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理性官僚制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收稿日期:2010-04-22作者简介:沈燕,女,河南信阳人,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浅析理性官僚制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沈燕(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河南郑州450002)摘要:作为在近现代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组织理论范式,韦伯的官僚制以其理性化的精神内核在西方工业化时代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然而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中,理性官僚制陷入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境。
通过对其面临的困境进行反思,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理论蕴涵的理性精神、法治意识以及科学化的设计思路,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理性官僚制;反思与完善;行政体制改革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62(2010)03-0011-02第23卷第3期2010年7月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Journal of Henan Radio &TV UniversityVol.23,No.3Jul .2010一、韦伯的理性官僚制及其基本特征在韦伯之前,人们主要把官僚制看成一种与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相对立的政府形式,这种政府形式的权力不是掌握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手中,也不是掌握在一般公众手中,而是掌握在官员手中。
此时的学者将“官僚制”看成是一种过分由官员控制的并趋向于损害公民普遍自由的政体形式,而真正从组织管理的角度来系统分析“官僚制”则要从马克斯·韦伯开始算起。
在韦伯看来,任何组织都必须有某种形式的权威作为基础,适当的权威可以避免混乱,带来秩序,缺乏这种权威的组织就无法实现组织目标。
[1]根据历史上支配社会行为方式的不同权威,韦伯划分出三种统治类型:传统型统治、克里斯玛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
经过对比分析,韦伯指出,传统型统治和克里斯玛型统治是非理性的统治形式,只有法理型统治才兼具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特征。
韦伯对官僚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理性化”的论述上,理性化因此成为韦伯官僚制理论区别于传统官僚制理论的主要特征。
韦伯经过进一步的分析论证,认为“理性官僚制是法理型统治最纯粹、最典型的方式”。
[2]理性官僚制的主要特征在于:一是法理化———权威来自于根据法律所制定的规章制度,官员的职能由法规严格加以规定,官员服从于纪律和控制;二是等级化———组织内部的权力自上而下地排列成等级体系,下级机关在上级机关的控制和监督之下;三是非人格化———官僚制将组织成员与私人生活严格区分开,官员在非人格性职责方面服从权威;四是专业化———行政组织进行明确分工,组织内部的岗位根据组织本身的需要由相应的专业人才来担任,并依靠专业知识进行组织管理。
韦伯认为,社会各领域的组织不可能同时都满足上述特征,而这些特征又确实存在于各种组织之中。
理性官僚制是一种理想类型的组织,是法理型统治这种理想类型之下的理想组织形式,“它是对人类行使支配的已知方式中,最为理性者。
在明确性、稳定性、纪律严格性方面,它比其他的组织形式都优越。
”[3]二、韦伯官僚制面临的困境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充分体现了对理性化的规范性统治与管理体制的选择与追求,它不仅符合工业化大生产条件下行政日益复杂的要求,而且理性精神及效率原则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相符合。
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成功构造了官僚制这种政府管理形式,而官僚制也有效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步。
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文明改变了原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运行模式,知识和信息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
这些变化使得韦伯官僚制中过度强调法律化、等级化、非人格化等原则导致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在快速的社会变迁中,官僚制理论的缺陷逐渐凸显,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批评,陷入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境。
在理论方面,西方学者对官僚制的批判可以集中概括为三点:其一,持批评观点的人们从官僚制自身的悖论出发,指出理性官僚制会抑制组织的创造性,导致组织的低效率;其二,官僚制影响民主化进程。
官僚组织是拥有政治权力的机构,其权力的无限膨胀是实现民主化的最大障碍;其三,官僚制对个性的压抑。
官僚制因其严格的纪律和僵化的规则程序对人的个性发展造成了压制。
除了理论界的口诛笔伐,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官僚制几乎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共行政改革的主要潮流。
