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睿 公民治理视域下的四川省基层社会组织建设实践
探寻契合点

第41卷第3期2024年6月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Sciences)探寻契合点:乡村微治理的实践策略①以横村农居庭院美化项目的推进过程为例郭晗潇[摘 要] 乡村微治理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它是指在乡村日常生活中开展的精准㊁细致㊁有效的治理实践㊂近年来,乡村微治理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成为乡村治理研究的重要方向㊂本文以浙江省安吉县横村开展的农居庭院美化项目为田野考察对象,研究乡村微治理的实践策略㊂研究发现,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村两委采用了探寻契合点的策略:探寻国家发展战略与村民观念的契合点,并推动后者向前者趋同;探寻具体工作方式与文化本土性的契合点,消解乡村微治理过程中的阻力;探寻工作目标与村民利益的契合点,达到利益均衡,实现合作共赢㊂可以概括为观念趋同策略㊁消解阻力策略和利益均衡策略㊂乡村微治理的实践策略体现了多元治理主体的治理逻辑,呈现了乡村微治理的转型态势㊂[关键词] 微治理;乡村振兴;实践策略;农居庭院[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乡村微治理实践策略与有效机制的社会学研究”(23CSH086)㊂[作者简介] 郭晗潇,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讲师㊂①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的指导,特致谢忱㊂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来,我国乡村基层治理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革㊂过去以行政命令为中心㊁以集体组织生产为劳动形式的乡村治理结构解体,逐渐形成了农民自主组织生产㊁乡村基层组织承担公共事务㊁维系基层社会秩序的乡村治理结构㊂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要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构建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完善自治㊁法治㊁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促进农业强国建设和乡村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共同富裕㊂一㊁乡村微治理:研究视角与文献综述近年来,乡村微治理引起了学界关注,成为乡村治理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㊂乡村微治理是在乡村日常生活中开展的精准㊁细致㊁有效的治理实践,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㊂与一般意义的乡村治理不同,乡村微治理关涉乡村公共事务㊁公益事业㊁乡村社会秩序等与村民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不仅与国家战略㊁政策法规相关,还与乡土文化㊁村民行动㊁思想观念以及治理主体间的互动有关,如民间纠纷解决㊁乡村公益事业发展㊁乡村环境整治等,均属于乡村微治理的范畴㊂乡村微治理的策略是指在乡村微治理的过程中,治理主体间的互动方式以及采用的具体手段和方式方法㊂乡村微治理是精细化社会治理的重要形式与路径,也是乡村治理精准化㊁具体化和细微化的体现,是福柯所说 权力的末梢”(Foucault,1980:102)细微而又鲜活的呈现㊂当前关于乡村微治理的研究尚不多见㊂对于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总结相关研究成果㊂理论层面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内涵与价值研究两个方面㊂(1)阐述微治理的内涵㊂乡村微治理是治理理论在公众日常生活治理中的运用,其基本特征是精细化(包先康,2018)㊂微治理将乡村治理中自上而下的制度权力与自下而上的生活需求相结合,通过治理空间划分和治理单元下沉,推动乡村治理转型(丁波,2023)㊂(2)探讨微治理的实现路径与应用价值㊂微治理能够化解基层治理中自治和他治的双维困境(程同顺,魏莉,2017)㊂社区微治理通过制度赋权㊁社区赋权和技术增能等机制,可以促使社区单一权力结构得到改善(尹浩,2016)㊂实践层面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具体机制与对策建议两个方面㊂(1)分析乡村微治理的具体机制㊂例如, 村改居”过程中网格化管理模式所包含的微治理机制,在 开放空间技术”场景下社区微治理的新型治理模式等㊂也有学者基于 制度与生活”理论视角,分析乡村微治理的生成逻辑与运行机制㊂一方面,乡村微治理能够有效应对村民自治下沉的制度环境,回应村民差异化的生活需求,及时处理日常生活实践中的 微事务”;另一方面,微治理以村民小组为治理单元,构建 微共同体” 微网格”和 微组织”等内在要素,推动乡村治理共同体再造㊁治理方式重塑和治理资源整合(宁华宗,2014;丁波,2019)㊂(2)提供关于乡村微治理的对策与建议㊂刘桃和包先康(2021)通过对皖北W 村的个案分析发现,高额彩礼造成了农村家庭日常生活的困窘,并提出从秩序㊁福利两个层面建构一个由 宏”至 微”的多主体治理体系,以缓解农村高额彩礼带来的冲击㊂乡村微治理作为基层治理体系下沉和精细化的有效治理模式,能够实现治理主体㊁治理方式㊁治理内容和治理规则等要素的转变㊂已有研究提出的微治理分析框架,拓展了乡村治理研究的视野,对于有效应对村民自治下沉的制度环境㊁回应村民差异化的生活需求以及处理乡村治理中的 微事务”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㊂但当前关于乡村微治理的研究仍有不足之处㊂第一,相关经验研究不足㊂大部分研究关注微治理如何可能,集中于前端学理性讨论,少有人挖掘微治理具体实践的经验性后端,尤其缺乏对乡村微治理实践策略的研究㊂第二,研究区域和研究范围有待拓展㊂现有文献大多集中于城市社区微治理模式的运作过程和实践困境,对乡村微治理关注较少(丁波,2023),尤其是对乡村微治理的策略研究较少㊂策略因人因㊃701㊃第3期 郭晗潇:探寻契合点:乡村微治理的实践策略㊃801㊃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年地因时而异,考察乡村微治理的具体策略能更深刻地反映乡村治理的过程与问题㊂本文以浙江省横村①农居庭院美化项目(属于乡村治理的具体事件)为例,采用实地考察㊁观察㊁访谈㊁座谈等研究方法,从中发现主体间互动的方式,进而总结提炼出乡村微治理实践中各行动主体的应对策略㊂二㊁项目缘起:从公共环境美化到农居庭院美化随着我国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农村居民开始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表现之一就是更加关注家居的舒适和美观,注重自家庭院的绿化和美化㊂在横村,可以看到家家户户的庭院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美化㊂这种现象在农村地区并不常见㊂经过实地调研,笔者了解到这是横村村两委统一组织㊁统一规划推广农居庭院美化项目的成果,而非村民自发自为的行动㊂考察横村的新面貌要从2005年说起㊂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在安吉县余村调研考察时,从认识论的角度首次提出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思想;8月24日,习近平在‘浙江日报“上发表了‘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一文,提出 绿水青山可带来金山银山,但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的观点, 