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义赈”及其作用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义赈”及其作用摘要：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采用委托慈善组织办理赈济的办法，使义赈组织成为此次救灾的主体，并有效促进了民间义赈事业的发展。
为加强各义赈组织之间的合作，专门成立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开创了义赈组织联合办赈的先例。
义赈组织不仅为此次水灾筹集了大量资金，而且受委托办理“急赈”和“官赈”，并在“散赈”“灾民收养”和“灾后恢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由于赈灾款物筹集困难、义赈组织间的协调性不强等原因，导致“义赈”多集中于某些重灾区，且赈灾款物分配不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义赈”在此次水灾救济中的效果和作用。
关键词：1917年京直水灾；官民合办；“义赈”中图分类号：K2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5）09-0135-041917年夏秋之际，“直隶连降大雨，永定河、南运河、潮白河等河堤相继冲溃，洪水泛滥”①。
因这次水灾的受灾区域主要集中于京兆和直隶地区，所以被称为“京直大水灾”。
学界在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研究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主要侧重于对其灾情和救灾情况的介绍，或集中于对其救助方式的分析。
②本文尝试以《京畿水灾善后纪实》和《益世报》等相关报道为主要参考资料，对此次水灾救济中“义赈”的特点、作用及其局限性等作些简要分析。
一、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义赈”的主要特点1.参与“义赈”的慈善救济组织数量多相对“官赈”而言，“义赈”是由民间自行组织劝募、筹集经费并直接向灾民散放物资的赈灾活动。
义赈组织主要是指“义赈”所依托的领导、筹赈、办赈等机构的慈善组织。
据《京畿水灾善后救济纪实》卷八《义赈》的统计：参与京直水灾救济的义赈组织达20多个。
参与京直水灾救济的义赈组织，既有京畿地区和国内其他区域的义赈组织，也有全国性组织和个别来自国外的义赈组织。
属于京畿本地范围的义赈组织主要有顺直助赈局、顺直水灾义赈会、天津水灾急赈会、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等。
参与本次“义赈”的普通善会善堂主要有天津贫民教养院、天津掩骨社、天津广仁堂、天津济生社、天津西老公所、天津义阡局等。
此外，近畿水灾救急赈捐会和以救助冀州所属五县为目的的冀属水灾救急会等义赈组织也在天津地区的水灾救济和防疫工作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外省区慈善救济组织主要有上海义赈会、上海义赈协会、上海广仁堂、上海济生会、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总会以及旅沪顺直同乡会、江苏仁德堂、奉天直隶会馆水灾赈捐事务所、吉林扶余农安慈悲会等。
国外慈善组织主要有美国红十字会和日本义助会。
佛教慈悲会、中华圣公会等宗教类慈善组织也参加此次水灾的赈济工作。
2.参与“义赈”的各种慈善救济组织联合办赈1917年水灾赈济之初，以熊希龄为首成立了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处（简称“督办处”），作为领导救灾的官方总机关。
为联合中外各慈善团体筹议赈济及处理善后事宜，又发起成立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简称“联合会”）。
该会要求各义赈组织分别按“急赈”“冬赈”“春赈”“工赈”等名目开展赈济工作，无论是按哪个名目还是在哪个县放赈，均应预先汇报并进行登记，以便统一安排。
