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清末新政研究概述

晚清社会的整个轨迹可以沿着封建统治者清王朝在面对内忧外患实施的三次重要的新政来追寻，即洋务新政、戊戌新政以及清末新政。

这其中，清末新政是规模最大，实效最显著的一次，就其背景而言，它处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转型交汇点上；就其内容而言，清末新政涵盖了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教育改革、司法改革等各个层面；就其作用而言，清末新政无疑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其涉及到的改革措施对后世也产生了深刻而积极的影响。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对清末新政历史地位和作用影响的重新认识和定位，一批相关研究专著不断问世。

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张连起的《清末新政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侯宜杰著《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殷啸虎著《近代中国宪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清末新政的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

一、研究概况及评析近年来清末新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下面将分别作以概括和评析。

（一）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诚如亨廷顿所总结的那样：“急进的现代化……不能产生政治上的进步，反足以造成衰落。

[1]”清末新政虽然失败，但其实行的各项改革实质上已经开启了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教育以及社会现代化探索历程。

王洪涛从法制的角度化看待清末新政的积极作用，“清末的宪政改革在国家制度和政治法律生活中贯彻了民主原则和法制原则，并且取得了实效。

按照法制现代化的标准，民主原则中的分权原则、民权原则和法制原则及所包含的自由、平等都得到了体现。

[2]96-99”汪生太、程乃胜则是从动力来源分析了近代中国宪政现代化的模式，他们认为“近现代宪政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其精髓是通过权力的分立的限制尤其是国家的最高权利，保障公民的权利。

[3]13-19”而梁严冰等人是在思考清末政治体制现代化历程后作出了如下的四点反思：“第一，在政治体制近代化过程中，处于改革前沿，掌握权力核心的政治领导人物和领导集团的主导意识、能力、素质及改革具体运作中所采取的策略、方法、手段等，直接决定着改革的成败。

第二，民族涉外文化心理，是改革进程中不容忽视的一种因素，它直接影响着改革的进程和面貌。

第三，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而政治体改革又是其间最为敏感的部分。

因此，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第四，政府的信誉度、号召力和统治权威既是改革的前提又直接影响着改革具体措施的贯彻、落实和执行。

[4]40-53”研究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文章还有申在文的《清末新政政治改革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吴永明的《清末司法现代化变革原因探析》，姚顺东的《清末新政和中国近代政治现代化》，吕厚轩、王晓燕的《清末新政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徐江虹的《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起步———试评清末新政的历史地位》等。

【收稿日期】2010-01-08【作者简介】吴磊（1986—），男，河南平舆人，中央民族大学2009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政治社会学。

于春江（1981—），男，蒙古族，内蒙古呼伦贝尔人，中央民族大学2009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教育学。

近年来国内清末新政研究概述吴磊，于春江（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北京100081）【摘要】清末新政是行将灭亡的清王朝面对内忧外患局势之下而被动进行的一次重要的调适与变革，不仅如此，它也开启了近代中国向政治、经济、教育以及社会现代化探索的历程。

本文以近年来有关清末新政改革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切入点，对其研究概况进行总结和分析，并作出了研究成绩和未来研究思路的若干思考。

【关键词】清末新政；研究评析；思考【中图分类号】D6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42（2010）02-0056-04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JOU RNAL OF ABA TEACHE RS COLLEGE2010年6月Jun.2010第27卷第2期Vo1．27No.2第2期（二）清末新政实施各项的改革清末新政所实施的各项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等各个方面，改革的深度也是攀登了历代封建王朝变革的最高峰，而尤为重要的是，改革在触及君权与民权、现代官僚形态等方面的同时也积极向近代文明国家迈进了关键一步。

学界研究的清末新政也涉及到改革的各个层面，其中教育改革成为探讨最多的话题，并且角度各异。

如有的探讨此间的高等教育制度的变革，有的探讨废科举制度，也有对具体的地方的教育改革进行分析①。

其次，在宏观的制度变革研究上，王洪涛等人系统地描述了清末新政时期的法律制度（刑法、工商法、民法、诉讼法等）、宪政制度、工商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的实施，并把制度变革的特点归纳为创新性、全面性和深刻性，在评价其变革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时，王认为“清末新政是晚清走向现代化中规模最大、水平最高而影响又深远的改革运动，制度变革期间拟订了一系列经济、法律法规、章程等……为向现代工商经济体系转型奠定了基础。

[5]22-25”再次，研究新政具体制度变革的文章也颇多，这些论文都集中在教育、司法制度改革的层面，而且研究都独具视角，体现出了一定的敏锐度和创新性。

比如有观点认为清末教育改革的目的“并非培养宪政时代的一代信任或者能使国家臻于富强的人民，而是培养一种热爱王朝和始终忠于清帝的人。

而教育改革的根本宗旨还在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由于它根本不打算彻底割断和传统的联系，这种改革依旧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6]102-103”最后，司法改革中的监狱改良思想、诉讼制度改革也成为学者研究具体制度的重要主题。

（三）清末新政时期重要历史人物思想清末新政是一项浩瀚而复杂的变革“工程”，其涉及面之广，改革程度之深也决定了必然会存在着代表着不同利益集团或阶层间的较量与博弈，而从另一种角度来分析，这些活跃在清末新政时期重要历史人物的思想和行为也深刻地影响甚至左右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近年来的研究主要侧重在对慈禧、张之洞、张謇以及袁世凯等一大批重要历史人物与新政关系的分析上。

