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伍德小说中的女性牺牲史
女性权力与自由的抗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
女性权力与自由的抗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概述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使女的故事》中，作者描绘了一个被极权主义统治的未来社会，女性被剥夺了权力和自由。
本文将深入探讨小说中女性角色们如何尝试抗争，并重新夺回权力和自由。
1. 环境设定1.1 构建极权主义社会在小说中，作者创造了一个名为"戴斯图普"的虚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男性掌握着绝对权力，而妇女则被迫成为"使女"，负责繁衍后代。
1.2 社会恐慌与生育危机在小说中，野蛮率和婴儿死亡率上升导致不孕症问题日益加剧。
这种情况引发了人们对生育问题的恐慌，并成为社会环境形成的重要背景。
2. 女性角色抗争2.1 主人公Offred（真名June）作为小说的主角，Offred是一个被迫成为使女的女性。
她通过回忆和反思过去的自由生活，逐渐抗争并寻找自由。
2.2 受压迫的女性群体除了Offred，小说中还有其他许多女性角色也处于被剥夺权力和自由的困境中。
她们分别代表不同年龄、不同社会地位和背景的女性。
3. 抵抗与希望3.1 情感支持与联合在《使女的故事》中，强大的情感支持网络成为女性抵抗虐待和维护尊严的重要力量。
女性之间互相联合起来，在困境中相互扶持。
3.2 塑造新身份与重新夺回权利Offred通过模糊现实与幻想边界，塑造新身份来保留对自己形象和思维的控制，并最终重新夺回权利，以争取更好的未来。
4. 小说意义与影响4.1 思考当代问题《使女的故事》引发人们对当代社会问题进行深度思考，如性别歧视、权力滥用和自由受限等。
小说通过未来构想，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
4.2 激发女性觉醒与行动作为一部女权主义的文学作品，《使女的故事》鼓励女性走出被动的角色，勇敢抵抗现实社会中的不公正待遇，并争取权力和自由。
结论《使女的故事》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塑造的一个令人深思的虚构世界，充满了关于女性权力与自由抗争的情节。
虚构的真实——《使女的故事》的女性生存解读
208孝红波：虚构的真实——《使女的故事》的女性生存解读虚构的真实——《使女的故事》的女性生存解读孝红波（辽宁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作者简介：孝红波（1976-），女，辽宁铁岭人，辽宁师范大学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摘 要】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被誉为当代加拿大文学巨匠。
《使女的故事》这部经典未来小说是阿特伍德的代表作之一。
2017年由原著小说改编的美剧成功热播，这部小说又一次引起了读者们的关注.虽然《使女的故事》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但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女性；生存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29-0208-02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被誉为当代加拿大文学巨匠。
《使女的故事》( The Handmaid's Tale)这部经典未来小说是阿特伍德的代表作之一。
2017年由原著改编的美剧成功热播，这部小说又一次引起了读者们的关注。
阿特伍德创作于1985年的小说《使女的故事》对社会现实进行了生动描写，主题极具多样性。
小说刻画了一个令人毛发悚然的反乌托邦基列共和国，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女性失去自由，成为生育的工具。
这部未来小说为何能创造出这样的神话，因为其不仅描写了专制政权对人的迫害和对人性的扼杀，同时也触及到现代社会共同关注的女性的生存问题。
“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她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去死。
雅各对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上帝，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拉结说，有我的使女辟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靠她也得孩子。