③相关义赈组织按照“联合会”的要求，接受“督办处”的委托，积极开展赈灾工作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例，除石家庄、天津及其附近地区由该会自发办理外，其在文安、东光、沧县、徐水等县所办的赈灾事务均受“督办处”委托。
熊希龄在1917年10月23日给中国红十字会赈灾特派员蔡吉逢的电报中称：“兹拟请贵会担任东光、文安、沧县、玉田、徐水等五县急赈。
”④1917年11月，“督办处”还请求天津红十字会分会参与静海县的赈济工作，“特别颁发赈款，交该县官绅散放”⑤。
据统计，该会在静海县随机发放棉衣700件，高粱150石。
⑥中国红十字总会还受督办处之邀，为参与中美合作的以工代赈修筑京通公路的灾民提供棉衣2万件。
⑦3.官民合作办赈早在“督办处”成立之初，即确定了“放赈之事全行委托本地士绅及各慈善团体”⑧的办赈方针。
“当水灾发生之时，京畿有顺直助赈局，而天津亦设顺直义赈会以应之，其用意皆辅官力之不足”，故而委托慈善组织继续办理赈济事宜，“现在各处急赈，均系由红十字会及诸慈善团体经手散放”。
⑨此后，又相继委托顺直助赈局和顺直水灾义赈会办理1917年年底的“冬赈”和1918年年初的“春赈”。
在办理“冬赈”和“春赈”的过程，也体现了官民合作办赈的特征，即由官方委托义赈组织办理“官赈”。
与此同时，义赈组织又委托县知事代为办理某些具体赈灾事务，并由地方士绅参与监督。
春赈款的散放也是通过官民合作的方式完成。
顺直水灾义赈会没有直接参与春赈款的散放，而是根据“被灾各县灾情轻重，酌量分配发交各该知事”⑩。
并在赈款总数超过1000元的县设置“春赈监放员”，“即就各该县公正士绅择员委任”。
B11从义赈组织的建立及其组织形式来看，也体现了这次水灾赈济的官民合作特点。
如顺直水灾义赈会最先由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发起，“联合各机关筹办急赈，以拯灾黎”B12。
二、“义赈”在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作用1.为赈灾筹集大量资金义赈组织为此次水灾筹备了大量的资金、粮食和物资。
据官方统计，义赈组织和慈善团体为本次水灾“义赈”，投入的款项多达100万元以上，而实际上用于此次水灾赈济的“官款”总额只有242万余元。
B13义赈款占赈灾款总数的1/3以上，义赈组织在这次救济中所发挥的作用可见一斑。
因各义赈组织所筹款项多寡不一，在“义赈”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各不相同。
顺直助赈局在办理“冬赈”时自筹经费50万元，是各义赈组织中筹款最多的一个。
B14天津水灾急赈会赈济灾民的食物、窝铺、苇席、救生渡船等项共计现洋24.6万多元。
红十字会所筹赈款、棉衣、药品、面粉等费“共合洋二十二万有奇”B15。
此外，顺直水灾义赈会为“春赈”筹款20万元，上海义赈会筹款近20万元，上海广仁堂近14万元，江苏广仁堂筹集7万余元，上海义赈协会近8万元，上海济生会近7万元，江南义绅唐宗愈和唐宗郭兄弟也为此次水灾筹款6万余元。
B16有的义赈组织以捐助粮食或药品为主。
如日本义助会共捐助“红粮17575石，仁丹5万包”；中华圣公会散放“玉米10万斤”“红粮23万余斤”；香港公诚公司捐“仁丹1万包”。
B17 2.义赈组织成为本次救灾的主体在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全省范围的“官赈”大多由义赈组织代为办理。
“冬赈”除了由顺直助赈局散放大部分地区外，“唐山、隆平、柏乡、任县系由上海京直奉义赈会完全担放”B18。
对部分灾区而言，某些义赈组织成为地方救灾的主力和核心。
如作为天津城区及四乡水灾赈济的总机构，天津水灾急赈会不仅为救灾筹集赈款，而且还为灾民修建临时窝棚，以及参与教养贫民、防险固堤等事务。
外地慈善组织赴天津赈灾均需得到该会的协助或委托办理。
如上海中国济生会代表冯仰山等到天津后，及时与天津水灾急赈会接洽，商讨赈款施放办法，请其派警保护。
B19旅沪顺直同乡会水灾急赈会在天津办理“急赈”时，牵涉到具体的方法和区域，以及修筑窝棚的数量、地址等，均主动和该会董事会讨论协商。
B20义赈组织的主体地位还体现在义赈款在个别灾区赈款总数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如霸县获得各类赈款共计23万多元。
