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利益表达与聚合机制的转型与整合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公民政治参与有了新发展，一是个别公民特别是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以国家“政治安排”（political arrangement）[1]的形式，直接但被动地参与地方性政治活动；二是公民特别是基层民众合群结社，以“政治嵌入”（political embeddedness）[2]的形式，主动但间接地参与到地方性政治活动中来。
公民政治参与的这两种新型形态，在相当程度上展示出当下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活动日益丰富、民主政治有所发展的社会事实。
[3]一、社会“细胞化”悖论与公民政治参与从历史维度来看，西方汉学者曾从中国华南地区的人类学经验研究中得出结论：1949年以来，国家权威力量过于强大，逐步改变了过去国家权威向下只能渗透到县一级行政单位的历史传统；国家权威能够不断把权力“触须”向下延伸，直接控制与操纵乡村、居委会和社区等基层社会单元；这种现象被描述为社会“细胞化”[4]（cellularized）现象。
社会“细胞化”理论与早期西方政治哲学领域中提出的社会“原子化”（atomization）[5]概念有某种相似性。
社会“细胞化”与“原子化”的核心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可以找到思想“原型”――虽然它与社会“细胞化”、“原子化”范畴的背景与用意存在重大区别。
马克思在研究法国问题时撰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一次提出了关于社会碎片化的“马铃薯”理论。
他在文中论述道，“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
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
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
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
”因此，“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
”[6]可见，正是因为当时以农民为主要人口的法国社会“马铃薯”化，公民缺乏政治共同体意识，才导致法国1848年革命的夭折。
西方语境中的中国社会“细胞化”推论，主要指国家政治权威刚性力量不断强化，并迫使过去“天高皇帝远”的边远社区，全面系统地沦为被控制状态中的“网络单元”；而传统社会中相对独立自治的最基层社区的“国家化”趋势逐步成为社会常态，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博弈关系失去平衡，呈现出向国家权威“一边倒”的泛国家主义化现象。
但“细胞化”理论本身只是西方汉学家关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分析范式，它能否成为一种通行的分析工具尚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命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益主体多样化、利益诉求多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个别有社会影响的公民被地方甚至中央党政部门“政治安排”为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甚至担任党政部门一定级别的领导职务，这些形式的政治参与活动日益增多。
这些获得不同程度“政治安排”的“代表”、“委员”或者“领导”，在现有政治体制内能够以特殊身份获得直接但被动地参与地方性政治活动的政治权益，这已经构成对于社会“细胞化”理论的部分否定。
更为重要的是，公民个体合群结社，在既有政治体制以外，主动但间接地“嵌入”到当地政治活动中，获得了与地方党委、政府协商对话的政治身份，这一新兴的公民政治参与现象已经风起云涌，如火如荼。
这是以非代议制形式影响地方性政治活动的公民利益表达与聚合机制，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协商民主”范式。
[7]当下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这种“协商民主”，是一种有具体特定内涵的国家与社会之间“正当妥协”的互动关系。
“正当妥协”的理论基础是相对于代议制民主范式的另一种范式――协商民主。
在既有文本法律法规不能接纳的“非合法律性”格局中，地方政府与草根民间组织基于双方互利的合作，都愿意互相主动接触，并通过协商对话变通既定政策法规，在交往互动中渐趋宽容与妥协，是为“正当妥协”。