”（《圣经·创世记》第30章1-3节）《使女的故事》讲述了二百年后的未来世界，环境污染日益加重，人口出生率骤降，美国东北部地区在血腥革命后建立了男性极权社会——基列共和国。
基列国由极端教旨主义份子领导管理，而女性则被划分为四个等级，即夫人、嬷嬷、使女、马大。
自然与女性的困境——解读阿特伍德的小说《使女的故事》
一
，
诸塞州为背景 ， 述 了发 生在未来基 列 国的故事。 讲 小说描绘 了一 幅令人 毛骨悚然 的人类未来 生存 图
景——小说中的基列国， 由于生存环境恶劣 ， 人类的 生殖繁衍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当权者专制统治下 的国家 人 人 自危 、 不 保 夕 。书 中 有关 环 境 污染 及 朝 其危害的描述令人恐惧 ， 而广大女性所 遭受 的悲惨 命 运 尤 为 震 撼 人 心 。每 一 个 为 上 层 当权 者 “ 主 大 教” 服务的“ 女” 使 都有 着噩梦般的生活经历 ， 她们 希望能给当权者生 出健 康的婴 儿 ， 而最后往往难逃 厄运 。作者以超凡的想象力 ， 把虚构 的未来与现实
主义” 这一术语 ， 号召妇女起来领导一场生态运 动， 重 新认 识人 和 自然 的关 系 。生态 女性 主义 学 者沃 伦 认为 ：对女性 的压迫和对 自然的主宰之 间有着 重 “ 要的联系” ， 以生态女性 主义的核心工作 是更 … 所 有效地根除统治妇女和 自 然的各种可能性 。生态女 性 主义 者 认为 ， 方 面 ， 对 自然 与 女 性 给 予赞 同 ， 一 应 另一方面 ， 批判父权制文化 ， 反对在父权制世界观和 二元 式思 维方 式统 治 下 的对 女 性 与 自然 界 的压 迫 ， 倡 导 建立 一 种 人 与 人 、 与 自然 和谐 相 处 的关 系 。 人
丁艳 雯
（ 华中农业大学 外 国语学院 ， 湖北 武汉 ４ ０ ７ ） ３ ０ ０
［ 摘
要 】玛格丽特 ・ 阿特伍德 是加拿 大最著名 的作 家之 一 ， 是一位具有生 态视 野的作 家 ， 她 其早期 小说《 女 的故 使
阿特伍德小说中的女性牺牲史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11月,第35卷第6期,N ov .,2005,V o.l 35,N o .6Journal o fN o rt hwest U niversity(Phil osophy and Soc ial Sciences Editi on)收稿日期:2005 07 11作者简介:任惠莲(1971 ),女,陕西周至人,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国、美国及加拿大文学教学与研究。
阿特伍德小说中的女性牺牲史任惠莲(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西安 710069)摘 要:传统的官方历史往往聚焦于男性精英的成就,迷恋于阐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而忽略了历史边缘人群包括女性的声音;女权主义女性历史趋于描述女性创造历史的能力而无暇顾及女性的牺牲史。
加拿大文学女王阿特伍德用自己的小说来记述女性牺牲史,向传统的历史挑战。
关键词:战争;经济危机;传统官方历史;女性历史;女性牺牲史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2731(2005)06 0137 03传统历史学家记载的历史往往是一种 必胜主义者 的历史(tri u m phalist h iso try ),传统的 大叙事 (grand narrati v e)往往聚焦于男性精英的成就,而后现代主义则提倡 小叙事 (m ininarrati v es),突显 非主流历史 (decentered histo r y ),聆听那些处于历史边缘人群包括女性的呼声[1]。
现代女性历史学家挑战的是只关注男性白人、忽视了女性而导致了女性从历史中消失的西方传统历史。
她们通过记叙女性历史,使女性在历史中显现。
女性主义史学理论家琼!斯科特(Joan W.Sco tt)认为目前 大部分女性历史都把女性作为研究的客体,故事的主体,宣扬女性的独特性,谱写一种能为女权主义者代言、证明女性具有创造历史能力的女性历史。
然而这些女性历史却忽略了女性的牺牲史(w o m en ∀s v ic ti m ization)。
拆书-《使女的故事》他们只用了6步,就使女性沦为生育奴隶
《使女的故事》他们只用了6步,就使女性沦为生育奴隶《使女的故事》创作于1984年，那时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受到雕刻家那时西德的邀请和一批艺术家一同到西德小住。
正是某段在西德的经历，使得阿特伍德有柏林墙最佳时机看到了柏林墙，以及单个周日都要派出飞机周日到柏林墙来宣示主权的东德空军。
大部份时间都生活在加拿大的阿特伍德三十天对于柏林墙那边的一切感到好奇，想要一探究竟。
她穿过铁幕，找到机会到达了找回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在那里，她感受到了寂静的街道，时刻被人则监视的感受，以及人流中暗藏各色人等的暗流涌动，这一切全都和奥威尔的《1984》如此相像。
