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评论

《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第一篇[1]美法村——村落视野中的家族、社会与国家1、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者批判的运用Giddens和Gellner有关国家、社会、人的历史社会学理论，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转型史分为，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民族——社会国家。

传统国家（城邦、封建帝国）时代，阶级分化十分明显，表现为城乡之间的格局差别，还有传统国家行政力量涵盖面的局限性（局限在城市）。

这两个说明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较松散，国家只有边陲而没有疆界，也没有军事力量的垄断（民间力量很大），很大政策只能在贵族阶层有效，对一般人们缺乏约束力。

传统国家向现代化国家的过渡时期，就是绝对主义国家。

首先，疆界被确定，国王变成了国家主权神圣性和分立性的代理人和象征，法律成为全面性的规范。

绝对主义国家的发展为现代民族——国家奠定基础，它为后者提供了疆域概念和主权性。

现代化国家，工业化不仅导致物资资源的增长，还导致工业主义作为一种行政力量的发展及权威性资源的开发。

进而法律成为全面准则、税收成为国家控制工业手段，科技的发展使国家强化了对社会的监视力。

2、社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推广到社区，可以说是，原有的自立的社区及外联区体系、经历绝对主义国家的行政区位限制，走向行政社区化的历程。

因此分析陈氏家族如何从一个以地方权力为中心的家族社区，转变为一个被现代政府所渗入的，具有正式权力机构的社区。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绝对主义国家时代的中国，传统国家制度仍被沿用，同样地，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官僚——继嗣帝国和绝对主义国家的制定也存留下来。

这种历史的绵延使得汉人社会的地方性制度在现代化中得以诞生，其具体的表现就是“传统的复兴”、“社区生活的回归”。

因此，笔者试图指出，现代性是一种理想模式，并不是社会现实，因为它忽略了乡土传统的持续性。

为了证明这一点，作者通过对美法村十几年地方性制度分析，说明了（1）1979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造成了民间社会对旧的家庭模式的新需求，导致传统家庭意识的复活；（2）由于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的解体，集体机构的力量减弱，社区的生产和生活的社会互助缺少组织者和资源，因而旧的家族房桃关系、婚缘关系作为社会资源重新回到美法村；（3）近年民间对自己的历史和认同的追求，进一步引起了传统公共仪式的回潮。

这些事实说明，由于农民信任感的转移，旧的“族权”逐步回到地方政治舞台并扮演重要角色。

美法村地方性制度分为三个时期：（1）在民国以前，政权组织与家族制度是合二为一的，族、房长就是村中的政治首脑，对村中的社会生活、权力分配、冲突解决、生产关系起着关键性作用。

明清以前，以地产为例，公田的奠定，使得陈式家族从家庭经济走向家族经济，由于地产的统一，全族必须统一行动，它标志着家族族长在美法村的成熟，明清时代，公私田的共存及其分配机制，使得家族是一种认同感与象征——意识形态，又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

以家族制度为基础的村政制度，其权力的象征和约束来自祖先崇拜，生产性和仪式性的公共祭祀活动强化了族内的凝聚力和链接纽带。

这种间接的社会控制方式，政府的控制力不大，给予家族村落的发展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以至于后来家族势力不断从中央集权中独立出去，成为地方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

2）民国期间到改革开放前。

民国期间，国民政府试图削弱族权，因而任命非族、房长为保甲长，保甲制打破了以乡族为村政单位的格局，原来以陈氏家族为村政单位的乡族政治，被输入了异性的因素。

但是其结果是保甲制与族房制相结合的产物，因为它没有触动乡族势力的社会——文化根基。

但是，民国期间，政府在美法村一带所实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政策，是全国现代化民族——国家建设的一部分。

社会经济政策（比如征税、集约化），其设计与实施的目的是创造国民经济，使经济从皇帝和社区、阶级所有制转向国家经济的经济和财政。

社会——文化控制和警察的出现，是为了造成全民性的文化标准化或理性社会的产生。

新学的初兴，是为了向乡村社区输入现代化文化和社会再生产方式，这一系列的政策，都服务于全球性的“大众社会”的建设。

建国后，国家权力伸到最基层，正式的权力机构是大队和生产队，它们是国家与农户间的中间层，权力很大，几乎取代了传统族长的地位。

正式的村政与权力的创立，使得政府在地方社会具有直接的代理机构和人员，通过他们把政策直接贯彻于乡土社会。

这三十年可以说是传统与变迁找不到一个平衡点的时期，其原因在于以“运动”为特点的“规划的社会化变迁”，对传统给予过分的否定，而对“速度”过于重视。

（3）1979年经济改革以来，村和自然村的权力受到限制，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有很大局限，给传统的家族力量提供了发展空间，造成了两个权威中心相互补充的现状。

以村庙与祠堂为中心，形成由族老和民间信任者组成的非正式首领族长，对村的内部关系调节，扮演着重要角色。

这个时期的变迁主要表现在家户经济的再兴、村政府职能的转变、消费水平的提高、经营的多元化、农村的一定程度工业化、都市化。

改革以后，合作和互助出现了新问题，由于政府缺位，农村公益事业和社会互助变成了民间的事，传统的家庭制度与通婚地域重新回到了美法村，对当地合作与互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民间的合作与互助，不仅限于生产和劳动，还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家事、急救和投资等。

