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与楚辞教案

屈原与楚辞教案教学目标：1、掌握屈原的生平和作品2、楚辞产生的文化政治背景3、屈原的爱国思想教学重点和难点：1、楚辞产生的文化政治背景2、《离骚》艺术成就教学方法：讲授课时安排：8课时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第一课时本节讲授楚辞含义、结集及楚辞产生的原因一、楚辞的含义“楚辞”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说明这一名称形成于西汉初年。

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它已具有三重涵义：第一，诗体。

指出现在战国时代、楚国地区的一种新的诗体。

第二，作品。

指战国时代一些楚国人以及后来一些汉人用上述诗体所创作的一批作品。

第三，书名。

指汉人对楚国人、汉人所写诗歌辑选而成的一部书。

二、《楚辞》的结集《楚辞》一书，既非出自一人之手，也不出于一个时代，它是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们逐渐纂辑增补而成的，自战国至东汉，历三、四百年，共分五个阶段：一、先秦离骚第一屈原九辩第二宋玉纂辑者可能是宋玉。

此为《楚辞》雏形。

二、西汉武帝时（前140前后）。

增辑作品七篇：九歌第三屈原天问第四屈原九章第五屈原远游第六屈原卜居第七屈原渔父第八屈原招隐士第九淮南小山增辑者为淮南王宾客淮南小山，或即淮南王刘安本人。

以上九篇作品的合集，是淮南王刘安以后、刘向以前的《楚辞》通行本。

三、西汉元帝、成帝时（前48～前8年间），增辑作品四篇：招魂第十宋玉九怀第十一王褒七谏第十二东方朔九叹第十三刘向增辑者为刘向。

四、班固以后、王逸以前（100年前后），增辑作品三篇：哀时命第十四严忌惜誓第十五贾谊大招第十六屈原或景差增辑者已不可考，既不出于一人之手，也不在一个时期，而是在较长的时期里由不同的人一篇一篇地陆续增辑而成。

以上十六篇作品的合集，就是王逸作《楚辞章句》时所据的十六卷《楚辞》本。

五、东汉后期（100～150年左右），增辑作品一篇：九思第十七王逸增辑者为王逸。

王逸撰《楚辞章句》，并附入自己的作品《九思》，成十七卷，即后世流传的十七卷本《楚辞》。

逮及宋代，因其篇第混併，乃考其人之先后，重定其篇第，即：离骚第一屈原九歌第二屈原天问第三屈原九章第四屈原远游第五屈原卜居第六屈原渔父第七屈原九辩第八宋玉招魂第九宋玉大招第十屈原或景差惜誓第十一贾谊招隐士第十二淮南小山七谏第十三东方朔哀时命第十四严忌九怀第十五王褒九叹第十六刘向九思第十七王逸这就是宋代以后通行的《楚辞》版本。

而《楚辞》一书的纂辑过程与篇目内容，也透露了“楚辞”二字的意义：即屈原辞赋以及宋玉以下汉人的伤悼屈原、以事名篇的拟骚辞赋（或骚体赋）。

三、楚辞产生的原因楚辞，是战国时以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

这种诗体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做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及汉代一些文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

编成《楚辞》一书，这是继《诗经》之后我国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

《楚辞》与《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

在诗歌史上都具有重要作用。

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

《汉书·艺文志》中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

《楚辞》由刘向编辑后，东汉的王逸作《楚辞章句》，宋洪兴祖作《楚辞补注》，朱熹作《楚辞集注》，此后的注本纷多，“楚辞学”成为历代研究的一门显学。

楚辞的产生，既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的产物，又是楚文化自身发展的产物。

楚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强烈的特征，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因而楚人长期被中原国家看成野蛮的异族。

楚地被称之为“蛮荆”，楚人被称之为“蛮夷”。

跟“猃狁”、“戎狄”并列。

一般认为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落后，这样说不完全对。

正确的说，楚文化和中原文化，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具体说，楚辞的产生，有如下背景和因素。

第一、中原文化的影响。

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

楚民族兴起之后，成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

至迟在殷周时期，楚人已经同北方政权发生关系；西周时，封楚王熊绎于江汉地区，表明周王朝对南方的控制。

春秋时，楚国迅速强大，兼并了长江中游许多大小邦国，成为足以与中原抗衡的大国，楚庄王为春秋五霸之一。

战国时，楚国并吞吴越，其势力西抵汉中，东临大海，在战国诸雄中，版图最大，人口最多。

一度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之说。

最后楚为秦所灭。

但秦时的楚地起义，又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

汉王朝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楚人的胜利。

秦汉大一统，最终完成了南北文化的汇融，也由此形成了伟大的汉族。

处于南方长江、汉水流域的楚国，在文化渊源上和政治思想方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与中原文化有一定的一致性。

春秋战国时代，北方中原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也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成为他们文化素养的一部分。

屈原《九歌》中的《桔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看成是《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

在战国时代，纵横家奔走游说于南北，其华美铺张的文辞对《楚辞》华美铺张的文辞也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楚辞的产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是无疑的。

