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与现代化关系研究综述

清末新政与现代化关系的研究综述清末新政是20世纪初，清政府在其统治的最后十年（1901～1910）所进行的各项改革的总称，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诸多领域。

新政上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之余绪，下起辛亥革命之肇始，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实质性拐点，有力的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其历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不言而喻。

因此探究新政不仅要详察其历史大背景和政策措施，更要考量其社会效果和历史意义。

现就有关清末新政的研究现状概述如下：从纵向的时间经度来讲，以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限，在此之前的研究尚未摆脱阶级革命史思想的窠臼，新政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有学者统计，1979年至1989年11年间国内发表的新政及与其相关的研究论文仅约百篇出头，而对于新政的负面评价居多，其中资料搜集始于60年代，出版于1993年，由韦庆远、高放、刘文源所著《清末宪政史》最具代表性，本书对清末新政中的预备立宪史的研究比较全面系统，为后来者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但是其所持的历史观相对保守，对预备立宪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清廷的立宪活动是一幕幕“丑剧”，预备立宪是一场“骗局”。

这种观点时至90年代后逐渐式微，但与其类似的保守型观点至今仍然存在，如彭成刚认为清末新政是“满清权贵主导的为了加强满洲贵族中央集权的改革，是怕失去政权而强行收权的一场政治运动。

”[1]因此，对末新政的研究的一个首要前提是要摒弃阶级分析法的谬误与不合理成分，回归理性与实证的研究方法，从宏观的争论向微观的实证转变，如此，才能能对晚清新政的变革予以理性的认识与评价。

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对清末新政历史地位和影响的重新认识和定位，拓宽了人们治史的思思路，一批批有关清末新政的专著和论文相继发表，从而使得对清末新政的研究持续升温，乃至成为研究热点。

尤其是随着现代代化范式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对清末新政的研究有渐趋细化与深化之势。

李细珠先生在其著作《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中，对有关清末新政的研究概况做了较为详实的叙述，笔者拾其牙慧，在这里将适当引用其文中的叙述体例，对近年来有关清末新政的研究做一简单的述评，而时于仓促，其中的著作未能遍览，只述其大概，由于笔者学年论文题为“防御性现代化的歧路——清末新政中的权威合法性危机”，因此本文的述评还将适度的述评有关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的问题。

一、有关清末新政总体性研究的概况在有关清末新政的总体性研究中以张连起所著清末新政史最具代表性。

张连起积十余年之力著成该书，就清末新政的目的、纲领、性质、历史地位等重大间题提出独到的见解，是一部研究清末新政的开拓性的力作。

他认为清末新政是清末新政是一场“缺乏乏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和积极参加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应当说该观点较之韦庆远观点大胆而前卫。

而就其新政历史地位，他认为清末新政堪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北洋军阀、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等中国近代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相比肩。

作者还进一步理清了清末新政的思想渊源，认为清政府实行新政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发展、承接洋务之余绪,并在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方面引起突出的变化，“清末新政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创造了条件,铺平了道路”，并得出“清末新政又是整个近代改革活动之集大成”的结论。

[2]笔者以为其对清末新政所作的评价似有拔高之嫌。

（），而萧功秦所著《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一书，则独具理论魅力，本书虽非研究清末新政的专著，但却以2/3的篇幅论述了“走向现代化的第三次选择——清末新政“，作者认为就变革的广度与深度而言，清末新政的重要性远超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

此外，作者还根据对待立宪运动态度的激进与保守程度的不同，将立宪运动的政治势力分为原教旨的保守派、立宪缓行派、钦定宪政派、协定立宪派、民主立宪派，并分析了由于各派的政治立场与观点主张的冲突，引发了新政过程中的矛盾。

同时作者总结出权威的流失、政权的社会整合能力丧失、改革幅度过大、改革速度过快、不能把握最佳时机、改革的上下缺乏共识是新政失败的重要原因。

[3]但是本书在微观层面的实证性研究尚显不足，对史料的运用还不够充分。

同时，作者的立论有为改革者找托词之嫌。

由此，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激烈抨击。

李工在《也谈清末新政的失败——与萧功秦先生商榷》一文中，言辞激烈的抨击了萧功秦的论点，并进而指出，“清末新政中的统治者们不愿放弃‘祖宗之法’，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放弃享用的特权，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不愿放弃受到荫庇的旧体制。

唯其这些‘不愿放弃’，才使清末改革不能从正义出发、从公正做起，才使清末新政一波三折，最终裹步不前；才使改革变成了有名无实的装点门面，才出现了人们批评的‘虚假改革’、‘换汤不换药的内阁’才使清末新政的深化改革错失良机，并最终搁浅”。

[4]萧李论战为人们客观人们客观而理性的认识清末新政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提供了一种多维的尺度。

二、有关清末新政专门领域的研究概况正如前文所述，由于现代化范式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新政研究在渐趋深化的同时趋于细化。

学者不仅根据新政的不同措施分门别类的加以研究，同时还将新政史研究与地方史研究相结合，或者将某一历史人物与地方新政加以研究，本文笔者仅就与自己学年论文联系较为密切的预备立宪运动和文化教育改革进行简要的概述，其他相关的研究论题略而不述。