其中，义赈款17万多元，占该县所得赈款总额的70%以上。
B213.办理具体赈灾事务义赈组织最主要的任务是办理具体的赈灾事务，如救助被困灾民，向灾民散放食物、钱粮、药品、衣物等，在灾民救济、灾后恢复和防疫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如中国红十字会在1917年9月22日至30日，共救出被水围困灾民13881人，散放大饼、馒头共计15770斤。
B22华北基督教义赈会在文安设粥厂11处，每月所需7500元。
B23中国红十字会在徐水、安平设置留养习艺工所，在文安设立3处灾民习工所，在天津龙亭女子传习所设临时妇孺留养院。
B24多数义赈组织将修理河堤与以工代赈相结合，既有助于防灾，又为灾民提供谋生机会。
如红十字会在涞水县以工代赈修理河堤，用费3000元；华北基督教协会在定县以工代赈修筑堤坝用费5000余元；宁波赵主教在任县补助挖河工费3000元。
B25保定红十字分会还为清苑灾民提供高粱籽种，帮助灾民恢复农业生产。
部分义赈组织在为灾区提供粮食等救灾物资的同时，也向灾民发放了部分药品，如日本义赈会向任邱、新镇、文安、大城、雄县等地提供了5万包仁丹；香港公诚公司向新镇发放了1万包仁丹。
B26三、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义赈”的局限性1.赈灾资金不足救灾资金不足是1917年水灾赈济面临的首要问题。
正如熊希龄所说的那样：“查前清顺天府尹周家楣办赈旧案。
当时被灾之区不过二十一县，受灾之民不过一百三十余万人，而支出赈银及糟（漕）米等款已合银洋三百余万元之巨。
今京畿灾区一百零三县，灾民五百余万，视周家楣时加至四倍，而支出官款仅一百九十余万元。
即合之本省公款及各慈善团体所放并计亦不过二百八十余万元。
”B27据统计，用于1917年水灾的各类赈款总计仅300余万元，平均每县不到3万元。
B28参与此次水灾赈济的慈善组织虽然数量较多，各慈善组织所筹款项普遍不多。
中国红十字会也注意到此次水灾筹款之困难，正如沈敦和副会长所说的那样：“当年曾筹集一百五十万元，大半来自外国，今则必须自行筹款。
”B29虽经多方努力，中国红十字会也只为此次水灾救济筹集到各类款项22万余元。
以往筹款最为得力的教会义赈组织在此次水灾救济中表现不佳。
除华北基督教水灾赈济会在定县、文安、霸县、安平等地散放粮食及赈款折合21万余元外，中华圣公会在肃宁、河间等地散放粮食等折款不及2万元，献县天主教堂施行价值500多元的粥饭，英国教士鲍秉公在任县设粥厂，用款1000余元。
B30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以往的赈款多数来自国外，国际援助款项占很大比例，但是此次水灾发生时，欧美各国多在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顾及中国。
正如当时欧洲人所感叹的那样：“吾人以欧洲战事，捐款协助伤兵残疾孤儿俘虏等，囊多告罄。
今遇此巨灾，不能多施赈济，诚属恨事。
”B31因此，此次水灾“义赈”的款项主要来自国内。
2.“义赈”区域有限受资金所限，不是所有的灾区都能得到义赈组织的关注。
除顺直助赈局和顺直水灾义赈会受委托办理全省范围的“冬赈”和“春赈”外，多数义赈组织只能在一地或几地开展赈济活动。
1917年水灾中共有103县受灾，其中40县重灾，B32获得“义赈”救助者仅有36县。
B33天津水灾急赈会主要在天津城区及四乡办理“急赈”，并受委托办理“冬赈”。
红十字会先后在天津、静海、文安、武清、徐水、安平、霸县、清苑、沧县、东光、涞水和石家庄等12地办赈。
上海义赈会在霸县、饶阳、玉田、宝坻、隆平、柏乡、任县、唐山等8个县散放赈济。
江苏仁德堂义赈会在东光、沧县、青县、霸县、静海；上海义赈协会在霸县、静海、安次、固安；上海广仁堂在文安、新镇；唐宗愈和唐宗郭兄弟在霸县、固安、文安、新镇；中国济生会在安平、通县、正定、献县、霸县、饶阳、冀县；佛教慈悲会在安新、霸县；中华圣公会在肃宁、河间、献县、永清、安平、定县；华北基督教水灾赈济会在定县、文安、安平、霸县；日本义助会在任邱、雄县、大城、新镇、文安、天津。
救荒无奇策：清代灾赈方式及其特点
