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乐教与德教的相互关系探析

中国古代乐教与德教的相互关系探析Ξ刘喜珍(北方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041)摘　要:中国古代乐教涵摄了丰富的道德内容,具有成人造士的德教作用。

审美通感与道德移情是乐教与德教互渗并由乐教实现德教的内在机制。

古代统治者托诗为乐词,寓德义施政教,以及以乐道“和”、并以“和”治天下是其托于音乐论教,并最终以乐教实现政教的软件工程。

关键词:古代乐教　古代德教　古代政教中图分类号:G40-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950(2001)0120069204 乐教不仅是中国古代音乐教育思想史上的重要内容,而且具有伦理学上的丰富内涵,它以其独特的方式载播仁德,因而它又是古代德教的一条妙径。

一、“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1]“礼”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以“礼”治天下是统治者的治道。

孔子认为,乐教具有与礼教并齐的作用,作为成人造士的不同方式,乐教具有重要的德教功能。

荀子进一步运用比拟的方法,根据音乐的联想法则,将音乐的状物描写与人类的情感抒发结合起来,喻味人类应有的品格。

他说:“金石丝竹,所以道德。

”[2]意思是,音乐就是表现道德的。

《史记・乐书》明确指出:“乐者,通于伦理者也。

”[3]同时指出:“德音之谓乐。

”[4]因此,雅颂之声实为道德之声,具有教化人心的德教作用。

中国古代乐教的德教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善人心。

性恶论的代表荀子认为,人性天生为恶,常有悖逆许伪之心、淫佚作乱之事,若“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就会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而乐教能“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5]因为雅颂之声、形道之乐,“其声足以乐而不流”,“其文足以辨而不思”,“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

”[6]性善论代表孟子认为,人性本善,通过美妙的音乐撩拨人心,即可使人性四心燎原成仁、义、礼、智四德。

可见,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不论性恶论者,还是性善论者,匀认为乐可善民心。

第二,防心淫。

“乐者,德之华也。

”[7]涵摄仁德之华音谓乐,因此,粗历豪猛、奋发广旷之乐能激起民众刚毅之情,廉直劲正、庄严虔诚之乐能使人肃敬庄雅,顺华和谐、飘柔宽美之乐能激发人慈爱之情。

德乐如山间清溪,在不知不觉中荡涤心尘,“御邪辟,防心淫,修身理性,反其天真”。

[8]而“流辟邪散钬成涤滥之音作,而民心淫”,[9]为君子所不听。

第三,使人顺华。

顺是指内心顺和,华即英姿焕发。

古代乐教融诗、歌、舞、乐于一体,诗言志、歌咏声、舞动容,此三者皆动于心,乐962001年第1期 有色金属高教研究 Ξ收稿日期:2000-08-03伴从之。

本于情性之乐“浃肌胃,藏骨髓”,[10]“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11]使人“情深文明,气盛而化神”。

[12]人们在品诗、唱歌、习舞、韵乐的过程中,往往志广容庄,“耳目聪明”,“血气和平”,[13]从而达到“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

”βο因而,音乐具有养心之功、健身之能、美容之效。

第四,示俭。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15]孔子曾有感于统治者施乐之奢,慨叹道:“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16]意思是,妙的音乐,非要置以昴贵的乐器吗?对此,他回答:“钟鼓者,乐之器,非乐之主。

……皆借钟鼓动以显乐,乐显则钟鼓可遗。

……以乐托钟鼓于求乐,非通乎乐者也。

”[17]乐奢则民怨,就会失去乐之本义。

因此,乐教崇尚的不是乐器的豪华与昂贵,显示的也并非乐队的庞大,“所贵者,贵其移风易俗也。

”[18]金石丝竹、钟鼓琴瑟均为乐器,虽制作材料优劣不同,但身价无贵贱,只要能奏出佳音、表达意愿就是好乐器。

可见,古代儒者早就认识到音乐的示俭意义。

第五,成人造士。

成人即成为有德之人,造士即培养有德的统治继承人。

古代用人之道,皆令先习礼乐而后出仁。

知音晓乐则能达情性之理,通物类之辨,知幽明之故,这正是成人造士之要道。

对以邪乐纵欲之人,则可合之以礼乐,使其不致成为好利忘道、偏险悖乱的小人。

因而形道载德之乐足以内辅正心,成人造士。

正因为古代音乐具有丰富的道德内涵,因而古人在习礼的同时,也很重视晓乐,因为偏废任何一个方面,其道德培养就是不完善的。

因此,古代乐典《史记・乐书》指出:“礼乐皆得,谓之有德。

”[19] 二、“钟鼓道志”[20],“琴瑟乐心”[21]钟鼓、琴瑟均是乐器名,这里指代音乐。

“志,德也。

”[22]“心”是思想、意念、感情的通称。

“钟鼓道志”,意思是音乐载播仁德,抒发志向;“琴瑟乐心”意指音乐表达人们的道德情感、审美意向。

“钟鼓道志”,“琴瑟乐心”表明的是乐教与德教的互渗关系。

然而,音乐所具有的道德内涵是不会自发地进入人心的,审美通感与道德移情是实现“钟鼓道志”、“琴瑟乐心”的内在机制。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这点。

通感又称通觉,是指从感知、表象到意象形成过程中的感觉挪移、转化、渗透,最终达到相通的心理现象。

音乐具有状模自然法则的特性,这种状模不是用可见的空间形象直接表意,而是以“效”、“似”等无形有声的手法隐喻自然万物、人情道理。

鼓声宏远,“似天”;钟声洪厚,“似地”;磬声清晰而有节奏,“似水”;竽笙之声肃和, 之声激昂,“似星辰日月”,[23]无一不表现自然的法则与和谐,渗透着人伦道德,体现出天人合一的意境。