兴起于这一时期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主张用企业家精神来改革公共组织,借以克服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
一时间,理性官僚制在信息化社会的合理性受到了广泛质疑,成为一些人心目中低效率的管理模式。
“官僚过时论”、“官僚失效论”、“摒弃官僚制”等呼声在西方发达国家蔓延开来。
不可否认,学术界和新公共管理实践所诟病的理性官僚制的弊端,的确在许多组织中客观地存在着。
然而事实证明,这些批评和质疑并没有对理性官僚制组织结构和运作逻辑构11··成根本性的挑战,社会生活的变迁并没有使理性官僚制在整体上丧失存在的合理性。
就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目的和措施而言,其本质是按照韦伯官僚制理论的理性化、技术化思路对公共行政体制进行修补和矫正的工作,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使理性官僚制能更好地适应信息社会的现实。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西方行政改革对官僚制的批判,只是作为一种植入新观念的手段,并不是为了摒弃理性官僚制,而是在社会环境与行政组织文化之间进行调试和平衡的过程,是一种实现政府管理方式现代化的渐进式改革过程。
三、理性官僚制对于中国行政组织建设的价值分析1.理性官僚制与中国的行政生态环境相符合行政生态学认为,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社会管理模式,首先是由该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及其政治文化背景决定的。
我国的行政生态环境可以用“三个并存”来概括:经济上,工业化与信息化并存;政治上,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并存;社会形态上,城乡二元结构并存。
除了“三个并存”的基本环境,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呈现出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并进的特点:其一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变;其二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
[4]在这样的行政生态环境下,政府管理体制在权威理性化和结构功能化方面发展的还不充分,法律的最高权威还未真正确定,亟须建立适应现代化、工业化进程的政府管理体制。
因此,发展成熟于资本主义工业化阶段的理性官僚制与我国行政生态环境的基本特点相符合,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理性官僚制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具有指导意义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传统官僚制的模式。
传统官僚制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强调伦理和人身依附关系的“世袭官僚制”,与理性官僚制有着根本的区别。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行政体制改革,但是行政体制的成熟度还远远不够。
这种不成熟集中表现为行政的人格化倾向和组织活动的非理性,出现家长制作风犹存、法制建设滞后、现代契约观念淡薄等诸多问题。
对照理性官僚制的基本要求,考察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理性官僚制在我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理性官僚制的理论范式能够为我国当前公共行政管理体制中的诸多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和有力的说明,能够为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提供解决之道。
四、借鉴与完善:建立符合国情的现代理性官僚制就我国当前行政改革的实践而言,应该吸取理性官僚制的理论范式和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实践,结合我国实际,应建立以理性、法治和效率为核心的公共管理新体制。
具体而言,现阶段应该重点做好以下工作:1.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组织机构和管理体制的现代化结合十七大报告中关于“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要求,加强制度建设,完善行政管理体制。
建立严密分工、统一命令、权责明确的组织规章制度,逐步克服目前存在的组织设置随意、行政成本高、办事效率低等问题;完善行政问责制,确保行政首长权责统一,消除传统家长制等人治思想的负面影响;加强听证制度建设,逐步引入决策过程的专家咨询和公众参与模式,促进决策的科学化。
不断探索“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立”的相关制度建设,实现行政管理绩效最大化;在此基础上,汲取西方国家在“新公共管理运动”所倡导的企业家精神,有甄别性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所采用的政府治理工具,推动中国行政管理实践的现代化。
2.加强组织文化建设,树立尊重理性和契约的价值观在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强化韦伯官僚制所倡导的“理性精神”,逐步构建在理性精神支配下的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树立尊重理性和秩序的价值观,为政府管理活动的顺利开展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为此,我们应从政府组织文化的四个层面着手:创造政府组织的共同价值观念体系,培养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管理理念;完善共同的行为准则和规章制度,规范组织成员的行政行为,依制办事;整合领导资源和其他现代科技资源,实现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转变执政方式,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重塑政府良好形象。