救荒无奇策：清代灾赈方式及其特点赵晓华摘要：清朝灾赈方式名目繁多，贯穿整个赈灾过程，不同的赈名面向不同的赈济对象，规定了不同时期的赈灾期限和标准，体现了清代荒政既系统严密又灵活多变的实施特点，这有利于加强对灾赈钱粮的合理分布和管控，也有利于将赈灾和农业生产恢复紧密关联起来。
不过，由于灾赈方式名目繁多而不易把握，增加了赈灾的繁难程度，对地方官员的办赈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晚清以降，在官赈能力衰落、筹赈艰难的情势下，地方官不得已改赈为抚，对传统灾赈方式进行了变通。
关键词：清代；灾赈方式；赈名；荒政作者简介：赵晓华，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历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23）10-0121-12清朝集历代荒政之大成，建立了系统完备的救灾制度。
一旦自然灾害发生，报灾、勘灾、查赈等救灾程序依次进行，在确定受灾程度、划分灾民等差的同时，赈济活动也随之展开。
清代灾赈方式名目繁多，包括正赈、抚恤、加赈、摘赈、续赈、补赈、展赈、抽赈等，每种赈名都有各自的赈灾时限和赈济对象。
关于清代荒政的研究成果可谓宏富，但是对于清代灾赈方式名目、特点及变化的专门探讨还较少①，已有研究成果中，对上述灾赈名目的解释也有所分歧。
实际上，根据成灾情形，清朝区别灾民受灾程度，在赈灾的同时致力于恢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近代救灾法律文献整理与研究”（18JZD024）。
①相关研究主要有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张祥稳、余林媛：《乾隆朝灾赈类型考论》，《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岑大利：《清代的救灾政策述论》，《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20年第3期；等等。
121救荒无奇策：清代灾赈方式及其特点复农业生产，详细确定了赈济的不同方式及实施标准。
清代灾赈方式名目及标准的确定，体现了清代荒政制度的系统性，也反映了其因地制宜的理念和思想。
近六年来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述评
近六年来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述评近六年来，近代慈善史研究发展趋势良好：慈善组织研究进一步深入；慈善人物、思想的研究更加细化，慈善法制的研究也逐渐展开；区域慈善史研究的成果更加丰富；义赈研究持续深入，灾荒与救济研究也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然而，内容上的同质化、话语建构比较单一、区域研究不平衡、研究方法比较简单陈旧、研究思路和框架重复等问题依然存在。
为此，有必要进一步挖掘整理史料、夯实研究基础，创新研究理论、尝试新的研究方法，拓宽研究视野、密切关注研究热点。
标签：近六年来；近代中国；慈善救济事业；研究述评慈善事业关系国计民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有关我国慈善事业的研究学界已有不少著述，近代中国慈善史的研究更是取得了长足进步。
曾桂林的《近20年来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史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一文，曾就2008年以前的中国近代慈善研究进行了一定的归纳和梳理，近六年来学界对于此一领域的考察与探索又有了新的进展。
本文将2008年以后有关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的新动态和新内容进行了广泛搜集和全面整理，并加以分类论析，以助推该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社会组织的慈善事业研究进一步深化拓展1.慈善组织总体研究方面研究专门的慈善团体和非慈善组织等社会组织的慈善救济活动有助于从主脉上把握近代慈善救济方式的主要特点和走向。