两山”理念重要思想已见雏形㊂2017年, 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同时,党的十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强化和凸现了 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的表述(黄承粱,2018)㊂至此, 两山”理念正式成为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㊂中国的 美丽乡村”建设发祥于浙江省,安吉县又是 两山”理念的诞生地,地处安吉县的横村在县级政府的支持下,积极参与 千村示范㊁万村整治” 十万农民饮用水” 美丽乡村精品村创建”等项目,摘掉了 贫困村”的帽子,村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村集体经济收入大幅提升㊂2021年,横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5600元,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达561万元㊂2015年伊始的美丽乡村建设是横村摆脱贫困㊁走向富裕的重要实践节点㊂时任街道农业农村办公室副主任的罗箭调任横村第一书记,负责调解横村村两委与村民之间的矛盾,主导横村的美丽乡村建设工作㊂彼时在县政府的指导下,美丽乡村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㊂横村的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原计划只包含乡村公共环境的整顿,如整顿村庄整体环境㊁拆除违章建筑㊁ 五线”下地以及村庄公共环境绿化等㊂罗箭独具匠心地提出,在整顿公共环境以外,村民自家的庭院也要进行美化,以使横村整体上呈现出更加美观㊁整洁㊁宜居的村容村貌,农居庭院美化项目由此诞生㊂横村农居庭院美化项目由村两委组织规划,带领村民对自家庭院进行美化改造,①按照学术惯例,文中相关地名和人名已作化名处理㊂以与村庄美化后的公共环境相适应㊂有学者提出考察乡村问题的 制度与生活”理论视角,其中,制度是以国家名义制定并支撑国家各个层级和部门代理人行使其职能的正式制度;生活是社会人的日常活动,既包括各种权宜性生产的利益㊁权力和权利诉求及生活策略和技术,又指涉相对例行化的民情和习惯法(肖瑛,2014)㊂类似横村这样由村两委出面,有组织有计划地带领村民美化自家庭院的现象,实质上是乡村权力对村民日常生活的介入㊂村两委作为制度的代理人,是乡村微治理的主体之一,其与另一个乡村微治理实践主体 村民,在推进农居庭院美化项目这一具体的乡村微治理实践过程中,会有什么样的互动,各自的策略又是怎样的呢?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以行政命令为中心㊁以集体组织生产为劳动形式的乡村治理结构中,农户与村集体的利益冲突并不突出,政府的意志与决策往往能够顺畅地得到贯彻㊂乡村治理结构转型之后,乡村基层组织的功能转变为承担乡村公共事务㊁维系基层社会秩序,功能的转变必然伴随着工作方式和实施策略的转变㊂显然,村集体的治理目标与农户的利益之间存在一定的缝隙,需要在二者之间找到契合点以弥合这些缝隙㊂那么,横村在开展农居庭院美化项目过程中,是怎样找到这些契合点的呢?三㊁观念趋同策略:探寻国家发展战略与村民观念的契合点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推行,乡村的发展策略也有所转变㊂这种转变不是向 农业主义”或 农村偏向”发展策略的简单回归,而是在城乡协同论的基础上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 重点论”(叶敬忠,2018)㊂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农村社会转型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这不仅意味着价值取向的改变,也是社会行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的改变(文军,2017)㊂国家层面希冀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恢复乡村的主体性,展现乡村文化的独特性㊂中国农民自古以来追求的是 私”的利益,即只关心自己家庭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利益(林语堂,1988:184)㊂因此,探寻国家层面的乡村发展战略与农民个人层面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之间在观念上的契合点尤为重要㊂在农民经济收入大幅提高之后,营造美观㊁舒适的居家环境无疑也是 追求美好生活”的题中之义㊂罗箭到横村任第一书记时,已经认识到要想克服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的重重阻碍,就必须让村民意识到国家乡村振兴的战略思想与村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是一致的㊂罗箭为何提出进行农居庭院美化呢?他认为,在县级政府和村两委的领导下,横村的公共环境已经达到美丽乡村的基本要求,但村民的一些生活需要并未得到真正满足㊂开展农居庭院美化项目的最初灵感源于上级领导在横村视察时的一次对话㊂㊃901㊃第3期 郭晗潇:探寻契合点:乡村微治理的实践策略㊃011㊃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年在上车的时候他(领导)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觉得现在(乡村)最突出的矛盾是什么?我觉得现在我们能够提供给老百姓的需求,老百姓都有哪些需求,我们没办法去满足㊂(2019年8月21日,横村村两委办公楼,罗箭)罗箭认为这种需求就是村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其中包含了对优美的乡村环境的需求㊂在公共环境基本建设完成后,村民私人居住环境的建设同样重要㊂老百姓需要的不仅仅是漂亮整洁的公共环境,也关注自身能够获取的利益㊂罗箭提出必须将生态环境建设与老百姓的实际利益挂钩,让他们真正理解美丽乡村建设可以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㊂我们浙江老百姓渴望发展,文化经济发展欲望很强,从逻辑关系上老百姓是能够接受的㊂环境搞这么好,有这么好的环境才能有后面的经济发展业态,做零售之类的㊂那么环境就是我们家有资源,资源越好以后你们的财富越多,老百姓很接受㊂我把环境保护好了,弄漂亮以后可以赚更多的钱,就是资本,白话就这么说,老百姓是绝对能够接受的㊂(2019年8月21日,横村村两委办公楼,罗箭)当村民接受了优质的环境资源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的理念后,美丽乡村的建设就会顺畅得多㊂有学者认为,乡村中超出家庭的功能性组织运转的基本逻辑是克服内部的分离力量,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将组织力量内化到村民心中,让村民对功能性组织产生文化上的认同,使村民认为这个组织是 我们”的组织(贺雪峰,2007)㊂罗箭就采取了这种策略,将 美化环境”这种游离于农民群体之外的观念转变为 大家”的观念,村民养成保护㊁美化环境的习惯之后,横村村两委与村民之间的观念就会趋同,矛盾自然就迎刃而解了㊂农居庭院美化项目的推行是横村村两委为村民谋福利的一次具体实践,也属于乡村微治理实践㊂在项目推行初期,横村村两委首先采取的措施是资金支持,村两委出钱补贴农居庭院建设,每个家庭1000元,农户自行选择庭院内部绿化设施㊂横村妇女主任张兰对具体做法做了详细的说明:我们村班子开会,决定给每户人家做一个花坛,每户补贴1000块,在外面上班没空做的,村里会帮着做㊂如果村民认为自己的美化意识比较好,想做一个3000块或4000块的,除村里补助的1000块外,其余的钱要自己出㊂(2019年8月15日,横村村两委办公楼,张兰)横村80户农户每一户都得到了村两委1000元的庭院花坛补贴㊂村两委还给每一户发放了两个木箱或铁艺花坛及免费花种,用来装饰庭院㊂这种资金支持让村民切身感受到了美丽乡村建设为他们带来的实在利益,有益于加强村民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解与支持,寻找到国家发展战略和村民 追求美好生活”在观念层面的契合点,使后者向前者趋同㊂横村村两委实施趋同策略时还采用了许多具体的工作方法㊂例如,为了进一步深化村民的观念,在农居庭院美化资金支持的基础上进行了知识普及与审美教育㊂这项工作由横村妇女主任张兰分管,她分享了自己的具体做法:培训是学习,只有通过培训才能把上级领导的思想观念传递给村民㊂要有人来听,但是没工资他们怎么会来,不可能的㊂我们以前是发一点肥皂㊁牙膏或者毛巾等㊂后来因为有了绿化㊁美化庭院的观念,我们就不发这些实用品了,而发洒水壶㊂你们家种花了是要洒水壶的对吧?