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中的集群行为及其解决机制_李雅青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No.12013一、集群行为是一种社会问题集群行为是一种非常态的群体行为，是指“那些在相对自发的、无组织和不稳定的情况下，因为某种普遍的影响和鼓舞而发生的行为”［1］。

集群行为具有自发性、无组织性、情绪性、短暂性和行为者相互依赖等特征，所以，集群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

集群行为实质上是一种社会越轨行为，因为这种行为超出了社会规范的控制范围，影响到了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和谐发展，是社会内部冲突的一个突出表现。

这种集群行为从学术意义上讲是一个社会学的议题。

按照社会学家郑杭生对社会问题所下的定义，我们可以重新审视集群行为：第一，必须有一种或几种社会现象产生失调的情况。

发生集群行为一般都是“社会内部产生矛盾、社会生活中不良因素的聚合反应，是社会失序和失稳的表现”［2］。

以西安“9.15”非理性爱国游行为例，中日关系因为钓鱼岛事件一度升温，广大普通民众的民族情怀被别有用心的极端份子煽动起来，爱国之心被社会暴徒利用，从而造成了大规模的群众游行和“打、砸、抢”行为，导致城市交通瘫痪，众多同胞受到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

原本积极向上的爱国激情却演变成了危害社会的集群行为，这是普通民众对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的深切关注与这种爱国诉求不合理释放之间产生错位的结果，是社会内部情绪失调的表现。

游行示威的秩序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表现，是体现公民素质的一个窗口，但是，社会情绪失调缺乏引导就会走向极端。

第二，这种失调情况影响了许多人的社会生活。

集群行为的产生必然伴随着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对社会成员的正常生活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2012年的“十一黄金周”注定是要被人们所记住的，因为恰逢中秋节，加上高速公路免费、上百家景区降价，这个“史上最长黄金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井喷”现象，从而导致的后果是各条高速公路堵不堪言、交通事故频发，各个旅游景点人数爆满、物价飞涨，原本是用来放松身心、感受自然的假期，却变成了“劫日”，影响到了多数人的正常生活秩序。

这种集群行为就是群众盲从的心理、自发形成的，也突显了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许多不稳定因素和风险。

第三，这种失调情况引起了社会多数成员的注意。

不仅是普通民众会关心集群行为，学术界、媒体、政府都会关注集群行为的产生和发展。

媒体会第一时间报道集群行为的动态、学者们会研究集群行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政府部门会着手进行社会管理和协调来控制集群行为的扩大化。

诸如各个媒体对“十一黄金周”的及时报道有利于减缓旅游人群造成的压力，学者们指出“十一黄金周”不堪忍受之重的背后是社会公共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而政府会考虑法定节假日的调整和公共资源供应机制上的改革从而来减少群体事件的产生。

正是多数人的关注才使集群行为有了解决的可能性。

第四，这种失调必须运用社会力量才能予以解决。

控制集群行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多方面的力量共同作用。

首先，政府力量在控制集群行为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做出政策调整，进行“顶层设计”，又可以组织强大的社会控制力量来解决集群行为。

其次，社区作为人类活动的共同体，有社会约束和社会规范的功能，社区可以进行宣传和引导，阻止群体性事件的产生。

再次，个人应该提高自身的综合素风险社会中的集群行为及其解决机制李雅青摘要：风险社会中集群行为的频发不仅严重影响了社会的正常运行，而且也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从风险社会的视角、社会冲突论的视角以及社会心理的视角对集群行为进行探析，指出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进行价值观念引导和培养非营利组织能够有效地控制集群行为。

关键词：集群行为；风险社会；社会管理创新中图分类号：C91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999（2013）01-0055-02作者简介：李雅青（1986-），女，河南洛阳人，河南科技大学（河南洛阳471023）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2-11-05质和修养，学会全面审视问题和理性化处理问题，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最后，社会组织（NGO）也是解决集群行为的一种重要力量，可以弥补政府力量的不足，又比社区组织更加专业化，起到缓和社会矛盾、协调社会结构的作用。

二、不同理论视角下的集群行为原因探讨（一）风险社会的视角风险社会理论是德国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他指出现代社会形态是风险社会。

随着工业化的进程，生产力开始丧失了清白无辜，从经济、技术进步中增加的财富开始被日渐产生的风险所笼罩。

在古典工业社会，诸如对环境的破坏、对资源的浪费都看成是技术进步的“潜在副作用”，但是现在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时，就会发现这些“副作用”的危害之大，而且是不可逆的。

人们开始意识到驱动社会发展的力量变成了“我害怕”，而不是以前的“我要”，如今社会“财富”分配的逻辑开始让位于“风险”分配的逻辑，比起所带来的利益，人们应该更关心所产生的风险［3］。

从贝克对风险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风险社会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也有了风险社会的特征，实质上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高风险的社会时期，存在着自然风险、制度性风险、技术性风险、结构性风险等等。

具备了突发性、不可预测性、破坏性等的集群行为就是风险社会的一个写照，所以说中国进入了风险社会，是造成集群行为频发的根本性原因。

（二）社会冲突论的视角集群行为也是社会冲突的一种表现。

当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社会群体性事件不断上演，突显了社会结构内部矛盾复杂多变，社会压力的无处释放，整个社会结构缺乏一种安全阀机制。

