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洋务运动时期国人对外观念的转变及意义

浅析洋务运动时期国人对外观念的转变及意义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深深震撼了中国人，在西方列强面前，过去“天朝上国”“泱泱大国”的尊严丧失殆尽，“天朝礼制”土崩瓦解。

洋务运动虽然不可避免地以失败告终，但是在举办洋务的过程中，中国人的对外思维方式和对外观念逐渐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转变对中国迈向现代社会、融入现代世界体系具有深远的意义。

标签：“天朝上国”；“夷夏”观念；现代性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深深震撼了中国人，在西方列强面前，过去“天朝上国”“泱泱大国”的尊严丧失殆尽，“天朝礼制”土崩瓦解。

为了与西方列强交涉，也为了振兴国力，统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决心举办“洋务”，创办涉外机构。

洋务运动虽然最终失败，但在洋务运动过程中也使国人的对外观念和思维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变，这种转变对中国摆脱封建思想束缚而逐渐迈向民主与科学道路具有深刻的意义。

一、近代以前国人对外思维方式浅析1.“夷夏”观念的形成。

以夏为中心的观念形成于龙山时代（距今约5000—4000年）的晚期，由于当时居住于黄河中游一带的夏人所处地理位置正好在中间，四周是周、商等部落，由于居中而得“中国”之名，所以最早的“中国”就是指夏人所居之地，最早的中国人是夏人。

此后以“夏”为中心，慢慢形成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称语，有时干脆就把“夏”之外的族群统称“夷”，“夷夏”观念就这样慢慢地萌芽发展。

这种观念在后来又有所扩大，甚至认为中国还是世界的中心，在发展水平上居于绝对优势地位，而居住在周边的“夷”处于未开化状态。

可见，夏与夷之间不仅存在着地域上的差别，而且主要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区别。

又加上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居于正统地位的儒家学派历来强调“夷夏”之别，因此，“内诸夏、外夷狄”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认知结构，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面对异质文化时的一种习惯性的无意识心态，中国历史上的“夷夏”观念就是这样形成的。

2.“中央帝国”“天朝上国”的对外关系思维方式。

由于古老的中国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明中心区的概念，所以“中央帝国”“天朝上国”和“泱泱大国”的心态在传统中国人的心里油然而生，每当中华民族在面对异质文化的时候就难免表现出妄自尊大、盲目蔑视的对外思维方式。

如，在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除对屡屡构成主要威胁的西北部游牧部落实行以军事控制为主的手段之外，对周边其他少数民族主要实行安抚政策，把与他们打交道的事务看成是藩务、夷务，后来设立的这种机构也叫理藩院。

而对印度支那、朝鲜半岛及其他东南部地区则建立了相对稳定而更具礼仪性质的宗藩朝贡体系，这种体系实质上就是国人“宗藩”“夷夏”秩序的国际化表现。

中国从汉朝就开始就建立了东亚宗藩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各藩属国在礼仪上尊奉中国为“上国”，他们向中国“求册封定名分”，以取得中国的承认与保护，同时各藩属国按期向中国献上贡品以维持这种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

自从汉朝建立东亚朝贡体系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有继承了这种朝贡关系，至鸦片战争以前，历史上与中国有从属关系的国家主要有：“安南（越南）、缅甸、锡金、尼泊尔、暹罗（泰国）、南掌（老挝）、高丽（朝鲜）、琉球、苏禄（今菲律宾）等。

”[1]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异质文化的入侵，传统中国的“中央帝国”“天朝上国”的心理走向破灭，“夷夏”观念的对外关系思维方式再也行不通了，在强大的外力面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逐渐转型。

二、洋务运动涉外机构的创立和国人对外观念的转型1.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在对外交涉中没有专门的办事机构，有关外交事务分别由礼部和理藩院兼管。

但是礼部和理藩院既无专门外交办事机构，又无专职外交人员，因此正常的外交活动难以开展。

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外国列强强烈要求清政府设立专门的外交机构，1860年清政府被迫设立抚夷局。

《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公使正式进驻北京，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于1861年1月在抚夷局的基础上正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虽然是一个买办性的行政管理机构，但从对外关系的角度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对中国近代的外交思维方式的转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的设置填补了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没有专门外交机构的缺憾，这是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大事件，意味着中国藩属体制的彻底终结和近代外交新格局的逐步形成。

从此，中国人的“宗藩”“夷夏”观念逐渐淡化，国与国之间的平等观念逐渐形成。

2.设立南、北通商大臣。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英国逼迫清政府开放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五个口岸，为此清政府设置五口通商大臣，1873年后改称南洋通商大臣。

在总理衙门成立时，清政府又设置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大臣，1870年清政府裁撤三口通商大臣，设立北洋通商大臣，除负责三口的对外交涉、通商、海防事务外，还负责办理招商、电报、煤矿、铁路以及训练北洋海陆军、统辖海关关税等事务。