与此同时,注重培养行政官员的服务意识和公共精神,使其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政绩观。
通过开展培训等方式使理性精神和法治观念内化为行政组织的价值取向和行动指南,建设积极而又不失理性的组织文化。
可以说,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的行政组织文化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具有学术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3.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推动人事管理方式的发展创新公务员队伍是开展行政管理活动的主体,其素质的高低将直接影响政府进行公共管理的质量好坏和水平高低。
在当前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结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建设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显得尤为迫切。
因此,应该尽快完善我国的公务员制度,严格执行《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加强配套制度建设。
通过制度建设来确定规范的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和以职位分类制度为基础的考试、录用、考核、晋升等各项具体制度,促进公务员队伍的专业化和技术化,树立知识和专业的权威。
除此之外,积极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来促进人事管理方式和手段的创新,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通过创新管理方式,做好选人、育人、用人各个阶段的工作,切实挖掘现有潜力,提高公务员的整体素质,为向社会大众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
客观地讲,理性官僚制只是确立了现代公共行政最为一般的结构性特征,而不是提供了组织运作的详尽规定,它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起点而不是一个最终的归宿点。
中国的公共行政改革任重而道远,我们应该抱着宽容和辩证的态度来反思理性官僚制,积极借鉴人类在解决社会问题、实现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智慧和文明,立足中国实际,探索符合国情的公共管理体制。
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一个理性的、法治的、高绩效的政府管理体制能够得到建立和发展。
参考文献:[1]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8.[2][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7:245.[3][德]马克斯·韦伯.康乐译.支配的类型[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2.[4]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38.12··。
浅析理性官僚制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而是 掌 握 在 官 员 手 中 。此 时 的 学 者 将 “ 僚 制 ” 成 是 一 种 过 管 理体 制 的选 择 与追 求 , 不仅 符 合 工业 化 大生 产 条件 下 行 政 官 看 它 真 正 从 组 织 管 理 的 角 度 来 系 统 分 析 “ 僚 制 ” 要从 马 克 斯 ・ 要 求 相符 合 。资本 主义工 业社 会 的发 展成 功 构造 了官僚 制这种 官 则
第 2 3卷 第 3期 21 0 0年 7月
河 南 广 播 电 视大 学 学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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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2 1 3.No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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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理性 官僚 制与 中国行政体 制改革 的路径选择
二、 韦伯 官 僚 制 面 临 的 困境
在 韦 伯 之 前 , 们 主 要 把 官 僚 制看 成 一 种 与 君 主 制 、 族 越 。 ” 人 贵 制和 民主 制 相 对 立 的政 府 形 式 。这 种 政 府形 式 的权 力 不 是 掌 握在 一 个 特 定 的 社会 阶层 手 中 , 也不 是 掌 握 在 一 般 公 众 手 中 . 分 由官 员 控 制 的并 趋 向 于 损 害 公 民普 遍 自由 的 政 体 形 式 , 而 韦 伯 开 始算 起 。 韦 伯 的 官僚 制 理 论 充 分 体 现 了对 理 性 化 的规 范性 统 治 与 日益复 杂 的要 求 , 且理 性精 神 及 效 率原 则与 资 本 主义 的发 展 而
与合理 性 的特 征 。韦伯 对 官僚 制 的研 究 主要 集 中在 对“பைடு நூலகம்性 化 ” 理
在理论方面, 西方 学者 对 官僚 制 的批 判 可 以集 中概 括 为 三
超越官僚制_行政改革的方向