此种基于程序正当和实体正义等宪法原则之上的宽容与妥协，旨在转变过去国家单向度主控的代议制民主范式，形成国家与社会双方基于合作基础之上的协商民主范式。
国家政治权威在强化与创新社会管理过程中，能够与草根民间组织基于协商对话等“协商民主”范式，在程序正义、实体公正等法理基础上形成“正当妥协”的结构性良性互动关系。
公民个人通过民间结社自治活动，能够从既有政治体制之外有效地参与到地方性政治活动中来；这样一种从体制外间接而主动地渗透到体制内的政治参与方式，具有经济社会学意义上的“嵌入”（embeddedness）内涵，即“政治嵌入”式的公民利益表达与聚合机制。
可见，虽然公民合群结社活动被迫处于非“合法律性”[8]的悖论之中，但他们在既有政治体制以外利用“社会资本”[9]来重构当地“风俗”，并重塑国家与社会结构性的良性互动关系。
总之，无论是国家权威主导的“政治安排”，还是公民合群结社后的“政治嵌入”等不同形态的公民利益表达与聚合机制，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公民在广泛参与政治活动时不断创新发展的本土经验，它们有针对性地回应并否定了西方汉学家语境中关于中国社会“细胞化”的理论预设。
二、从“政治安排”到“政治嵌入”的转型现实生活中，中国公民利益表达与聚合机制已具备了相对多样性。
公民个体在体制内被国家政治权威“政治安排”，与公民合群结社在体制外“政治嵌入”，这两种不同形态的政治参与方式，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往往交叉并行，相辅相成，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
以代议制民主为主要载体的“政治安排”，与以协商民主为主要载体的“政治嵌入”这两种不同民主形态的政治参与形式，在本质上都蕴含了人民主权[10]与国家主权[11]互动关系的内在规定性。
这两种不同形态的政治参与方式，虽然并存于同一个时代与同一种政治制度之下，但它们展现出的两种不同的政治参与方式，在民主范式、民主过程和民主价值等方面仍各有特色。
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两种不同方式，并不仅仅局限于特定区域的时空环境，往往相辅相成。
一些公民特别是民营企业主往往以地方党委、政府主导的“政治安排”形式参与当地政治活动，但这并不是该地区公民政治参与的唯一形态；该区域同时也存在着公民合群结社以民间自治形式“政治嵌入”到当地政治活动中的“正当妥协”式民主。
同样，另一些地区的公民合群结社，以“政治嵌入”形态来参与当地政治活动，也并不是该地区公民政治参与的唯一形态；因为该地区同时也存在着公民以个人身份在党委、政府“政治安排”下担任诸如代表、委员等职务的政治参与现象，只不过该地区公民以民间结社“政治嵌入”到地方政治活动的现象比较“显著”而已。
公民以个体身份在体制内被“政治安排”，与公民结社在体制外“嵌入”到地方性政治活动，并不完全局限于公民或草根民间组织这两种行为主体。
现实政治生活中，不同的公民利益表达与聚合机制甚至是交叉并行的，同时出现在地方政治格局之中。
只是在特定的区域和时空中，某一种政治参与的形式与效果较为“显著”，而另一种政治参与的形式与效果则不太显著，甚至处于隐性状态。
也就是说，在特定时空环境中，地方党委、政府能够通过“政治安排”影响到民间草根自治组织的兴衰；同时，公民个人也能够借助形形色色的社会资本，或明或暗地广泛“嵌入”到地方性政治活动之中。
更值得注意的是，当下中国处在体制转轨的社会转型期，公民利益表达与聚合机制不仅交叉存在着“政治安排”与“政治嵌入”等多种不同范式；而且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由公民个体在国家主导下的“政治安排”为主，向着公民合群结社“政治嵌入”为主的过渡与转型。
这正是国家与社会的结构性互动关系中，公民利益表达与聚合机制向着政治文明方向演进的本土资源与地方性知识。
从法哲学的角度来看，民间结社活动的广泛兴起，是公民权利意识的回归与复苏；公民在体制内被“政治安排”的利益聚合机制，向着公民合群结社在体制外“政治嵌入”的机制演进，不仅是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之间的法理关系在当下中国的重新梳理，而且是对被扭曲的法理原则的矫正与重塑。
换言之，公民个体从被国家权威“政治安排”，转变到自觉结成社会共同体，再发展为政治共同体――民间自治组织，“政治嵌入”到当地社会的政治活动中；这一公民利益表达与聚合机制的转型，实现了人民主权对国家主权的道德性制约方式，逐步演变为制度性制约方式的政治发展。
三、“正当妥协”范式的法治国趋势当下中国公民结社活动的广泛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民主权最终决定国家主权走向的历史发展趋势，这对中共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12]“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13]的改革任务，要求执政党把过去管不了、管不好的社会事务“简政放权”，把属于社会自治领域范畴的社会权利“还政于民”，进行必要的权力下放，增强社会自治能力。