或者给一些其他有关庭院绿化的东西,如花籽㊁一盆花㊂另外,我们每年都要开运动会,运动会的奖品也是这样,得一等奖的村民发大一点的花,得二等奖的村民就发小一点的花㊂(2019年8月15日,横村村两委办公楼,张兰)为了深化村民的庭院美化观念,张兰将各种活动的奖品和礼品都换成了与庭院美化相关的实用物品,将庭院美化融入村民日常生活㊂在使用这些奖品和礼品的过程中,村民会深化对庭院美化观念的认知㊂村两委在项目建设的过程中,并没有采用行政命令㊁强行灌输的工作方式,而是引领㊁培育村民的审美观念,使其与国家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一致,再进一步将审美观念转化为农居庭院美化行动㊂也就是说,找到国家乡村发展战略与村民对美好生活追求之间的契合点,尽量使二者趋同,是农居庭院美化项目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基础,也是乡村微治理的具体策略㊂四㊁消解阻力策略:探寻工作方式与文化本土性的契合点在项目启动阶段,村两委的工作策略是着力探寻国家乡村发展战略与村民对美好生活追求之间的契合点,尽力使二者趋同㊂通过宣传教育㊁资金支持㊁免费发放物资等方式,使村民认同国家的乡村发展战略,在行动上乐意配合村两委㊂在全村实施农居庭院美化项目这个问题上,村两委与村民达成了共识㊂进入项目实施阶段,当乡村权力介入村民的日常生活时,不可避免出现矛盾与冲突㊂在项目具体运作的过程中,村两委采用的工作方式既需要符合国家乡村发展的政策目标,也需要考虑到乡村社会的文化本土性问题㊂探寻工作方式与文化本土性之间的契合点,减少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阻力,缓和乡村微治理主体间的矛盾冲突,是乡村微治理的实践策略之一㊂在中国乡村社会的现实生活中,面子机制是日常交往的主导控制机制(赵锋,2016)㊂在村民彼此相识的熟人社会中, 爱面子”是常见的现象,也是中国乡土文化的特质之一㊂村两委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采用的工作方式与 爱面子”的本土文化特质相契合,有益于项目的顺利推进,横村村两委正是采取了这一策略㊂为了进一步落实农居庭院美化项目,横村村两委在2016年出台了一项 美丽家庭”长效管理评比政策:每个自然村由业主管理委员会成员㊁党员志愿者㊁生产队长㊁㊃111㊃第3期 郭晗潇:探寻契合点:乡村微治理的实践策略㊃211㊃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年妇女队长等10人组成绿化卫生评定小组,采取村与村之间交叉评比的方式,每个季度按照 美丽家庭”长效管理评比表的标准为每一户农居庭院打分,并根据得分情况评选出一㊁二㊁三等奖(所有农户都会获奖),张贴在村内告示栏,给予一等奖200元奖励㊁二等奖160元奖励㊁三等奖120元奖励,奖金从村两委拨付的自然村管理经费中支出㊂村两委及业主管理委员会主动协助得分最低的住户查找原因并帮助整改㊂横村村两委制定具体工作策略时充分考虑到村民既 要面子”,又不能 伤面子”㊂将每次 美丽家庭”评比的结果张贴在村口的公告栏是罗箭的想法,这与他之前做小学教师的个人经历密不可分㊂学校的各项考试与考核均会进行排名,罗箭将他之前的生命经历有机联系到目前的工作中,现在的工作方式是他早期人生经历的一种积累性结果(李钧鹏,2011)㊂奖惩不是目的,排名结果 很难看”才是奖惩制度起作用的根本㊂排名出来以后,排在最后很难看,所以对老百姓有刺激㊂老百姓呢,这个钱他不是很在乎,关键是面子上的事情,因为每个月的排名都贴在广场那里,老百姓稍微看看,我家一等奖,你家三等奖㊂所以这个机制建立了,他(老百姓)都要面子,关键是这个面子㊂(2019年8月8日,横村村两委办公楼,罗箭)罗箭将 爱面子”的本土文化特质融入具体工作中,促进庭院评比活动的进行,在村民中形成浓烈的 比学赶帮超”氛围㊂有学者认为,面子是一种 社区性货币”,通过正向的褒誉机制和负向的排斥机制可以实现社会治理㊂ 面子”丰厚的人,能从村庄社会中获得很高的声望评价; 面子”贫乏的人,会被社会边缘化(董磊明,郭俊霞,2017)㊂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横村,村民很在意每次评比的排名,他们真正在意的不是金钱奖励,而是希望能够挣到这种 社区性货币”㊂虽然各奖项之间金额差距不大,但是 面子”就是最好的激励机制㊂妇女主任张兰在设置奖金金额时是这样想的:我觉得差距不用拉得太大㊂因为大部分农户其实基本上是差不多的㊂差距拉得太大了,怕起副作用㊂最后一名是三等的,其实一二等是奖了,第三的不是奖了,对吧?我说也要有钱的,但是不要拉得太大㊂(2021年1月8日,张兰家,张兰)金钱刺激不是最终目的,对生活水平较高的横村村民来说,奖金的激励作用并不明显㊂排名的结果张贴在村口告示栏,排名在前会给村民带来 脸面”,获得高声望评价才是村民的内在追求㊂因此,村两委最终的决定是获得一等奖的家庭奖励200元,获得二等奖的家庭奖励160元,获得三等奖的家庭奖励120元㊂如果相差太大,有的人会觉得我们其实只相差一点点,你家一等奖我家三等奖,相差一两百块钱的话,有可能会起副作用㊂特别是有的人可能素质不太高,我钱这么少,你钱这么多,可能会把垃圾扫到大路上,这种情况也会有㊂当时我们提出来差距小一点,每户人家(平均)多一点,弄得好的多几块,弄得不好的少几块,但是你都在扫地,这个钱是要给你的,对吧?这样相对来说副作用少一点㊂(2019年8月16日,横村村两委办公楼,张兰)奖项金额差距不大也有利于保护村民的 面子”,使村民不会因为一个评比活动彻底丧失 面子”,成为乡村的越轨者,进而影响村庄的稳定性㊂面子机制的社会治理功能作用于日常生活的各个微观领域,横村村民蔡淑芬在农居庭院评比活动中从三等奖上升至一等奖的故事就深刻体现了面子机制的乡村治理功能㊂蔡淑芬原先在距离横村一公里的转椅厂上班,2014年退休,有个儿子在县城工作并结婚,平时主要生活在县城,周末偶尔回村看望父母㊂蔡淑芬的丈夫管理着一个装修工程,工作比较忙,蔡淑芬平日在家打麻将㊁侍弄花草㊂她特别喜欢吃自己种的菜㊂在第一次 美丽家庭”评比中,蔡淑芬得了三等奖,但是她认为自家的地扫得很干净,应该得一等奖,于是她给张兰打电话询问原因㊂张兰首先肯定了蔡淑芬的勤劳,同时向她解释了评比表的规定㊂我说我每次去的时候你(指蔡淑芬)是蛮勤劳的,经常看见你在扫地㊂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㊂我就把评比表拿出来,评比表不是有扣分项么,基本分是100分,加分项是10分 加分项是庭院美化和绿化,比如说你家种了一些新品种,特别赏心悦目的,加10分㊂(2019年8月16日,横村村两委办公楼,张兰)接到蔡淑芬的电话后,张兰当即拿出了她的评比表一一对照,查看扣分的原因,并给当时负责打分的横村业主委员会主任张东明打电话,询问得到三点扣分原因㊂一是蔡淑芬家有生锈的铁衣架,影响美观;二是菜地里的塑料薄膜被风吹得很响,同样影响美观;三是她在公共区域种南瓜,属于破坏绿地㊂尽管蔡淑芬家的庭院打扫得非常整洁,但因为上述扣分只能得三等奖㊂不能获得高分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加分项,也就是蔡淑芬除了村委统一给每家农户做的庭院美化项目外,没有额外对庭院再做绿化与美化,所以没有拿到额外加分㊂横村业主委员会主任张东明告诉笔者,他去检查的时候大部分农户都能够做到包干的公共区域和自家庭院干净整洁,这并不是难事㊂基本项大部分农户都不会扣很多分,但是附加分就很难得到了㊂在张兰找出蔡淑芬没有获得一等奖的原因后,张兰是这样解决争议的:后来我就打电话,说了这三点,她说是这样的是吧 后来她也没说什么,因为这是事实㊂我后来也跟阿姨(指蔡淑芬)说,这个菜你就这次收掉,下一次不要种了㊂这个是村里公共绿地,不然下一次分数又要扣掉了㊂这种蛮简单的整治,老百姓很重视的 面子很重要的,我们村里的人其实都㊃311㊃第3期 郭晗潇:探寻契合点:乡村微治理的实践策略。
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机制的探索与创新——以成都邛崃市为例