与行政的二分法。根据这种二分法建立起来的政府, 理所当 然地是一个纯粹形式化的和专门的行政机构, 它的职能仅在 于执行政治所确定的政策, 这种执行政策的活动只有一个目 标, 那就是效率。威尔逊和古德诺在这里实际上已经确定了 官僚制的基本原则, 而官僚制理论模型的提出则被归功于韦 伯。 应当说,对 !" 世纪公共行政最具影响的是本世纪 !" 年 代由马克斯 ・ 韦伯提出的“ 官僚制理论模型” 。根据这种理论 模型建立起来的政府行政体系应当体现 出 这 样 几 个 方 面 的 原则: 第一, 固定的官员管辖权原则。即在政府中, 每个官员 有固定的职责, 在职责和职权范围内有权发布命令。 第二, 机 构等级制度和多层权力机构原则。即在政府中, 有一个严格 规定的上下等级体制,高级机构对 低 级 机 构 进 行 监 督 和 管 理。 第三, 机构的管理建立在书面文件的基础之上。 政府中的 各项活动都有说明书并要按照文件的规定进行。第四, 机构 中的官员由于专业化而能够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工作能力。 第 五, 机构中工作的各级官员, 只要能胜任工作, 则应保证终身 雇佣, 能领取固定薪金和养老保障金, 使官 员 的 收 入 具 有 高 度的安全性并得到社会的尊重, 使担任公职成为人们追求的 职业。由于拥有了上述原则, 官僚制体制就可以成为层次结 构分明、规章制度严格、职权职 责 明 确 、各 级 官 员 称 职 的 行政管理体系,这样的政府机关“ 能够取 得 最 高 效 率 , 在这 个意义上说, 它是已知的对人类进行必要的管理的最合理的 方法。 它优于其他形式之点是其准确性、 稳定性、 严格的纪律 性和可靠性。……完全可以正式 地 应 用 于 各 种 行 政 管 理 任 务” 。
% 握足够的信息而作出熟悉情况的决定” 这一体制在变化迅
最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权力结构理性化 精品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权力结构理性化[摘要]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总病根仍然是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
医治政治体制的弊端,必须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
推动权力结构理性化,确保公共权力科学、高效、公正履行职权,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基本路径。
本文认为应该从党政关系、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以及建设法治国家等方面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权力结构理性化。
[关键词]权力结构;理性化;政治体制改革;路径权力结构是权力系统中各组成部分以及各层级之间的相互关系。
集权和分权,是权力结构的两个面向,也是政治体制的两难问题。
权力过分集中,必然导致滥用权力,滋生腐败;权力过度分散,又会导致相互掣肘,影响制度执行力。
破解政治体制两难问题的关键,在于权力结构的理性化。
所谓权力结构理性化,是指权力配置和运行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律化。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总病根仍然是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
医治政治体制弊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既要分权,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但又不是简单分权,而是要推动权力结构理性化,确保公共权力科学、高效、公正履行职权。
本文认为应当从党政关系、横向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关系、纵向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以及建设法治国家等方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我国权力结构理性化。
一、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推进党同国家政权组织关系的规范化、制度化党的领导制度是党的领导活动所依据的原则、体制、规则和程序等。
科学的领导制度是党有效治国理政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党的领导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对于完善整个政治体制具有全局性影响。
因此,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理顺党政关系、规范党政职能,推进党同国家政权组织关系的规范化、制度化,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正确处理党政关系,一直是我们党积极探索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把战争时期形成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应用于国家社会政治事务的领导和管理。
论官僚制理论对我国的行政改革指导意义
论官僚制理论对我国的行政改革指导意义摘要:官僚制从诞生以来,一直在各国行政管理领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和影响,为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我们应该对官僚制理论进行扬弃,对其合理的内容,应该正确的借鉴。
学习;而对官僚制理论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要进行改革,从而推动中国的行政改革。
关键词:官僚制;行政改革,政府在中国,提到官僚制,就会出现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把它与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滥用职权、等严重的官僚主义联系在一起,并加以指责;另一种则认为它是工业社会时代的产物,在全球化、信息化和市场化的后工业社会的今天,它已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应丢弃到历史的垃圾堆中。
对于第一种看法,在这里只能说它错误因为罕少说明持有这种态度的人们没有真正地了解什么是官僚制和官僚主义,而把两者本质的东两混为一谈。