从总体上探讨慈善组织的成果主要有：杨正军对近30年来有关中国善会善堂研究的梳理①，蔡勤禹、姜远凯对民国时期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的考察②，周秋光、王猛对近代中国慈善组织在维持社会秩序、激发民族精神、推进社会近代化方面所起作用的评述等③。
2012年在济南召开的“近代民间组织与社会救济”国际学术研讨会更是集中讨论了民间组织在近代慈善活动中的功能、作用及参与状况等方面的问题，并引发了更多学者对这一研究的持续关注和参与。
总体上说，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2.红十字会与红卍会研究方面近六年来，在红十字会、红卍会等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慈善组织研究方面均有不少新成果问世。
高频考点(九)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与社会治理(解析版)
高频考点（九）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与社会治理一、高频考点一、单选题1．（2023·广东·统考高考真题）王夫之在《宋论》中评论历史上某一基层制度时，认为聚乡村之民成兵达不到御敌的目的，贼寇一旦来袭，乡民便携家散去，“非什保之所能制”。
这一基层制度是（）A．邻保制度B．保甲制度C．十家牌法D．里甲制度【答案】B【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
据本题主题干设问词，可知这是正向题。
据本题时间信息可以得出精确时空是宋朝（中国）。
据材料“《宋论》”可知，题干涉准时间是宋朝，据所学可知，王安石变法时期实行保甲制度，B项正确；邻保制度是唐朝的，排解A项；十家牌法是明朝的，排解C项；里甲制度是清朝的，排解D项。
故选B项。
2．（2023·浙江·统考高考真题）延载元年（694）八月敕：“诸户口计年将入丁、老、疾、应免课役及给侍者，皆县亲貌外形，以为定簿。
肯定以后，不得更貌。
疑有奸欺者，听随事貌定，以付手实。
”这种户籍管理方法是（）A．黄籍登记B．白籍土断C．貌阅之法D．诸色户计【答案】C【详解】依据材料“延载元年（694）”、“诸户口计年将入丁、老、疾、应免课役及给侍者，皆县亲貌外形，以为定簿”可知，唐朝实行貌阅之法，将人口体貌与户籍登记相比较，重新核定户籍。
C项正确；黄籍登记是西晋，排解A项；东晋后期和南朝政府实行白籍土断，排解B项；元朝实行诸色户计，排解D项。
故选C项。
二、新模专练一、单选题1．（2023·辽宁·校联考模拟猜测）有学者指出，“社会把握是在政治把握的基础上，以社会关系体系的建构为中心的，再通过对社会诸种力气的利用、组合……将特定区域的社会关系体系纳入政治把握体系之中，使之成为政治把握体系的一部分或同构体”。
下列制度属于秦汉的“社会把握”的是（）A．里甲制度B．乡约制度C．乡里制度D．刺史制度【答案】C【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
据本题主题干设问词，可知这是正向题。
论1917年京畿直隶大水灾
新 闻报 导 ： “ 某 乡人来 述 ， 略谓 连 日阴雨 ， 各处 水势 大见
年之半。继而又罹水患， 田舍遭淹 ， 旱涝之难交加， 犹 如雪 上加 霜 ， 令黎庶 苦 不堪 言 。
当年 ７月下 旬 ， 中 国华 北地 区受 台 风影 响 ， 京津 冀
连 降暴 雨 ， 太行 山、 燕 山均 被 雨 浪连 日笼 罩 。 山洪 涨
摘 要： 河 北省及 其 近 京地 区， 在 历 史上 出现 过 多次 自然 灾 害 ， 曾严 重危及 当地 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民经 济 的运 行 和发 展 。
尤其 是 民 国六年 （ １ ９ １ ７ 年） 发 生 的特 大 水 灾 ， 其 破 坏 力相 当之 大 ， 百姓 罹难 极其 深 重 。 面对 这 次惨 烈 的 灾情 ， 北 洋政 府 和 民间积极 行 动起 来 ， 想 方设 法地 予以应 对 ， 并及 时开展 和进 行 了种 种 减 灾救 灾的 相 关
