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王武纬出使朝鲜与_联鲜图奴_之议

第24卷第5期温州大学学报·社 会 科 学 版2011年9月V ol 24, No 5 Journal of Wenzhou University · Social Sciences Sep, 2011 明末王武纬出使朝鲜与“联鲜图奴”之议王刚(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210093)摘要：明朝末年，已成为清朝藩属国的朝鲜仍派人与明朝进行秘密联络。

于是，一些明军将领便产生了“联鲜图奴”的想法。

崇祯十三至十五年，副总兵王武纬先后三次率船队由登州出海，与朝鲜方面建立了初步的联系。

但明朝在明清战争中居于劣势，并不能提供强大武力支持朝鲜公开反清，朝鲜与明朝并未能达成正式的盟约，“联鲜图奴”之议最终只能流于空想。

关键词：王武纬；登莱水师；“联鲜图奴”；宗藩关系中图分类号：K24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11)05-0111-06DOI：10.3875/j.issn.1674-3555.2011.05.017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获得崇祯十年（清崇德二年，1637）正月，皇太极以武力迫使朝鲜订立城下之盟，将其正式变为清朝的藩属国。

清朝要求朝鲜“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献纳明国所与之诰命、册印”[1]430。

于是，朝鲜与明朝之间的宗藩关系正式宣告终结。

根据盟约，朝鲜军队要随时听从清廷征调。

从崇祯十二年起，清朝征调朝鲜舟师、炮手等投入松锦之战。

朝鲜对于助清攻明十分反感，虽在清朝的威逼胁迫下不得不出兵，但尽量拖延、推诿，作战消极。

朝鲜方面还秘密派人由海上至明朝，透露清人军情。

在此情况下，一些明军将领产生了“联鲜图奴（清朝）”的设想。

崇祯十三年至十五年间，副总兵王武纬三次由山东登州出海“宣谕”朝鲜，试图与之结成对抗清朝的军事同盟。

不过，无论是王武纬的生平事迹，还是他三次出使的情况，明清两代的官修史书和私人著述都没有作明确记载。

学术界对王武纬出使朝鲜也未见有专门研究。

本文主要利用明朝档案，并结合朝鲜《李朝实录》等史料，试图还原这一鲜为人知的史事的细节。

一、朝鲜秘密联络明朝与王武纬首次出海崇祯十三年（1640），朝鲜为应付清廷要求调兵支援的命令，以平安兵使林庆业为上将，率“兵五千、船一百一十五艘，载米一万包”[1]690，前往锦州前线支援清军。

林庆业一向亲明反清，故意在海上航行中敷衍怠玩。

一路上朝鲜船只或遭风涛、或触礁石、或为明军截击，损失惨重，到达盖州时朝鲜船只只剩下52艘。

同时，林庆业还秘密派人联络明军。

清朝方面得到报告称，有两艘朝鲜船只遇到风浪，“船内三十人为洪承畴所获”[1]690。

而根据朝鲜方面的记载，林庆业曾“以一船托称飘风，密送于中国”[2]3682，所谓遭遇风浪云云不过是林庆业瞒骗清人的托词。

四月十五日，明军在辽东宁远外海遇到了乘坐一只小辽船而来的朝鲜使者：平安道中军李舜男以及“高丽僧一名、丽人八名、北京人一名姓金”[3]。

船上还载有使者们在航行途中收留的流落辽东外岛收稿日期：2010-11-06作者简介：王刚(1986-)，男，湖北荆门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史112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第24卷第5期 的十几名汉人难民。

朝鲜来使表示，因担心清军拦截搜查，他们离国时并没携带朝鲜国王的文书。

而是带来金姓北京人为凭。

使者们向明军将领介绍了清廷强迫朝鲜调发士卒、船只的情形，并表示朝鲜“名虽在奴，而心还在天朝”[4]，即使被迫协助清人，也根本不愿与明军兵戎相见。

获得这些情报后，明军将领们认为：清朝征调朝鲜水师，很可能是企图从海路袭击山东登莱一带，威胁北京的侧翼，必须对此加紧防备。

而朝鲜水师素以“船只坚固”、“素善鸟枪”[5]而闻名，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不仅令清人垂涎，也被明朝视为大可利用的一支生力军。