[14]因此，作为执政党，中共需要转变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才能科学地整合社会资源，进一步增强政治合法性。
尤为重要的是，草根民间结社对于社会和谐具有双刃剑的效用；[15]草根民间组织自身也会因为“内部人控制”等原因而面临着诸种“合法性危机”，这特别需要执政党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发挥国家主权对于人民主权的保障功能，以引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通过双方“正当妥协”，确保公民结社活动在“政治嵌入”政治参与过程中向着健康的方向演进。
现实矛盾在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组织特别是新兴社会阶层兴办的各类草根组织，发展得如火如荼，暴露了相关法律体系和政府管理理念与手段相对滞后等问题。
迄今我国尚无由全国人大颁布实施的有关民间组织的法律法规，现有的三个暂行条例，即《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其概念很宽泛也很不科学，没有放松体制上的束缚；[16]同时，它们均由国务院下属部门制定，并不是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其实质仍是政府单向管理社会的产物。
[17]它们的思维仍没有脱离计划经济时代的观念束缚，[18]主要表现为政府对民间社会的单向度控制路径。
[19] “政治安排”作为政府单方面管理社会的一大表现，虽扩大了公民个人的政治参与，有利于扩大执政基础，但也分化了民间社会，即分化了公民结社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新型社会组织自身发育与成长的内在聚合力。
但是，公民结社活动的广泛兴起，以及他们所在社会阶层表达其利益诉求的趋势，并不会受到“政治安排”参政形式的影响。
实际上，在我国利益格局多元化、社会分层多样化的历史大背景下，大量民间组织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成为新兴社会阶层利益表达的直接渠道。
它们虽然一时不能为现行制度所接纳，但政府也不可能对其采取强制取缔的政策。
国开(中央电大)行管专科《行政组织学》十年期末考试论述题题库
国开(中央电大)行管专科《行政组织学》十年期末考试论述题题库(电大期末纸质考试必备资料)说明：1.试卷号：2542；2.资料整理于2019年10月30日，涵盖了2010年1月至2019年7月中央电大期末考试的全部试题及答案。
2019年7月试题及答案16.试述国务院的法律地位。
答：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它明确界定了国务院在国家机关中的法律地位：即在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上，国务院处于从属和被监督的地位；在与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上，国务院处于国家行政系统的最高地位。
第一，国务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
国务院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是：国务院由全国人大组织产生；国务院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国务院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井报告工作。
第二，国务院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国务院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产生，行使最高国家行政权力，在国家行政系统中处于最高地位。
它表现为：国务院负责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行政工作。
国务院统一领导各职能机构、直属机构和办事机构的工作。
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下属机构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
国务院规定中央和省级行政机关的职权划分，统一领导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