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机制的探索与创新——以成都邛睐市为例♦齐世香吴益锋摘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城市社区治理长效稳定的主体参与机制,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邛T市以建立驻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履行社区治理责任评价体系为主题,于2019年成功申报为新一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
本课题围绕“实验区”的建设实践,剖析实验区建设中的题提出,以ST"全国社区治新典范,为城市社区治共同体构机制创新提供可推广可借的样本。
关城市社区治同体机制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人民生活的空间共同体,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是重塑社会关系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载体。
无论多大的城市,都是由社区这个基本单元组成的,城市治理关键要夯实社区这个基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的社区治理模式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利益阶层和利益群体更加多元,社会自治空间和组织更加活跃。
习近平总书记指岀:人民生活显著改,生活的更加,更的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更可的社会更平的生更的更的更的生活。
城市的,大市民的基本生活是在社区满的。
,社区治理体系的社区治理平社区开利,无满社区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
大社区,满社区民多元多的公共,多元主体成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亟待研究的新课题。
2018年来,市社区民多层的社区的,社区关单社区治理,,岀城市社区治理的一种新制、新路子。
一、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时代意义2017年6月12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并实施的《中共中央国院关于加和城社区治理的意见》,旨实现党领导下的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民自治良性互,全面提升城社区治理治科学细平和组织程度,促进城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城社区治理进顶层设计,社区治理划了目标、指明了方。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岀要打造共建共治共的治理格局,其中社区多元治理是重要组成部,是新时代加和创新社区治理的重要战略部署。
“共共治共享作者简介:齐世香(1989-),女,湖北建始人,中共邛5市委党校干训中心副主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基层治理。
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文件

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文件
川老区研〔2018〕5号
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
关于下达2018年度立项课题的通知
各课题申报单位:
经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评审,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报四川省教育厅批准,你单位下列同志申报的课题已被列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项目”(见附表)。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接此通知后,请及时告知各课题负责人,及时组织开题,督促课题研究。
2、请课题负责人在中心网站下载《科研项目责任书(2016年修订版)》,认真填写,签字盖章,并于2018年9月20日—30日邮寄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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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3、请告知课题负责人认真阅读《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结题实施细则(2015年修订版)》(可在我中心网站上下载/showinfo.asp?id=334),并按要求进行课题研究,及时办理结题手续。
4、课题资助经费将于课题结题后统一划拨。
特此通知。
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
2018年7月5日
主题词:立项课题资助经费通知
制发: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
附: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2018)立项课题及经费资助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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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2018年立项课题及经费资助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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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成效与再认知——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

Media Convergence媒体融合68 传媒∷MEDIA 2021.1(上)四川省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成效与再认知——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文/李 莉 许志强摘要:2020年新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在中华大地打响。
1月24日,四川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给处于探索、发展阶段的183家四川省县级融媒体中心开启了一场更为严峻的“实战大考”。
在这场战“疫”中,县级融媒体涌现出了哪些建设成果,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启发?基于此,本文从四川省县级融媒体的建设成效入手,对其属性和价值进行了再认知,希望能有效利用县级融媒体进行正能量的聚合与传播。
关键词:县级融媒体 国家治理 建设成效 新冠肺炎疫情为确保疫情防控工作贴近基层、贴近一线,做到“人在哪宣传就到哪”,四川省县级融媒体创新思维,24小时连轴运转,充分发挥其主流权威、地缘文化、深入基层、融合传播、多点推送等优势,除使用传统的海报、报刊、广播、电视外,还广泛使用创意短视频、动漫、H5、可视化新闻、移动直播等新形式,通过全方位服务、全链路联动、立体化播报实时报道战“疫”战况,让权威声音占据基层舆论阵地,在汇聚强大精神力量的同时,彰显了县域主流舆论阵地的功能与价值,担起了“四全媒体”使命,不仅直接考量了县域媒体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水平,而且展现了媒体融合发展的新面貌与新希望,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
