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第四回语言符码的能指、所指和衍指

《红楼梦》第四回语言符码的能指、所指和衍指作者：杜永青来源：《汉字文化(教育科研卷)》2017年第03期【提要】《红楼梦》第四回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形象贾雨村和门子其实可以视为一人。

笔者运用语言学理论，对能指、所指、衍指三个概念进行了界定；把门子看作是贾雨村形象的内化、外化和他者化。

由于贾雨村人物形象可以“分身有术”，形成了这一回的表层的单线叙述和深层的双线叙述相结合的线索，其语言符码的能指、所指和衍指的深刻性是其它作品所无法比拟的。

【关键词】语言符码能指所指衍指內化外化他者化《红楼梦》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是重要章回，被毛泽东定为该书的总纲，其根据是门子向贾雨村献上一张“护官符”——“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有了这张“护官符”，贾雨村“葫芦”判案，官运亨通。

看雨村和门子的对话，雨村好像浑然不知“护官符”，是门子对他进行“点拨”，他才醍醐灌顶，茅塞大开，顿悟官场规则。

但细读本文，又觉好像不是这样。

像贾雨村官场过来人，宦海沉浮，贾府贾政为他“极力帮助，题奏之日，谋了一个复职，不上两月，便选了金陵应天府，辞了贾政，择日到任去了。

”这样的官场老手，城府极深之人，深谙官场错综复杂，盘根错节之关系，他对贾史王薛四家了如指掌，无须“门子”指点迷津。

为什么作者在此安排一个门子？细读本文，方知这是曹雪芹的精心布局，是匠心独运的艺术构思。

一、贾雨村形象的内化——语言符码的能指索绪尔认为一个语言符号包括能指与所指两部分。

能指是符号的物质形式，由声音和形象构成。

这回门子的形象就属于语言符码的能指。

看这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贾雨村和门子是贫贱之交，当年雨村穷困潦倒之时，“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自前岁来此，又淹蹇住了，暂寄庙中安身。

”而门子却是“葫芦庙里的一个小沙弥，因被火之后，无处安身，欲投别庙去修行，又耐不得清凉景况，因想这件生意倒还轻省热闹，遂趁年纪蓄了发，充了门子。

”两人过去同居葫芦庙，一为小沙弥，一为寄居书生。

后来两人又同居官场，一为父母之官，一为官衙之役。

门子为官衙之役，虽然地位低微，但他对官场的运作内幕，暗箭操作，龌蹉卑鄙，耳闻目睹，甚为熟悉。

看来，雨村和门子相似之处甚多，两人视为一体也似无不可。

再看几年之后，两人邂逅，一官一役，同审薛蟠因娶英莲而打死冯渊一案。

雨村主审，门子献策，雨村有时嘴里虽表异议，但处处依门子之计而行，两人配合默契，如此沆瀣一气。

因之，雨村和门子实属于同门同类——一丘之貉。

视为一人也为读者认可。

因之，门子是贾雨村形象的一个侧影，可以称之为“门子为雨村之影”。

既然如此，为什么作者把门子和雨村作为两个形象，有时甚至作为对立形象——例如雨村对门子的计谋曰“不妥，不妥”，最后“到底寻了他一个不是，远远地充发了才罢”？在我看来，作者这样安排，是一种独特的艺术设计，一种使形象“分身有术”的艺术构思。

二、贾雨村形象的外化——语言符码的所指所指是指被指对象，是符号的意义所在。

象此回中门子形象之外还蕴藏着深刻的社会意义，这就是就是符号的所指成分。

作者的这种匠心独运的艺术构思使形象本身分裂，所谓“分身有术”。

这种艺术构思的好处是：一、便于情节的陈述与表达；二、便于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矛盾性、多面性；三、便于表现人性的复杂性恶化官场的残酷性。

如前所述，门子和雨村实为一体，但作者却安排两个表面上似乎对立的人物。

这种使人物形象分裂的艺术陈述，增加了作品的陈述和表达的多样性、生动性。

本回审案，如果叫贾雨村一人来完成，一个人唱独角戏，当然可以。

但情节、细节的多样化、曲折化便减色不少。

而安排两人同审，贾雨村主审，门子献策。

这样一来，情节、细节的生动性、曲折性、精确性便增色不少。

以“护官符”的俗谚口碑的陈述而言，由贾雨村口中道出较由门子口中道出的陈述的艺术效果就不一样。

由门子口中道出不但增加情节的曲折性、生动性，而且表明四大家族的影响是广泛的，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安排贾雨村和门子同审此案，使得官场的黑暗、徇私、枉法更加清晰、明朗。

