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通货紧缩、流动性陷阱及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整合研究
Deflation, Liquidity Trap and Integrated Analysis on Macroeconomic Policies of China
作者： 赵晓雷
作者机构：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上海200433
出版物刊名：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页码： 3-10页
主题词： 通货紧缩;流动性陷阱;宏观经济政策
摘要： ２０ 世纪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的性质已开始发生变化，市场需求逐渐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消费结构高级化的带动，而不是靠需求
数量的低水平扩张来牵动。
在这一宏观经济态势中，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资源配置
优化，生产的市场需求导向，经济活动效率和经济运行质量的提高成为经济增长的内在需求。
根据中国经济的现状，应当主要参照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的理论，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
政策，同时加大制度变革力度（主要是产权制度、法律制度、企业制度），以摆脱经济疲软，
并使国民经济走出粗放增长的恶性循环。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下的中国区域经济分析摘要：宏观调控是政府实施的政策措施以调节市场经济的运行。
它是重以整体社会的经济运作，透过人为调节供应与需求，来达至计划经济之目标。
而区域经济反映不同地区内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内涵和外延的相互关系。
建国六十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造成区域差距拉大这一不容忽视的问题。
宏观调控下的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到现在为止一直是一个严峻的课题。
关键词：宏观经济、中国、区域经济、原因分析、调控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与现状建国初始，我国产业分布主要集中在沿海省份，沿海与内地比重为71.5%、28.5%。
工业类型集中在能源、轻纺工业,轻重工业比重74：26。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加快内地的经济发展，同时考虑到国防安全的需要，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国家一边恢复沿海老工业基地，一边将部分工业迁往内地。
大跃进、三线建设时期，投资进一步向内地倾斜，内地与沿海所占比重相差11.6 个百分点，且投资布点分散，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
“四五”、“五五”时期，随着中美、中日相继建交，中国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经济建设和工业布局的重点又从内地向沿海逐步转移。
从改革开放到 90 年代后期，我国实际上采取的是向沿海和发达地区倾斜的政策，鼓励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实现先进带后进的梯度发展战略。
这期间沿海地区投资比重显著上升。
90 年代以来，东部与西部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八五”期间，东部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投资总额的67.41%，中西部占32.5%。
第九个五年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从“九五”开始，要重视内地的发展，实施有利于缓解差距扩大的政策，并逐步加大工作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地区差距的方向努力。
而地区差距过大，除了影响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外，还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二、区域经济的差异原因一些学者特别强调政治与政策倾斜从外部影响着地区发展，王绍光、胡鞍钢（1999）认为：“我们用两个变量来解释空间不均衡增长：即政府代表不发达地区指导生产要素流动的意愿和能力。
稳增长与防风险：我国宏观经济政策
摘要：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践可总结为“稳增长、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
基于引入债务因素的RCK 模型，从理论层面推导负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负债扩张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是资产回报率显著高于潜在经济增速，为宏观操作双底线思维的提出提供了理论依据。
基于TVP-SV-VAR 模型的实证检验发现，稳增长政策与去杠杆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是有益的。
2018年底宏观经济政策重心再次转向稳增长，但该轮杠杆率上升并未能促进长期经济增速的提高，实证结论与理论推论基本一致。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实施节奏上或存在一定的“错位效应”。
因此，一方面，我国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较长时间段内仍然需要坚持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另一方面，应通过积极降低企业成本、加大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促进科创要素发挥作用等措施加快引导资产回报率上行，扩大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操作空间。
关键词：经济增长；债务风险；宏观调控；资产回报率；经济政策重心中图分类号：F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2517（2022）06-0003-13DOI ：10.16620/ki.jrjy.2022.06.001稳增长与防风险：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重心转换的实践与效果评估毛振华，等（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北京100000）收稿日期：2022-05-24基金项目：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重点课题“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实践探索”（zcxzdkt003）作者简介：毛振华，男，湖北石首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香港大学经管学院教授，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首席经济家，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理论、金融市场等；张林，男，山东聊城人，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员，科斯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宏观利率与债券市场；张堃，女，山东胶南人，博士，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博士后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地方债与城投行业等；袁海霞，女，河南许昌人，博士，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副院长，财政部政府债务咨询专家，研究方向为地方债与城投行业、宏观经济、债券市场等。
