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分析_高桐杰

我国公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分析高 桐 杰摘 要 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是指在正式的制度渠道缺乏或者不通畅的条件下,公民采用非制度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影响和推动政治系统的决策,从而使自己的利益得以实现的过程。

在我国,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形成机制主要是由于正式制度结构的不健全和不均衡,政治表达主体的整体素质不高和经济地位偏低、政治效能感脆弱,以及政治参与的环境中社会结构的断裂三种因素造成的。

而走向公民有序利益表达的对策是:提高制度化水平、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加强公民参与教育以及建立社会控制等几个方面。

关键词 非制度化 利益表达 制度结构作者高桐杰,韩山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 (潮州 521041)。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城乡和地域发展的非均衡性,由于社会各阶层所掌握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源的不平衡性,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表达呈现出非均衡的特征。

尽管我国公民利益表达的形式不断增加,公民有序利益表达的格局正在形成,但是当前我国的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仍很普遍。

仅以非制度利益表达形式之一的群体性事件为例,近年来我国的群体性事件就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全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数量从1994年的1万余起上升到2003年的5 8万余起,增加4 8倍,年均递增16 9%;参与人数从73 2万人次上升到307 3万人次,增加3 2倍,年递增12 3%。

同时,规模不断扩大,100人以上的从1388起上升到6381起,增加3 9倍,年均递增14 6%。

2005年上升为8 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

从2008年以来,我国群体性的数量及激烈程度都超过以往。

可见,当今中国的非制度利益表达正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侵蚀政府的合法性资源,阻碍我国政治制度建设的进程。

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一般规模比较大,带有突发性和不可预测性。

因此,在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深入研究我国新时期的非制度利益表达的形成机制,并探讨治理之道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非制度利益表达的含义及类型利益表达(bene fitpursuiti n g)是政治学和经济学相交叉的一个边缘概念。

它的核心可以界定为政治利益主导下的经济利益实现。

学者对利益表达并没有一致的定义,在表达的主体、表达的客体以及表达的途径上都存在着争议。

亨廷顿在 难以抉择 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表达 一书中,对利益表达的研究作了总结,把利益表达定义为 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

而非制度利益表达是和制度化的利益表达相对应的概念。

二者的差异在于利益表达行为所依据的标准是否符合社会既定的制度规范和法律程序等。

基于此,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就是普通公民通过制度渠道来影响和推动政治系统决策的活动。

而非制度利益表达则是在制度渠道缺乏或者不通畅的条件下,公民采用非制度的方式来影响和推动政治系统决策的活动。

根据有学者的观点,非制度利益表达是 突破现存制度规范的行为,也是在社会正常参与渠道之外发生的活动。

具体而言,非制度利益表达是指超越国家既有的法律、规章、政策、条例等所规定的程序而采取的影响政府决策的政治经济行为。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非制度利益表达作不同分类。

我认为,根据表达人数的多寡,可以分为个体的非制度利益表达和群体性的非制度利益表达。

个体的非制度利益表达主要是为了解决由于个体利益受到侵害或者个体权利没有得到保障而采取的制度外的表达方式,比如贿赂、恐吓等。

而群体性非制度利益表达主要包括不符合法律程序规定的群体上访、游行、围攻政府机关等等。

除这些方式之外,因为土地征用引起的补偿款额度、社会保障,以及由于环境污染侵害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利益而导致的农民群体性利益表达成为非制度利益表达中的一种突出的类型。

70二、非制度利益表达的成因分析(一)利益表达的制度结构不健全、不均衡为了保障公民能够有序地表达自己的利益,我国建立了一系列政治制度。

从宏观角度看来,国家保障人民利益表达的制度主要有代表民意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举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信访制度、法律诉讼制度等等;从微观来看,农村地区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在城市实行社区自治制度。

然而,由于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尚未完全建立完善的法治和民主体系,这些利益表达结构还需完善。

具体而言:1、公意代表结构对政治权力的监督不充分从发生机理上看,非制度利益表达是一种以试图影响政治过程,对公共权力的不合理行为和失衡的社会利益格局进行修复的回复性行为。

因而,这种行为的根源在于权力的运行机制出现失误。

公共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害是因,公民权利对公共权力侵害所进行的申诉、反抗是果。

作为公益代表机构的主体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未充分发挥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有时反而受制于某些权力系统。

公意代表结构是公民政治性利益表达的支撑性渠道,而政治权力的单向化运行阻碍了民意的自下而上的表达。

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监督职能实际上是对权力的制约,其目的是确保国家机关能依法办事,纠正权力在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偏差,防止各种腐败,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力量,因而可以对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

然而,我国的公意代表结构的这种功能并未完全发挥出来,从而造成了人大制度作为公意代表结构的不完善。

2、政治协调结构未能有效实现对各方利益的综合协调政治协调结构不仅是对社会利益的一种协调、整合结构,同时也是社会利益的有效传递机制和利益表达机制。

它可以将可能的社会冲突限制在不危及社会秩序的合理范围内,在一套社会各方利益组织共同制定并遵循的规则的指导下,对各种分歧和矛盾进行调解,并达成妥协。

不过,当前我国政治协调机构未能有效地实现对各方利益的综合和协调。

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

在表达所代表的各方利益方面还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而各种非政府组织,也就是当代中国公民社会正处于成长期中,自身尚有待完善和发展。