比如黎俊祥对慈禧在新政的作用进行了如下的分析：“慈禧在清末新政中起着主导作用，其改革意愿直接导致了新政的启动、开展及其转向预备立宪。

[7]18-19”吴春梅在梳理张之洞思想脉络之后，认为“张之洞对预备立宪的态度，既不是一以贯之的积极，也不是因权力膨胀而热衷，官制改革后他对立宪态度的转变，是基于他全变与渐变相统一的思想主张，并与政局演变息息相关”[8]115-119；还有对清末驻外使节宪政主张的研究，祖金玉认为，驻外使节具有走在国内政治变革前列的优良传统，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影响以及驻外使节身份和经历的特殊性，使其政治态度的激进性超越了改革方案的保守性（最典型的就是提出责任内阁要对议会负责），并演变成为封建统治的异己力量[9]32-36。

此外还有一些对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如严复、黄遵宪其思想对宪政改革影响的研究文章出现，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新政的主体“人”的研究范围和深度。

这方面的文章还有梁严冰的《袁世凯与清末官制改革》，李锦全的《论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中的慈禧》，俞勇嫔的《戴鸿慈与清末宪政运动的开端》，田东奎的《满洲贵族与清末宪政》，李玉勤的《辛亥革命前张謇立宪的政治思想和活动述评》，张锐智的《试论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对中国清末宪政改革的影响》，贺金林、秦竞芝的《唐景崇与清末教育改革》，以及陈水林的《沈钧儒与清末宪政运动》等。

（四）“资政院”和“咨议局”作为清政府实施预备立宪的两个重要的议事机构，“资政院”和“咨议局”分设中央和地方，作为形式化的议事机构，虽然它们不具有议会诸多的权力，而仅仅发挥议事的功能，但却在新政的发起和实施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成为民初创立资产阶级国家代议机构的雏形。

因此，近年来对于清末新政中两个机构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而主要的研究重点是资政院年会以及活动、资政院总裁和顺直咨议局。

韦庆远、高放等人首先详细地介绍了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的概况以及会上议案，而后客观地评价了这次年会：“它虽然没有解决什么实质的问题，……却在中国近代历史起了一些推动作用，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议员能在议场上敢于高谈阔论，抨击政府，弹劾军机大臣……这无异于在专制体制的死水内掀起了民主的微谰，使人民群众多少闻到一点民主宪政的先声”[10]。

冀满红、赵艳玲阐述了清末顺直咨议局的活动，认为：“清末筹备立宪过程中，顺直咨议局不仅开办得早，而且规制详备，调查和选举程序、议政程序基本上体现了民主国家选举和议政原则，客观上在全国造成了一种示范效应。

”在作用上，“……在清末筹备立宪过程中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启迪了直隶民众的民主意识，促进了直隶地区的社会民主化，推动了清末直隶乃至全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11]84-91”徐建平在对顺直咨议局与清末分权制衡体制的产生进行分析后，认为顺直咨议局不仅促进了地方权力的重新分配，而且为地方政治、经济改革提供了制度保障。

研究资政院和谘议局的文章还有：杜耀云的《略论清末资政院的性质和作用》，陶海洋的《浅谈清末资政院的悲剧》，于伯铭的《清末的资政院》，唐吴磊，于春江：近年来国内清末新政研究概述57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海迪、梁景和的《清末咨议局与议员参政》，徐建平的《顺直咨议局与清末直隶教育改革》，张丰清、龚鹏的《论资政院总裁》，卞修全的《资政院与清末的制宪运动》，王开玺的《论资政院中的立宪派议员》，邱远遒的《清末“立宪改官”中的资政院和咨议局》，罗华庆的《梁启超与资政院》等。

（五）清末新政与地方自治地方自治是清末预备立宪的基础和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政治现代化里程中有益的初步尝试。

有关清末新政与地方自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地方自治与民权保障、地方自治的政治参与、地方自治的官制改革、自治思潮研究等方面。

在地方自治特点上，卞修全认为，清末地方自治的明显特征是内容的完整性和实施的冒进性；在评价上，“它使许多资产阶级立宪派的代表任务加入各级自治机构……使地方政权具有了某种资产阶级的色彩，但是，由于它具有浓厚的官办色彩，加之倡办者的失策，这次运动未能完全达到资产阶级的预期的目的”[12]41-44。

范红霞等人则是从地方行政体制近代化的角度来阐述与清末地方自治的关系，并分析了地方自治的历史作用：“……虽然有诸多局限性与不足，但它却引领了近代的政治革新，助益了近代地方行政体制从省到乡镇的现代化转型，冲击了中国的专制统治体制”[13]255-257。

马宝成则是新政时期的地方政治参与进行了着重研究，他认为这一时期的地方自治尚属于精英政治（地方士绅）阶段，而政治参与则基本上是一种动员参与。

而“实质上，清末新政所引发的地方政治参与，只不过是统治者维持政权或获取政权的一种手段而已”[14]21-24。

郭绍敏以《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为中心考察清末新政时期的地方自治，认为地方自治是外部示范和内部接受合力下的产物，并存在着官治与自治的矛盾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