美国社会学家L.A.科赛在其《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中明确提出和阐释了社会安全阀的概念，他指出各个社会都存在着类似于安全阀的制度或习俗，它作为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能为社会或群体的成员提供某些正当渠道，将平时蓄积的敌对、不满情绪及个人间的怨恨予以宣泄和消除，从而在维护社会和群体的生存、维持既定的社会关系中，发挥“安全阀”一样的功能。

而当前中国社会缺乏缓和社会结构压力、消除社会内部矛盾、舒缓公众紧张情绪的安全阀机制，当社会冲突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以集群行为的形式爆发出来，从而破坏社会的正常运行。

所以，当社会安全阀缺失，社会冲突的调节器出现问题，人们的诉求没有正确、合理的渠道可以表达时，就会选择社会越轨，超出社会规范的控制，走向集群行为。

（三）社会心理的视角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其《乌合之众》一书中对群体心理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他指出个体一旦融入群体，他的个性就会被湮没，群体的思想便会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

而且在集群的情境下，群体的情绪、观念及兴奋感会迅速向周围人传播，就如同传染病一样，个体的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很快地受到感染。

诸如西安的“9.15”非理性游行，多数人都是抱着围观的态度，最后演变成了游行的参与者，这就是被周围的环境所感染，在情绪感染下，人们的有意识的人格消失，无意识的人格占据主导地位，情绪和观念的感染、暗示的影响使群众心理朝着某一个方向发展，并具有将暗示的观念立即转变为行动的倾向。

在感染的作用下，个体会被一种一时的冲动所主宰，卷入非理性的狂欢之中［4］。

同时，集群行为中个体之所以做出他平时很少出现甚至根本没有做过的越轨行为，是因为他处在匿名状态之中，别人不知道他是谁、干什么的，他也不必担心承担破坏规范的后果，因此产生责任分散的心理，使人的群体遵从性降低，从而降低了人的社会约束力。

所以，大众心理层面也是造成集群行为的原因。

三、集群行为的应对机制（一）正确的价值观引导集群行为说到底都是人的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决定人的行为的是价值观”。

所以，针对频发的集群行为有必要进行正确的价值观的引导，没有正确价值观引导的人生是盲从的。

将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以及个人的活动都转向以人为本，以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为根本出发点，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目标。

这样，在个体或群体做出行为选择时就考虑到周围的亲人、朋友、社区以及国家。

庄子在《天地》中也告诉我们：“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

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

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

神生不定者，则道之所不载也。

”所以，针对工具理性我们有必要树立价值理性，寻求正确的解决问题的途径，而不是盲目地成为情绪的奴隶。

“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社会中存在不安定因素，因而，如何疏导社会的不满与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就成为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关键。

”［5］因为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是无法消除的，只能依靠社区、政府、社会组织等进行疏导，所以就更加突显价值观引导的重要作用。

（二）社会管理的创新美国社会学家斯梅尔塞指出，集群行为的产生是有条件的，并且是这些条件相互结合、相互作用从而（下转第63页）（上接第56页）产生了集群行为。

这六个条件分别为：环境条件、结构性压力、普遍情绪的产生或共同信念的形成、诱发因素、行为动员以及社会控制能力。

首先，集群行为必须发生在一定的环境场所，能够使得群体之间进行交流和互动，这样就有利于情绪的感染和传播，诸如广场、体育馆、公园等。

其次，聚集的人群在压抑的社会状态下，社会角色会变得模糊不清，角色规范开始失去作用，行为者个体就会不顾社会规范的约束而行动，而且这种情绪开始得以迅速的转播出去。

再次，如果有些激动者或者别有用心者开始进行鼓动和充当意见领袖，进行行为动员，这样就会使得分散的人群开始集结，甚至带动周围微观的人员。

最后，如果没有进行强有力、有效的社会控制，或者社会控制失败，必然产生集群行为。

从斯梅尔塞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要正确应对集群行为必须采取多元化、多层次的手段，这就要求进行社会管理的创新，如实行“善政”就是减缓结构性压力、疏导群众情绪的有效举措；同时加强法制，严惩那些社会暴徒，增加其犯罪成本；此外，对广大群众正确、合理的利益诉求和权利表达，政府组织应该给予支持和保护，建立意见表达机制和权利诉求机制。

旧有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不适用于新的时期，而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尚未形成，这种落差的存在就更加要求社会管理创新。

（三）社会力量的培养和渗透在防范和控制集群行为的过程中还应该看到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也就是第三方“NGO”的作用。

集群行为产生时往往会伴随着“谣言”、“传言”的肆虐，而政府力量在信息公开和辟谣层面上的“公信度”不足，有些情况下政府还存在着角色定位不清的困境，这就使得信息的交流和沟通存在不畅，而非政府组织（NGO）往往能够深入到政府力量达不到的地方，进行价值引导和社会支持，将一些集群行为控制在萌芽状态。

而且非政府组织（NGO）能够独立、自由地活动，不受商业利益的引诱，也不受强力干涉的左右。

社会规范功能和社会化功能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