更加必不可少的。在巴黎和会期间，他采访了很多著名的人物，得到了第一手的资料，加深了报道的力度和深度。这一点，从他的报道中就可见一斑。

《外交人物之写真》是胡政之写作的一篇人物通讯，以我国亲赴巴黎参加和会的五位专使为报道对象。其语言简洁、流畅，用词准确、辛辣，让人感到字字珠玑、掷地有声，着实是一篇优秀的人物通讯。

文章的第二段，胡政之做出判断：“以中国之地位言，本不应受如此待遇，然卒不能免于三等国之列者，实平时外交活动力太少之故。此则非今次所派各专使之咎，而数年来驻英法之公使不能无罪焉。”[6]

何出此言呢？胡政之指出：驻法公使胡维德、驻英公使施肇基等，在驻外期间，几乎未曾与外人相交；出国办事只与寻常科员接洽，而不与高官往来；与外国报界关系生疏；目的是为了将公费节省下来，据为己有。从胡政之在报道中所列举的这些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在下笔写作之前，胡政之是经过了细致深入的调查、采访的。

至于这位驻法公使胡维德的秘书岳昭燏，胡政之这样描写到：“岳办事极紊乱，以是者事益无头绪。甚至用五专使名义发出之电报，而五专使均未曾过目。又是秘书拟电，意与专使所指述者相左，而亦昧昧发出。殆至察觉，又去电更正。诸如此类，笑话百出，要之一乱字可以尽之。”[7]可见，胡政之的采访不仅包括提问、回答，观察也被纳入其中。平日里的所见、所闻，都为报道提供了生动的素材。

在“巴黎专电”当中，胡政之也常就国人最关心的问题，直接采访当事人，并以其毫不避讳的正面回答来报道事态的发展和结果，既明了又简洁。比如，5月20日的专电中，“据顾公使云，草约规定胶州湾档案移交日本国，无异移交土地，断难照办，如果不能声明将该案留存另订，则应拒绝签字”[8]。7月3日的专电中，“顾、王二专使谓，一经签字后声明已无济，不能迁就”[9]。

总之，从报道的效率看，三个月内发回18篇报道，胡政之并不算是一个“高产”的记者；从时效性看，同时期内《大公报》刊载的“北京特约通信”和“特约路透电”，要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