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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张居正的法律思想
论文摘要本文对明朝中后期的社会矛盾的复杂性作了简要介绍，并对这一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张居正的反道家无为而治，倡改革有为，反对阳明心学，主张敦本务实，以民为本，民贵君轻等法律思想进行了探讨。

本文认为张居正的法律思想和改革措施对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在这一历史时期产生重要作用和积极意义，对我国现代法律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有着重要意义。

论文关键词考成法一条鞭法敦本务实以民为本
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废除宰相，设内阁，重用宦官，把封建专制主义发展到了极至。

明朝后期嘉靖到万历年间，这是国家多事之秋，也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的时代，社会矛盾突出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六百多年。

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

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草译祸起，民不聊生，国家统治岌岌可危。

然而，这一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张居正的法律思想和改革对这一历史时段产生特殊的作用和意义。

在思想上，张居正反对王守仁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论，反道家无为而治，倡改革有为。

在经济上，张居正实行清丈土地，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推行“一条鞭法”，改革赋役制度，重视农业、水利事业，重视发展商业，要求“厚农以资商”，“厚商以资农”，大力推动经济发展；在军事上，张居正提出“饬武备”、“御夷狄”的方针，重用人才，抗击侵扰，主张大练“乡兵”，提倡“家自为战，人自为守”。

张居正自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入内阁，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任首辅，掌权十年期间，明政权又逐渐变得强盛起来，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社会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改变，整个社会呈现政通人和、安定繁荣的景象。

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张居正的法律思想：
一、反道家无为而治，提倡改革有为
嘉靖年间，嘉靖帝自谕与汉是文帝相媲美，崇善黄老，提倡无为而治。

长达二十年不上朝理政。

以致朝廷大权旁落，“纲纪坠落，法度陵夷”，边防松驰，宦官专权，官吏腐败，国库空虚，土地兼并，流民四散，草译祸起，鞑靼进犯，土司叛乱，倭寇骚扰，民不聊生。

张居正以其非凡的洞察力和智慧，认识到朝廷危机。

张居正主张朝廷必须把权力高度集中起来，由君主“总揽乾纲，独运威福”，用法律、法令来规范天下，果断地推行各项政策法令，使之即使远在万里以外，也能做到早晨下达而晚上实行，从而达到加强君主专制的权威和国家统一管理的目的。

加强内阁对六部的控制，解决六部之间彼此争权、互相推诿、经常发生掣肘或冲突的问题，采取从六部到州、县长官，实行一层一层控制的办法：大权集中于内阁，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中枢。

通过严格实行“考成法”，对六部、都察院以至按、抚的违制行为，加强考核和纠察，特别是大力纠正宦官专擅的积弊，禁止宦官参与国家的军、政事务。

罢斥和汰黜一批为非作歹的宦官。

巩固国防，整饬边防，加紧练兵，使用战车，并以步、骑配合作战。

开屯田，修补长城，建筑敌台，加强防御力量。

在边防巩固的基础上，通过和谈来改善明朝和蒙古族之间的关系。

节流开源，惩办贪污，清理欠赋和清丈田亩，改革赋役，推行一条鞭法。

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

二、反对阳明心学，主张敦本务实
阳明心学强调道德实践，甚至进而把认识上的是非也纳入道德实践范围，与主观上的好恶相等同。

阳明心学提倡人们用内心的“良知”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只要将封建纲常伦理置于心中，使每个人都无丝毫私欲牵挂，真正依照“良知”生活，就能在思想上、行为上与封建统治者的要求保持高度统一，就能够化解现实社会的危机，使封建统治就可以长治久安了。

张居正深刻认识到社会危机的复杂性和危害性，他认为光靠阳明心学所谓的“良知”是无法扫除时弊、拯救现实危机的，只有敦本务实、改革创新，才能使国家真正走出困境，摆脱危机。

他提出“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的改革方案，自上而下地推动政治、经济、军事改革，统一政权、严肃法纪、发展经济、关注百姓疾苦、以民为本，通过实实在在的改革和努力，化解社会矛盾和危机，进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