阿东段特伍德在东德这段生活经历，使得她不由得想起《1984》之中的细节，作品所以开始上写这本反乌托邦小说《offred》，1985年秋天，这部小说改名为《使女的故事》在加拿大出版。
很快，英国、美国也相继出版。
1990年《使女的故事》被改编为电影在美国上映，获得了第40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提名，但反倒没有激起多大的水花。
整个90年代，经济向好，生育率也稳定，没有人觉得里的事会和自己的生活有关。
2017年，制作精良的美剧《使女的故事》却激起了更多人能的关注。
第四部作品火爆与否，时机真的很重要。
时光走进21世纪17年后，人们惊异的发现，食品、环境的污染，就业率的持续下降，某些民族主义者国家和地区宗教的极端分子不允许女性读书、认字，物化女性，居然在《使女的故事》中都能找到影子，这才细思极恐。
这本书出版于1985年.当时的人工受精和试管婴儿十倍没有在此之前如今普及，所以很多初看《使女的故事》这部剧的人都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采用人工受精控制技术和试管婴儿等人工干预技术提高生育率呢？一来和作者当时的创作背景有关，二来，列国信奉的宗教不提倡过度的使用科学技术手段，他们认为正是现代工业和科技恰是污染了环境，造成了人类面临的恶劣局面。
也幸亏他们不愿意多使用科技手段，不然各大车站、地铁都采用人脸识别技术，使女耳朵上的标志再自带全球定位系统，这些可怜的使女才真正是插翅难飞呢。
论《浮现》中女性的受害与幸存
论《浮现》中女性的受害与幸存作者：杨玥来源：《外语学法教法研究》2012年第09期摘要：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加拿大享誉世界的诗人，小说家，评论家。
在其作品中受害和幸存是阿特伍德笔下永恒的主题。
并且，在探讨这一主题时，阿特伍德常以女性受害为切入点，同时关注同为边缘地位的自然，两者相互联系，互为依托，构成其作品中多层面生存主题。
本文以其早期作品《浮现》为文本，从受害与幸存主题出发，主要分析书中女性的生存问题。
关键词：女性受害反抗幸存一、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受害两性关系在父权制社会中被规定为男尊女卑。
而且这一思想逐渐演变成一种道德文化力量渗透于人类意识深处，影响着人类的价值观。
阿特伍德兼具作家与女性双重身份，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对当代女性命运进行着极为深刻的探索。
《浮现》中的女性形象就是这样的例子。
安娜和女主人公在书中受尽男权社会对于女性苛刻的要求，使得她们无论是在身体还是在精神上受到迫害。
在男人眼里，女人更多的是代表身体上的意义，而不是作为完整的能够思考的个体存在。
大卫曾多次在女主人公面前讨论她的身体。
当大卫企图与她偷情来报复安娜时，女主人公把他的性爱描绘成“几何形状的”，就好像是“如果我们的生殖器能像两套厨房的用具一样隔开，并能在半空交媾，这对他来说就足够了”。
女性所受伤害还体现在精神上。
虽然安娜受过高等教育，对待事物也有自己的见解，并且还在背后嘲笑过大卫的幼稚无知。
然而在他人面前她总是以一个小女人的姿态出现在大卫身边，对于大卫说的话总是说“你当然可以”。
然而尽管安娜努力地将自己塑造成男性心中的完美的女性形象，可大卫还是不尊重她，甚至是看不起她。
大卫说到“我们谈什么呢？她太蠢了，她听不懂我对她说的话。
”由此可见尽管女权在那个时代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统治社会的男权思想并没有因此而被摒弃，女性仍然经受着男权社会中男权思想对女性的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肉体上的伤害。
二、女性的觉醒与反抗在《浮现》中，书中女性，尤其是女主人公在看见自然受到人类伤害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自己也在受到男权社会的伤害，并且在意识到伤害之后女主人公更是奋起反抗，拒绝受害。
幸存如此艰辛——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完全泯灭 。”嬷 嬷们存 “ 【 红色感化 巾心 ” 用冠冕堂皇 的语言教导使 女 “ 沉静学 道 ， 要 一味 地顺从 ” ：使女们 日 日 诚祈祷 ，祈祷 的是将我 虔 “
们 掏空 ， 样我们 才能 以无 暇之 身被重新填 满 ： 这 被恩 宠 、 ， 行 ， 爱 苦 精 子 和婴儿填满 。” 要像好 孩子 ， “ 只管 安心睡觉 ” 使女 “ 来不是作 。 从
的关注。”１ 基列 国—— 另类 的社会空 间里 ， 性在痛 苦 巾忍 受无 ［ ３ 在 女 理 的生活秩序 ， 以她们仪有 的力量向不公 正的现实 呐喊 。 二 、 女 的幸 存 压 力 使
健 康造成 了莫大 的损伤 。“ 基列 国内 ， 生存 环境恶 劣 ， 很多人 患上 了 不孕症 。” 一些污 染对女性 的生育造成 了相 当严重 的影 响。在 如此 ㈣
标 志 自己身份 地位 的服装 ， 教是象 征 威严 的黑 色 ， 主 夫人 是象 征纯 沽 的蓝色 ， 女是象 征生育 与繁衍 的红色 甚至 连生 活用 品— —主 使 教 家的伞—— 也相应 配用不 同的颜 色 ，黑 色的那把 足大 主教 的 ， “ 蓝