此外，家族仪式、村庙、祠堂等行为强烈地表现出来，非正式权威应运而生，并扮演重要角色。

结语：作者通过在福建泉州市安溪县美法村获得的有关家族与国家关系的社会史与社会人类学资料，以一个社区史的叙述架构描述了美法村的家庭组织与社会过程，首先，介绍了社区的简要背景，并以明代为起点描述了数百年来陈氏家族在美法村的发展史，这部发展史是有关明清时期陈氏家族的产生、独立、分化的历程，同时也反映了这个家族在内部结构、对外联系、地方性制度等方面的基本特点。

接着，对1911年以来陈氏家族所经历的外来冲击加以描述，体现了新建的现代国家和政府如何试图在制度、政权和文化诸方面对家族社区加以改造，同时体现了本世纪以来形成的社会——文化控制模式是如何进入原来相当独立的村落的，以及1949年以来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对民间社会——文化所作的改造。

最后，笔者对1979年以来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家族社区现状之间的相关点加以剖析，解说了近年来传统复兴的形式、表现、原因。

作者的关注的主要是家族社区与国家关系的变化，用美法村的具体材料，笔者力图对Giddens关于民族——国家与社会变迁的理论及Gellner关于工业化和社会转型的理论提出检验。

把家族社区与现代政治相联系，有助于我们解释本世纪新的行政与文化力量的延伸，对乡土社会的影响，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汉人地方性传统的现代处境，也证明社区研究可以说明大社会的历史。

作者提出的一个论点是：在社区性田野和历史考察中包容如上所述的三种体系，社会人类学者同样可以对“大社会”、“大传统”、“国家”等表现复杂社会独特性、文明性、和现代性的诸概念作出反应。

本文采用是“理论—田野—理论”的研究范式，不过作者的田野调查不是一个共时性的社区分离时的时空坐落，而是不同制度和生活世界的空间和时间的变异历程。

这篇论文主要围绕着社会人类学方法在中国社区的运用问题展开讨论。

但它的具体论述为现代国家产生以来村落社会变迁的考察提供了一定的方法论背景，也充分反应了现代国家权力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

第二篇塘东村——村落传统作为现代化理论的反思本来理论界认为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会自然消失，但是，从1979年改革以来，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民间传统仪式、信仰、社会交往模式却得以复兴。

简单的传统——现代的对照观和单线是社会进化论，研究都把传统看成是与现代格格不入的文化模式。

但是疑问是：现代与传统是否可分？他们之间是否真的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传统文化是否真的不利于现代化？现代化是否是真的已经在现实中打破了传统文化？等，带着这些问题作者对泉州市塘东村做了田野调查。

在塘东村，虽然正式的社会网络对地方性制度的形成起来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非官方的家族房支制与地域认同在当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

塘东村蔡姓的传统民间社会网络是以家族房支制度为基础的。

在塘东村，现代化的过程并没有摧毁地方性的民间传统与社会。

相反，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没有消灭传统反而为祖先崇拜、地域分类、传统社会网络以及意识形态所伴随。

从塘东村的例子来看，民间传统的重建与民间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

主要表现在：（1）民间传统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978年人民公社解体后形成的乡镇、行政村、自然村、村民小组的制度，更重要的起着社会控制与国际权力的象征作用。

真正在起经济过程社会化作用的是民间传统的家族制度和社区认同，如为进行工业化而集资。

（2）民间传统的仪式与象征转化为经济性的崇拜，并引起了操演社会竞争的作用，而这有助于民间竞争精神的培养。

（3）民间传统服务于对外集资与地方公益事业的发展。

作者得出的认识是：（1）地方传统是延绵的展开社区历史的一部分，不能简单把它定为迷信或与现代性格格不入的旧事物。

地方传统更是一度的社会交往规则、空间分布和行动领域、社会——经济模式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文化。

（2）社区从过去到现在的推移，不是简单的传统到现代的“进化”，而是一种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

一个社区之所以能形成，是通过其特定的社会交往规则、空间分布、行动领域、社会经济模式等组合而实现的，可以称之为地方传统，时间的推移不一定导致地方传统的衰落，而只能引起不同社会力量交错和互动模式的变化。

（3）地方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低传统社会与文化资源的重新需求有密切的关系。

地方传统提供了社会变迁需要的资源。

总结：它结合了理论和田野考察素材，对民间传统与现代化理论的关系展开讨论。

文章的出发点是费孝通在60年前提出来的一个看法，即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民间社会力量的角色比“计划社会变迁”的角色远为重要。

本文把这一论点展开，并力图将之与现代化理论形成映照关系，以闽南一社区为案例，反思了韦伯以来中外社会科学的“现代化主义”理论。

它所试图回答的问题关系到现代化过程中民间传统延续和复兴的理由和社会背景，最终以实地考察的论据证明单线历史观的缺陷。

由于本文针对的是单线现代化理论，因此可能过于强调传统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但是，就是在这种悖论总，笔者提出了重新思考现代化理论的口号。

本文从研究方法上主要是对现代化的再思考，因而没有构建出一幅社区全观的图景，而是着重现在之于过去的转变的叙述，因此避免了复杂描述，而是直指问题关键。

实际上作者不是站在传统到现代，而是传统与现代并行互补的角度来考察农村社区生活的演变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