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萧红对女性悲剧根源的揭示

浅析萧红对女性悲剧根源的揭示【摘要】萧红在其作品中，几乎写了女性所经历的一切人生苦难，不论这些女人的身份、遭遇有多么不同，但其悲剧命运都是相同的。

萧红正是通过这些女性的悲剧，向残忍的、不公平的社会提出了强烈控诉，为广大女性喊出了内心的冤屈与悲愤。

本文将着重分析萧红对女性悲剧根源的揭示。

【关键词】女性悲剧命运男权中心社会根源【正文】中国古代在性别伦理上形成的男女相生相依及男尊女卑的观念，究其文化根源，则在于原始农耕经济的宗法血缘的根基。

在以得力的农业劳作作为基本生存条件的情况下，自然把农业劳作主体——男人推倒家或家族关系体的重心位置。

尽管在家庭发展史上，确曾有过女性重心时代，但这样的时期随着农耕经济的发展而结束，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经济生产权利就是决定一切的权利。

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形成男尊女卑的两性伦理。

在强大的夫权阴影的笼罩下，女性的精神触角长期处于萎缩状态。

以婚姻为边界，以家庭为天地，形成了女人被严格限制的空间，与世隔绝久了，被动顺从便成了女人的“天性”。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女性主体意识也逐渐在沉睡中复苏。

但是，“儒家伦理道德在女性身上体现的二律背反现象也作用于女性自身，使中国女性在自我意识的觉醒、自我解放的自觉性方面整体的迟钝于西方女性。

中国女人在成长过程中被规定的女儿、妻子、母亲三种身份中，前两种主要处于‘女从’地位，熬到母亲地位时有了翻身得解放的感觉，她们在儿孙辈那里可以找到压抑久矣的精神释放的突破口，所以她们格外看重母亲的地位与权利，尽管这是维护男权社会利益的地位与权利。

中国文学中的恶婆婆形象，从女性深层心理看，就是这种地位与权利扭曲张扬的表现。

”①在封建社会漫长曲折的发展进程中，除了少许几个女性在女性解放道路上作过反思，甚至挣扎，其余多数女性则墨守成规。

“纵观中国女性解放走过的道路，中国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突出表现主要发生在‘五四’和新中国成立时期，都是借助于男性领导的政治力量进行的。

”②“五四”女作家在西方新思潮的影响下，大胆革新，在创作中充分体现了女性对传统男权社会的反叛和对个体自由的不懈追求。

“‘五四’时期，个性解放与国民启蒙是女作家思想意识中的两大精神支点。

然而，严酷的社会现实决定了她们追求个性解放的道路无法走通，因为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女性还处于社会最底层，连起码的生活需求都无法保障，根本谈不上真正的‘个性解放’。

”③如丁玲的《韦护》，叙述了二十年代初期共产党人韦护与新女性丽嘉自由恋爱、情投意合，但却为了革命而被迫分手的故事。

“《韦护》１７次讲述韦护经历的焦虑，意在展示‘革命’与‘爱情’、‘政治’与‘性’、‘本我’与‘超我’的冲突，展示革命战胜爱情的艰难程度。

”④从韦护１７次的焦虑与犹豫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思想上的矛盾冲突与挣扎，最终丽嘉的个性解放功亏于溃。

在民族患难之际，个性解放服从于民族解放，无论革命战胜爱情的过程多么艰难，其结果毕竟是战胜。

追求个性解放的道路必然无法走通，女性生命中的悲剧性单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抹杀的。

从而，难免造就了像萧红这样女性苦难意识浓重的个性作家。

在萧红作品中，她以大量生动、鲜活的日常生活片断，展示出中国女性最直接最经常的痛苦就是被男性奴役迫害，成为男人的奴隶。

男权中心社会赋予任何一个男人统治压迫女人的天生权力，不论这个男人本身在社会中韵地位如何，他总能有机会去奴役女人，如《生死场》中的成业，对金枝是那样的野蛮粗暴，只被本能支使着把金枝当作发泄原始冲动的对象，金枝的病弱与恐惧，他完全不关心，他把金枝压在墙角的灰堆上时，只想着：“管他妈的，活该愿意不愿意，反正是干啦。