时 问叶 启航寻 找希望 这 艰辛 ， 但仍然有 人为之不怕牺 牲 、 前赴后 继。挽救仪式 上的政治犯被
然条件 下的幸 存 、女性 在男性 占统治地 位的 的社会里 的幸存 、 个 人 意识存 心理重 负下 的幸 存 、作 家在物 质与精 神冲突之 Ｆ 的幸 存 、 少 数人群 体在 与多数人群体 的矛盾 的 幸存 、 仃 在暴 力和强 权迫 人 】 害下的幸存 、 人们 存摧毁 人类文 化和生存 环境 的机械化 疯狂 以及核 威 胁下的幸 存 ， 等” ：她 的文学创 作也 实践 了“ 存” 等 幸 主题 ， 主要 “ 表 现在 ＿个方 面 ： 与 自然 的关 系 、 二 人 男女 两性 的对 立 和对权 力政 治
男权中心的解构：走向生态女性主义
Ａｔｗｏ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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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ｒ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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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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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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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ｗｏｏｄ，１９３９一）
的三部代表作品《假象》、《可以吃的女人》和《使女的故事》的创作主题，即生
态史陛主义思想。这三部作品都以女性主义为主题，以女性为主入公，描写她们
的命运与遭遇及反抗精神。同时，作品对生态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给予
了充分的关注。阿特伍德以其特有的方式及笔调体现了一位作家对维护生态环境
男权文化的代表近代哲学家尼采等人对女性有一种异常病态的仇视１。而事 实上，从人类刚刚起始之时，我们就可以在很多方面都找出女性并不低于男性的 证据。例如在中国，造人的女神是女娲，可以被视为一个始祖母的形象；在澳大 利亚的某个部落中，日化身为女性，月化身为男性；古埃及人以天为女，以地为
男。
生态女性主义则从多个角度重新审视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试图以此来解 决女性地位、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尤其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 年代初，世界上出现了一系列的生态灾难，对大自然的破坏，同时也给人类，包 括男性自身造成的灾难，促使人们更加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思考在“男权制” 文化中所阐述的人类，尤其是男性对大自然的控制欲望及行为究竟是否合理，会 否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生态女性主义还彻底的批判了“二元论”的思维模式， 认为阴与阳，女性与男性之间并不是高级与低级，支配与被支配的对立关系。男 性与女性生来是平等的，之所以会有雌雄异体，以及男性女性之分，完全是出于 繁衍健壮后代的需要，越是高级的动物，雌雄体分裂的现象也越普遍，这是动物 界罕有例外的法则。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Ａｔｗｏｏｄ，１９３９－）是一个对于生态及女性主义极为关注的作家，她的几部代表作品 都深刻反映着环境，生态及女性面ｌ临的问题及女主人公的反抗。 对于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有几种阐述。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强调 女性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认为正因为女性拥有这样的与大自然相似的特质，所以 才比男性更加了解人类所生存的环境，不应该被男性所歧视；精神生态女性主义 同样强调女性与自然之间有密切关系，坚信当前环境的恶化与西方“男权制”式 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信仰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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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11月,第35卷第6期,Nov .,2005,Vol .35,No .6Journal of North west University (Phil os 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 on ) 收稿日期:2005207211 作者简介:任惠莲(19712),女,陕西周至人,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国、美国及加拿大文学教学与研究。