一、县级融媒体在战“疫”中的作用在此次战“疫”中,县级融媒体充分运用融媒优势,以多渠道发布、多元内容呈现、及时权威辟谣、移动优先与互联网下沉等手段打出系列“组合拳”,在汇聚全民战胜疫情的决心和信心的同时,形成了全民参与、群防群治、群防群控的良好局面。
1.权威发布,借助主流媒体传递战“疫”最强音。
权威消息的正确、全面与实时发布,是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重点与关键。
疫情暴发后,县级融媒体及时地传达各级党组织与人民政府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以及各类工作部署。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与思考——以浙江省上虞区379家社会组织为例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与思考——以浙江省上虞区379家社会组织为例赫林;徐金刚【摘要】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多元主体之一,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和实践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在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中的作用发挥也越来越明显.本文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为主题,通过对上虞379家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作用发挥现状、典型案例的剖析,查找当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最后从社会组织要加强自身建设、政府要加强扶持力度、政府与社会组织要实现良性互动等三个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期为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提供参考.【期刊名称】《理论观察》【年(卷),期】2019(000)004【总页数】4页(P100-103)【关键词】社会组织;基层社会治理;上虞区【作者】赫林;徐金刚【作者单位】中共绍兴市上虞区委党校,浙江绍兴 312300;中共绍兴市上虞区委党校,浙江绍兴 3123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916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多元主体之一,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和实践者。
近些年,社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日益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组织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数量规模已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000多个发展到今天的70多万个。
① 数据来源于2017年8月民政部副部长顾朝曦在部分全国性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工作交流会上的讲话。
但在具体的实践中,社会组织自身建设以及作用发挥上仍存在不少问题,仍没有很好地找到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的最佳平衡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治理方式的推进。
增能视角下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145-1 研究背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战略要求乡村治理应实现治理有效,但当前我国乡村振兴存在产业发展单一、生态环境恶劣、不良乡风蔓延、基层治理低效、贫困问题突出、农民主体性缺失等问题,这些问题不破解,就谈不上实现乡村振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指出,“要加快推动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加大政府购买力度,吸引社会工作人才提供专业服务。”指出了社会工作作为一个着力于帮扶弱势群体,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顺利转型的学科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大有可为”[1]。因此,笔者希望通过反思当前我国乡村振兴面临的主要问题,从多元主体增能的视角探索新时代背景下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可行性路径,以期为推进我国乡村振兴的发展进程提供一定参考借鉴。2 当前我国乡村振兴进程中的主要问题2.1 产业发展单一农村产业发展单一,经济发展滞后是局限我国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由于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制结构制约,我国农村发展水平相比城市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体现在产业发展单一且落后、经济增长缓慢及居民收入偏低等多方面。究其原因可以了解到,受到农产品收益下降、农业风险增加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弃耕而选择进城务工,这虽然可以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但也带来一系列问题,一方面导致了农村的“空心化”、三留人口的剧增,这就导致农村人口数量及质量急速下降。另一方面人口外流会导致田地无人耕种甚至土地被废弃,如果不及时做出改变,长远来看,未来中国可能要由原来的粮食产量大国变为粮食进口大国。2.2 生态环境恶劣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是制约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由于地方政府对农村环境治理重视不够,农村现代化和环境保护技术薄弱,与生态保护相关的基本公共设施不完善,导致人与环境的关系不密切。更重要的是,一些高污染的工厂和企业已经迁移到农村地区,这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农业生产环境,导致土地资源、空气质量等难以在短时间内恢复。2.3 不良乡风泛滥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和文化软基础。但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冲击,许多传统美德已发展“畸形”,传统的乡村民约失去规范功能,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也有所下滑演,农村社会俨然成为一个“攀比之风盛行”“婚丧嫁娶铺张浪费”“彩礼水涨船高”“封建迷信及赌博之风盛行”“传统孝道文化变淡”的社会,严重影响了农村的有序发展,导致村民价值观扭曲,长期以往极易形成贫困的代际传递[2]。2.4 基层治理低效基层治理问题是农村发展的基础性议题,探索有质有序的乡村治理模式是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路径。