因此,政治协调机构的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利益协调的功能尚有待提高。

3、民意表达结构不完整,政治参与渠道不畅通,利益表达机会不均衡在公民的利益表达结构中,制度化渠道比较匮乏,在我国目前主要是信访制度,此外还有大众媒体以及目前正在兴起的各种听证制度等。

但是,除了信访制度相对有效率之外,其他渠道还应加大它应有的作用。

如作为社会监督体制的新闻系统。

普通公民的利益诉求难以通过正常的制度化渠道传达到政策的制定部门,政情难以上传,民意难以传达是比较典型的问题。

此外,在现有的利益表达渠道中,还存在着利益表达不均衡,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难,因而导致社会的利益表达和综合机制的失衡。

当前我国的利益表达结构还有些是不尽人意的,具体表现为下层市民的利益诉求难以上达,执政党政治决策与下层利益诉求时有分离、国家对各阶层的利益配置失衡等情况。

4、从整体上讲,利益表达的制度结构之间的功能不均衡完善的利益表达制度结构之间应该是协调发展的和互相支撑的。

其中,公意代表机构是利益表达结构的主体,对各阶层利益的表达具有基础和指导性的作用;政治协调机构是利益表达结构的辅助,保证利益表达各方利益的协调和综合;民意表达机构是利益表达结构的减压阀,保证各方利益的顺畅表达。

不过,从利益表达的实际运作来看,利益表达的结构之间的功能存在不合理分配,表达结构分化程度过低,畸形发展。

在现有的利益表达结构中,普通公民很少通过公意代表机构和政治协调机构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而主要是依靠民意表达机构中的信访制度。

同时由于信访制度存在严格的程序,很多公民对基层的信访制度存在不信任感,往往通过越级上访来实现自身的利益。

利益表达结构的弱化发展导致了普通公民在自身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要么不表达,要么通过激进的信访途径来实现。

而利益渠道的梗塞现象不断堆积会造成普通公民的 相对剥夺感 ,在具体的事件诱因下,会出现诸如农民群体性抗争等非制度利益表达的方式。

(二)利益表达主体的整体素质不高和社会经济地位偏低,政治关心程度差,政治效能感脆弱1、利益表达主体的政治素质不高、社会经济地位偏低农民、农民工等阶层,大都是从事第一、第二产业的公民,由于不具备较高的技术含量,而且也不是社会经济资源的支配者,所以占有的社会经济财富相对较少,社会经济地位也比较低,相应的受教育程度总体上也比较低。

而教育程度在很大71程度上关系到公民能否通过一种理性的和协商的方式来解决自身的利益问题。

因此,当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他们大多只能通过上访的方式来寻求解决,而不是诉诸于法律渠道。

2、政治关心程度差,政治效能感脆弱政治的关心程度是与政治决策和自身的利益相关程度相联系的。

由于农民一般远离政治生活的中心,对于政治决策的过程了解也不够,多数情况下只是充当了政治决策输出的被动接受者,对政治事件的关心程度比较低。

而政治效能感则主要是一种对于自身能否影响政府决策过程的能力的感受。

由于受到依附型政治文化的影响,农民的利益表达意识比较弱。

实行村民委员会选举以来,农村也具有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议等利益表达的渠道,但是农民对于自身选举出来的村民委员会的信任程度并不高,而且还容易受到贿选、宗族势力的干预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农村基层农民利益表达的效能感不强。

(三)利益表达的社会环境出现社会结构的断裂和权利的失衡,文化环境是正处于依附型政治文化与参与型政治文化交织的状态下的过渡中。

利益表达的环境是利益表达活动得以发生的各种社会条件的总称。

大体上可以从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两个方面来分析。

我国当前之所以出现非制度的利益表达,大体上是因为上述两种表达的环境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具体而言:1、社会环境方面,社会发展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断裂和权利的失衡进入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进入到攻坚阶段,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却遭遇到了社会发展滞后的问题,一些社会阶层,比如农民和城市里的下岗工人成为弱势群体,被抛出了社会结构之外,成为改革利益的受损者,这就是被人称谓的 断裂 社会。

我国的社会结构分布呈现出金字塔形的状态。

根据陆学艺等学者的研究,我国的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占到了所有阶层人数的47 7%。

在这种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制度化程度很低,而弱势群体的权利得不到有效的制度化保障,因而会出现 权利失衡 的现象。

农民在权利和利益受损的情况下,没有制度化的途径可以表达,就只能选择非制度化的方式来表达和抗争。

而近年来所发生的大规模的群体性抗争事件,也多是由于农民在征地赔款,移民搬迁,集体资产的处置,或者环境污染等侵害到农民利益而引发的。

2、文化环境方面,处于依附型政治文化与参与型政治文化的交织状态,处于从 臣民 向 公民 的过渡中当前,随着村民自治制度在农村的不断推行,以及电视、广播等媒体的宣传,再加上很多农民在城市打工中的经历,公民个体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在不断增强,目前正处于由 臣民 向 公民 的转化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