张居正的思想符合了当时的社会发展规律，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科学性。

三、提倡以法理政，强调严明法制
张居正提出君主要亲自总揽法纪刑赏之权，强化君主诏令的绝对权威，还要严明法制，并强调严明法制是强化君威的制度保障，而严明法制的关键是执法公平无私，不偏不倚，要做到“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心申”。

张居正主张用法律、法令来规范天下，果断地推行各项政策法令。

如严格实行“考成法”，加强内阁对六部的控制，实行一层一层控制的办法。

对六部、都察院以至按、抚的违制行为，加强考核和纠察，特别是大力纠正宦官专擅的积弊，禁止宦官参与国家的军、政事务，罢斥和汰黜了一批为非作歹的宦官。

严格的考察，论定功过，给予恰当的赏罚和黜陟，触犯刑律，必须明正其罪，执法不贷。

张居正提倡的法治，主要是用来约束和规范统治阶级内部组织行为，打击其不法现象，触动了最腐朽、最黑暗的社会势力，并一定程度上的同情和保护了广大劳动人民，比一般把镇压百姓视作首务的地主官僚，更具先进性和进步意义
张居正还主张尊重朝廷和执法联为一体，以伸张法纪为重点，重点整顿政府机构和统治秩序。

将抨击不法权贵与革除弊政连在一起，从规章制度上堵塞漏洞，如在明代，驿递是官方办理公务的主要交通工具，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来往官员的吃、住、差役和车马等交通工具。

这些负担都分摊给就近的民众。

明初使用驿站有严格的规定，非有军国要务，不得发给印信乘驿。

这些规章到明后期已经名存实亡，兵部和各省抚按，随意填发印信送人情，一张印信使用终身，或是辗转赠送。

官员在驿站百般勒索，捕人掠盗，成为酷虐的暴政。

张居正予以了大力裁革，扫除多年积弊，使人民得到实惠，这项改革赢得了百姓信任和高度称赞。

四、坚持以民为本，提倡民贵君轻
张居正强调：“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

便俗为宜。

”从近民便俗出发考察先朝的法规，凡是不能顺应时势，违背民众要求的，可不用遵守；只要顺时安民的，即便是凡夫俗子的见议，也不该不听从。

要使各级官员摒弃旧规，面向实际，以富国强兵为首要任务，大力提倡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

他还强调：“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要求面向实际，把治学理政与解决国计民生结合起来，以民为本，以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切合人民的需要为根本原则，不论是旧有的或现行的法律制度，都应当以此作为衡量的标准。

他还提出“时宜之，民安之，虽庸众之所建立，不可废也；戾于时，拂于民，虽圣哲之所创造，可无从也”。

如果一项法律制度合乎时宜，人民满意，即使是平凡的人所建立，也不应当废弃；否则即使是往古圣哲所建立，也不应当遵循。

他还尖锐地指出，“以天下之大，奉一人之身”，将造成天下深重的苦难，危害至大，所以他要求君王“不以天下奉其身，而以其身为天下使”，他大胆提出了“极则必变，变则反始”的社会进化理论和“天之立君以为民”的“民贵君轻”观点。

他在法制方面虽然力主改革，却并不认为必须作“戾于时，拂于民”的、即不合时宜和违背民意的改弦更张，更不是企图用严刑峻法来虐使百姓，而只是要求“整齐严肃，悬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

此外，张居正还关心百姓疾苦，为百姓兴修水利、治理水患，清丈田亩，推行一条鞭法，减轻百姓赋役负担，注重发展商业，活跃经济，与邻互市，和睦相处。

与此同时，他还要求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勤俭节约、减少开支，惩治铺张浪费、奢侈腐败。

张居正这一法律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缓和了当时的阶级矛盾，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张居正的思想理论是在深刻了解社会现实危机的基础上通过敦本务实，儒法结合并大量运用于实践的产物。

他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国家机构的运转，国计民生政策制定实施，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取得了巨大的改变。

张居正在其完整的思想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自己的权能使当时法治与人治，法制与社会经济基础得到了很好的结合，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取得了辉煌成效。

张居正的法律思想有功于社稷，有利于人民，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正因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

张居正的法律思想和改革，对我国当代法制建设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