当前,农村人口外流造成了治理主体的缺失,留在农村内的村干部多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及乡村治理知识,难以适应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要求。此外,在现实中众多村民委员会忽视了自治的权力,未能发挥其自治作用,多沦为为乡镇政府落实工作安排的组织,导致村民对村干部的的信任感逐渐弱化,农民开始对基层治理失去信心[3]。增能视角下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研究王超悦(辽宁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摘要]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要求乡村治理实现治理有效。但目前我国农村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普遍存在产业发展单一、生态环境恶劣、不良乡风蔓延、基层治理低效、贫困问题突出、农民主体性缺失等问题,解决这些困境需要“人心”的回归,因此亟须从乡村多元主体的视角对农民进行“增能”,从而破解乡村振兴难题。而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和服务方法等具有亲民属性、增能属性,能够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基于二者的契合性,将农村社会工作的实务路径落实到乡村中多元主体的增能中,从政策、产业、文化、科技、农民主体等角度促进人的主体性、自信心和本土认同,并形成互助网络,使其更有“能力”,从而实现真正“自助”。[关键词]增能理论 乡村振兴 社会工作[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收稿日期] 2021-10-25[作者简介] 王超悦(1998—),女,辽宁台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工作。王超悦:增能视角下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研究乡村振兴-146-农村经济与科技2022年第33卷第4期(总第528期)2.5 贫困问题突出当前我国已经顺利完成了“脱贫摘帽”的工作,但现在农村还存在不少贫困问题及容易导致返贫的因素。主要体现在:第一,医疗体系不健全,医疗卫生水平低下。当前农村的医疗水平还比较低,想要“医好病”需要到周边大城市,同时,医疗支出也让众多本不富裕的农村家庭雪上加霜,因病返贫的现象普遍存在。第二,教育存在“空洞”。由于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大量留守儿童的教育事业由文化水平较低的祖父母辈承担,在此背景下的隔代教育不仅会造成留守儿童偏差行为的产生,并且长期以往将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产生大量的长期性贫困人口。第三,不少地区还面临气候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发、农民愚昧懒惰等问题。2.6 农民主体性缺失社会治理创新离不开村民的积极参与,但当前乡村治理的实际状况为农民主体性缺失,乡村治理行政化严重。实际生活中,农民往往忽视了自己“当家做主”的权利,参与意识淡薄、参与能力低下,在乡村社会中习惯性的遵从村长、村支书、村干部的指令。这就导致新型农村建设只是“自上而下”的任务传达,过程中缺乏了农民的真正诉求部分,以致农村基层自治工作难以开展。尊重农民意愿是发展乡村振兴的前提要求,如果过程中农民的主体性缺失,势必会造成政策和民意的不对称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性也会大打折扣,以致难以看到乡村振兴的成效[4]。
协同理论视阈下乡村治理数字化的四维分析

协同理论视阈下乡村治理数字化的四维分析
李砚忠;李全伟
【期刊名称】《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24(26)2
【摘要】数字乡村建设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
通过构建乡村治理数字化“主体—过程—要素—空间”的四维分析逻辑考察我国乡村数字化治理的实践历程,发现我国乡村治理数字化进程中存在着主体单一、过程单向、要素不均以及空间分割的四重困境,致使“数字官僚主义”“数字孤岛”“话语霸权”和“精英俘获”等现象凸显。
因此,在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基础上,促进乡村数字治理过程的双向化,提升数字治理网络的能见度,加速治理要素在一体化空间中共享开放式流动,是乡村治理数字化由“单向管理”转向“多元治理”,由“点线相隔”转向“纲举目张”,由“条块分割”转向“全域协同”的实践所需,是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的优化路径。
【总页数】14页(P70-83)
【作者】李砚忠;李全伟
【作者单位】河北省“乡土文化与乡村治理研究中心”重点基地;河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61
【相关文献】
1.协同学视阈下的乡村治理模式研究——基于乡镇政府与农民组织关系的探析
2.四维协同治理:乡村振兴视角下广西民族地区乡村生态系统优化研究
3.协同治理理论视阈下的形式主义治理路径研究
4.数字化协商:协商系统理论视阈下的基层治理新形态——基于我国苏浙川三地实践经验的分析
5.“制度—权力—技术—个体”:乡村治理数字化下农民主体性重塑的四维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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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中心治理视域下中医医共体建设实践及完善对策

多中心治理视域下中医医共体建设实践及完善对策
赵明明;严峥;钱爱兵;宋桂萍;季晓东;黄梦达
【期刊名称】《中国医院》
【年(卷),期】2024(28)6
【摘要】县域医共体是构建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突破口,具有解决医疗服务体系碎片化问题、提升县域医疗卫生资源整体效能等现实意义。
国家支持中医医院牵头组建县域医共体,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可及性的能力。
因此,本研究在梳理中医医共体建设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基础上,根据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核心思想,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规则、治理目标等层面分析江苏省江阴市中医医共体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多中心治理理论视域下,提出完善中医医共体建设的政策建议:加强规范中医医共体建设多中心治理主体;持续完善中医医共体建设多中心治理体系;协同构建中医医共体建设多中心治理规则;共同追求中医医共体建设多中心治理目标。
【总页数】3页(P45-47)
【作者】赵明明;严峥;钱爱兵;宋桂萍;季晓东;黄梦达
【作者单位】江阴市中医院;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R197.3
【相关文献】
1.县域中医院医共体建设新闻宣传工作实践探索——以长兴县中医院医共体建设新闻宣传工作为例
2.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下我国县域医共体建设发展研究
3.精准治理视域下欠发达地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实践与价值分析
4.新医改视域下县域中医医共体高质量发展建设路径研究——以常熟市为例