官义合作,委托救灾——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方式探析
赈。
颇有值得探究之处④ 。
一
、
急赈 由义 赈承 担
直隶 另一 个义 赈机 构是 由警 察厅 出面组 织 的 天津水 灾 急赈 会 。事 务所 就 设 在警 察 厅 内 ， 一 切
１ ９ １ ７年 夏 秋 间 ， 因连 １ ３暴 雨 ， 北运 河 、 永 定
收 稿 日期 ： ２ ０ １ ３—０ ３—１ ５
处 在一个 弱 势政 府 统 治 时期 ， 救 灾 面 临 巨大 的 困
租界被淹 ， 《 大公报》 被迫停 刊， 酿成 了数 十年未
有之 巨灾 。 灾 情发 生后 ， 京 直 官 绅 各 界 纷 纷成 立 义 赈 机
构， 向社会各界募 捐救济灾 民。８月 ｉ １日， 直隶
官绅 及各 机关 在 省 议 会设 立 赈抚 总机 关 ， 名 为顺 直义 赈会 （ 又 称顺 直水 灾 义 赈会 ） ， 设 会 长 一 人 主 持全 会 事 务 ， 下设总务 股、 文牍股 、 会计 股、 庶 务 股、 交 际股 、 查 放股 ， 各 股人 员均 为 名誉 职 ， 不 支薪
难。但在各方努力下 ， 这次水灾救济仍取得 了显
著 的成绩 ， 特别是 其 官义 合作 、 委 托救 灾 的救灾 方 式， 为 民 国时期 的灾 荒救 济提 供 了有益 的经验 ， 故
费， 凡本会人员均有劝 募捐款之责④ 。顺直水灾
义赈 会 布告称 ， 本 会办 理义 赈原 为 拯救 被水 灾 民 ， 以成 灾 至六分 者始 行赈 抚 ， 务各 安 心静候 ， 毋得 自 相纷 扰 ⑨。此 机 构 后 来 还 被 督 办 处 委 托 办 理 春
清代的灾赈
清代的灾赈郭松义荒政制度是清代救荒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根据《大清会典》的记载，清代的荒政共列12目，即备浸、除孽、救灾、发赈、减粜、出贷、蠲赋、缓征、通商、劝输、兴工筑和集流亡。
在这12种救荒措施中，涉及面最广、影响最大的当推蠲赋，也就是减免田赋。
另外像发赈，虽属救急一类，但因针对的是贫苦百姓，所以也有重要意义。
乾隆初，两江总督那苏图在《蠲免事宜疏》中称：“盖以粮从地出，地既被灾，粮自应免。
至于赈济，则独及贫民，立法诚为至当。
”①又有人言：“赈济者有散而无敛，此大荒行之”②。
这就显示，发赈的对象是贫民，且多行施于大荒之年。
近年来，灾荒和灾赈史成了史学界讨论的一个热门题目，其中不少涉及清代的荒政。
有鉴于此，本文只就清代荒政中有关赈济的内容稍作探讨，重点放在制度层面，并采取人详我略的方式，另如灾赈中的“施粥”，亦因已有人论述而不再重复。
即便如此，少数地方仍难免会有重叠。
一、施赈者只及贫户“讳灾者，国家之大患也”③，或若奏报迁延，便会影响灾民生灵，亏损社会元气，甚至酿成事端。
故按定例，“凡地方有灾者，必速以闻”4。
有关清代的报灾、勘灾制度，类似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出版等著述有详细探讨，在此只与赈济有密切关系的“审户”作为叙述的开头。
为什么官府在施赈以前需得审户?这与受赈者必须是贫户有关。
要确定谁是贫户，必须经过身份核定，这是施赈起点，同时也是难点。
有人就说：“盖审户不清，各弊端从兹而起，故为荒政中最难事。
”5审户制度是从乾隆初年开始实施，但在此之前，已有成例可循，如凡有地可种者不在赈济之列，后补充若有地之家，现在无收，实与无地者同受饥馁，应查验酌赈；逃荒出外，闻本地受赈，举家归里，亦可一体补入加赈6。
乾隆时，又把贫户细分成极贫和次贫，做法是根据田亩被灾程度，由查赈官逐户考察居处器用、牛具之有无存弃，定出极贫户和次贫户。
“其因灾者则非农也，佣工之农，耰锄耕辍而饥饿随之，极贫者为多，此与佣与主家者有别也”7。
民国初年华北灾荒与京津艺界赈灾义演
民国初年华北灾荒与京津艺界赈灾义演桑慧荣内容提要：民国初年，华北地区灾害频繁，受灾民众困苦，社会动荡不安。
在此严峻形势下，北京、天津上自政府部门，下至民间团体、艺界同人等，纷纷加入社会救助事业，义演成为一种重要的筹资助赈方式。
梨园伶人、票友和戏园主人等作为义演参与主体，或主动、独立发起义演，或与其他社会组织合作展开活动，显示出北京和天津艺界同人的慈善公益之心。
关键词：民国初年华北灾荒京津艺界赈灾义演民国初年，社会环境十分恶劣，连年自然灾害造成了灾民困苦、生活无着的严酷局面，整个华北地区社会动荡不安。