改革后我国的历次宏观调控
2003年下半年-2004年收缩型宏观调控： 效应
频频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在“五一”后初步显现。 5月11日，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近期钢材价格明显回落，线材、 螺纹钢代表品价格已经回落到每吨3250元和3440元左右，较3月初 每吨下跌了750元以上。 5月21日，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源在“中国企业 国际竞争力论坛”的开幕式上谈及对今年经济的预期时说，下半年 经济会有一个很好的回落。 2004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数据表明，此次宏观调控，已经 收到了明显的成效。7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4年上半年宏观 经济运行数据中，GDP增长9.7%，消费价格上涨3.6%，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11.9%，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6%。这与前期相 比，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2003年下半年-2004年收缩型宏观调控： 背景
进入2002年以后,中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第 一,经济增长与财政收支形势形成明显反差。第二,经济 增长与经济效益提高明显不同步。第三,经济增长与社会 矛盾的缓解明显不同步。 1998年至2002年，商业银行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年均增 长25.3％；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年均增长一倍以上，二者 的增速都远远超过同期GDP的增速。过热的投资使房地 产业成为一大高危产业。 2003年6月，经历了非典重创后的中国经济又开始以一 种超常规的速度向前冲。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从2002 年下半年出现的部分地区房地产投资增幅过高、商品房 空置面积增加、房价上涨以及低价位住房供不应求和高 档住宅空置较多等结构性问题正日渐突出。
2003年下半年-2004年收缩型宏观调控： 内容(1)
2003年6月13日，央行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 务管理的通知》（121号文件）。该《通知》意在抬高房贷 “门槛”，抑制房地产投资过热现象，防范金融风险。 “121号 文件”的颁布标志着已经延续了6年之久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 发生了转折。 8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宣布，决定从9月21日起提高存 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即存款准备金率由现行的6％调高至7 ％。上调1个百分点存款准备金率大体相当于冻结商业银行 1500亿元的超额准备金，没有引起下半年金融机构贷款下 降，应该说是一项温和的政策措施。但其调控力度明显大于 “121号文件”，因为后者只是针对房地产业，而前者涉及和影 响了整个金融界。
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宏观调控实践的思考
稳 起实施 的紧缩性的宏观调控 。第二轮 实行财政和货 币双 紧政策 ，经过三年 我 国的宏 观调控政策 由适度从 紧 ，
是针对 １９ 年经济偏冷 ，从 １９ 年 半的宏观调控 ，过快增 长的投资需求 中求进 ， 向了扩大内需 ， ９７ ９８ 转 主要采取 了 开始实施扩张性的宏观调控 ，第三轮 和消费需求得 到了有效遏制 ，价格 涨 积极的财政 政策和稳健 的货 币政策 ， 消费价格 指数 由 １９ 年 并积极稳妥地推进各项改革 ，调整经 ９４ 是针对 ２ ０ 年 经济运行 中又 出现的 幅显著 回落， ０３
时混乱的金融秩序 。第二轮调 控更 多 稳 回落到 １９ ９６年 的 ９ ６ ．％，通胀率从 动 式地 提 升 到 ２ ０ ０ ３年 的 ９ １ 而 ．％； 地采取扩 张陛的积极财政政策和谨慎 １９ ９４年 ７月的 ２ ．％降到 １９ １６ ９ ６年底 Ｃ Ｉ Ｐ 指数则 由 １９ 年 的 ０ ８ ９８ ．％上升到 从松 （ 稳健的） 币政 策 ， 货 同时采取 了 的 ６ １ 国民经济 呈现 出高增长低通 ２ ０ ．％， ０ ３年 的 １２ ．％，经济发展又开始进 必要 的行政手段和组织措施 ，解决 了 胀的 良好 势头 ，成 功实 现了经济的软 入上升期。 扩大社会总需求的问题 。第三 轮调控 着 陆 。 政府果断作出 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性 ，动手早 ， 见势快 ， 未雨绸缪 。
维普资讯
对Ｏ纪Ｏ代 来 国 观 控 践 思 ２ ９ 以中宏调实的考 世 年
文 ／胡 艳荣
９１ ９ ７年 从 １９ ９ ３年以来 ， 中国经济走过 了 长速度放 缓 ，９ ４年 ，又对 财 政 、 １９ 税 １９ 年 以来 的最低值 。针对 １９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原因及对策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原因及对策＊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企业所得增长较快,居民所得增长较慢,政府所得波动不大;再分配格局中,政府所得份额上升明显,企业在再分配格局中居于弱势地位,居民所得继续呈下降趋势。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有着深刻的原因。
必须进一步规范收入体系,完善分配结构;限制行业垄断,规范收费行为;全力扩展居民收入来源,健全再分配调节功能。
关键词:分配格局 收入体系 初次分配 再分配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很多突出问题,如国民收入不平衡,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土地开发冲动与调控目标相互矛盾,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从而制约了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等。
此外,由于市场秩序不规范、竞争条件不平等等原因,使得不少生产性企业效率低下,转而从事炒房、炒股等分配性努力,扭曲了资源配置格局和利益关系。
这些问题的存在,已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未来一段时期,经济转型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条主线。