5.基于城市医联体、县域医共体背景下三级胸痛中心建设实践与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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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睿 公民治理视域下的四川省基层社会组织建设实践——以成都市 作者:李 睿 (四川省民间组织管理局,四川 成都 610016)
来源:《社团管理研究》2010年第10期 [摘要]公民治理是社会公共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建设中的社区社会组织在公民治理的领域用。四川省成都市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一,摸索建立在党组织领导下,以政以居民自治为核心,各种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多元基层治理机制。探寻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动性的新方式,对构建新型和谐社区,解决构建公民治理社会面临的问题具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公民治理;社区建设;社区社会组织 [中图分类号]C912.2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李睿,公共管理硕士,工作单位:四川省民间组织管理局,从事社会组织建设与
“公民治理”理论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美国学者博克斯等学者提出。该理论往的“官僚中心”行政模式转变为“公民中心”治理模式,博克斯认为21世纪将是公民治治理的核心机制是公民参与,具备现代公民意识和健全的公民资格的公民应在公民治理中处地位[1]。公民治理模式是这样一个模型:公民、代议者和公共服务者在治理社区的过程中一起加公民本位的共治模式。其中,公民是社区的决策者、执行者,他们是社区的主人;公共服务者是治理的咨询者、协调者、促进者、辅助者和服务者,而不是传统行政模式下的决策者、控制者。立回应社区所有居民的要求。 由此可见,公共服务者是公民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社区社会组织则作为公共服务者中来将成为主导力量)在公民治理的架构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公共事务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一书中指出:“规模较小的公共池塘的资源占有者可能通过自治组织来有公共池塘资源。”[2]基于以上因素,笔者选择了“规模较小的公共池塘”——成都市社区社会组一、成都市社区社会组织产生的现实背景 2007年,成都市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国务院正式批准,成为继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市是四川省省会,西南重镇,面积12390平方公里,万人。共辖9个区、10个县(县级市),其中街道系统共有285个街道,下辖1857个社区。在化和公民治理体制改革的进程中,随着社会各项事业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结构关系的不断变化,社理日益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社区内的社会组织建设作为社区建设与公民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面还是政策层面,都有诸多问题亟需深入研究。 随着成都市城乡一体化实践的深入,对基层公民治理机制提出了新要求。成都市各级党委把基层治理机制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一项紧迫任务来抓,着力强化基层自治功能,扩大基理结构,构建在党组织领导下,以政府主导为基础,以居民自治为核心,各种社会组织广泛参与机制。成都市的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始于改革开放,主要是由民政部门主导推动、其他多个政府部其主要实施者为街道办、社区居委会等。2005年,一项对成都市12个社区进行的题为“社区居评价”的调查显示:“满意”或“很满意”的居民共占17%,“一般”为56%,“不满意”为满意”有3%[3]。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社区服务的行政化倾向与社区自治存在矛盾;资金缺体系进一步建设;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尚未形成体系,需要不断完善;社区服务人员的专业化、职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服务体系的程度各地很不均衡等。 产生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社区服务体系的建设主要依靠政府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尚未社区服务不能满足居民需求,社区服务成为政府单方面的作为,居民没有被广泛吸纳进来。而根的《“十一五”社区服务体系发展规划》,成都市将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进行建谓才刚刚起步。因此,需要引入民间力量,尤其是社区社会组织的大力参与。根据十七大提出的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要求,成都市按照议行分开、政经分离的思路,积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议事会为决策主体,居委会为执行主体,监事会为监督主体,以社区服共服务网络,群众团体及其它组织为重要补充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即“131N”模式:强化一个部);健全三个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议事会、监事会);发展一个服务主体(社区服务中心区社会组织。 二、成都市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与发展 根据成都市政府2009年38号文件,成都市未来将以建设大社区为目标,区级政府派出化、试行市政府直接治理的大社区治理模式,实现市政府治理与大社区自治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在展社区社会组织,实行大社区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的社区合作治理民治理。 (一)制定政策,明确工作目标和措施。成都市民政局结合市政府文件精神,制定了《成都社区社会组织的规划纲要》等指导性文件,将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工作列为民政的重点工作目化、量化到全市九区十县。 (二)降低门槛,简化手续。采取“先发展、后规范,先备案、后登记”的办法,结合成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适当简化登记程序。如成都市锦江区,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情况和社区建设情况,将社区社会组织筹备为5天,会员数量由50个降低为30个,开办资金从3万元降低到1万元,并积极为其联系街道务主管单位,从而将一大批社区社会组织纳入登记管理范畴。 (三)分类管理,登记备案两手抓。在众多社区社会组织中,规范活动类组织,壮大公益类组织,完善维权类组织,防范利益诉求类组织,把社区社会组织纳入制度化、规范化发展轨道记条件的,由区、县民政局授权社区服务中心(站)进行备案,发给备案证书,并用正规社会组制度、档案制度等进行规范,同时每年进行年检。备案期限为两年,到期达到登记标准的,做到一个;未达到登记标准的,继续备案。 (四)培育典型,建立新型孵化模式。