阿特伍德小说中的女性牺牲史任惠莲(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西安 710069)摘 要:传统的官方历史往往聚焦于男性精英的成就,迷恋于阐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而忽略了历史边缘人群包括女性的声音;女权主义女性历史趋于描述女性创造历史的能力而无暇顾及女性的牺牲史。
加拿大文学女王阿特伍德用自己的小说来记述女性牺牲史,向传统的历史挑战。
关键词:战争;经济危机;传统官方历史;女性历史;女性牺牲史中图分类号:I 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2731(2005)0620137203 传统历史学家记载的历史往往是一种“必胜主义者”的历史(triu mphalist his otry ),传统的“大叙事”(grand narrative )往往聚焦于男性精英的成就,而后现代主义则提倡“小叙事”(m ininarratives ),突显“非主流历史”(decentered hist ory ),聆听那些处于历史边缘人群包括女性的呼声[1]。
现代女性历史学家挑战的是只关注男性白人、忽视了女性而导致了女性从历史中消失的西方传统历史。
她们通过记叙女性历史,使女性在历史中显现。
女性主义史学理论家琼・斯科特(Joan W.Scott )认为目前“大部分女性历史都把女性作为研究的客体,故事的主体,宣扬女性的独特性,谱写一种能为女权主义者代言、证明女性具有创造历史能力的女性历史。
然而这些女性历史却忽略了女性的牺牲史(women ′s vic 2ti m izati on )。
”[2]当代加拿大文学女王阿特伍德(Margaret at 2wood )并没有加入女性创造历史能力的讨论,而是另辟蹊径用自己的小说来记录“女性的牺牲史”。
作为小说家,阿特伍德不像传统的历史学家那样从宏观的角度来叙述历史,而是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为切入点来阐述历史。
她的两部小说《盲刺客》(The B lind A ssassin )和《抢新郎》(The Robber B ride )就是从女性的生活入手来讲述她们在战争、经济萧条以及革命时期的牺牲史,向官方历史的准确性和可信度提出了挑战。
女权主义评论家埃莱娜・肖瓦尔特(ElaineShowalter )评论道,“玛格利特・阿特伍德的新作《盲刺客》是一部描写不同历史时期女性牺牲的历史小说。
”[3]小说女主人公82岁的艾瑞斯的对话体回忆录与官方记叙的家庭史相抗争,为读者展示了一部非官方的、隐秘的家庭史。
阿特伍德认为,过去20年来加拿大的小说家和读者对加拿大的历史小说感兴趣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渴望了解自己祖国的历史。
她说,“加拿大历史上那些人们不愿提及的、神秘的、被隐瞒的、被封杀的和被忘却的事件对我们那个时代的作家充满了诱惑。
”[4]《盲刺客》是一部以女性主义角度为切入点的新历史小说,小说通过记叙产业世家蔡斯家族和新权贵格里芬家族的没落史,从而开启了一扇揭露家庭秘史的大门。
艾瑞斯的婚姻就是被刻意隐瞒的事件之一。
在大萧条时期,为了挽救蔡斯家族濒临破产的企业,遵照父亲的旨意,艾瑞斯嫁给了多伦多的企业新秀理查德。
经济和科技转型对男人和女人都会带来不同的影响,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加拿大女性依然没有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因此对男性有一种经济上的依赖。
在经济危机时期,妇女就很有可能被男性当作731商品来交换。
再者,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男权思想认为女性应该做出牺牲,并且经过男权社会对一代又一代的女性灌输,这种思想已经内化为根深蒂固的女性思想。
艾瑞斯就是这种思想的受害者,当她的父亲为挽救家族企业危机要把她当作交换品嫁给理查时,她不但没有做出任何反抗,反而劝告自己的妹妹要接受女人这样的命运。
在男权社会中,为经济、社会或政治目的而牺牲女人及其婚姻似乎由来已久。
正如阿特伍德所言:“这就是欧洲的皇室处理自己儿女婚姻的方式,他们希望通过子女的婚姻形成政治姻亲和政治联盟。
家族的地位越高,其子女的政治婚姻就越有政治意义。
”[5]对艾瑞斯来说,除了靠牺牲自己与伪善的企业家理查结婚之外,似乎没有其他出路,她深深地陷入了自我牺牲的泥沼。
没有经济来源的艾瑞斯为了家族企业和家人的生活牺牲了她的婚姻、幸福、自由和尊严。