1、预备立宪关于预备立宪，其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除前文所述韦庆远、高放、刘文源所著《清末宪政史》之外，侯宜杰所著《20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本书系统叙述了20世纪初的政治改革运动，即宪政改革，严格区分了“立宪运动”与“预备立宪”两个概念。

本书对的论证有一定的深度，为此课题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除此之外，还有近年来由高旺所著的《晚清中国政治的转型——以清末宪政改革为中心》一书，本书从政治学的视角，将晚清宪政改革置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坐标系内，重点分析其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对晚清政局的影响，并探究导致这次改革失败的原因。

作者认为清末宪政改革初步奠定了现代的政治体制，在取得一些现代化成果的同时，也加剧了清政府中央集权的衰落，并成为辛亥革命爆发的诱因。

作者还从财政、文化、政治力量博弈等多方面分析了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

[5]关于立宪运动，见诸报端的论文以分析其宪政改革造成的社会效果和失败原因为多。

程华认为，清末宪政以法典化形式开创了中国宪法的历史；其立宪成果多为中华民国所继承；宪政运动还提高了民众对民主宪政思想的认识，向其传播了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理念；清末宪政是中国政治制度走向现代化的可贵开端。

与此同时作者对清末宪政的道路与模式进行了深刻反思，认为清末君主立宪制道路较之辛亥革命具有更强的历史与现实的合理性，同时，认为下层社会启蒙运动不彻底是宪政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

[6]李雅柳认为，清末宪政改革是统治阶层为了救亡图存的一剂灵丹妙药，这种实用功利的目的，妨碍了他们对于宪政内涵和价值的深度认识，同时由于缺乏法律文化传统的呼应，最终导致了新政的失败。

[7]汪清源则总结了清末立宪幻灭的四大原因，君主立宪制“水土不服”；官制改革的倒退，突出表现在皇族内阁的成立；民间立宪派“生不逢时”；慈禧太后“嗜权如命”。

[8]2、教育改革清末新政时期，停废科举是一项影响近代中国至为深远的重大决策。

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以刘大鹏、朱峙三两位乡村士子的日记为基本史料，对于所谓科举制度废除与四民社会解体及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观点提出修正。

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士”阶层，在社会结构里虽随科举停废而消失，但众多士子却在诸多渠道中经过重新分化组合，而继续掌控着各种权力资源，占据社会权势的重要位置。

[9]有关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曹寄奴认为，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变革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必然结果。

它不仅是传统教育与西方教育的冲突过程，而且是传统教育迎接挑战、扬弃自身、进而实现创造性转换的过程。

书院改学堂、现代学校教育体系的创立、科举制度的废除、学部等新式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教育宗旨的厘定，构成清末新政时期教育变革的五重变奏曲，除旧与布新同时并举，传统教育的变革深入到制度层面，全面启动中国教育体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可以说，曹文肯定了清末新政中教育改革的诸多成果。

[10]而李凤则则在肯定教育改革的进步性的同时，同时就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发。

李文肯定了教学内容近代化、教学方法科学化、教学组织形式班级化、师资新型化等办学特点。

但同时指出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发展不均衡、课程开设率不达标、教育投入不足、入学率/以及各地毁学事件时有发生等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在当今的教育发展中仍然存在。

因此，对新式学堂的发展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1]关于留日学生在清末新政中的作用。

尚小明的《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具体考察了留日学生在清末筹备立宪、教育改革、新军编练、法制变革等方面的种种活动。

[12]关于文化方面，彭平一，在《论清末新政时期新旧文化的转型》一文中，以书院改学堂和科举制的停废为考察中心，详细论证了以中体西用为文化观的旧文化体系向新文化体系的转变，进而分析了新的文化体系与旧的文化体系在其内部结构的核心和内部构成方面具有明显的区别。

[13]三、清末新政与现代化关系研究概述近年来，现代理论已经成为研究清末新政的基本理论，学术界也已经认识到清末新政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当然，百家殊言，各见其异，运用现代化的理论对新政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范式予以研究，其关键意义在于，在还原历史本相的基础上，古为今用，从而发挥历史的现实指导意义。

笔者一向钟情于宏观理论的研究，因为运用合理的宏观理论对微观的历史史实予以研究，可以廓清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抓住历史的主脉，从而以点带线，以线织网，真正把握大历史的脉络。

理论的魅力要远远大于史实的阐述中国进行现代化理论的研究，成果最著者当首推罗荣渠先生，罗荣渠先生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模式成为“应变式现代化”，即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采取的应变策略，是将变革纳入祖传的体制，器物层面的变革是为了维护皇朝的统治，并指出清朝的应变式的变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非结构性的保守性的现代化变革运动。

清朝自洋务运动至灭亡，中国的改革都是在西方步步紧逼的形势下为应付危机而仓促进行的小修小补。

[14]由于罗荣渠先生所作的是宏观的现代化理论研究，所以微观层面的实证性研究尚未涉及，但是他的现代化理论为后来者提供了一种思想范式，拓宽了后来治史者的研究思路。

现代化理论本身作为一种从西方舶来的社会理论，决定了较之我国的现代化理论研究，西方对我国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水平远出其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