音乐之所以成为道德之声,首先在于审美通感在乐与德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从而最终达到以乐教实施德教。

通过“似”、“比”等思维方法,运用音乐的感觉联法则,揣摹、体验音乐与个人、社会之间的类似相通之处,将音乐的状物描写与人类的情感抒发给合起来,并将乐声、节奏、旋律等人格化,同时将人的情感融入自然万物中,使之自然化。

一方面,音乐中的主客体被通化为人格美与自然美的统一体;另一方面,人们在欣赏音乐的审美过程中,同时受到形象可感的道德体验,得到道德境界的升华。

可见,运用通感的心理功能,在美妙的音乐境界中可创造出“德义洋洋”的道德意境和生动可感的道德意象。

对此,荀子借孔子之口曰:“夫玉者,君子比德焉。

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

”[24]同样用的是“似”和“比”的方法,将自然法则与人类的行为规范联系起来,由此创造出自然[社会的双通意境。

对美的体验与欣赏,一方面取决于审美对象本身的内容,另一方面也有赖于人们的审美情感及审美水平。

审美情感的强烈的主观倾向性在乐教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乐道”与“乐欲”两种完全相反的效果。

如果人们只偏顾情绪的愉悦,甚至放纵邪欲,而忽视对道德的联想与体认,乐而不为礼,形而不为道,那么,音乐就会变成靡靡淫声,乐心的后果就很可能是乐欲忘道,以至使民“流漫鄙贱。

”[25]因此,要使乐声成为德音,乐教化为德教,还需通过道德移情。

对此,古人也早就认识并体验到了。

道德移情是指主体在道德认知活动中,运用意义联想及创造性想象,将某种道德情感、道德意念比附、移注、渗透到认知对象中。

在审美过程中,情感因素会不断地渗入感知和想象的对象之中,使主观情感和客体对象打成一片。

乐教作为音乐教育的一种方式,是一种典型的审美活动,而审美是道德培养的一项重要内容。

因此,人们在欣赏音乐的同时,通过道德移情,就会不自觉地给跳跃的音符、飘舞的旋律注入丝丝德愫,使之成为缕缕德音,由此,乐与德融为一体。

通过品韵“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之音乐,[26]内心产生道德情感的波动与共鸣,逐步培养宽广的胸怀、高洁的品行、正直的为人处世之道,成为有德之人。

这样,音乐就成为润心无声的化心雨,乐教与德教通过道德移情最终实现了融通。

审美通感与道德移情往往同时产生,共同作用于乐教与德教的互渗过程。

审美通感是二者相连互通的无形道,道德移情是二者交染互亲的催化媒。

通过审美通感,架起虹桥;运用道德移情,注入德愫。

这样,在道德意境联想、道德情感共鸣与道德理性沉思的合力作用下,包含天地人伦之道的音乐必会触发人们的道德感受,培养人们的道德情感,拓展人们的道德境界,塑构人们的道德理想,促进人们的道德行为选择,达到美善相乐的道德理想境界。

三、“教民平好恶行理义”古代统治者以乐教载播仁德的最终目的在于“教民平好恶行理义”,[27]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

”[28]因此,通过乐教实施德教,并最终实现政教,达到乐教、德教、政教三教合一,是古代统治者实行社会控制的一种隐形手段。

《史记・乐书》云:“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29]可见,“乐”与“礼”并为古代社会控制系统中的软件工程。

古代统治者以乐教实行德教并最终实现政教的途径主要有两种。

第一,插诗为乐词,寓德义,施政教。

古乐往往是以吟诗的方式咏唱的,歌声为诗,击者拊者为器,合而言之谓乐。

自春秋战国以来,音乐大多以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诗经》及反映各朝社会风貌的典型诗赋为歌词,这就使得古代音乐具有深厚的社会底蕴和当代意义。

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30]臣民通过习诗、写诗可抒发意志,讽谏时弊,乐群互敬,并逐步培养君德义、长幼有序的人伦道德。

君王通过闻诗可“观风欲,知得失,自考正。

”[31]因而古代统治者十分重视以诗为乐词,并以乐教布德施政。

“诗三百”经孔子之手删订,突出宣扬了封建道德礼义。

编排于《诗经》篇首、“四始”之一的《关雎》写道:“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艹毛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孔子评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32]实际上,孔子是以《关雎》为例,提出了对民众的道德要求即中庸。

“窈窕”言女子体貌柔媚艳美,“淑”则指女子内心美善。

可见,孔子借赞“窈窕淑女”,喻示臣民应成为温柔纯厚、内在善品与外在气质相统一的君子“美人”,极巧妙地阐明了该诗的政教寓意。

“四始”中的《鹿鸣》为统治者宴乐臣僚,于宴会上演奏的乐章;《四牡》描述人臣服役在外,辛勤劳顿;《皇皇者华》反映出使者访问在外,辛苦奔波,却尽心竭力地效忠君主。

三首诗在编排上形成组诗,寄托了君臣德义。

君臣之所以宴乐一堂,和谐融洽,乃因为人民竭诚效力于君主。

可见,古代乐词有许多直接体现了统治者的旨意。

“歌诗→乐教→德教→政教”的教诲过程是古代统治者督导人民的重要教育模式。

以诗赋予音乐明确的道德内涵,由此给审美通感和道德移情以直接示意,借乐教敷布德义,兴政教之功,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以乐道“和”,以“和”治天下。

“和”即和顺、平和、协调。

“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

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

”[33]音乐之和本是声律和正,由此引申、移化为人们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相融和谐。

因此,音乐之和具有重要的社会伦理功能,具体体现为:齐家。

“乐以和人”,[34]家和万事兴。

荀子指出,音乐“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