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交融，是楚辞产生的重要因素。

第二、楚国的地理因素。

楚国的经济条件要比北方优越，物产丰富（举《重耳之亡》中重耳与楚成王的对话为例），人们谋生比较容易，不必像北方人整天从事单纯维持生存的活动，有时间和精力从事更复杂的物质生产和精神活动，南方秀美的奇山异水也能陶冶人们浪漫的情思。

和北方人比，较少受生活和礼教的压抑，这样，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

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较少压抑而显得活跃的生活情趣，造成了楚国艺术的高度发展，在审美趣味上表现出不同于中原文化的特点。

第三、楚国风俗习惯的因素。

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楚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重淫祠”（《汉书·地理志》）楚怀王曾“隆祭礼，事鬼神”，并且企图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师（《汉书·郊祀志》）。

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

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

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

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给人以神秘的感受。

甚至《离骚》中，也有“陈词”、“占卜”、“降神”，也借用了民间巫术的方式。

第四、楚地歌谣的影响。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因素来看，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

楚国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区。

《楚辞》等书中的《九歌》、《九辩》、《阳春》、《白雪》都是当时楚地的乐曲名目。

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诗，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

另外，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歌谣是配曲歌唱的，但楚辞有的篇目如《九歌》、《离骚》、《天问》等都很长，显然不适宜歌唱。

汉朝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汉书·艺文志》）表明读楚辞不象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

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中的“吟唱” 形式。

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感情。

第五、屈原的贡献。

“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

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

第二课时本节讲授屈原的生平、思想和作品一、屈原的生平屈原，名平。

生活于楚怀王、楚顷襄王时代，后人据《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二句推测其出生年月日，诸说不一，邹汉勋定为楚宣王二十七年（前343）戊寅正月二十一日；郭沫若定为楚宣王三十年（前340）正月初七日；浦江清定为楚威王元年（前339）正月十四日；汤炳正定为楚宣王二十八年（前342）正月二十六日。

又据《哀郢》、《怀沙》及《史记·楚世家》推测其卒年月日，亦无确证。

黄文焕定为顷襄王十年（前289），林云铭定为顷襄王十一年（前288），蒋骥定为顷襄王十三四年或十五六年（前286－前283），刘梦鹏定为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

屈原生平资料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史记·楚世家》、刘向《新序·节士》。

屈氏与楚王同姓（芈），楚武王子瑕食采邑于屈，因以为氏。

屈原年轻时曾得怀王信任，任左徒，史称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怀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心害其能。

怀王派屈原起草改革朝政的宪令，在草拟阶段，上官大夫代表保守势力要修改其中关于条文，屈原不同意。

上官大夫恼怒异常，谗于怀王，云“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

刚愎自用、感情用事的怀王“怒而疏屈原”。

屈原后任三闾大夫，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王逸《楚辞章句》）。

屈原疾王听不聪，谗谄蔽明，邪曲害公，方正不容，忧愁幽思而开始创作《离骚》。

楚怀王十六年（前313），秦惠文王欲伐齐，令张仪厚币委质事楚，诱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使楚绝齐。

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

结果受骗，未得其地，怀王怒而伐秦，秦楚由是交兵。

十七年（前312），秦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取楚汉中地六百里。

十八年（前311），秦因暂不能灭楚，且齐楚复交，愿割侵占的汉中之半以和楚，怀王云，“愿得张仪，不愿得地。

”于是张仪又至楚，用事者靳尚、宠姬郑袖使怀王释去张仪。

时屈原出使齐国刚返，谏怀王云：“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怀王二十四年（前305），楚背齐合秦，往秦迎妇。

一向坚持联齐抗秦的屈原因谏怀王合秦，被贬斥到汉北之地，《抽思》云，“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

怀王二十八年（前301），秦与诸侯兵击楚，杀唐昧，取重丘。

怀王二十九年（前300），秦复攻楚，大破楚，杀二万，将军景缺死。

怀王三十年（前299），秦复伐楚，取八城。

时秦昭王欲骗怀王入武关，怀王轻信欲行，屈原谏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之子子兰劝行，云“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果为秦扣留。

楚立怀王子横，是为顷襄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

顷襄王三年（前296），怀王客死于秦而归葬，“楚人怜之，如悲亲戚”，楚人由是怪子兰劝怀王入秦，客观上则肯定了屈原判断之准确。

子兰乃唆使上官大夫向顷襄王诽谤屈原，顷襄王怒而将屈原从汉北放逐到江南地区。

屈原“上洞庭而下江”，辗转沅、湘一带，故都日远，长年不复，“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于无可奈何之际，自沉于汨罗江中。

二、屈原的思想第一、忠君爱国。

他对楚国怀有“深固难徙”的钟爱，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深沉眷恋情绪，本国没有希望，甚至遭祸殒身，但他仍然希望存君兴国；受到疏远、流放之后，他怨君更忠君，将“俗之一改”寄希望于君之一悟，因而有恋阙思君、表白陈情的倾诉，有抨击群小、以显己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