她忍辱负重,寄厚望于她的丈夫。
然而,她的婚姻不但没有解救家族企业,反而却为理查德“吞并”蔡斯家族的生意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借口。
理查德卑鄙的行为把艾瑞斯的父亲逼上了绝路,而其对她妹妹的性侵害则导致了她的自杀。
对艾瑞斯本人来说,这种无爱的婚姻引发了她的婚外情。
因此,艾瑞斯的牺牲不像她和她父亲期望的那样对家族有益,相反,它加速了其家族的衰败。
《抢新郎》则进一步体现了阿特伍德对传统历史的质疑。
她运用多角度的叙述,借故事中的主人回顾自己家族的历史,揭露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1990年多伦多社会企图隐瞒的历史。
加拿大女性文学评论家玛丽・沃迪尔(Marie Vautier)评论道,“历史通常只关注谁嬴了哪场战争,而对战争给女性带来的影响却不予记载。
”[6]阿特伍德希望用自己的小说来弥补传统历史的这一不足。
战争的受害者不只包括那些在战场上浴血奋战者,事实上,女人亦是以不同的方式而沦为战争的牺牲品。
战时的特殊环境滋生出一种战争心态,正如《抢新郎》的女主人公之一赞妮雅所言:“在战争这个特殊的时期,人们的道德意识处于崩溃的边缘,男人和女人们都认为自己即将走向死亡。
即使在战争过后,人们依然不能恢复常态。
”[7]这种战时心态改变了两性之间的关系。
澳大利亚女性历史学家玛里琳・莱克(Marilyn Lake)指出:“外国军队进驻他国会给当地的女性带来性伤害。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军队把埃及、法国和英国的妇女当作他们的性物,而二战中驻扎在澳大利亚的美军也视当地的妇女为性物。
”[8]事实上,根据调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高达10万多名英国和欧洲的女人变成战时新娘。
她们嫁给了来自加拿大,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参加联军的军人。
仅仅从1940年到1947年这短短的7年,就有4.8万名加拿大的军人和他们来自英国和欧洲的新娘结婚。
战争毁掉了传统的约束和纪律,面对未卜的明天,人们过一天算一天,及时行乐。
此时,女人就较容易成为男人的猎物,像汤尼母亲安西娅那样成为战时婚姻的牺牲品。
加拿大战时新娘问题研究专家梅妮达・贾勒特(Melynda Jarratt)认为,“和其他的战后移民团体相比,加拿大的战时新娘极少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
”[9]他还对加拿大退伍军人事务部1947年发布的关于战时新娘的报告(该报告认为绝大部分战时新娘的婚姻是幸福的)提出质疑。
她指出这项报告是政府的刻意之作,因为当时越来越多的公众已经意识到许多战时新娘都是被加拿大士兵用甜言蜜语引诱到加拿大的,全国的报纸社论也在为不幸的战时新娘的命运惋惜。
因此,关于这些战时新娘的生活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说法,阿特伍德的安西娅的故事则属于那种为了政治目的而被隐藏的非官方版本。
事实上,玛里琳・莱克认为沦为性的受害者只是女人受战争迫害的一种方式。
《抢新郎》同时还揭露了战时的女难民问题。
书中的女主人公赞妮雅虽然被人们当作是一个骗子,但她却是阿特伍德为女难民设计的一个发话筒或者是女性历史的一个代言人。
赞妮雅和她的母亲是来自波兰的难民。
身为女性难民,她们是非常脆弱的:“一个没有钱的女人,疲于奔命,无依无靠。
那样的女人是男军人和男人的猎物。
”[10]她的母亲,除贿赂他人之外,另一个谋生的手段就是充当妓女。
虽然赞妮雅和她母亲均沦为男人的性物,但是她们的命运却是有别于《盲刺客》中的女主人公安西娅的。
她们不是在寻找情感中失去自己;相反,是战争带来的贫穷逼迫她们出卖了自我。
据网上关于英国女性的统计数字显示:“世界上大约有五千万的人在流浪漂泊,其中包括在异国他乡避难的难民和在自己国家的流离失所者。
而在这样的人群中75%～80%是女人和孩子。
”[11]赞妮雅的母亲因劳累过度而患上肺结核不治而亡,这进一步说明了女性难民悲惨的命运。
加拿大女作家莉萨・斯蒂尔(L isa Steele)认为在70年代早期,“回忆变成生存的一种方式:回忆831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母亲的生活,邻居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生活。
在记忆消失之前,我们要记住。
没有别的什么人谈论它:我们不得不自己记住它,因为历史是由第一个记录它的人创造的。
”[11]《抢新郎》和《盲刺客》中的女性就是从记忆中讲述她们家庭和个人的历史,阿特伍德对女性牺牲史的关注弥补了目前女性历史研究领域的不足。
通过这些女性的记忆,加拿大某些家族和国家历史的隐藏版流传了下来。
这些被隐瞒或者被官方历史忽略的女性历史在女权主义者烛光的照耀下熠熠发光,与传统的以男性为主的官方历史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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