对社区中发挥作用积极、深受居民欢迎,但缺少活动的社区社会组织,进行分级评估,加大扶持力度,引入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BOT孵化器模式区建立“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作为孵化器,通过“BOT” 模式即“build-operate-transf营-移交),帮助初始起步、松散的、规模较小的社区社会组织,形成规模效益,提升其在社区响力和带动力。 (五)购买服务,实现政社双赢。成都市将政府购买服务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写入文件,在市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清单中,将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公共就业服务、社会保障服务、法律服务、养老服务等服务外包项目正式纳入成都市集中采购范畴。由财政列支专项资金,向社区社会组织项或批量采购金额一次性达到 50万元以上的服务类项目,市政府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 三、成都市大力建设社区社会组织的重要意义 在成都市的各个社区,社区社会组织在促进基层民主建设、服务社区居民、活跃文体生活、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社区社会组织的建设是实现居民自治的重要阶段 居民自治是实现社区公民治理的根本目标取向,而社区社会组织是吸引社区居民融入社区的载体。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广泛程度和有序程度,是衡量社区民主化水平的“风向标”。由社发、自愿成立的社区社会组织,本身就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产物,其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为社区自治的组织方式和参与公共决策、参与社区发展的渠道,提高居民参与公共决策和社区事务的积社区民主化的程度,最终达到最大限度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之目的[4]。如成都的彭州市(县级市灾区)丹景社区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自治作用,适时成立了“家园重建层群众唱主角,政府当“抓手”,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大力度的基层社会组织参与管理与服务(二)社区社会组织的建设是社会组织承接政府社区服务职能的有益探索 在原有的体制中,社区居委会是政府的“腿”,“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林林总总的行政的检查和任务,让社区居委会不堪重负,无暇从事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5]。以社区服务中心(站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将很大一部分原应由社区居委会承担的或社区居委会无力承社会组织来承担。前者如发放低保、办理证照,后者如管理流动人口、无业人员就业、救助困难全依赖政府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而社区社会组织所具有的民间性、志愿性、群众性、公益性等特政府职能的延伸中满足社区群众不同层次的利益需求。 以成都市成华区社区服务站(性质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对外承包试点为例,成华区将95个务对大学生“发包”, 探索建立一种校地、社区、企业等多方参与合作大学生就业创业合作模式创投。大学生通过志愿服务(Volunteer service)、实习和顶岗锻炼(Practice)、促进就业创业(Emplo起步在基层(社区)——提升在企事业(机关单位)——就业在身边(与见习单位关联的社团或社区通过VPE锻炼的优秀大学生还可直接出任社区服务站的CEO。此举不仅有效带动了社区建业提供了空间,也为社会工作储备了人材,在社区服务工作的“社区孵化”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三)社区社会组织的建设是开展公益服务有效途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企业不愿承担、政府又难以承担的社区服务需求,常常成为困扰居为社区中的老年人、青少年、妇女等特殊群体提供的各类公益性服务,因缺少有效的社会对接机得不到利用,潜在的资源得不到挖掘,居民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具有公益性、志愿优势的社区社会组织恰恰是承接这类无偿或低偿服务项目合适的载体。根据日本冈山市的市民交验,社区层面的公益服务的供给,社区社会组织比政府组织更能发挥潜力与优势[6]。它可以把政的规划、驻社区单位对社区服务的支持、社区居民的公益心等,转化为成社区公益行为,满足社求,优化社区服务。 如成都市锦江区龙舟路社区志愿者协会,在当地街道办解决部分经费、无偿提供活动场所等的大力扶持下,从只有几人的松散小团体发展到拥有80多名会员,组建5支志愿者团队,涵盖正规社团,在当地引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等媒体对此进行了专(四)社区社会组织的建设有助于满足社区居民多层次、多元化的精神需求 形式多样的社区社会组织是吸引居民陶冶情操、强身健体、自娱自乐的有效载体和平台。书等组织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不仅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满足了广大社区居民的精神与心为居民的交往和沟通搭建了舞台,倡导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创造健康向上、文明和谐的有效推动了社区建设。如成都市的武侯区浆洗街社区,社区服务中心积极协调老年合唱团、太极会等组织,开展多种多样的文体活动,采取支部加协会、协会带群众的方式,通过支部牵头、协与,形成了“每季一主题,每月一特色,每周一活动”的良好局面。各组织经常举办健身、台球、棋极大地丰富了居民的文化生活。 (五)社区社会组织的建设有助于维护社区社会稳定 公民治理的实现首先要基于一个稳定且正常运行的社会机制。在社会转型期,各阶层利益不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在社区里,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利益。业主、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外来务工人员、非公经济组织人员都各有不同利益。一些矛盾不能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释放,法规进行调解,就会逐渐积累形成社会冲突,引起社会动荡。除了要建立相应的利益平衡政策外的利益诉求纾解管道。社区社会组织就充当了这一角色,它一方面作为为个体提供利益诉求的平优势把分散的个人意见和利益诉求以集中、理性的方式向政府及时反馈,另一方面接受政府委托作,消解社会矛盾,成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缓冲带”和“润滑剂”。 以成都市成华区的建设路社区为例,该社区是一个国有企业破产改制后由原企业工人住宿区社区。在企业改制期间,企业工人多次集体上访,并采取围堵政府、阻塞道路等形式反应诉求。区的工人自发组成维权协会,在社区居委会的监督下以合法方式反映问题,成功解决了改制问题不稳定因素。 四、成都市社区社会组织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实践证明,社区社会组织在构建成都市和谐社会方面做出了有益贡献。但从总体上看,还存约了其作用的进一步发挥。以管理相对规范的社区社会组织为例,笔者向成都市内20个社区3织发放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调查问卷,共收回有效问卷295份。问卷调查显示,优惠政策缺失