但对于第二种认识来说,现实并非如此。
一、官僚制理论马克斯韦伯根据权威合法化的方式对不同组织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总结,提出了系统化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基础。
他所说的理性官僚制理论是建立在合法型统治理论的基础之上的。
他所谓的官僚制是指“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亦即现代社会。
马克斯韦伯所设计的官僚制是建立在整个社会“理性化”基础之上的。
在官僚制组织中,人们的各种行动都以理性的规则为依据。
日常事务的解决是“不看人办事的,而是根据理性的规则来处理的。
”这种理性的规则的最大特点就是他的可预见性。
官僚制组织的等级原则严格,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明确,各级组织都有严格的权限范围,各级官员都有明确的职责和等级从属关系。
官僚制的每个人,无论是员还是官员都必须秉公办事,所有组织成员在法律法规组织制度面前都具有形式上的平等地位。
二、官僚制理论存在的弊端以及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中的官僚制1、官僚制的批判与弊端。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理性的官僚制理论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
在众官僚制的弊端源于它的保守性,造就它的保守性的主要原因就在十以上官僚制特征中的层级性及制度性。
浅析理性官僚制度及其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浅析理性官僚制度及其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作者:李娅琳来源:《智富时代》2018年第09期【摘要】马克思·韦伯的理性官僚制是现代行政官僚制的发展的初始基本组织形态,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然而我们也应认识到该理论存在着弊端,也受到了很多批判,本文通过分析该理论的起源、内在特征及优缺点,提出我国现代化行政体制改革该如何将官僚制理论强化和改造,使之为新时代行政体制完善发展服务。
【关键词】官僚;理性;非人格化;批判一、官僚、官僚制及理性官僚制理论“官僚”一词,在中国古代历史里被认为是在衙门里专门从事行政工作的官吏人员,同时很让人容易联想到官僚作风、官僚主义等,颇具贬义性质,但是在英文释义里则没有这层贬义,更多的是一个中性词汇。
“官僚制”这一术语则起源于18世纪中期的法国,也被称为行政集权制,是一种以效率为中心的政府组织体系,工业革命后社会化大生产对行政管理效率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需求,官僚制的产生则是很好地促进了政府管理由人治向法治,由经验管理向科学化管理转变,被视为行政管理领域一项重要的现代化管理体制。
“理性官僚制理论”则是由“组织理论之父”—马克思·韦伯所提出,他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三类合法权利:一是传统权力,由传统惯例或世袭得来;二是超凡权力,来源于别人的崇拜与追随;三是法定权力,由法律规定的权力。
其中法定权利正是理想行政机构的组织基础,在这个基础上,韦伯设计出了具有明确的分工、清晰的等级关系和详尽的规章制度,以精确、迅速、明确统一、严格地服从、节约时间、效率提升为目标,有训练有素的馆员组成政府管理机构的每个要素,就如同一台精致的机器一样,整个政府组织机构的运作就跟工业生产的机械化一样,以一种不掺杂个人情感,纯粹理性地追求效率提升。
二、理性官僚制的特征(一)科层化在官僚制结构体系中,按照职务等级或权力大小讲事务性工作结构成一个个工作单元,各层级人员或部门各司其职,专精于自身职能范围内事物,且受上级部门领导和监督,不得随意越位或未经许可而越权处理事务。
官僚制与我国行政改革探析
官僚制与我国行政改革探析官僚制是20世纪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行政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但因在全球化行政改革的浪潮中暴露出弊端而受到批评。
目前我国官僚制还处于发展不足的状态,官僚制在我国行政改革中应如何建构和发展,值得思考和研究。
标签:官僚制;发展不足;行政改革;发展在西方,官僚制凭借其形式的合理性和技术化的设计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一种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
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暴露出缺陷,又有人提出“后官僚制”理论,又称“新公共管理”、“企业化政府”、“公共管理主义”,以图弥补官僚制的不足。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对于处于一种发展不足的状态的官僚制在我国目前行政改革中何去何从,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一、官僚制理论及其变革“官僚制”又称科层制,是指一种组织结构和体制。
作为“官僚主义”是一种贬义,主要是指一种有害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
而“官僚制”是一个中性词,主要指一种组织结构和体制。
我们现在所说的官僚制理论是由威尔逊、古德诺、马克斯·韦伯等行政学家们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构起来的。
它的宗旨是注重行政管理的效率,严密的组织设计、严格地依法办事、专业化的官员队伍是该理论的三大支柱。
官僚制理论作为一种理想形态的组织体系,它具有合理的分工、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依照规程办事的动作机制、形式正规的决策文书、组织管理的非人格化、适应工作需要的专业培训机制、合理合法的人事行政制度七个特点。
〔1〕韦伯认为现代文明的进步离不开官僚制的支撑,官僚制是现代文明得以维持的组织基础和手段。
官僚制理论兴起后,在西方各国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运用,并产生了巨大影响。