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撒销地方各级行政机关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以保证全国行政工作的统一和畅通。
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发布的决定和命令，对全国各级行政机关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必须遵照执行。
总之，国务院负责统一领导全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行政事务管理工作，负责统一领导国务院各部，委、局，行、署、办等组成机关、直属机关和办事机关、负责统一领导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它保证了国家行政权力的统一和政令的畅通。
17.试论组织变革的阻力及其消除。
答：组织变革阻力产生的原因：第一，心理上的抵制；(1)不安全感；(2)心理平衡的破坏；(3)权力或地位的丧失感；(4)人际关系紧张。
从公共政策视角看完善我国公民利益表达机制
原则 ，执政 党和政府 在利益综 合方面显得 更为重要 。当代 中 国的利益表达 的主体包括两 大类型 ：个体 的利益 表达和 团体 的利益 表达 。其 中 ，利 益表 达的个 体又 可分为 两类 ： 普遍性利益表达个体 ，即公 民个人 ；专业性利益表达个体 ，
象 比较 普 遍 。 而 在 中 国 ，基 于 党 的 领 导 和 群 众 路 线 的 决 策
“ 要 了解政 策 的形成 ，不 仅必须 知道哪些 集 团表 达利 益 ，还必须 知道这些集 团在表示什 么样 的政策倾 向。 ” ［ 吗 克 思认为 “ 人们 为之奋 斗 的一 切 ，都 同他们 的利益 有关 ” ， 脚 “ 政治权力不过 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 。 ”［ ｚ 利益的实现 是 一个包括 利益表达 、利益 综合 、利 益确定 、利益满足 等
政策 制定的科学 化和 民主化 就难 以保证 。国家公共 权力 主 体能 否给予不 同社 会利益 主体 公平 的利益 表达机会 并做 出 合理的回应 ，依赖于较 为完善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 比较政 治学 家阿尔蒙德和鲍 威尔认为 ： “ 当某 个集 团 或个人 提 出一项政 治要求 时 ，政治过程就 开始 了。这种提 出政治要求的过 程称为利益表达。 ” ［ 利 益表达是指由社会各 阶层 的代表或个 人 ，通过 一定的渠道和方 式向 国家公共权 力主体 表达 自身的利益要 求 ，以影响政治 系统政策 输 出的
引 言
出，因此它是对全社会的价 值的权威的分 配。［ ３ 这里 的价值 “ 它不仅包括食物资金 ，还包括权利 、荣誉 、服务等等有价 值 的东 西 ” 。 Ⅲ 其 中 的价 值 分 配 可 以 用利 益 分 配 来 代 替 ，也 就 是说 ，公共政 策是对社会 利益的权威性分 配。从利 益的视 角 ，公共 政策 可 以定 义为 ： “ 政 府依 据特定 时期 的 目标 ， 通过 对社会 中各 种利益进 行选择与整合 ，在追求有 效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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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期利益协调机赦的问题及改革路径
年城 市人均 收入 与农 村人 均收入 的 比例 达到 了 ３ ３ ．： ３ １ ，而且 城 乡收入 差 距 扩大 到 １７ 年 以来 的最 高水 ９８ 平 。其次 ，贫富差距严重。从 １８ 到 ２ ０ 年 ，我 国的 ９２ ０２ 收入分配基尼 系数从 ０ ０ 升到 ０ ５ ．上 ３ ． ，在这二 十年当 ４ 中收人差距 扩大 了５ ％，已经超过 了国际公认 的警戒 ０ 线 。再次 ，行业差距明显 ，部分垄断行 业不合 理的高
问题
我 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走过 了一个 由浅入深 ，由 局部到全面的变革历程 ，人们 的利益关系和社会结构 也发生 了深刻 的变化 ，一种 整体 性 的利益关 系 被打 破 ，新 的社会 阶层和利益群体开始 出现 ，新的社会利 益格局逐步形成 。在改革的不断推进之下 ，和利益关 系格局变迁相一致 ，我国的利益协调机制也 开始发生
的代表性不足 ，代表与选 民的沟通机制不健全 ，代 表 对政 府 的监督 作用有 限 ；信 访制 度存在 工作效 率低
民 主 政 治 Ｔ Ｅ Ｒ Ｔ Ａ Ｏ Ｉ Ｎ Ｈ Ｏ ＥＩ Ｌ ＲＺ Ｃ Ｈ Ｏ
转 型 时 期 利 益 协 调 机 制 的 问 题 及 改 革 路 径
■ 李 姿 姿