”金枝与他结婚后，从早忙到晚，挺着大肚子干这干那，成业还时常骂她是懒老婆。

金枝生下女儿后，他更加烦躁，每天带着怒气回家，又是吵又是骂，认为妻子女儿拖累得他连做强盗都没有机会，都是败家鬼讨厌鬼，并扬言要把她们一块卖掉，最后竟残暴地将出生才一个月的小金枝摔死。

金枝后来当了寡妇；到哈尔滨去谋生时，又受尽了其他男人的欺凌侮辱，在尝遍种种身为女性的辛酸以后，金枝终于发出了这样的诅咒：“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

金枝是个没文化的乡下女人，她不懂多少大道理，她只是从自己的切身经历感受到，男人才是女人不幸的根源，她恨男人，甚至超过了恨小日本，因为她的痛苦和灾难始于她和成业在河边野合以后。

日本人来以前，她的悲剧就已经无法避免了，日本侵略者来了只是加重了她的灾难而已，使她无法逃脱其他男人的凌辱。

还有那个丑陋笨拙的麻面婆，她的丈夫二里半窝窝囊囊，没有一点男人气，在人前人后都低眉顺眼，和村人发生冲突时，他总是以败逃告终，可就是这样一个卑微无能的男人，也经常骂老婆是混蛋、糊涂虫。

《生死场》里的许多男人本身就是奴隶，但女人又是他们的奴隶。

金枝、月英、王姑娘的姐姐、麻面婆、李二婶等每天面临的苦难，主要是来自男人的奴役与伤害，使她们整天生活在地狱般的深渊|之中。

在萧红看来，女人一生下来就注定了悲剧命运，这是千百年来男权文化统治的结果。

在男权中心社会中，男人的权威，女人的卑下是无处不在的，甚至体现在庙中神像的塑造上和人们对男女神像截然不同的态度中，萧红在《呼兰河传》中这样写道：“娘娘庙是在北大街上，老爷庙和娘娘庙离不了好远。

那些烧香的人，虽然说是求子求孙，是先该向娘娘来烧香的，但是人们都以为阴间也是一样地重男轻女，所以不敢倒反天干。

所以都是先到老爷庙去，打过钟，磕过头，好像跪到那先报个到似的，而后才上娘娘庙去……所以在老爷庙上磕头的人，心里比较虔诚田约那泥像，身子高，力气大……人若老实了，不但异类要来欺侮，就是同类也不同情。

从这段冷冰冰的文字中，可以看到萧红对女人悲剧根源的揭示是很深刻的，在男权中心社会，男人打女人，女人被男人打，那是天经地义，自古如此，萧红对此表示了尖锐的嘲讽。

但是，萧红并没有仅从社会、客观原因这一角度来挖掘中国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她从无数女性和自身的悲剧中痛切地发现还有更为深刻、复杂的文化心理与女性个人的原因千百年来，女人卑贱、女人不是人，女人就应温顺、服从、奴颜卑膝这种种封建道德文化已经深入到民族的精神、思想、心理和言行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主宰力量，迫使着女性按照这种道德准则来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

穷困、阶级压迫、外敌八侵、自然灾害等同然是造成女子肉体生命被大量虐杀韵原因，，然而更为广大的妇女却在精神上心灵上被封建传统道德所毒化所虐杀了，成为传统习俗和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或殉葬品，并且有意无意地充当着无壹名无意识杀人团中的一员。

《呼兰河传》中小团圆媳妇的婆婆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恶婆婆，她只不过是按照传统的老规矩办事而已。