而上述问题表明,只有理顺利益关系,优化利益结构,使增加社会真实财富的生产性努力成为经济主体的普遍行为,才能为经济转型打下坚实的基础。
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利益结构的调整。
一、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趋势国民收入创造出来后,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形成政府、企业、居民的初次分配收入和可支配收入。
相应地,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可以划分为初次分配格局和再分配格局。
1.初次分配格局测算和变动趋势。
根据初次分配格局测算公式,并对1995年以来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中数据进行调整,得出了主体初次分配格局的测算结果如下:(1)从总量来看,政府、企业和居民初次分配收入都有大幅提高,企业份额增速最快,居民份额增速较慢。
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增速的不同导致主体间初次分配结构发生变化。
(2)从分配结构上看,上世纪90年代我国主体初次分配格局比较稳定,没有实质性变化;而进入本世纪以来,分配格局变化比较明显。
我国尚不具备实行通胀目标制的条件
我国尚不具备实行通胀目标制的条件【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以经济全球化的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全新的货币政策框架—通货膨胀目标制得以推行，本文介绍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定义，接着分析了我国现阶段货币政策的选择，得出结论—我国尚不具备实行通胀目标制的条件，最后再提出来一些为未来我国采用通胀目标制而需要改进的一些制度【关键词】通胀目标制；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新经济时代的到来，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有了重大调整，表现在货币政策方面，就是一个全新的货币政策框架—通货膨胀目标制得以推行。
自新西兰率先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货币政策框架以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工业化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开始采用这一制度，采用这一制度后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显著下降。
作为经济转轨国家，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货币政策困境，这使我们在考虑到通胀目标制优越性的同时，更要立足本国国情，认真思考通胀目标制在我国应用的可行性。
一、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定义关于通胀目标制的基本定义是：它是一种货币政策框架，在这一框架中不再设定中介目标，货币当局确定在未来某时期内取得并保持的较低通货膨胀率，直接将稳定货币（保持物价稳定）作为其最终目标，通常用一个低水平且稳定的消费物价指数来代表。
在经济学领域，对通胀目标制给出了一个相对狭义的定义，即这一货币政策框架是建立在一定的货币政策规则上，其中对通货膨胀的预期非常重要，该规则被称为工具性规则或目标规则。
国际上对通胀目标制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bernanke 等（1999）从描述性的角度解释通胀目标制是一个新的货币政策框架，强调既定法律框架在通胀目标中的作用。
mishkin （2000）等人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并不是一种货币政策规则，而是一种新的货币政策框架。
尽管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究竟是一种货币政策规则还是一种全新的货币政策框架仍然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但不管是哪种观点，至少有以下几点是通货膨胀目标制必须具有的特征：第一，明确规定一个数量化的通货膨胀目标；第二，货币政策操作应该有相当高的透明度；第三，中央银行对通货膨胀目标的实现承担责任；第四，中央银行具有很高的独立性。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及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方向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及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方向2002年以来，由于我国加入WTO，受外向型经济拉动，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高增长周期，拉动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内需、出口，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情况，这个高增长周期一直持续到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外贸出口的下降，中国经济也出现了一些回调、波动，2010年以来，随着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经济运行开始回归正常增长轨道。
一、宏观经济调控任务完成国内投资、消费、进口有望实现较快增长。
内需增长从政策推动向市场驱动转变，投资增长动力实现市场接替，进口和消费增长依然强劲，出口恢复快速增长，物价涨幅趋稳，资产价格泡沫化风险降低。
与应对金融危机初期相比，今年以来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积极变化，宏观调控目的达到，我国经济形成了市场驱动的投资、消费、进出口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良好格局。
同时，物价涨幅出现趋稳迹象，资产泡沫化风险降低，经济运行从应对危机的特殊状态向正常增长轨道的转变有了重要进展。
一是内需增长从政策推动向市场驱动转变；二是出口恢复快速增长，占全球比重进一步提高；三是物价涨幅趋稳，资产价格泡沫化风险降低，四是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效果初步显现，房价过快上涨的局面得到抑制。
部分开发商资金链趋紧，库存明显增加，房价水平有一定幅度回调。
此外，货币信贷已回归适度增长区间，信贷投放节奏较为均匀，经济过热和通胀预期下降，资产价格泡沫化风险降低。
综合看，今年以来，内需增长动力从政策推动转向市场驱动，出口恢复快速增长，显示我国经济运行已成功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开始进入常规增长轨道。
增长速度高位回调有内在要求，也受到政策主动调整的影响。
鉴于房地产投资增幅呈现下降趋势，将带动整体投资增长出现一定幅度回落；出口增速受世界主要经济体复苏步伐减缓的影响，目前仍然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呈现了两个特点：第一，是呈现出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工业后期阶段特征。
总体来看中国的重工业化是处在中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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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经历了三次较大的调整。