在当时明清对峙的军事态势中，朝鲜成为双方都要极力争取的对象。

对明朝方面而言，如能与朝鲜结盟，一方面可以减轻辽东、登莱等方向的压力，另一方面则能对清朝侧后构成威胁，使清人腹背受敌，不能全力攻明。

朝鲜君臣内心始终忠于明朝，对清廷阳奉阴违，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李舜男等使者带来的朝鲜一直“背逆向顺”的信息也十分明确。

于是，明朝方面认为“联鲜图奴”的时机已经到来，“诚是联络一大机会，惟在抚道诸臣秘筹而善用之”[6]。

出海联络朝鲜一事提上了议事日程。

崇祯十三年七月，数艘清军船只出现在登州外海；同时，明军还在辽东盖州海面上发现了五十余艘为清人所调遣的朝鲜战船，这些情况引起了明朝方面的高度警惕。

为驱逐清船，并尝试联络朝鲜，八月，明朝派出副总兵王武纬等率水师由登州出海[7]。

王武纬其人曾于崇祯六年任登州陆左营游击，崇祯九年时被革职[8]。

崇祯十二年底，山东总兵杨御蕃举荐其出任新设的登州城守左营将领一职未果[9]。

而时隔不久，他即因与时任兵部尚书的陈新甲（四川长寿人）的同乡关系，“夤缘擢用”[10]72，升任副总兵，担负起出使朝鲜的重任。

然而，王武纬此行，并未带来有价值的关于朝鲜方面的信息。

两年后，登莱巡抚曾化龙在参劾王武纬时提到，他这次出海，“未干一点实事，只是招商贩参，三七瓜分”，归来后又“谬云烧过奴船九只，此与说鬼无异”[10]72。

朝鲜《李朝实录》中也没有崇祯十三年间明朝使者到来的记载。

看来，王武纬此行很有可能并没有到达朝鲜。

王武纬自称烧毁清人船只，恐怕系虚报功劳，反倒是他借出海之机招商贩参等事，应在情理之中。

尽管这次出海并未能与朝鲜方面进行正式的联络，但由于陈新甲的信任，空手而归的王武纬仍得以叙功。

二、王武纬第二次出使朝鲜始末崇祯十四年（1641）三月，明廷再次命王武纬出使朝鲜。

王武纬此时的官衔是“出使宣谕朝鲜援黔实授副总兵官”，他此行的任务有三：一是将前一年抵达明朝的李舜男等朝鲜使者送回；二是探查朝鲜“情形有无向背”，是否有与明朝结盟的可能；三是巡视辽东外海诸岛，调查“屯兵驻民，作何布置，图奴招叛，作何计谋”[11]375。

明朝辽东、山永和登莱三巡抚还派出了沙唬等船二十七艘、兵士四百六十八名与王武纬船队同行，将明军在辽东等地俘获的一百七十名朝鲜士卒押送归国[12]358。

王武纬由登州出海的日期在明朝档案中没有明确记载，谈迁《国榷》记为崇祯十四年四月。

《国榷》还提到王武纬此行携带了明朝方面给叛将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等人的书信，试图进行策反或离间，但三人均未予理睬[13]。

王武纬一行渡海航至朝鲜平安道外海，先派千总陈汝禹同朝鲜僧独步（当时已还俗改名为李世忠）先去探听消息[11]375。

这位僧独步（《清实录》误记为“多克坡”）应该就是明朝档案中记载的崇祯十三年四月在宁远上岸的那名“高丽僧”[3]。

与陈汝禹、李世忠一同先行前往的还有“通官石永功、家丁王登、郑国良、曹自强”以及朝鲜水手李进福、李根东等人[14]334。

明朝船只的航行为清人发觉，他们预料到明朝船只的目的地是朝鲜，便警告朝鲜方面：“汉船无数东向，尔国王刚：明末王武纬出使朝鲜与“联鲜图奴”之议 113宜先防备，使不得到泊”[2]3682。