官僚制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到了20世纪70年代,官僚制日益暴露出诸多弊端,由于官僚机构对提供公共物品的垄断性和缺乏“利润”诱导机制而导致的低效率;强调中央集权、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等过度张扬的工具理性主义,忽视民主,忽视价值理性,与时代发展方向相悖;对法律制度的过度崇拜,难以应付政治经济社会个性化的发展要求,其严格的纪律和僵化的规则及处事程序对人的个性造成极大压抑和摧残;官僚权力的扩张性和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导致越来越多的寻租和腐败现象等缺点。
从理性官僚制视角探析中国官僚制
从理性官僚制视角探析中国官僚制摘要:中国官僚制的现状是缺乏法律法规的支撑,人格化倾向严重,理性不足。
通过比较中国官僚制影响下的我国行政体制与韦伯官僚制存在的较大差距,因此必须借鉴理性官僚制对中国官僚制进行发展完善,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一系列完善措施以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式的理性官僚制。
关键词:理性官僚制;中国官僚制;理性;法治精神“官僚制”(bureaucracy)本意是指实施管理的社会行政机构(的特殊形式)。
韦伯设计的官僚制又被称为”科层制”,是建立于法理型权威基础上的一种现代社会所特有的,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为特征的组织形态。
这是一种合理的统治形式,理性是这种统治的基本价值取向。
作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化生产方式和法治条件下的社会治理的行政管理体制,在工业化时代备受推崇。
我国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需要理性官僚制作支撑,分析比照理性官僚制组织理论,不难发现中国官僚制存在许多的问题,必须借鉴理性官僚制对其发展完善,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式的韦伯官僚制。
一、理性官僚制理论简介马克斯·韦伯作为”合理性官僚制模式的总设计师”, 在对官僚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总结后,提出了系统化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基石。
韦伯的官僚制是建立在合法型统治理论的基础之上的。
韦伯把法理型权威(即法治)看作是现代文明的基石,并且以此为基础阐述了他的官僚制理论。
理性官僚制即科层制指的是一种权力依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和分层,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
也就是说,它既是一种组织结构,又是一种管理方式,作为一种管理方式,官僚制为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在韦伯看来,官僚制是指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是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制度。
有以下特征:1.严格的等级节制2.权责明确的规章制度3.专业化的分工4.组织管理的非人格化5.公私分明6.职业化7.工作的技术化通过官僚制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官僚制理论具有以下优点:”第一,组织存在的合法性以及依法办事。
论我国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理性官僚制与我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析 。里格斯区分出三种行政模式 : 融合型行政 、 衍射型行
政和棱柱型行政 , 它们分别对应于农业社会 、 工业社会和 过 渡 型 的社会 。我 国最 基本 的 国情 就是 处 于并 将长 期处 于社会 主义初期阶段 , 这一阶段正是过渡阶段 , 这一阶段 的行政特点正可谓是新旧并存。里格斯将过渡型社会公
二 、 性 官僚 制的 内涵 及在 我 国的 发展 现状 理 ( 理性 官僚制 的 内涵 一)
行政生态学是 2 世纪 6 年代在西方行政学界兴起 0 0 的一门以生态学的方法研究行政现象、 行政行为与行政环 境之间相互关系的行政学分支学科, 它要求对行政系统作 整体 的观察与精密 的分析 , 作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 , 从而 正确地揭示行政这一主体生长和发展的规律 , 以从整体上 把握行政过程与行政运行规律 。美国著名行政学家弗雷 德・ 里格斯的行政生态理论对分析各国的行政体制一直有 很大帮助。里格斯的行政生态理论主要包括行政模式分
( ) 二 行政 生态学分析
共 行政 的特 点归 纳为 : 质性 、 叠性 与形 式主 义 。 异 重 因此 , 无论从我 国行政体制 的现 实观照还是从行政 生态的理论分析 , 国现阶段的行政体制都表现 出明显的 我
非理性的特点 , 这不仅 削弱了行政的权威 , 也造成 了效率 的低下 , 甚至对现代化的进程和民主的发展都造成消极的 影响。所以, 强化理性 , 正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方 向。
国传 统文化思 想精髓 的补充 。我 国现 阶段 行政体制改革 的具体 路径 , " ) J 官僚制 与我 国传统文化 的互补 - e t E性 q * xA 中得到答案 。 关键词 : 行政体制 ; 理性 官僚制 ; 传统文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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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官僚制的利弊与中国行政改革