贾雨村的虚伪、奸诈、两面三刀的性格暴露得更加彻底。

贾雨村时而明知故问，时而佯装清明，时而装腔作势，他心中极为佩服门子的阴谋诡计，但他嘴里却说“不妥，不妥”。

这样的诡诈之人的性格暴漏无遗。

如果叫贾雨村一人审案，他的两面三刀形象便不能充分显露。

作者艺术匠心还在于使主审此案的人物分身，还可以表现人物形象的人性分裂。

人性中都有正、负两个方面。

贾雨村当然也具有正负两个方面。

当贾雨村听到原告的诉诊后，他“听了大怒道：哪有这等事，打死人竟白白走了拿不来的！便发签差公人立刻将凶犯家属拿来拷问。

”这个细节的安排，巧妙地将贾雨村这样的贪吝人性中较为正直的方面反映出来，即使贪墨成性的官僚，他也有“为官之道”的良知，即使是昙花一现，也可显示出人性的复杂多面。

只不过黑色大染缸的官场，使得官员们的人性的正量因素淹没在龌龊的汪洋大海之中。

涉案的英莲，是他恩人之女。

英莲父甄士隐在贾雨村穷困潦倒、一筹莫展，欲取功名而又缺“行李路费”时，慷慨解囊，将所有费用——“五十两白银并两套冬衣”给了贾雨村。

贾雨村借此才“大比之期，十分得意，中了进士，选入外班，今已升了本县太爷”。

在我看来，即使贾雨村在装腔作势，至少在表面上显示出贾雨村性格的多面性和矛盾性。

这种艺术构思是一般平庸的作家所不能为的。

贾雨村作为官场的过来人，宦海沉浮，他深知官场的游戏规则，在他的正直的人性仅仅是昙花一现时，那种官场的黑暗和无情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向他宣示：此路不通，回到官场的邪道上来。

善于捕捉瞬息间的人性闪现是大作家艺术功力的表现。

三、贾雨村形象的他者化——语言符码的衍指“衍指”是指人们运用语言的过程中，对某些事物的意义不断加以丰富，赋予新的含义。

这是在“能指”和“所指”之外产生的新的意义，从而成为语言意义的一种延展形式。

门子是贾雨村形象的他者化，是“衍指”。

在作者的艺术构思里，把门子可以视为贾雨村的内化和外化，就是“能指”和“所指”。

从人物性格的本性来看，内化和外化的门子都可以和贾雨村视为一体。

两人是一丘之貉，并且是志同道合，贾雨村对门子是言听计从，一切都按门子的鬼主意办，胡乱判了一桩杀人命案。

贾雨村恩将仇报，伤天害理，但却保住了官位。

“雨村便疾忙修书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不过说‘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之言寄去。

”如果作者仅仅做此艺术处理，还显示不出大艺术家的匠心来。

此回的艺术巧妙之处还在于把门子作为贾雨村形象他者化。

即在门子作为贾雨村形象内化外化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把门子从贾雨村身上分离出来，使门子“他者化”。

此回的艺术的奥妙之处在于作者表层的艺术叙述并不代表作者真正立场，他的真正立场在表层艺术叙述的后面有一种隐性的深层叙述。

表层叙述中对门子的谴责的语言是一种叙述策略，这种叙述策略產生一种间离效果。

通过表层叙述对门子进行责备的语言有一种潜在的表达功能。

语言叙述的“所指”背后有一种“能指”和“衍指”。

这种“能指”和“衍指”隐藏得较深，读者再三颂读才能品味出佳处来。

初读这回文字，粗略感觉此回是单线条的叙述，再三读之，觉得在貌似单线条的叙述语言里仿佛有一种叙述线。

这样一来，单线叙述变成双线叙述结构。

从表层叙述来看，语言符码的“能指”大部分是对门子的责备，对贾雨村则轻轻放过。

再细读仿佛有一种隐形的叙述结构，贾雨村表明上对门子言听计从，实际上他玩门子于股掌之中。

门子虽然对官场规则谙熟，但在贾雨村面前还嫌嫩了点。

贾雨村是什么人？官场上过来人，走过了“大江大河”，观尽官场“春夏秋冬”之色。

他初接触门子，便觉得门子是一个可利用之人。

他仅仅是贾雨村棋盘上的一个棋子而已。

这样一来，门子所设计的葫芦案，是一个小葫芦，而贾雨村所设计的是一个大葫芦，犹如葫芦套葫芦。

小葫芦貌似聪明精干，但和大葫芦相较实则是小巫见大巫。

一切都在贾雨村的掌控之中。

门子自以为得意，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鞍前马后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得到的却是被贾雨村“到庇寻了他一个不是，远远的充发了才罢”。

而贾雨村却向贾王史薛四家邀功请赏，牢牢地保住了官位。

贾雨村这条叙述线隐藏得较深，需细读方能悟出。

悟出贾雨村这条隐形的叙述线索。

那么，语言符码的“所指”便显露出来了，此时对门子的责备是浅层的。

对贾雨村的责备是深层的，对门子的责备是“能指”，是四两，对贾雨村的责备是“所指”，是千斤。

门子固然不是好东西，但他毕竟是贾雨村的一个“棋子”，一个工具和奴才，最后竟被’远远地充发”。

门子角色地位既可恨又可怜，他此时从贾雨村形象中“他者化”，成为官场明争暗斗的另一种形式的牺牲品。

四、余墨如果此回语言符码的仅限于此，还不足以证明作家的深厚的语言功力，这回语言符码在双线间架结构的叙述中还展现出一种“衍指”——在大的范围内对制度和环境的责备和批判——贾雨村和门子两个丑角的充分表演是一个黑色大染缸；官场内部充满了阴谋和倾轧；走狗和奴才没有好下场等。

这样一来，此回人物形象的内化、外化与他者化以及浅层的单线结构与深层的双线结构所带来的语言符码的能指，所指和衍指的深刻性不是一般作品所能比拟的。

只有大手笔才能为此，只有大艺术家才能达到如此的艺术巅峰。

参考文献曹雪芹、高鹗2002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杜贵晨2006《红楼人物百家言》，北京中华书局。

索绪尔、徐今编著2016《普通语言学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

苏·巴赫金著、钱中文译2009《巴赫金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许文荣2010《从〈红楼梦〉的书写策略论刘姥姥角色的微妙性》，《红楼梦学刊》第4期。

（通信地址：450000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