即:1994-1997年政府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降低高通胀率,使国民经济顺利实现第一次“软着陆”;1998-2002年财政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转向积极有限度扩张,扩大内需,降低高失业率,使国民经济顺利实现第二次“软着陆”;2003年下半年至今政府采取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加强宏观调控,抑制部分行业投资增长过快,减缓物价上涨压力,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而避免大起大落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中国这些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实践证明，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必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财政、货币政策及相关宏观政策措施，解决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问题，以保持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和人民币币值的基本稳定。
这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都是十分重要的。
一、1994－1997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适度从紧1988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全国各地发生了抢购商品潮。
于是中国政府从1988年的第四季度起实行严厉的“治理整顿”，利用各种手段紧缩投资和货币投放，结果使得价格的上升速度迅速下降。
1990年零售商品价格降到只比上年上升2.1%，居民消费价格上升3.1%。
严厉的紧缩也引起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迅速下滑。
为了扭转经济的进一步下滑，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随即放松。
从1991年开始经济又加快增长。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号召加快改革和发展。
“南方谈话”推动了新的改革热潮，也促进了经济的上升势头。
在1992年国民经济新一轮高涨中，地方、部门、企业表现了很高的积极性，但中央政府的领导部门对于推进改革显得消极被动，没有采取措施来推进财政、金融、国有企业等改革长期落后的部门。
同时，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增长。
各地把注意力放到了划开发区、铺基本建设摊子等方面，很快掀起了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债券热、股票热、期货热等经济气泡，经济迅速达到过热状态。
由此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轮通货膨胀开始攀升，并且在达到高位后长时间居高不下。
到1993年上半年，由于投资急剧膨胀，特别是房地产投资迅猛增加，各地普遍建立经济开发区，结果导致了比1988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
1993年6月，中国政府决定采取两方面的措施来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保证持续增长的势头不致中断。
一是一系列应急措施。
1993年6月，宣布了稳定经济的“十六点计划”，包括金融、财政和投资等几个方面。
这一计划的实施，使过热的倾向得到缓解。
二是根本性措施。
在这次调整中，中共中央认识到克服经济失衡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最重要的突破是：第一，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的改革战略，不只在边缘地带进攻，而且要在国有部门打攻坚战，要求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第二，为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外汇管理体制、企业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等重要方面的改革拟定了方案，绘制了蓝图。
从1994年开始，中国政府在上述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
由此，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整体推进的新阶段。
从1993年7月起，政府又一次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宏观调控。
针对这一情况,中央果断作出深化改革、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决策,并取得了积极成效。
宏观调控从整顿金融秩序人手,通过调整资金投向,清理和制止乱集资和违章拆借,金融秩序明显好转,房地产热、开发区热也随之开始降温,投资膨胀受到抑制,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得到缓解,经济发展避免了大的波动。
而后进行的财贸、金融、外贸外汇、投资等宏观体制改革,着眼于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问题,巩固了宏观调控的成果。
具体包括：严格控制资金的流动，基建项目要经中央政府主管部门审批；提高利率，实行保值储蓄；不仅控制资金的供给总量，而且控制资金的流动，严禁资金流向房地产，实行由中央直接将资金贷给重点企业和重点工程，甚至连银行间的正常拆借也一度停止。
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取得了明显效果，到1996年底，过热的经济和金融运行中的混乱状况得到治理，持续三年之久的高通货膨胀大幅度回落，1997年国民经济顺利实现第一次“软着陆”。
经过4年多的紧缩，从1995年起价格逐年回落，与1996年相比，1997年商品零售价格只上升0.8%，居民消费价格只上升2.8%，与此同时，经济增长速度也逐步下降，1997年GDP 的增长率由1993年的13.5%降到8.8%。
总之，实行了4年半之久的财政金融“双紧”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消除了突出的金融风险，解决了投资膨胀问题，保持了社会稳定。
总的看来，经济的状态仍然良好，但已经潜伏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出现了通货紧缩，有些现象已经逐渐显露出来。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波及全球经济发展，又加剧了这些困难和问题。
经济数据表明，出现了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
总而言之，在改革开放的有力推动下，从1992年开始中国进入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期。
1992－1994年GDP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4.2%、13.5%和12.6%。
但与此同时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升到13.2%（1993年）、21.7%（1994年）和14.8%（1995年）。