力不断增长, 正是这一过程中, 官僚制的权力逐渐在支配原来对 它加以指导的价值和目标, 从而隐含了官僚制对民主的威胁。 3. 官僚制压抑人的个性。官僚制因其严格的纪律和僵化规 则及处事程序对人的个性造成极大的摧残, 一方面表现为官僚制 结构内官僚个性的压抑: 损害个人自由, 被动、 缺乏主见和创造 力; 另一方面, 服务对象——顾客, 也受到伤害, 这一点主要源于 官僚制的处事程序。官僚制 “对事不对人” 的形式化态度最终也 压抑公民的个性。 二、 中国行政的主要弊端 鉴于以上对官僚制利弊的分析, 我们对官僚制有了比较全面 的了解。 我们要唯物辨证的看待官僚制, 不能一口说定它是好或 是坏, 我们应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 为我国的行政现代化建设所用。 不管怎样, 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的法律规则、 分工原则、 层级制 等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化时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促进了资本生产 的发展, 特别是它的法律原则要求人们以组织成员的身份服从组 织的法律, 不受支配者任意支配, 要遵循根据法律规范而设的行 政程序办事, 这些相对于传统型支配是极大的进步。虽然, 随着 全球化的进展, 有些原则其作用明显降低, 但它的功劳还是不可 小觑的, 因此要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 在当代的中国, 理性官僚制根本就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官僚 制是太少了, 而不是太多, 即官僚制不足。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两 千多年封建制度的国度,本土发展起来的传统官僚制是以儒家文 化为核心的伦理型、 非理性的。 自秦始皇实现统一确立了中央集 权的封建国家后,其采用的行政管理体制就具有明显的科层制的 特征,但这种科层制并不是现代官僚制的 “理想类型” 上的官僚制, 而是一种 “家长官僚制” ,其特征是 “相对非理性的” ,缺少契约、 法 律与理性基础,更多的是形成了君臣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从中 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今, 都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 官僚制。 目前我国的官僚制行政还存在以下弊端: 第一、 二元化的行 政功能结构。 在我国由于党在实际权力结构中占支配地位, 行政 机构就成了党的执行机构。 因此, 就形成了行政主体的二元化结 构形式。 这种结构严重缺乏理性化所要求的责任原则, 加剧了办 事推委拖拉, 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现象。第二、 政治侵夺管理。 特殊的党政权力关系使政治权力占绝对主导地位, 从而行政部门 无法和不能充分独立负责地行使管理权, 在管理过程中存在严重 的 “政治侵夺管理” 的现象。第三、 人治大于法治。我国的政治权 力有鲜明的人格性特征, 权力与特定的人紧密联系,权大于法” “ , “情大于法” 还明显存在, 法律对行政控制失效。四、 经济职能过 大。行政对经济进行了全面干预, 行政权力替代市场权力, 表现 形式是 “政府包办企业” 这样抑制了私有经济的发展。 , 近年来随 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 这种状况有所改善, 但要从根本上 改变还需改革的深入进行。 三、 中国行政改革的方向——理性化官僚制 行政学家 B ・盖伊・彼得斯认为: 对于体制转换中国家和 “ 发展中国家而言,在追求政府部门最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重视 建立一个可被预测的、 属于全民的、 正直的韦伯式官僚政府。 ” 现阶段我国行政改革的任务应是吸取和借鉴西方国家成熟 的理论与成功践行, 结合我国实际, 补充和修正官僚制行政模式, 推动中国行政管理的发展。 具体而言, 现阶段中国行政改革应重
官僚体制与传统中国的政治运行
官僚体制与传统中国的政治运行作者:李磊来源:《文化纵横》2019年第05期历史悠久、高度成熟的官僚体制是中华文明的独特现象,是国家治理的组织基础与具体体现。
对于官僚体制的历史形态,中国现代史学界大略形成了两种研究传统:一是在“专制主义论”论域中将官僚制视作君主的权力基础;[1]二是在现代性论域中将中国传统官僚体制与西方现代文官体制进行类比研究,考察其理性特征。
[2]二者的问题意识虽不相同,但对传统官僚制均进行了中立化、工具化的理解。
事实上,如果将官僚制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探究,便会发现其运作常常会南辕北辙——为制度所规范的行为在进行相互作用后,最终使得制度运行的结果背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
与其从权力组织规范的角度解读官僚体制,不如从权力运作的角度将其理解为诸多政治主体竞争与协作的场域。
无论是对政权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的君主,享有法定特权的勋贵,还是自认为对家国天下负有责任的士阶层,皆以自身的权力意志参与其间。
从消极性来看,官僚体制运作过程中的复杂性降低了行政效率,削弱了政策的执行力度。
但是从积极性来看,我们似乎还可以这样说,至晚到西汉中晚期以后,正是基于官僚体制社会基础的开放性,官场已经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之间凝聚共识的重要场域,甚至是唯一重要的场域。
中华文明的长期延续,部分归因于这一包含着政治协商、政治决策、政策执行和政治评价的政治组织方式。
“汉家制度”—从执政者立场出发的选官标准《汉书·元帝纪》开篇讲了一个故事:汉元帝为太子时,见到汉宣帝任用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获罪而诛,所以向汉宣帝进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汉宣帝闻言怒而动声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3]这段史料通常被视作西汉“霸王道杂之”国家路线的重要依据。
[4]然而细读这段对话,汉宣帝、汉元帝父子争执的中心是选官用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