南北通商大臣的设置，标志着此前清政府从未有过的专门对外进行经济交涉的国家机构开始产生，此后中国与外国的贸易关系得到迅速发展。

这种情况改变了中国人以前的宗藩关系思维：藩属国定期来朝贡宗主国，宗主国秉承“薄来厚往”的原则予以回赐。

现在这种宗藩礼仪性的对外思维关系逐渐地被打破了，国与国平等的贸易关系逐步形成。

可见专门对外经济交涉机构的产生对近代中国人的对外思维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3.设立同文馆。

随着对外交涉事务的增加和洋务运动的开展，清政府迫切需要大批熟悉外语和外交事务的人才，也需要大批精通技术的人才，因此，清政府在成立总理衙门的同时，批准设立同文馆，这是一所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和科学技术的学校。

此后，上海、广州等地也设置了类似机构。

同文馆的开设，培养了一批翻译人才、外交人才和科技人才，而且对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西学传入做出了贡献，也使国人对外视野更加开阔了，改变了以前泱泱大国蔑视外邦的妄自尊大的心态，逐步树立了虚心向别国学习长处的开放思维观念。

可以说，同文馆的设立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

虽然以上这些机构基本上都是为了应付外国侵略者的需要而设立的，但这些机构的设立，不仅给晚清中央行政体制增添了些近代化的色彩，而且打破了长期以来中国人闭关自守、故步自封的传统观念，使中国人逐步以开放的姿态，平等的观念迈向近代化并与世界接轨，同时所有这些机构的设立对近代中国人对外观念的转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洋务运动时期国人对外思维转变的重要意义1.洋务运动逐步冲破了传统的“夷夏”观念。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夷夏”观念根深蒂固，泱泱大国风范处处昭然。

由于这种以自我为中心而蔑视四邻的观念，所以自古就将华夏对外邦的事务称为“夷务”。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对外事务仍然称“夷务”，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才改称“洋务”。

而且以前的封建统治者认为，从古以来只有“夷”学中国，没有中国师“夷”的，认为师“夷”有失体统。

所以，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没有为朝廷采纳，被搁置了二十年。

当列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一败再败，这时的清政府才再次看到了自己的衰弱，从而感到有学习西方的必要，”师夷”才被迫提上议事日程。

虽然洋务运动只是一次低层次的学习西方运动，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2]的前提下并未能触及中国政治制度的根基，但是在对外思维方式方面，洋务运动标志着传统中国的“朝贡体系”和“夷夏”观念开始解体，使中国逐渐形成了具有现代性的世界观念。

2.洋务运动中创立的涉外机构，使国人的管理思维开始发生转变。

由传统的“衙门”管理思维向西方近代管理思维转变。

比如，在洋务运动中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它与旧部院比较起来在管理方式上就吸收了一些西方管理理念，如机构精简、分工办事、人有专责、禁止捐官、厉行节约、奖惩分明、严格考核、激励勤勉、杜绝奢靡等，虽然这些理念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并未完全得到贯彻，但这对国人对外思维转变的转变具有重要作用，至少让国人意识到：西方的管理理念讲求效率，比晚清衙门式的管理方式好，这种思维的转变，有助于克服传统的夜郎自大的藩邦观念，对中国后来逐步融入世界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3.在洋务运动中，派出了中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生，这不仅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而且对后来中国的政治发展起也到了积极作用。

因为随着留学生的归来，西方的民主共和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这有助于国人逐步摆脱封建专制思想，转向民主共和思想。

事实证明，那些留学生回国后不仅为当时正在进行的洋务运动提供了人才支撑，而且其中一些在二三十年后还成为对中国有较大影响的知名人士，如后来詹天佑扬名京张铁路、梁敦宜成为外交总长、唐绍仪担任民国第一任总理、蔡绍基就任北洋大学校长等等。

所以派遣留学生的举措，对近代中国逐步迈向民主共和的政治发展方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4.在洋务运动中建立了现代的通讯、出版、铁路等事业，加快了信息的传递，使当时的人们看到西方现代化的各种因素，开了眼界，从而也培养了一些现代意识和风气。

同时洋务运动对改变国人闭关锁国的旧思维从而为中国走向开放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洋务运动不可避免地受到封建官僚体制的抑制和阻碍，它的改革目标不可能达到。

甲午海战的惨败，宣告了洋务救国策略的彻底失败。

这个教训是深刻地说明：现代化过程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有机统一，其诸向度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只单纯地学些西方技术去提高军事装备，是不能使中国过渡到现代化的。

因此，虽然洋务运动使国人的对外观念发生了一些转变，但在当时封建势力的阻碍下，这个转变和转变的意义是有限的。

参考文献：[1]谢俊美.宗藩制度的瓦解及其对远东国际关系的影响[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5）：42.[2]熊志勇，苏浩.中国近现代外交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