在她看来，团圆媳妇一天不打几次的话，是不会长成像样的人的。

为此，她不得不狠狠责骂，打出毛病以后，这个平时不舍得吃、不舍喝的婆婆却出手大方起来，花大钱请跳大神的巫医来为小团圆媳妇治病驱魔。

婆婆本意上来说是要为她好，为了给她治病，婆婆家最终破了产，但结果却是把她推到了死路中去。

呼兰城人，尤其是女人们对此都是异口同声地说：“早就该打，哪有那样的团圆媳妇，一点不害羞，坐在那儿坐得笔直，走起路来，走的风快。

”她们不仅认为婆婆家打小团圆媳妇是理所当然，而且踊跃狂热的去参与到摧残小团圆媳妇的行列中。

这就是萧红笔下的麻木愚昧的女人们，她们本性善良，并不想害人，但在封建思想的毒害下，她们都变得如此残忍冷酷，她们不能容忍任何一个无意识或有意识的违背了几千年传统习惯的人们活在世上，必须置于死地而后快。

他们的心已经沉睡了，没有爱憎，没有活力，没有感情，没有人性，谁要有点人样，她们就把她看作异类，必定要群起而攻之。

对小团圆媳妇是这样，对待王大姑娘也是这样。

男权社会就是用这样一种杀人不见血的方式，把一个又一个女人摧残虐杀而死。

萧红的深刻与清醒就在于，她并没有写一个罪大恶极的人来与女人作对，她也没有写一个女人如何狠毒残忍，她写的只是中国社会中最常见、最普通的女人，然而正是这些女人与封建意识一起构成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人吃人的大网，任何一个女人都是被吃者，她们在这个网中自吃、互吃、被吃，完全处于一种麻木、混沌、孤立、盲目的状态中，不知道谁是敌人，谁是债主，直到大家都一起落入到万劫不复的非人深渊里，永远不见天日。

萧红对此揭露得一针见血，难怪鲁迅先生非常欣赏她的创作。

在萧红的最后一篇小说《小城三月》里，更渗透着萧红对女性自身弱点的深刻反思。

翠姨作为一个温婉内向的女性，她身上体现了种种男权意识、男性审美规范对她的塑造与约束。

她的娴淑、文雅、宁静，都符合男人对女人的要求，她的沉默、内向、禁闭心扉更是封建礼教长期禁锢的结果。

她认为自己是改嫁寡妇的女儿，低人一等，不可能去爱在哈尔滨读书的洋学生，可对家中给她包办的未婚夫又不满意，不愿出嫁，但又从不表露心迹，只是借故推托时日，直到最后忧郁压抑而死。

翠姨的悲剧是社会的历史的悲剧，也是跟人的性格的悲剧，封建礼教已经把她变成了“木美人”，她不敢有七情六欲，更不敢越雷池半步，只有拚命的压抑、摧残自己以求速死，这是多么的可怜而又可悲。

人们知道她死去，也不知道她是为什么死的，她宁肯把内心的秘密带到坟墓里去，也决不肯、也绝不敢说出来。

难道有什么比斯的力量更可怕吗？有，这就是封建礼教的力量，它让一个女人到死都不敢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只能怯弱的甘愿做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而她的这种怯懦、软弱、隐忍正是封建传统礼教长期毒化的结果，在这种毒化下，女人都心甘情愿的听任命运摆布，不敢也不会争得做人的权利，这样的女人，怎能不成为悲剧的主人公呢？难怪张洁女士发出这样的感叹：“你将格外的不幸，因为你是女人。

”萧红不仅通过自己的创作深刻揭示了女性悲剧的根源，而且从自己一生的坎坷命运中，从个人惨痛的生命体验里，对女性自身的弱点进行了深入挖掘。

她说：“我是个女性。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

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社会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

”千百年来，传统文化、社会心理总是以种种所谓的传统美德来要求女人，让女人们个个忍辱负重、任劳任怨、勤劳善良、宽容无私、牺牲奉献等等，仿佛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都集女人于一身，似乎把女人看得无比光荣。

其实，这正是男权文化及男权社会给女人设置的温柔陷阱，让女人都去满足于当一个具有传统美德的女人，而忘记了忽视了自己的人格与价值，二者也正是造成无数女人悲剧根源的所在。

包括萧红自己，亦是如此。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

”萧红对女性的自我寻找与自我审视，显示了女性文学意识与文化意识的自觉，使女性文学更深层地透视了以男性意识为中心的权力文化，解构着传统的伦理道德和美学观念，表现出对女性生命价值的肯定和对善恶并存、美丑互渗的灵魂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