【 提 要】改革开放 以来 ，我 国的利益协调机制经历 了重大调 整，但依 然存在 利益格局失衡 、利益表达
渠道 单 一 、利 益 整 合 机 制 滞 后 以及 利 益 矛 盾 调 处 方 式 简 单 等 问题 。 通 过 建 立 制 度 化 的 多元 利 益 表 达 渠 道 ，完
一
、
转型 时期我国利益协调机 制存 在的
收入 形成行业 间过 分悬殊 的收入差距 。此外 ，劳资 冲
利益表达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及其完善机制
充分地反映 自 身诉求 ， 代表并维护本群体 、 本阶级 利益 。这 无形 中也推 动 了公 民利 益表 达 的进程 。
一
、
利 益 表 达 机 制 在 公 共 政 策 中的 作 用
制定政策时很可能由于信息的不完备与思考能力 的有限性 ，使得行为决策难以对有关利益主体的 利益要求作 出积极回应。或者即便某一决策在主 观上是要对各种利益要求进行协调且坚持社会利
・
８ ・
维普资讯
所作 出的行为决策与实际利益取向发生偏差。这 时候 ， 民众的参与及利益表达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 公 民表达 自 身利益诉求的同时 ，他们也将众多信 息（ 如对社会问题的认知 、 偏好等） 传递给了政府 。
具优势 。他们可以利用所掌握的丰富的资源和其 社会地位进行游说 ， 或通过支付租金 ， 形成与政府 或其重要成员的联 系和默契 ，从而影响政策的制 定， 使之有利于 自己的利益诉求。 而弱势群体在公 共利益表达和形成的过程中无疑处于劣势竞争地 位。 由于 “ 远离 社会 权 力 中心 ”缺 乏必要 的利 益表 ， 达渠道 ， 他们难 以及 时、 有效地表达 自己的利益要 求， 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 甚至在一些公共政策制 定中， 政府 为了维护强势群体 ， 不惜 以牺牲弱势群 体利益为代价。这种状况如果长久持续下去而又 得不到改善 ，势必使利益受损而又缺乏正常利益 表达渠道的一方在心理上产生极大的落差 ，相对 “ 剥夺感” 强烈 ［， ３ 从而使他们对政府及社会丧失信 ］ 心， 甚至以极端行为报复社会。长此 以往 ， 必将使 各群体问关系紧张 ， 恶化党群 、 干群关 系 ， 损坏政 府 形象 ， 破坏社 会稳 定 。 ２ ． 利益表达渠道有待完善。首先 ， 最大的问题
⑥ 薛维娜
社会转型期公众利益表达的困境及对策分析
没有完全发挥它传达 民意的功能 。 一些 基层行 政官员在 长期 的压力 型体制下
个 国家政治文 明发展 和社会进 步 的 重要表 现 ， 也有利于巩 固政党执政 的民 心基础和合法性 。 中国共产党一贯高度
形成了一种“ 报喜不报忧” 的文化 ， 这பைடு நூலகம் 在
种情况之下 ， 公众 的真实信息就不能及
重视公众利 益表 达诉求 ， 由于个别政 确 、 面 、 整地传达 给政治决 策 中枢 时 、 但 全 完 有效 、 全面地传送到决策中枢 ， 响 影 府不作为 、 政策设计不合理 以及现有体 对于利益主体 的作用是不言而喻 的。 从 权 威 性 的价 值 分 配 。 公众进行利益表 制机制不健 全等方 面的原 因 ， 中国公众 现实的政治生活来 看 ，
对这样的方式失去信心的话 ， 么非正 那
常 的方式和渠道就会成为必然 的选择 ， 而这种带有暴力倾 向的非制度性 表达 ， 将会 影响 中国民主 的发展 和政治 的稳
定 ”
治参与 ， 实行 基层 民主 自治 ， 建立信 访
制度等 ， 取得 了可喜 的成绩 ， 民主 自 但 由对于广大公 民来说 ，仍然严重缺 乏 ，
众 的利益意识逐渐萌发 ， 但传统社会 的
强大惯性力量依 旧束缚着他们 。 一些新 的利益表达制度初步建立 ， 但贯彻 落实 力度不够。在经济地位低下 、 组织 分散 的情况下 ， 一些公众更容易采取 一些 非
的政治需求 。按照美国政治学家戴维 ・
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 ， 要求作为政治
个体 利益诉求 的实现代 替 了组织化 的 利益表达 ， 致使 它无 法发挥稳定社会 的
肃清。 体现在政治文化层面 ， ” 就是公 民 意识淡薄 ， 存在严重 的对政治权威 的盲 目崇拜和依赖盲从的政治心态 ， 没有形 成独立的政治人格和政治思想 ， 只重视
“维稳”新思考：完善公民利益表达机制
李
克
陈
勇 ：“ 维稳 ”新 思考 ：完善公 民利益 表达机 制