此时以“演剧赈灾”和“筹款演剧”等为名号的赈灾活动十分活跃。
这些以艺界为主体的济贫活动成为民间赈灾的重要支撑。
本文所谓“艺界”，指职业艺人、业余票友与演出场所戏园主人等。
已有学人对义演问题做初步探索，①讨论涉及艺界赈灾，但是针对性分析尚需进一步加强。
一华北灾荒中的政府救济与社会救助民国初年，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华北地区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珍稀文献整理与研究”（编号：17ZDA203）阶段性成果。
①郭常英：《慈善义演：晚清以来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清史研究》2018年第4期；郭常英：《慈善义演参与主体与中国近代都市文化》，《史学月刊》2018年第6期；岳鹏星、郭常英：《晚清都市空间的慈善、娱乐和社群认同》，《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郭常英、岳鹏星：《寓善于乐：清末都市中的慈善义演》，《史学月刊》2015年第12期。
城市史研究（第41辑）再加上晚清以来该地区战争不断，更加剧了灾害程度。
1917年顺直大水灾和1920年华北五省旱灾，是该时期最为严重的两次灾害。
1917年夏秋之际，“直隶连降大雨，永定河、南运河、潮白河等河堤相继冲溃，洪水泛滥”，①被称为“二百年来未曾睹之洪水”。
②京兆尹辖区共20县，受灾“重者8县，轻者10县”，“无灾者不过2县”。
宜隶辖区共120县，受灾“重者32县，轻者54县”。
我国古代的救灾赈灾
我国古代的救灾赈灾作者：赫治清来源：《廉政瞭望》2008年第08期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之一。
自秦汉以来，历代封建王朝为了巩固政权，维持社会稳定，保证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始终把救灾防灾政策，也就是史书上说的“荒政”，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加以实施。
报灾勘灾报灾，指向官府报告灾情；勘灾，指地方官吏或同上级乃至朝廷派遣的官员共同勘查核实受灾范围、程度。
秦汉以来，地方发生灾荒，都要及时逐级向上直至朝廷如实报告。
官员在复查核实时，往往把轻重灾情分十分定级。
清朝勘灾有一套严格程序，受灾人户要填写简明申报表。
经核对后，申报表作为勘灾底册，交勘灾人员一一核查。
然后，州县官将结果汇总造册，然后上报。
户部接到各地报灾提请后，要派员复勘，查证属实，勘灾结果可作为蠲免的依据。
如果有需要赈济的人户，还要增加审户程序，把灾民划分极贫、次贫等各个等级。
报灾、勘灾，是中国传统救灾体制运行中的重要环节，若迟报逾限或报灾不实，各级官吏都将受到处罚。
严重匿灾不报，更要严惩，直至杀头。
临灾救助政策与措施朝廷的救灾政策措施，主要包括赈济、减免赋税、调粟平粜、转移灾民、抚恤安置、劝奖社会助赈等。
（一）赈济。
严重灾情发生后，为了及时帮助灾民度过难关，国家往往首先向灾民无偿发放救济钱物，叫做赈济。
元代，凡有水旱灾，例行赈济，验口发放，赈期多为两三月。
明朝建国初，一般每户给米1石。
清前期到乾隆初年对赈济有了统一的政策，各直省灾民，大口日给米5合，小口减半。
赈期，水旱灾一律1月。
另外按受灾分数及户等极贫、次贫的区别，各加赈3—4个月，甚至半年。
官府让灾民参与公益事业，特别是兴修水利工程，获得相应的赈济钱物，叫以工代赈。
这种赈济形式，唐代已经有了，清朝实施最普遍。
这既可以解救灾民于困顿，又为国家治理河患、修筑海塘等防灾工程提供了劳动力，一举两得。
（二）调粟平粜、转移灾民。
及时从外地调运粮食支援灾区，史称“移粟就民”。
清代运用比较多，调运的粮食来源，一是国库仓米，二是截留漕粮，三是采购。
清朝人是这样抗灾赈灾的
灾难爆发之后 ，大清朝廷 的行 动相当迅速 ，由直隶 总督兼北洋大
臣李 鸿 章 统 筹 抗 灾事 宜 。 “ 戊 奇 荒 ” 爆 发 时 ， 大 清 丁 政 府 早 已被 之 前 的 内 忧外 患 掏 空 了 国力 ， “ 全 国之力 而 不 能救其 竭 十 一 ” 。但 是 ，这 台 政 权 机 器还 是
抑灾区粮价 ，抑制奸商 囤积居奇 ；