崇祯十四年六月，朝鲜政府接到义州府尹李敏树的报告：“汉船二艘自海中出来，将欲泊岸”[2]3682。

这两艘船很可能便是陈汝禹等人乘坐的先遣船只。

最初，朝鲜方面以为这些船只是明朝派来问罪讨伐的水师，一下子“远近震惊”，甚为惊恐。

经过君臣一番商谈后，才判断只是明朝使者前来。

然而，从前的“父母之邦”、“天朝上国”的来使令朝鲜颇感棘手。

他们既不愿直接用武力驱逐明船，也不敢答应明使可能提出的夹攻清朝的结盟要求，更担心明船长期滞留，使清人得知消息，引起清廷的猜疑。

由于朝鲜冷淡，对明船保持戒备，沿海一带“烟火不绝”，陈汝禹便留在船上，先派朝鲜使者僧独步等在云从岛上岸[14]334。

僧独步于崇祯十四年八月间抵达朝鲜京城，带去了明朝蓟辽督师洪承畴、辽东巡抚邱民仰、登莱巡抚曾化龙三人共同署名的咨文。

咨文除了谈及明朝施恩放回朝鲜俘虏之事外，还重申了万历壬辰之役中明朝对朝鲜的“再造之恩”，并提到“不录前过，期与夹攻”，明确表达了与朝鲜结成军事同盟的愿望。

朝鲜诸臣就是否接受文书、答应明朝的要求进行了秘密讨论，“或以为不可不受，或以为不受便”[2]3684-3685，两派意见相持，一时难以决断。

与此同时，王武纬船队的主力已靠近朝鲜海岸。

崇祯十四年八月，朝鲜平安道监司郑太和报告：“汉船十一艘出来，又有九艘鳞次而来”[2]3684。

这些明船停泊在朝鲜的椴岛、身弥岛之间。

郑太和惟恐清人在发现明船后会问罪朝鲜，请求及早向清廷汇报，“以为后日自明之地”[2]3685。

他还担心明船在土地肥沃、利于耕作的身弥岛久留。

朝鲜当局接报后，虽然下令不得让明船靠岸，并把岛民移往内地，但仍秘密派郑太和“送人于汉船，给以粮馔，且言我国不得自由之意”[2]3685。

明军将一百余名朝鲜被俘士卒释放，这一举动获得了朝鲜方面的极大好感。

朝鲜国王派人数次前来犒赏明军，以示感激，前后共赠送了“茶、参共五十三斤、食米五百五十石、银一千七百二十两”[12]359。

九月初三日，朝鲜派出通政大夫承旨参赞沈天民前往接洽明使，随行的还有通事朴彦先、朴顺，跟役金有功、崔九胜、冯有功和朴成宗等人[12]358。

他们向明使诉说了朝鲜为清朝胁迫，不得不背明降清，以及君臣上下仍然忠于明朝，愿竭力“效顺”等情。

沈天民还透露：朝鲜已经“借倭兵六百，以备图奴”[14]340。

朝鲜方面也以揭帖对洪承畴、丘民仰和曾化龙发出的咨文进行了回复，表示君臣上下对于背明降清悔恨不已、痛苦万状，“仰瞻云霄，中夜搥胸”；在接到咨文，得知明帝体恤之意后不胜感动，“捧纸悲号，声泪俱发”，还称赞明朝释放朝鲜俘虏是“天地之仁”、“日月之明”[2]3691。

对明朝的忠顺之情可谓溢于言表。

尽管这些联络都是秘密进行的，但已经是在清朝兵威下战战兢兢生存的朝鲜君臣所能做出的最大胆的行动了。

清朝方面早已发现了王武纬所率的这支大规模的明朝船队，清军为防备这支明军登陆辽东半岛，在“九连城至鸭绿江下流，处处伏兵，瞭望汉船”[2]3685。

他们当然侦查到了明船驶向朝鲜的情况。

在这种情形下，担心清廷问罪的朝鲜只得以更加冷淡的态度对待明船。

九月初，明朝船只二十余艘航行于朝鲜椴岛（皮岛）海域，朝鲜因恐清人诘问，终于将“严加防饬之意”[2]3685报告了清廷。

不久，有一艘明船“多张旗帜，出自身弥岛，将欲近岸”，遭到了朝鲜方面的拒绝，被迫退走[2]3685。

由于担心船上明人会因粮尽而至“沿海各处劫掠仓谷”，朝鲜君臣一面调兵防备，一面仍派“解事译人”与明军接洽，极力维系双方友好[2]3686。

总的来说。

朝鲜君臣虽不敢公开热情接待明使，但仍竭力避免与明军的正面冲突。

王武纬等人始终未能受到朝鲜方面的正式接待，也没有得到关于结盟问题的公开答复。

他认为：朝鲜虽“心向天朝”，但对于与明朝结盟之事态度消极，“一则畏奴势胁，质子质臣在彼；二则恐我中国不能照管到底，并恐镇帅贪利忘义，贻害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