公民的认识和想法千差万别 ， 政府如何面对公民的多元利益诉求， 有效地 回应公民的诉求 ， 在理论和实 践中变得更加困难和难 以回避。在这种 隋 况下， 政府必须正视民主法制建设 ， 必须让公民感受到政府是 在随时倾听 民众 的声音 ， 民在政府公共决策过程 中能够感受 到 自己意愿 的表达 和有序 的参与 ， 使公 从而 更加信赖 自己的政府。 一个不尊重 ‘ 民利益表达” 公 的政府 ， 就没有社会的稳定 ， 就没有正常的社会秩序 ， 就没有经济 “ 又好 又快” 地发展 ， 就不会 国泰 民安 。 最近两年 ，２０ “０８北京奥运 ” “０年 国庆 盛典”的举 办 ， 和 ６ 北京 向世 界人 民展示 了中国改革 的成功 ， 提升了北京的国际城市地位。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时期 ， 为确保 “ 安全奥运” “ 和 平安国庆”社会改革中 ， 原本存在的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暂时让位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大局。进人常态社会生活后， 那些暂时 被搁置 的社会 矛盾 “ 浮出水面” 。这时候如果处理不好 或不慎 ，稳定压 倒一切 ” 口号就可能会与公 民 “ 的 渴望分享改革成果的强烈诉求产生反差。 以城市拆迁为例： 政府发布拆迁规定 ， 范围之内居民限期搬迁， 不管拆迁规定是否合法合理 ， 过期不迁就采取强制措施。这种做法的结果 ， 将使政府背离人民。政府的 另一种做法是 ， 在拆迁过程中， 如果遇到居民的不满与抗争 ， 不是用强制的方式维持政府的权威 ， 而是让 公 民通过合法的渠道表达不满， 政府根据公民的不满 ， 及时调整政府与公民的关系， 用新的 “ 政治平衡” 取代旧的平衡 ， 确保拆迁居民的正当权益。按照俞可平先生的说法， 前一种方式， 是以 “ 为主的静 堵” 态稳定 ， 后一种方式， 是以 “ 为主的动态稳定。“ 疏” 动态稳定对政府的要求更高， 政府的付出也要更大。 因此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动态是一种 以人为本 、 以民为本 的稳定观” Ｊ 。【 从政府角度说， 不仅是拆迁的问题， 凡是一项新的改革， 都会存在政府与公民利益之间的博弈， 双方 的“ 讨价还价” 是正常的， 也是必须的。政府对 民众的不满和抗议不应当害怕。身处改革时代的民众 ， 确实需要一种宣泄机制， 对公民行使表达权的方式 ， 无论是口头话语表达还是书面文字表达 ， 甚至是激 进的行为表达 ， 政府都应予以理解。只有能够善于倾听公民利益诉求、 允许表达反对意见的社会稳定 ， 才是动态 的社会稳 定 ， 才是可持续 的社会稳定 。
现状、问题与未来方向：转型期中国社会利益表达研究述评
法行为 ， 抗争者不直接对抗 他们控 诉 的对 象 ； 而在 “ 以法
抗争” ， 争 者是 以更 具抽 象 意 义 的 “ 平 、 义 、 中 抗 公 正 权 利” 为诉求 ， 民已经不再 纯粹依 赖上级 政府 ， 农 他们认 定 的解决 问题 的主体是包括 他们在 内并 以他们 为主导 的农
白钢 和 王 君 也 提 出 ， 于 党 组 织 和 政 府 群 众 路 线 的决 策 基
中国的意见表达 团体 不同于西方 ， 基本不存在 也不允许
存在各种压力性的社会团体。
毛寿龙在其《 政治社 会学》 等著 作 中也对 利益 表达 问题进行 了探究 ， 指出我 国利益表 达的组织渠道 主要有
争” ， 中 抗争者更 多 的是 以具 体 利益 纠葛 作为 行动 的起
项飚对北京浙江村 的研究 提 出 ， 当人 们面 对不 利于
自己的制 度安排 ， 而这种 制度 的合 法修改 权只掌握 在 国 家手 中时 ， 们一 般有 三 种策 略来 保护 自己的利益 ： 人 表 达、 变通和退 出。表 达与退出被认 为是西方 “ 民主” 社会
和利益综合并不 主要 由社会性结构来 承担 ， 而主要是 由 党组织和政府 内部 的各级 官员们 来体 察 和认定 的 。因
此 ， 策问题 的提 出， 要 “ 是 来 源于 公 民的 政策 诉 政 主 不
我 国学术界对利益表 达的研究是从 上个 世纪 ９ ０年
代伴随着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和多元 化开始 的。由于研究
者 的研究领域 、 旨趣 和视角 的不 同， 这些研究成果往往呈 现 出不 同的侧重点 、 深度和水平 。概括起来 看 ， 对转型期 中国社会利益表达的研究大致集 中在 以下几个方 面：
公民参与：公共利益表达的有效途径
的领土 、 安全、 秩序 、 技术 等等 。二 是经验 性含 义 ， 是 科学 就
收稿日期 ：０ ５ １—１ ２ｏ 一ｌ Ｏ
作者简介 ： 李春香 （９９ ， ， １６ 一）女 褊建福州市人 ， 浙江大学法学 院研究生 ， 福建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 讲师 维普资讯 Nhomakorabea一
、
何 为“ 共 利 益 ’ 公 ’
“ 公共利益” 包含两 个要素 ： 公共” 利 益” 两者 缺一 “ 与“ ， 不可 ， 但理论界对其确切含 义见解各异 。“ 利益” 一词本 身就 包含“ 个人主义” 之义 ， 因为它 主要 是用来表示 个人 愿望 的， 而“ 公共” 一词无论如何都是指共 同的实体 。因此 ， 表示个 在 人主义含义的“ 利益” 与表示整体主义含义 的“ 公共 ” 间 ， 之 在 字义和现实里都存 在着 冲突。有 人认 为 ，所有人 ” 大多 “ 或“
在的。而“ 大多数人” 是个不特定 的群体概念 ， 其组成个体也