1993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1996年，国家针对房地产和开发区热、金融秩序混乱、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并引发通货膨胀等问题，采取了加强宏观调控的一系列措施，并随后在宏观经济领域进行了多项改革，使通货膨胀得到控制，过高的物价涨幅逐步回落，1996年降为6.1%，1997年降为0.8%。
与此同时，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回落，1995－1997年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10.5%、9.6%和8.8%，没有出现大起之后的大落，实现了经济“软着陆”。
“软着陆”的主要经验是：（1）控制投资需求与加强农业、增加有效供给相结合。
（2）宏观调控和深化改革相结合。
（3）宏观调控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
二、1998－2002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积极有限度扩张针对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情况，政府从1998年对宏观经济政策又进行了调整，由以往的紧缩政策转变为扩张的政策，即由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积极有限度扩张和积极扩大内需。
但由于对当时经济形势的认识不同，1998年上半年政策的调整力度不足。
根据年初制定的计划，1998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仅为10%。
1998年第一季度贷款净额仅350亿元，比1996年第一季度的980亿元（因1997年的统计口径不同，故与1996年相比）减少约2/3。
与1997年同期相比，1998年1月GDP的增长率为7.2%，2月降到6.8%。
出口形势更为严峻，1998年计划出口增加10%，这表明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预计不足，实际第一季度增长13.2%，但第二季度降到3.3%，出口对经济的拉动力明显减弱。
1998年夏季又发生特大洪涝灾害。
为治理国内的内需不足、通货紧缩，应对国外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自1998年10月开始，中国连续几年对国民经济实施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旋律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俗称扩大内需政策。
具体包括如下措施：（一）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年初确定的中央预算仍不是扩张性的，预算赤字减少100亿元。
但在预算执行过程中，为了制止并扭转经济的进一步下滑，政府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调整了预算，以扩大国内需求。
1998年8月向商业银行增加发行1080亿元特种国债，将大量沉淀于银行的存款转化为投资，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并增发80亿元人民币的外债。
中央财政赤字达到960亿元，比年初预算赤字460亿元增加500亿元（增发的1080亿元国债中，当年只使用500亿元，故预算赤字只增加了500亿元，另有580亿元1999年转贷给地方政府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未计入中央财政预算赤字）。
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起了一些作用，对调整经济结构也有作用。
经济增长的速度开始加快，1998年第三季度GDP 增长7.6%，比第二季度快0.8个百分点，第四季度增长9%。
1998年全年GDP 增长7.8%，接近8%的预定目标。
但是，由于是在下半年才加强实施这项政策的力度，所以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1999年才充分显露出来。
1998年投资的增长主要是靠政府财政投入实现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1%，其中国有单位投资增长19.5%，表明民间的投资增长很慢。
为了使经济开始加快增长的势头得以保持下去，在民间投资和消费还未启动的情况下，1999年必须继续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还要靠政策的投资。
结果，1999年经济增长率为7.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左右。
中央财政支出增加946亿元，中央财政赤字达1503亿元。
显然，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可能也不应该长期实行下去，否则同样可引发通货膨胀。
为了减轻财政负担，防止今后通货膨胀再起，政府需要采取措施支持和鼓励民间增加投资。
在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中，除了增加出口退税外，政府并没有在减少税收方面采取更多措施。
但为了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开始着手取消一些不合理的政府性的基金和收费。
连续几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促进我国的经济、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有关统计分析，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分别拉动国民经济增长1.5、2、1.7、1.8和2个百分点，使当年的GDP增长分别达到7.8%、7.1%、8%、7.3%和8%。
按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间，国债投资拉动经济的作用在GDP总量中的比重分别为：20%、28%、21%、25%。
事实证明，自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我们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宏观调控政策的一次尝试。
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的：“中国用自己的方法比其他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更好地渡过了全球金融危机——它的增长仍然接近8%——这主要是由于采取了标准的宏观经济政策，即通过公共投资计划来刺激经济。
”[1]但是，我们在肯定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正面效应的同时，不能不看到，中国连续几年来的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的偏差同样是明显的。
由于单向片面地强调需求调控一方，而忽视了供给调控另一方，仅仅在“市场需求—宏观需求管理”这个圈子内寻找对策，未能将需求刺激与供给推动较好地结合起来对市场进行调控，故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至今仍有差距。
概括起来，中国连续几年来的积极财政政策与实践的悖论，主要表现在通货紧缩的压力并未根本解除、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并未根本性改变、民间投资启动效应至今仍不明显、不可忽视的国债风险及公共投资的腐败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