另一 方 面也 是实 现 了部 分 灾 民 自
士绅 的 力量
设 立 “ 厂 ”，是 大 清 国收 容 粥
在惯性 的驱使下 ，强行启动 ，勉力 而行 ，依然发挥 了巨大的作用 。
清 廷 迅 速 下 令 ，减 免 受 灾 地 区
的 皇粮 国税 。根 据 美 国汉 学 家 、时
的也 是 “ 防流 ”。
在大清海关任职 的马士记载 ，清廷
免 征 的赋 税 总额 高 达 一 千 八 百 万 两
以上。
比钱 、粮 更 为 棘 手 的 问 题 ， 是 运 输 。 抗 旱 救 灾 大本 营 天津 ，积 压 了大 量 粮 食 ，难 以 及 时 转运 。李 鸿 章 集 中 精 力 ，建 立 了一 个 规 模 庞 大 的 官 方 转 运 网 络 ，仅 为 重灾 区 山 西 就 设 定 了三 条 通 道 ：北 路 在 保定
之后 ， 不若 抚 之 于未 流之 先 ” （ 清代
杨景仁 《 筹济编》） 。
“ 戊 奇 荒 ” 中 ，灾 民人 数 丁
之 众 、 范 围 之 广 、时 问 之 久 ， 史
顿吏治 ，将贪污腐化 、玩忽职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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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事 ・ 中 外 书 摘
上 空 前 ，甚 至 连 北 京 这 样 的地 方 ， 赈 灾 的速 度 也 赶 不 上 灾 民 的 增 长 速 度 ， “ 骜 者 沿 街 抢夺 ，舍 命 而不 桀
1917年天津水灾与赈济情况略述
1917年天津水灾与赈济情况略述1917年，直隶地区出现了数十年未遇的大水灾，其中天津受灾程度最重，市区全部被淹，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水灾发生后，北洋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积极筹措，实施了一系列的赈灾措施，使灾民的困苦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同时也给现代救灾理念带来一定的启示。
标签：天津水灾；灾情；赈灾1917年夏，直隶地区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水灾，受灾情形极其严重。
其中天津这座城市瞬间成一片汪洋，受到了严重的灾难，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当时有名的《益世报》，对天津水灾的情形以及当时的政府，民间团体等各界人士的救灾活动进行了大量跟踪报道，并利用自身的号召力呼吁社会各界人士联合起来共同抗灾救灾。
本文拟透过《益世报》的视角下还原1917年天津水灾的情形以及社会各界的筹措赈济情况。
1水灾情形1917年，对京直地区来说是个多灾多难的年份，从春到夏，亢旱异常，农民收成甚微。
到了夏秋之际，百姓又因突遇洪水而苦不堪言。
7月中旬，暴雨席卷了京直各地区，从而导致该地区各条河水的水势猛涨。
作为直省境内主要的五大河流之一的永定河历来为患最甚。
在这次大水灾中，对于天津威胁较大的永定河又一次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七、八月间永定河的上游暴雨成灾，导致一连串的山洪暴发。
根据九月底的水文记录来看，洪水从永定河出发，以“每秒20万英尺”的速度朝海河注入，而此时海河入海的水只有“每秒6万英尺”，可想此次洪水如猛兽般涌入天津这座城市。
由于汛情的不断恶化，9月21日，来自南运河决口的洪水向天津市区逐步逼近。
《益世报》的记者为了能及时给人们带来有关灾情的最新报道，他们不畏险阻，进入灾区重地，带来了大量及时报道：“9月22日，河水大涨，记者随即查看，北岸已被淹没，河北大街一片汪洋，商民纷纷逃难，行人已断绝，关下已完全平漫，张工祠前寓居之灾民又复逃迁至大王庙前者居多数，南岸由北浮桥至西营门亦平漫”。
由于此时的天津还没有设围堤等基础设施，当良王庄与杨柳青之间的南运河连续决口时，水势疯狂地漫入城内，瞬间使城南成一片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