都有 自己的私利。笔者认为 ， 公共利益不能被理解为个人利
益的简单聚合 ， 电不应仅仅为社会中一部分成员所 占有和享
用， 而必须表现为让社会全体成员从社会整体繁荣与进步 中 普遍受惠 ， 公共利益就是各 种相互 冲突 的利益 的调 和产物 。 约瑟 夫 ・ 熊彼特说 ： 相互冲突的利益主体可 以通过调整而 寻 求一致 和共识 ， 在此基础上实现公共利益＿ 。 １ ］ 公共利益不 同于个人 利 益 ， 也不 是私 人 利益 的简单相 加， 它是不特定 的多数人的群体利益 ， 具有共享性 。因此 ， 我 们不妨这样说 ： 公共利益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生存与发展 所 必需 的， 为该群体 中不特 定的多 数人共 同享有 的社 会价值 。
建立完善利益表达机制
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是密切党群关系、巩固执政基础的现实需要。我们党能否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关键在于人民群众的利益能否得到有效地实现和维护。利益表达是利益实现的前提，如果群众连最真实、最基本的想法和意愿都得不到表达，那么维护和实现群众利益就会化为泡影。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就是要鼓励人民群众把自己的心声和需求通过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对党的事业积极建言献策，对党的各级干部实施有效监督，从而有利于密切党群关系。
优化规则，发挥制度建设的平台作用。和谐社会并不排斥冲突的存在，而是需要合理、恰当的规则，通过配套齐全的制度安排来化解矛盾，使冲突得到缓和，利益得到满足。完善利益表达机制，应为社会各个阶层搭建表达利益诉求的制度平台，建立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协商谈判制度、信访制度、听证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等等，确保民众诉求能够合法、有序地进入到决策程序，确保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有序化、制度化。
（二）
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既是社会公众自下而上合理、合法表达愿望和诉求的过程，又是国家自上而下不断加强制度建设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需要从多方面着力。
做大蛋糕，发挥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发展经济，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条件，这一点已经为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所证明。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解放思想、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增加社会财富的基础上更加关注弱势群体的权益，为其提供有效的利益保障机制与救济机制，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
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是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的客观要求。公平正义是人类的永恒追求。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既是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利的要求，同时也是保障利益表达渠道公正地向所有社会成员敞开的要求。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有助于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有助于通过妥善、及时地救助，最大限度避免社会生活中的利益差别与不平等，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无论对于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还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都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